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3年4月12日
《守卫底线》孙立平
《重建社会》孙立平
《大数据》涂子沛
万能身份证
前一阵子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一般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会读的红头文件，但是媒体朋友还是从中发现了一点儿料。有的人说，你看里面有不动产登记制度，房价受其影响是涨是跌呢？有的人说，你看，马上要实名上网了，这对网民自由是好是坏呢？他们关注的都是这个。
但是恕我直言，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真是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咯噔”就有点儿像一个偷保险柜的贼，一直在等待锁和扣“咔嚓”一下合上。我突然在这份文件中看到中华民族整个国家踏上现代化征程的那道门打开了。
可能你会说，罗胖你过甚其词了吧？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文件中的内容，其中2014年有28项任务，最让我眼前一亮的任务是什么？是以公民身份证为锁扣的，集成一切公共信息平台的一个统一的全社会信用框架。换句话讲，若干年之后，本届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每个中国人只用一个身份证号，就可以追溯到你几乎一切的社会信用行为。纳税啊，交通违章啊，有几处房产啊，多少存款啊，股票帐户啊，不动产信息啊，全部一目了然。
大家说这叫好事啊？这不就意味着我想炒房也不能炒了，上网说点儿什么也被政府知道了，这能叫好事？这是好事，为什么？听我慢慢道来。
中国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贪污腐败、地沟油、假冒伪劣，所有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转型社会问题。过去我们都希望用严刑峻法，各种各样的制度建设来管理社会，但是在社会学家看来，这方法是行不通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就讲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儿邪乎，叫“中国的腐败已经进入到了不可治理的状态”。当然他说这个“不可治理”不是从悲观绝望的角度来看的，他的意思是要先解决不可治理的问题，再来解决可治理的问题。
在孙先生看来，整个社会的制度是分两层的：一层是基础制度，一层是应用型制度。就像我们玩电脑的时候，应用程序有QQ，IE和迅雷，但是你别忘了，支持这些程序运行的还有一个基础程序，叫Windows，没有这个玩意儿，上面那些程序根本就用不了。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天天就是在建设上面的那些制度，而忘了底层制度的建设。
底层制度是什么呢？比如说现金管理。有人行贿，提一皮箱钱到领导家。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什么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也不知地也不知，只有你知我知。这种腐败怎么治理？现在的腐败大案曝光，你不觉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吗？就是只有非常戏剧性的偶然事件才能让腐败大案曝光。一个叫杨达才的人在处理事故的现场时把手表戴错了；一个叫韩峰的人写日记，把不该说的事情说出来了；有的人抽烟抽得不对，结果坐牢了；小偷入室撬窃，发现床底下全是现金；情妇反目等等，都是偶然性事件才被曝光。
西方社会之所以腐败比较好治理，是因为它有严格的现金管理制度。比如在美国，虽然这么多年来现金的使用量也在飙涨，但是美元一大半的现金是在海外流通的，本土流通的现金其实并不多。你到美国去看一看，人兜里像中国人似的动不动到银行存个几万美金，这种事儿很少见。美国人身上就带一点儿零钱，剩下的都是信用卡，各种各样的电子支付手段。所以美国就推出一项制度，只要你在社会上使用现金，比如一则交易你要使用现金，超过一万美金了，对不起，你要到金融犯罪网络去登记，他要确保这种大额的现金交易可以追溯。
可是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有的人买房喜欢用现金，动不动拉一车的现金到售楼处去买房，这么大规模的现金运作，就会导致社会缺乏遏制腐败的基础条件。再比如说公款大吃大喝这件事情，1998年公款吃喝突破一千亿，2002年突破两千亿，到2005年就突破六千亿，后面的数据我就查不到了，大家自己去想。2005年六千亿呦！
西方国家的反腐“绝招”
西方人怎么制止公款大吃大喝呢？前几年，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一项口头决议，说从此我们得整顿参议员和说客的游说集团的吃饭问题，吃饭得自己掏钱。甭管谁，只要跟游说公司吃顿饭，15天之内你得自己到网上登记说明，跟谁吃的、在哪吃的、吃的什么、价格是多少、点了什么菜等等。有人会想，这管用吗？美国参议院的一项口头决议就管用？真的就管用。因为只要这些信息是公开联网，并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名下可追溯，这个方法就管用。
