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你很在乎的事情，如果这件事看上去大局已定，还有没有方法可以影响结果呢？这里给你介绍一位律师的方法和经验。李翔知识内参采访了得到大学第0期学员刘立杰，他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位前法官，曾在法院工作了十年，其中一半的时间在写作和总结，另一半时间在办理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他如今就职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这家事务所在全国刑事辩护领域排名前列。
在刘立杰看来，当一个律师接到一个案子时，其实整个大概的局面是明确的，关键是要找到能够影响结果的那个局部因素。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局部因素呢？刘立杰分享了他的三个心得。
第一，“每下愈况”，搭建知识树。这里的“每下愈况”是指，越向下、越深入推求，就越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刘立杰曾在法院工作过10年，其中一半的时间都在审理案件，他在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经济与职务犯罪审判庭，以及负责死刑复核的审判庭都工作过。作为法官，刘立杰会把每个案件的每一本卷宗都看完。看完之后，他会搭建出一个大概的法律框架，这个框架就像一个知识树，有树根、核心的树干、树枝和树叶。框架的每一部分都会有来自不同卷宗的证据来对应它、补充它。这听上去容易，在刘立杰看来，阅卷宗是一项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因为当你看完了全部卷宗后，可能大多数内容，对于定罪量刑等案件的核实事实来说，没有实质的影响。但“这个活必须得做，如果你不做的话，那么你就把握不了这个事物的全局”。
第二，“以正合，以奇胜”，通过细节找到高格局。刘立杰引用了吴军对“以正合，以奇胜”这句话的理解，即：成功的第一要素是要走正道，不要老想着出奇制胜。这里的走正道，其实就是用笨方法，把所有卷宗都放在你面前。这个方法适用于法官，也适用于律师。
刘立杰以一个电信诈骗案件为例。案件中，嫌疑人在国外通过给人们打电话诈骗了几千万元。每一笔汇出去的钱都有手续费，这些手续费对于案件事实的影响并不大，不影响定罪量刑，几千笔手续费加起来也不到10万元。于是，检察院指控的就是两千余万元，没人清楚是余10万，还是余100万。当时作为法官的刘立杰，觉得自己不能放过这个小细节，就花了一个月时间，和助理一起加班算清楚了每一笔手续费。在庭上，一个律师提出，公诉机关的指控有错误，手续费里多算了。检察官当时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审查的重点，于是被律师抓住这一点穷追猛打，后来甚至影响了庭审的正常进行。作为主审法官，刘立杰要来了律师的核算单，与自己的单子做了对比，点明了律师的核算错误，并建议他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有效保证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刘立杰认为，只有遍历了所有的细节，把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活干完了以后，才能真的格局比别人高。假如一个律师，阅卷宗比法官还要清楚详细，掌握的资料比法官还多，那么当律师说出一个法官没想到的观点时，法官是不会打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律师才有可能去引导庭审，有可能对它产生某种影响。不然的话，无法与法官在同一个格局平等交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能钻牛角尖，陷入细枝末节不能自拔，真正要做到的是“大处着眼，细处着手”。
第三，把握好每个节点。辩护时，怎样把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呢？刘立杰介绍，需要按照漏斗原则筛选。比如，在刑事辩护中，当事人被指控有罪的案件要先看有没有无罪的可能；无罪没可能的话，看能不能把重罪改为轻罪；如果轻罪也没可能了，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情节能够缩减量刑。如果都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给当事人家属保留一部分财产。
刘立杰曾接过一个诈骗房产的案子，受害人当时可以去报刑事案件，但刘立杰建议先以民事案件立案，因为这个案子的证据不是特别好，民事起诉都不一定能胜诉，假如直接报了刑事案件，可能都无法立案，即便到了法院，法院会认为公安机关没有受理，案件证据也不好，极大概率会判决败诉。但如果以民事案件立案，败诉了之后，还有一次机会再去公安机关立案。刘立杰说，这就像田忌赛马，需要把握案件的次序跟节点。这也需要律师了解类似案件的诉讼流程，对每一个核心进展都要实时关注，“就像医生做手术一样，什么时候该下刀，什么时候不该下刀”。
以上，就是刘立杰律师的经验分享，通过把握全局、细节、流程，找好时机，才能找到那个能够影响结果的局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