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是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他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学习历史，后来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师从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入江昭在1978年就任美国外交史协会主席时，提倡把文化作为路径来研究国际关系史。徐国琦写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正是一部从文化角度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作品。这本书在201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理想国在今年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
徐国琦认为，过去的中美历史研究，过分强调中美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大多是着眼于冲突、对抗和分歧，这些差别和分歧当然是历史事实，但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不属于冲突和对抗范畴的历史；也可能是因为一些研究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太看重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轻视了个人因素，特别是那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发起、共同积极参与的活动和经历。
在中美研究方面的另一个不足是，缺乏对双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文化关怀。这里的文化，徐国琦指的是从19世纪到今天，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挫折等。因此，他想要写一个全新的中美关系史，不涉及政府，从文化和个人层面来写。这就是“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接受了《李翔知识内参》的采访，分享了他的写作心得。
首先，在选择题材方面，徐国琦采用的是“三要三不要”原则。一是前人写过的，自己写不出新意的题材，他不写；二是外交、经济、政治人物尽量不写；三是没有档案资料的不写。至于他要写的内容，一是这个内容必须是属于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层面共有的历史；二是要有一个明显的主线贯穿始终，三是一定要有故事性，要好读。
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中国人与美国人》这本书的第一个出场人物，徐国琦选择的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因为蒲安臣所处的时代，是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汇的时代。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运动，在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可以说中美两国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1861年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可以到北京设立领事馆。这时候蒲安臣成为美国驻北京的第一任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的重要之处还在于，他在中国任期满了之后，代表中国出任驻美公使，成了中国首次出使外国的使臣。他还为中国争取了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把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留美幼童，也就是中国首批留学生。然后又引出了这本书里另外三个人物，在美国教书的中国人戈鲲化、来中国担任宪法顾问的古德诺，以及来中国教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书里的最后一部分是体育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同历史。三个美国人加上一个中国人，再加上留美幼童和中美体育，串起这本书的六个故事的线索就是文化。
缺乏新意是徐国琦写作时极力避免的。比如，他这本书出来之后，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缺乏女性案例。他也承认，缺少女性人物确实是这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而提到中美关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徐国琦也纠结了很久，究竟要不要写。最后他决定不写的理由是，赛珍珠是文学家，写她一定会涉及文学的解读，但“历史学家一般不太用文学的东西去解读，因为文学是想象的”，而且赛珍珠的研究也有不少了，不太能写出新意。
“其实写作很难面面俱到，”徐国琦说，“出版社在签合同的时候，就会和作者约定好字数，一般是12万字到14万字。舞台已经搭好了，你要在这个搭好的舞台上把戏唱好。你不可能无限地去写，就算出版社同意，读者的注意力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不同的出版社对于选书也有自己的要求。徐国琦有三本书都是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的，包括《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985-2008》，以及这本《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弘扬学术为己任，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在选择要出版的书的时候，首先考量的就是原创性、学术性。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书大致分三种，第一种是高度原创、学术价值非常高的书，哪怕曲高和寡，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读懂，比如写一本甲骨文方面的著作，它也会出。这种书不赚钱，读者也少。第二种是既有原创和学术性，大家又能关注的书，比如《奥林匹克之梦》就是这种，内容上还是学术著作，但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北京举办奥运会了，所以大家都想去了解一下历史是怎么回事。第三种就是仍然属于学术著作，但要能引起高度关注的，徐国琦目前正在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的《Idea of China》，就是这样一本书，目的就是让全世界一起思考审视中国，中国人的概念是怎么来的，这类书从题目上就要非常有吸引力。
虽然《奥林匹克之梦》和《中国人与美国人》似乎都赶上了热点，比如《奥林匹克之梦》出版时间是2008年，恰逢北京奥运会，而《中国人与美国人》似乎又和如今的中美关系有所关联。但是，徐国琦表示，他选择主题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去追热点，相反，他会避免追赶潮流。选择奥林匹克这个题材，是2001年他在写《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这本书的前言时，发现中国申奥成功。他意识到，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情感和“一战”以来中国寻求国际化与新的国家认同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洞察之下，他开始关注体育与中国国际化的问题，并且研究了一年，觉得可以写成书。2005年与哈佛大学敲定出版事宜之后，才有了2008年4月的出版。《中国人与美国人》这本书，从2009年开始有写作想法，直到2014年出版，也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
徐国琦说：“历史学者并不是突然想起来要写某一本书，原因是，第一，历史是客观存在，你不能歪曲和颠覆。第二，历史学者还是科学家，你要有证据，要说真话；没有证据，一句话也不能说。第三，历史是科学，证据都在，为什么有人写的好，有人写的不好，这就要靠视野、训练，以及对某个问题的长时间关注。我从1990年出国读书，一直到2005年出版第一本书，然后连续出版四五本书，和中间15年的积累铺垫是分不开的。”
徐国琦还反复强调了边缘人的心态。他在《边缘人偶记》这本书里这样描述：知识人首先必须要尽量成为边缘人，要主动处于边缘，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标榜的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说：“我的导师入江昭是一位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的日本人，我们的关注和美国人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事情，可能美国人并不会在意，但在我们看来就非常有意思，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以上就是历史学者徐国琦分享的写作经验，他会刻意遵守自己的“三要三不要”的写作原则，从边缘人的视角出发，对某个话题保持持续的、长时间的关注，避开热点和潮流。希望对你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