这些参议员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哪一顿饭这种小破事撒一个小谎就被废掉了，比如明明写着跟这个人在一起吃饭，过几天老百姓发现，那天在另外一个州看到这个人了，你撒谎，这一追溯起来，马上就查出来了。这就叫基础制度，它是一个保证其他制度在上面运行的基本操作系统。如果没有这样的操作系统，所谓的反腐，所谓的制止大吃大喝，所谓的查抄地沟油，所有这些东西无论用多么强大的严刑峻法，都不能彻底根治问题。
传统社会其实就是受制于此，明代初年朱元璋惩治贪污腐败多厉害啊，比现在厉害多了。贪污十两银子直接剥皮揎草，什么叫剥皮揎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塞满草，吊在公堂之上，下一任县官上任的时候，旁边就是他的前任。意思是你看见了吗，贪污十两银子，你的皮下次就挂在这儿了。但是这样都没用。所以朱元璋晚年几乎是喘着粗气写了一句话，说：“这些贪官啊，朕一生就杀他们啊，杀得朕都累了呀，他们还是不改啊。”
在传统社会，当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是用人力，而所有的信息都不是在一个平台上被汇集起来的时候，你怎么管？你严刑峻法、找典型、做运动、搞娱乐，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没用。要知道反腐这件事情是在跟人性作斗争，而人性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信息公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当建立了这样一个系统，它就是在解决我们社会的基本信用制度。当然，你可能也会说，这个东西治当官的是一方面，那我们老百姓是不是也被制住了？我们要干点儿什么坏事，政府是不是也都知道了？这对我们的隐私好像也不保准啊。
《1984》的“老大哥”预言
我们回到一本小说吧，这本小说发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叫《1984》，是一本很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作者是乔治·奥威尔。他就构想了未来，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大哥”的组织，通过一个叫“电目”的东西天天盯着我们，要知道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电视还没发明呢。这个东西在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房间里都有，老大哥天天通过电子眼看着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自由。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呢？他幻想的那个“电目”，那个电子眼确实到处都是，这本小说完成60周年的时候，英国的好事者还去查了一下乔治·奥威尔，到他的故居周围看，发现就在他故居周围500码的地方，有好几十个摄像头，当年他想象的“电目”实现了。可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变得更自由还是更专制了呢？当拥有了电子眼之后，当所有人的信息都能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集纳和曝光的时候，到底是老大哥们更难受一点，还是我们老百姓更难受一点呢？琢磨琢磨这个，你就知道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这样的公共机制，对我们是福是祸。
“生人社会”的制度成本
刚才提到的孙立平老师，年轻的时候读书看到过这么一个段子。说晋商真是仁义啊，有一个财东生意做赔了，欠了另外一个财东六万两白银，实在还不上，怎么办？他就跑到人家门口，一个头磕地下，说明情况。对方哈哈一笑，六万两白银说不要就不要了。还有一个人也是欠了别人的钱，最后还不上，怎么办？送一个箩筐，里面搁一把斧头，这是当地的一个仪式，然后到人家家里。人家也是哈哈一乐，不就一千两银子吗？不要了。当时读的时候觉得民风真是纯朴啊，我们祖上这些儒商多有派头，多大数目的银两，说不要就不要了。
可是后来孙老师到山西实地考察，听当地的人把这些故事再说出来之后，就完全不是一个味道了。当地人告诉他，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要想，在同一个村子或者同一个镇上，大家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住在一起，你家老祖宗给他家老祖宗趴在地上磕过一个头，那就算是永远抬不起头了。
