你好，欢迎来到《邵恒头条》，我是给邵恒代班的李翔，这是我给邵恒代班的第25天。
脱不花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李啊，公司的两个天问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怎么赚钱？第二问题是，你要怎么增长？
其实岂止对公司，下到个人，上到国家，都是如此。如果要在当前我们面对的所有大问题里，挑出一个最大的问题，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增长。俗话说，一白遮百丑，增长就好像是那个“白”。只要经济还在以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在发展，所有问题，用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的话，那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言外之意，是随着发展就可以解决的。
越重要越出问题。我查了下，2020年6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预测今年全球经济是4.9%的负增长。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只有中国会出现1%的增长，其他都是负增长。当然，今年情况特殊，因为有新冠疫情。但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大家就已经在头疼经济增长的问题。中国经济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自然地调整放缓；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经济体，在通过包括减税、不断降低利率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为什么经济增长会放缓呢？先给你介绍下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两个解释框架。
一个解释框架是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来的。他把全球化背景下的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发展经济学里面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刘易斯拐点”。它指的是，在工业化早期，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会被吸纳到城市工业中，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到一定规模，所有剩余劳动力都已经进入工业经济体系，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稀缺，这个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根据刘易斯拐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拐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资本稀缺但劳动力过剩，经济增速快，但人均收入不高；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这个阶段因为劳动力稀缺，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进入到一个消费、储蓄和投资都在上升的阶段。这个阶段，几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进入到被追赶阶段，资本会流入到那些成本更低、回报率更高的国家。
三个阶段，经济增长越来越慢。西方社会大概在70年代进入到第三阶段，当时主要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追赶。现在日本、西欧和美国等都进入到了第三阶段，而中国仍然处在第二阶段。
第二个解释框架是经济史学者戈登（Robert Gordon）提出来的。戈登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增长的起落》。这本书在西方超红。他提出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其实并不是发展的常态。在整个经济史上，真正在高增长的时期，就是从1820年到1970年这150年。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回答是，之前的经济增长是由涉及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伟大发明驱动的，这里面包括铁路和公路等交通网络、自来水燃气和电话网络、以及跟电有关的各种电器创新。但是在1970年之后，人类的创新虽然眼花缭乱，但是主要集中在跟娱乐、通信有关的领域。有点像那句玩笑话：你想要会飞的汽车，创新给你的是140字的微博。
再来看另一个问题，经济为什么会增长？如果有了答案，照着做，岂不是就发达国家。
是不是因为可以避免增长放缓，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快增长?所以，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才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像过去四十年的中国的经济一样，高速增长？
我知道你可能心里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比如对外开放、激活企业家精神等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答案真的这么明显，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迅速复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呢？假如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你怎么才能确定，当你向中国学习的时候，能够分清楚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和因果性？
好，其实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为何会增长，也有解释框架。
一个非常著名的框架叫索洛模型。提出者是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索洛模型非常强调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资本稀缺的经济体相对于富裕的经济体，增长会比较快，因为新的投资能带来的经济上的产出会更高。同样，储蓄率高的经济体，资本会更充裕，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根据索洛的理论，班纳吉夫妇得出了两个推论。一个推论是，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快速增长阶段之后，增长会放缓。所以，美国和欧洲在经历了二战后的增长黄金年代后，开始放缓。按照索洛的理论，只有技术的进步才能打破这个放缓的趋势，带来新的增长。
第二个推论是，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经济状况会趋同。只要拉长时间段，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会缩小。
索洛的理论其实跟戈登的悲观看法是很吻合的，也就是除非你能证明马上就有堪与工业革命媲美的大创新，否则人类就会进入低增长时代。
索洛的模型在经济学里被称为是外生增长理论，因为他认为增长是由资本和技术这两个外生变量驱动的。与之相对的，是2018年诺奖得主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按照罗默的理论，一个国家对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是增长的动力来源。
索洛模型想说的是，穷国可以通过储蓄和吸引投资来加速经济增长。罗默模型则说，如果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富国，那么穷国要从自身的政策上找原因。穷国可以通过投资教育、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业和企业家精神、鼓励外国公司直接投资，避免严格的监管、避免高税率等等制度上的措施来寻求经济的高速增长。
不过，一年后也拿下了诺奖的班纳吉夫妇，对此有一些疑虑。
第一个意见是，制度是环环相扣的，很容易搞错因果关系。比如说吧，一个国家保持良好的教育水平，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一个有能力发展教育的政府，大概率也有能力去做好其他事情，比如修公路修铁路。所以，有可能不是教育水平好导致经济高速增长，而是导致教育水平好的那个原因，比如说政府治理能力强，导致经济高速增长。
第二个意见跟减税有关，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识，减税可以增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因此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班纳吉夫妇说，其实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税收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从美国来看，1936年到1964年间，最高税率超过77%，有一半时间超过90%，直到1965开始，政府开始降低最高税率，之后逐渐降低到30%左右。但是从那之后的经济增长率来看，低税率显然并没有带来更快的增长。因此，严谨地说，很难断定税率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因此，虽然大家都对增长非常着迷，班纳吉夫妇却对增长是否有现成方案没有信心。
他们还引用一位学者对2006年世界银行一份研究增长的报告的描述。非常刻薄：“关于如何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一个由21位世界级领导者和专家构成的委员会、一个由11位名人组成的工作组、300位学界专家、12场学术研讨会、13场磋商会、400万美元的预算，忙活了两年，给出的回答大体上是：我们不知道。”
问题来了，那怎么办？
班纳吉夫妇给了三个答案：
第一，负面清单。简单说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有一些事情铁定不会让经济增长：恶性通货膨胀、过高的固定税率，政府全控控制私营企业。不过，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多少政府会真的去实行这些极端政策。
第二，非典型增长策略。索洛和罗默都是从总体视角去思考经济增长和资源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需要新的资源，比如资本、技术、创新思想，来推动经济的增长。非典型增长策略强调回到经济体内部，通过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推动经济的增长。
他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发现问题往往出在没有办法利用好已有的资源上。比如，印度渔民只需要简单地配上手机，就可以改变了当地渔业。有了手机，渔民就可以知道哪一个市场顾客买不到鱼，哪一个市场已经有太多渔民在那里卖鱼，自己不用去了。手机解决了供需错配问题。
再比如，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产业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得到资本的支持的。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选择通过国有银行投资或者产业扶持的方法，来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
第三，放弃对持续增长的执迷。对增长的痴迷，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有没有促进增长不知道，但是却确定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比如一些税收政策的调整其实只是让富人更加富有。
此外，如果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收益，那么增长越快，结果往往容易适得其反。
总结一下，对于经济增长为何会放缓，以及做什么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们搭建了不少模型。但是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班纳吉夫妇却对增长持有悲观态度。在他们看来，首先，经济学家们仍然没有搞明白到底怎样才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很多打着增长旗号的行为，可能负面作用大过正面作用；
其次，追问为什么增长，为什么不增长也许是个错误的问题，应该放弃对增长的执迷，不要再为了增长而伤害社会。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李翔，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