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4年8月21日
大集团作战，组织形态往往是优势所在。
李源
《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杜家骥
《南明史》顾诚
《洪业》魏斐德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此前我们曾经讲过一期节目，叫“崇祯为什么跑不了”，今天我们讲它的续集，叫“南明为什么扛不住”。
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北方的中原政权一旦面临外敌入侵，通常有一个战略性的逃跑方向，就是一路往南，只要跑过了长江天险，喘息已定，立住脚跟，通常都能把中原王朝的命脉再续上那么一两百年，比如说晋朝的时候有永嘉南渡，宋朝的时候有靖康南渡。但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场景，为啥在明朝身上就没能重演呢？南明政权可以说是节节败退，从来就没站住脚跟，几十年时间就亡国灭种，请问为啥？
如果从直觉出发，你可能会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满洲大兵太厉害，不是国军不争气，是皇军太狠。第二，说汉奸太多，什么洪承畴、吴三桂，就是汪精卫出了很多很多。第三，说士大夫无耻，所以南方军队没有战斗力。
这些结论呢，你也不能说它错，但是它都带有一种用局部的事实来解决整体的历史构架的这样的一个意味，这些结论都太苍白、太廉价。所以今天我们就试着回复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看看能不能得出一个更符合当时历史情境的新的解释框架。
我们先来看当时的力量对比，一场战斗嘛，通常就是三个层次的力量对比，第一是人，第二是钱，第三是民心向背。
我们先说人，这满清在人上，你能说他有多大优势啊？在这儿有一个误解，很多人都说满族人是游牧民族。错，他们叫渔猎民族，他们吃饭是靠在塘里打一些鱼，到森林里打一些鹿，是这么一个生活方式，他们和当年的蒙古人那是没法比的，蒙古人恨不得一生都长在马背上。所以从骑兵作战这个角度上说，蒙古人在战场上是有极大的战术优势的，满清人可没有，虽然他们的骑兵也很厉害，但照蒙古人，那实在是差远了。
最关键的时候，在冷兵器时代，打仗打的是人数，满清大兵进关的时候，你算算他有多少人？满洲八旗不到十万人，蒙古八旗不到五万人，汉军八旗勉强够五万人。所以整体算下来，还不到二十万人。
你再看南明这边的部队，我们汉族政权，你可以说缺战略眼光，缺精兵强将，你甚至可以说他缺德。但是他永远不会缺的就是人，就拿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来说，他的北方五镇一次性投降，就向对方输送了二十三万步兵。
我们有的是人，可以挥霍，不断地挥霍，即使到南明的后期，郑成功他那个地点已经多小啊，就是金门、厦门那么一丢丢的地方，但是他组织一次北伐，动辄还能够上十万人，所以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再从钱这个角度分析，当时明末的农民战争，已经把北方蹂躏得残破不堪了，什么山西、陕西、河南，是被反复蹂躏的地区，像四川，已经被杀得几乎没有人了。但是南方基本上还没有被破坏，而且在明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南方经济高度发展，像江南一带，那已经是国家的财富之区了。所以南明政权它建立在南方，所以它败亡跟钱的关系也不是很大。
那你再说民心向背，当然老朱家这个天子到后来真的是不得民心。但是问题是，这不是什么民族内部矛盾，这是跟满清作战，这个南方的知识分子、缙绅阶层，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叫夷夏大防。这是从孔夫子那儿就传过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矛盾那是要豁出命去跟你干的。
虽然不断地也有吴三桂这样的汉奸，但是你在南明的历史上看见那些士大夫，有气节的那也有的是啊，什么阖门投火而死，阖门投缳而死。比如说南明有一个鲁王政权，他有一个尚书叫王之仁，他们全家93口，最后老头一看，得，也坚持不下去了，干脆全家人送上一艘船，把船底给凿沉，全家人沉水而死。像这样的事情，在南明历史上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再比如说当时有一个人叫张煌言，他是南明的兵部尚书，他领导的抗清基地就在今天的浙江舟山群岛，可想而知，手里有的是船。所以经常就派他的船队在长江口进进出出，打的旗号就叫北上抗清，一共三次。但是他这支抗清队伍其实没得过什么大仗、恶仗、硬仗，但是即使如此，只要这只船队一旦出现在长江口，沿岸的很多市镇、县城，往往是望风归降，重新打起明朝的旗号。
所以你看，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士大夫，还是缙绅阶层，往往心是不死的，心向南明，毕竟国家养士三百年，这一点恩泽，这一点念想还是在的。