这就是熟人社会的信用关系，靠多次博弈，靠相互之间的知根知底形成一种信用机制。所以你一旦不守信用，那种惩罚可不是当时这一个人丢脸哦，是千秋万代子孙后世永远的丢脸哦，这种惩罚机制就可以建立起来。
可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是一种城市生活，按照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说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的最典型的特征是一种隐名匿姓的生活。在陌生人社会，对门住几十年，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办公室同事一起工作几年了，你还不知道对方住哪儿，这在原始生活的村落里是不可想象的。但现代的城市生活就是这样，与我们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陌生人之间就没有多次博弈的机会，那怎么建立信任呢？没有信任我们又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中国社会现在恰恰是一个转型社会，介于原来的“熟人社会”和现在的“生人社会”之间的状态，很多社会矛盾就这样发生了。关键点就在于所谓的制度成本。《罗辑思维》此前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制度成本。举个小例子吧，几年前我当记者的时候到温州采访，当时正好中国放开民间的小额借贷，一个当地的老板刚刚开了一个小额借贷公司。我就问他，说：“大银行都不敢做这种小额借贷，因为信用成本太高，你怎么就敢呢？”他哈哈一笑，说：“我们温州人哪家要借钱，他们的信用状况怎么样，生意做得好不好，打几个电话就知道了，这些东西银行是没办法搞清楚的。”你看，这就是制度成本。不是说制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关键是花多少钱能够建立这样的制度成本。
收穷人的税，放富人的水
为什么现代社会一定需要以公民的单一身份为基点来联通这个人所有的信用信息，关键就在于这里，这是建立现代化社会的关键一步。举个例子，前几年中国为了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的学费问题，很多学校、银行都推出了大学生的贷款。可是后来怎样呢？很多地方还款率不足80%，有20%多的人就赖掉了，银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扣住他们的毕业证，说你不把钱给我，毕业证就不发你。有人说不发就不发呗，不要了。反正满大街都是办证的。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填写自己是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和教育部认可的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相差多少？相差60万。那个时候是2000年，还没有现在随处可见的办证小广告啊，想想看现在有多少？所以，一个学生证能对别人起多大约束作用？如果没有一个跟随人一辈子的社会信用体系，你怎么样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用呢？
再比如说，现在都说中产阶级税赋高啊，所得税不合理啊。到底是所得税不合理呢，还是我们的基础制度没有建设起来？现在中央征税只能说，谁收入高就征谁的税，可是那些收入真正高的人，谁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谓的收入高的，都是那些填工资单的人。坐办公室的白领嘛，HR部门给你发工资，然后单位代缴代扣嘛，自然就知道你挣了多少钱，所以所有这些税赋都堆在白领身上。国家并不是不想征收那些富人的税，关键是你怎么知道他有多少钱？连他老婆都不知道，老婆离婚的时候还得找私人侦探去查他老公到底有多少钱，一个税务部门又怎么知道呢？这就是当社会基础制度尚未建立的时候，我们构建一个生人社会的一些基本的制度缺憾。
当然，我们说的基本制度不仅包括现金管理、统一的信息平台，其实也有道德问题。只不过这种道德必须也是建立在这些基本制度之上。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让他朋友给他寄一个手机，结果回家打开包裹一看，手机丢了。他直接找英国的邮政局投诉，邮政局二话没说把手机钱赔了。中国人会说，这英国邮政局胆儿可够大的呀，怎么就敢直接赔这个钱？这要是中国的商家还不得反复核查，到底有没有丢啊？是不是你自己黑了呀？等等。
西方的很多社会制度恰恰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制度很严密？错！其实制度很粗糙。欧洲的很多地方的火车站都没有什么检票口，买完票直接上月台就行了。有的电话公司做活动，送新手机，只要你以后用这个手机打电话交话费就可以了，签一个字就可以领走。据说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就去领，领完红的再领个绿的，然后回家问家里人，你喜欢红的还是喜欢绿的？家里人挑得不亦乐乎。