有人重点攻击士大夫，说南明的士大夫实在太无耻了，其中著名的软骨头就是那个钱谦益，他把头发也剃了，也算归降了。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是有个段子在黑他吗，说他那个著名的老婆柳如是曾经就劝他，说国家也亡了，你还不殉国就算了，你死了吧。
钱谦益说，是这么个理儿，是该死。这么着，找一个塘，自己就跳下去了。过一会儿自己又爬上来了，说水太冷了，能不能不死啊？这是钱谦益的段子。
但即使如此，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郑成功那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张煌言那边稍有风吹草动，有一个北伐的动作，他往往就要跟他们勾勾搭搭，眉来眼去，心不死嘛。
所以归结刚才讲的那么多，无论从人来讲，还是从前来讲，还是从民心向背来讲，南明都不是必败之局。那为什么到最后，它又败得那么惨，败得那么彻底呢？今天我们就尝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就是组织变形的角度，来重新构架这一段历史事实。
我们先来看看满清这一边，有一个词你肯定很熟了，叫八旗。我还记得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提到八旗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努尔哈赤创制了八旗制度。
你会觉得好奇怪的，不就是把人分成八拨吗？但凡是大一点的人群，领导者都要给他分分拨的好不好？这谈何创制呢？如果你这么想，可就小看了八旗制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农耕时代，一个人如果想获得内心的安宁感和所谓的归属感，他一定得认同一个什么东西。主要是两个认同对象，一个是血缘，一个是地缘。所谓血缘，就是认同亲族；所谓地缘，就是认同老乡，认同这块地方。
只有在跟亲人一块儿玩，和跟老乡一块儿玩的时候，大家的那个组织成本才是最低的，抱团的可能性才是最高的。所以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就成为农耕时代两种最古老的组织方式。但是他也有问题，就是他不太适应那个剧烈变化的形势，尤其是在战争的背景下。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北方的草原上，他往往都是血缘认同，一个爹、一个妈，生一大堆娃，然后渐渐成长为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和周边的部落打打杀杀、和和好好，最后形成大的部落联盟，大家认同一个大的可汗作为共主。
可是大可汗对于部落当中的人，其实他的影响力和权力，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如说当年突厥的颉利可汗就曾经带领突厥的很多部落，一直杀到了长安城边，渭水桥边。
这个时候唐朝的皇帝李世民也没什么办法，只有一个招，把城内的珠宝全部运出城外，说兄弟们分一分吧。很多部落一看，已经得着了，还何必打长安城呢？撤吧，就撤了。
所以颉利可汗不管他有多少侵占中原的野心，他面对这样的组织，实际上他没有控制能力，这就是血缘组织的坏处。
那地缘组织呢？也是这样，一旦客兵作战，到别的地方打仗，往往就没有战斗力，在家乡保护自己，那是很凶悍。比如说郑成功有一次围攻南京，为什么没打下来？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他是福建人嘛，谁愿意跑到北方，跟南京人死磕呢？我们认同的是老乡，只有在家乡才有战斗力。
这就要回来说到我们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他既不是血缘认同，也不是地缘认同，他是一个纯粹的组织化的人身控制社会。八旗制度的底层是一个叫牛录的组织，它有300个丁构成。啥叫丁？就是能够承担战争或赋税责任的成年男子，他和他的家属一共300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牛录当中，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打仗、共同生产。
然后五个牛录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构成一个固山，一大堆固山构成一个旗。旗的数量后来就定下来是八旗，就是正黄、正红、正白、正蓝，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个数量是不变的。
你会发现在这个组织当中，人和人的关系比较奇怪，也比较单纯，既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也没有什么老乡关系。这样的组织他就特别适应于，尤其是战争背景下的那个大变局，他适应力极强。
我们先说空间上，只要逮住这个人，把他编到一个牛录当中，设一个佐领，把他给看住，这个人就跑不了。所以清朝入关之后，特别在乎什么投充法、逃人法、包衣制度，就为的是这个。只要你收留别人家逃过来的人，别人牛录里边流落过来的人，对不起，这是重罪。