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社会的一个典型家庭，父亲好意思把那白领的、多领的手机给家人挑吗？他的家人会看不起他的呀！而这种看不起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上的惩罚，这种逐渐建立起来的道德惩罚，就会形成一种道德水准，这是生人社会构建信任的基础制度建设。而我们现在的建设才刚刚开始第一步。
美国人抗议“中央数据银行”
建立任何一项基础的社会制度，都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就拿今天说的，建立一个基于个人身份证背后的统一的个人信息集成平台。其实这件事情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把个人信息集成在一起，这叫信息的关联。另外一部分呢，是把这些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个公民都可以查询，这叫信息公开。这两件事情实现难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反对的人不一样。第一件事情老百姓反对，因为暴露隐私啊。第二件事情政府反对，因为太麻烦嘛。如果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要去查这个，查那个，然后问责政府，让他解释这个，解释那个，多麻烦啊。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年份，1965年。1965年在历史上没什么大事，但是在美国发生了两件很有趣的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信息的关联，当时的计算机科学家提出一个设想，说能不能把一个人背后所有的信息都集纳在一起，建立一个中央数据银行，这样就可以方便很多啊，对社会的繁荣发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非常有用。可是这个法案提出来之后，反复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去冲击，最后都没能通过。最高的一次民调反对显示，65%的人反对，说好担心隐私暴露。你想想看，当个人的所有信息都集成在一个平台上之后，会产生1+1＞2的效应。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们家小区门口只有一个摄像头，那它只能够扫描到你进去的那一刹那。可是如果这个摄像头一直在，覆盖掉所有的时间节点之后，那产生的是什么效应呢？就是你的轨迹就被监控了。前几年，有人爆料说台湾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嫖娼。陈致中说：“没有，我那天在家呢。”反对党的领袖就说：“好啊，你不说你在家吗？这样吧，把你们家小区的录像调出来看，看你几点几分回的家，然后我们一直看这个录像，一直看到你出来的时候为止。如果这一段时间你没有出来，那就证明你在家。”陈致中傻了，怎么也提供不出这段录像。所以，他到底撒没撒谎呢？一目了然。这就是信息集成后非常要命的1+1＞2的效应。
所以如果把一个人的银行帐单、手机通话记录、房地产登记、旅行轨迹，所有的这些信息集成在一起，这个人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没有秘密可言了。这就是老百姓反对它的理由。从1965年一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数据银行，但是通过商业的、互联网界方方面面的努力，其实变相的中央数据银行早就已经成立了，只不过人民还在反抗。这是1965年发生的第一件事。
美国历任总统反对《信息自由法》
第二件事就是一个叫约翰·摩斯的人，这个人当了一辈子议员，因为得罪了很多人，也不能获得提拔。但他一生干了一件事，就是《信息自由法》在美国的推动。他是一个民主党议员，刚开始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政，当然这事肯定通不过，因为政府最烦的就是这件事。什么信息自由，老百姓都来查档案我还过不过日子了？但后来换了肯尼迪，肯尼迪是民主党总统啊，咱自个儿人啊，肯尼迪的形象又那么好，以开明著称。可肯尼迪说，你别添乱了，还干这事儿？民主党再开明，以大局为重嘛，那么多国家秘密都开放了怎么行呢？民主党政府也反对这个事儿，所以这份法案一直没能通过。但是这个家伙有钻的精神，就拱啊拱啊拱，一直拱到连肯尼迪都遇刺了，然后约翰逊总统，当时的副总统都当上总统了，终于才把这件事情拱过了。