重到什么程度？当时清朝有几个汉人的藩王，就是后来的三藩之一，就是耿精忠他老爹，叫耿仲明，当时已经封为靖南王。就是因为在江西一时手痒，没管住自己，收留了别人家300个逃奴，可能也是一时贪点小便宜，后来被朝廷发现了，最后生把一个偌大的靖南王给吓得畏罪自杀。所以可见清朝是极其重视这种空间上对人的控制的。
时间上得也很厉害，只要你们家被编入了一个牛录，对不起，世世代代你都属于这个小组织里面的。牛录的头叫佐领，佐领一直就是你们家的头，不管你以后官当得多大。
历史上有这么个小段子，嘉庆朝，你听听，已经到清朝的中期了，有一个大学士叫松云。有一天皇上让他办一件事，松云说对不起，报告皇上，我今天家里有事，我得请假。
皇上说你有什么事比我的事还重要？松云说，我们家佐领过生日，就是他们家早年间编的那个牛录的那个头过生日。
就是这么严格，我甚至在一些民国的作品里看见，满洲人，当时清朝灭亡了，满洲人还摆那个架子，一个佐领可能混得已经很穷了，他们家原来手下的一个人已经当大官或者发大财，在街上还经常拦轿，你给我下来，见到主子居然不下马，这成何体统啊？那有钱人只好打发点儿钱，把这个面子维护住。
这样的段子我在民国时候的文学作品里还看得到，所以它是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把人控制得死死的制度，与此同时，又有极强的变形能力。
刚才我们只强调了八旗制度的一个侧面，就是它对人身控制方面的优势。可是你别忘了，一个组织如果加强控制到最后，就是没有活力。八旗制度牛就牛在，它不仅能够控制人身，而且有着强大的开放性。
满洲人搞的这一套八旗制度和原来蒙古人搞的那一套可不一样，蒙古人搞的是血缘成分论，只要你是蒙古人，那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永远高高在上。下面是森严的等级，什么色目人、汉人、南人，是等级森严。
可是满洲的八旗制度不是这样，满洲有八旗，蒙古也有八旗，汉人也有八旗。即使你原来是一个汉人，你可以为这个组织做贡献，贡献得好，你就可以按照既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所以八旗其实不是什么民族制度，它是一个利益集团制度。在有清一代，很多汉人因为为八旗做出贡献，那当的官也不小，获得的利益也很大。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佟家。大家看电视剧知道一个人叫隆科多，就是雍正皇帝一口一个舅舅叫的那个人，他们家就是佟家。佟家的始祖就是个汉人，你看这个单站人旁，一个冬天的冬，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姓，他始祖叫佟养性，原来是明朝的一个逃亡的犯人，后来就到了努尔哈赤那儿。努尔哈赤一看，小伙子不错，直接给他提拔为满洲重炮部队的领导，战功无数。
后来佟家人特别会当官，在满清的官场上他甚至有一个称号，叫佟半朝，叫佟佳氏，就是在佟姓后面加了一个“佳”字，听起来像满洲性，其实还是个汉人。康熙皇帝的母亲就是佟佳氏，佟半朝一时辉煌到什么程度？京官当中，他们家当了108个；知县以上的官，他们家当了577个，这是有历史学家统计过的。
再比如说嘉庆皇帝的生母叫魏佳氏，你一听就知道了，他是一个姓魏的汉人，后来加入了八旗。再比如说载沣的母亲叫刘佳氏，是一个姓刘的汉人加入了八旗集团。
所以满洲人入关的时候，他在人口上不占优势，但是他在制度上占优势。我有开放性，只要好好干，跟哥哥干，有肉肉吃，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姿态。所以在顺治年间，有八个天下的巡抚，你放眼一看，全是汉人。但是人家不怕，我们有抬旗制度，不管你原来是什么身份，干得好，直接给你抬到八旗里面，甚至可以给你抬到正黄旗。
比如说雍正皇帝有一个宠臣叫田文镜，田文镜他们家的出身可不怎么样，是镶蓝旗的包衣奴才。后来就因为皇帝赏识，立下大功，所以一路抬旗，抬到了正黄旗，这可比普通满人的地位还要高，而田文镜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
说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理解南明时期的一个现象，就是满洲大兵在往南打的时候，前锋部队往往是汉人。比如说往西打的那支军队是阿济格带领的，但是他的先锋可是吴三桂。往南打的是多铎带领的，可是他的前锋是孔有德和耿仲明两个汉人将领，他们打的不仅勇猛，而且坚决。
你说为啥啊？残害自己的民族，为啥那么卖命啊？因为人家在创业嘛，只要打得好，打下来的地盘和利益，清廷真的是舍得跟他们分。就像吴三桂后来一路往南打，最后不就把云南封给他了吗？后来的三藩之乱的根才扎在这儿。
甚至郑成功曾经和清廷也做过谈判，清廷就告诉他，开出条件，只要你投降，整个福建就归你了，世代藩封，永不反悔。当然后来康熙也反悔了。
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八旗制度打一个今天的比方，它是一个创业制度。八旗这个平台就相当于纳斯达克，你只要好好干，跟哥哥干，有肉肉吃，你可以在我这儿创业，在我这儿上市，最后拿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份果实。
在整个组织战斗的过程中，它就带来的一样好处，就是听得见炮声的人可以做出决策，而坐在中央的人，他往往起到一个平台的作用，他并不像我们后来在清朝历史上看到的那个极端的皇权专权，那已经是清初之后的事情了。