1965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部门公开自己的信息。约翰逊总统本来就特别烦这件事情，曾经暴怒地问他，“你是要把我这届政府搞黄吗？”约翰逊是个老政客了，这个人有个习惯，大事儿小事儿每天记日记，什么破事儿都写。然后但凡总统签署法案，一定把记者请来，镁光灯一大堆，然后要做个小仪式，你看，我又历史性地立下了这座里程碑，我又签署了一个什么什么法案。但是唯独这个《信息自由法》，约翰逊总统就死活拖着。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参众两院都通过后，总统必须在十个工作日内签署，如果不签署就等同于你否决，那就要进入一个更可怕的流程了，如果参议院再用2/3的票数通过，总统再否决也没有用了，总统就很丢面子。所以约翰逊一直在家里憋着，直到第十天的夜里，才把这份文件带回家，找了一个角落黯然地签了。而且这件事在他的日记里半字未提，可见美国当政者对这件事有多反感。
当然，这个法案通过了有什么用？当时美国的行政部门一共有27个，无一例外全部都反对这件事，说一个神经病疯子跑到这儿来要求信息公开，要查询信息，我都要接待，那我还不得烦死啊？所以27个部门个个都不通过。
等这法案通过之后，那就有的是招儿啊，各村都有各村的地道嘛。比如说，拖，这是第一招儿；第二招儿，贵，当时真的贵啊，复印一页政府的信息一美金，一页一美金，然后查询记录一个小时7美金，贵死你，让你查不起。第三，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什么这个保密啊，这个涉及国家安全啊，等等。所以这个模式又继续推动，后来又搞了一个《信息安全法修正案》，这时候又是下一任总统福特，福特总统就更过分了，直接否决，什么十个工作日，他直接否决了。但最后参议院也没饶过他，终于以2/3以上的票数，强行通过了《信息自由法》修改的一个法案。
互联网的难“掩”之隐
这件事情里面更有趣的人是另外一个人，叫拉姆斯菲尔德。这个人原来是共和党的一个非常少壮派的议员，当时他是共和党里面第一个蹦出来支持摩斯这个法案的，说这是大势所趋，历史的潮流，共和党不应该阻挡，所以当时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1965年帮助摩斯通过了这个法案。后来这个家伙飞黄腾达了，在福特总统执政期间他就当了国防部部长。
后来我们知道，2001年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他又当了国防部部长，什么入侵阿富汗啊，轰炸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啊，都有他的份儿。他当上国防部部长之后，叫屁股一变马上心肠就变，反击《信息自由法》最有力的就是他，拼命阻挡各种各样的信息公开，总是以保密为名来抵挡民众对信息的查询。可是后来他也有退休的时候啊，前两年，2010年他已经80多岁了，有一次还发微博，在推特上腆着脸说，几乎是喃喃细语啊，说想当年《信息自由法》他也贡献过力量，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你看这个人在野的时候，在朝的时候，远在江湖的时候，身在庙堂的时候，他对《信息自由法》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从美国1965年这两个法案之间的博弈，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的一个规律，就是在信息关联这件事上，老百姓是不感兴趣的，而在信息公开这件事情上，政府是有阻力的。但是又如何呢？时代大势就这样奔涌向前，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事情都会向着它应该去的那个方向发生。
很多人会说，这样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隐私。可是要知道，当人在城市以和陌生人在一起生活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隐私往往就变成了一个梦想。举个例子，比如你买了一辆车搁在自己家地库，买的什么车、花了多少钱，这叫隐私。可是你一旦把这个车开上了路，对不起，你不可以遮挡号牌，这是规矩。为什么？因为你的这部车在上路这一刻就连入了网络，你和其他节点之间就互相会产生影响，你万一撞了人呢？你万一被人撞呢？我要通过号牌来追溯这辆车的信息啊，所以遮挡号牌就不是你保护隐私的问题了，而是你在侵犯别人的权力。
网络时代，你享受了多少便利，对不起，你就必须让出多少隐私。所以隐私问题，不像有些人说的，因为方便而让步出一些隐私。是因为你在一个网络社会生活，隐私必将从你的生活中消融。所以，这个社会，对待互联网，对待隐私的态度，就是应该以没有隐私的方式来生存。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你才会活得安全。
最后留下一个悬念。我们这一期是从国务院推出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功能变化”这样的一个方案开始的，这里面只提到了信息关联的问题，那信息自由、信息公开、信息透明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在中国能解决吗？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像美国政府那样，一路抵抗下去不透明呢？今天留个尾巴，我们下期来讲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