说到这儿，你可能多少有点理解了，八旗为什么有战斗力。
接着跟大家聊南明为什么扛不住，刚才我们说的是满清这边的情况，他们通过八旗制度创新了自己的组织运行样式。那南明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在十几年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大的翻盘机会呢？还真有，而且不止一次，有四五次之多。
第一次机会其实就出现在1644年甲申年，这一年大家知道，3月19号的时候，北京城破，崇祯皇帝自杀。不到两个月，5月15号，小福王就已经在南京称帝，这个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江北很迅速地就云集了四阵兵马，这当然都是杂牌军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整个场面还是撑起来了。
第二次机会是多铎拿下杭州城之后，这个时候福王政权已经覆灭了，北京的满清政府觉得差不多吧，江山要搞定了吧，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吧？结果做了一项特别错误的决策，就是强逼着江南老百姓剃发，变成那个猪尾巴一样的辫子。江南老百姓接受不了，所以一时风起云涌地反抗，很多原来已经投降满清的势力又开始反证过来，集中在唐王和鲁王两个政权的周围，这又是一次机会。
那么第三次机会应该算到1653年了，当时的永历政权下面有一个大将叫李定国，这是南明史上不得了的一个将军，他试图恢复，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两蹶名王，这是南明史上一个固有名词，李定国两蹶名王，把孔有德和尼堪两个王爷追杀在战场之上。
当时什么云贵、广西、广东，几乎都恢复了，甚至湖南的一半也已经回来了，如果当时和郑成功胜利会师的话，半壁江山就已经光复了。到了1659年，这已经是顺治十三年的时候，郑成功甚至还有一次机会，北上北伐，把南京城居然围了半年之久。
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出现了多少次机会，最后都失败了。你会问为啥？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很难找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但是从历次机会和历次失败当中，我们又看出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中心化组织的缺陷。
所以我强烈建议那些搞MBA，尤其是企业组织研究的教授们，研究一下南明史，因为南明这十几年时间，实在是把一个中心化组织能够犯的所有错误，能够暴露的所有缺陷，都给你演绎了一遍，所以是一般绝佳的中心化组织的案例，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你说中心化组织好不好？当然好，如果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中心化组织是最有战斗力的，因为它控制力强嘛。但是如果在战争情况下，那个时局的变化是那么的迅速，而且眼花缭乱，中心化组织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下面我们就按照南明史大概的格局给大家捋一捋。
中心化组织的第一个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如果中心不稳，那就全盘皆输。你看，福王政权犯就犯在这儿。
这个福王是谁呢？听过我们前面有一期节目讲魏忠贤的可能会有一些印象，他是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生的儿子，那个叫福王。现在在南明登基的这个福王是小福王，是那个老福王的儿子，老福王已经被李自成杀掉，已经吃掉了。
那这帮人和当时的东林党就完全搞不到一起去，讲魏忠贤的时候，我已经把这段恩怨交代得比较清楚了，东林党就是跟福王，跟万历皇帝做斗争搞了一辈子。所以东林党后来的那些学生们、子弟们一看，我们搞了半天，胜利成果现在又被小福王给拿住了，他在南京城登基，那可不行。
所以东林党就四处造谣，就否定这个小福王本身统治的合法性。不仅说他什么荒淫无耻，给他造一堆谣，而且最狠的是，干脆说这个小福王是假的，当初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事件，比如说什么童妃案，说这是以前他的一个妃子，你看他不认识她嘛。
然后又弄出一个太子案，说你看，崇祯皇帝的太子来了，其实真假也没人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福王政权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他作为一个中心，实际上位置是不稳的，整个东林党都在跟他捣乱。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感慨一下，你看宋朝，为什么赵构往南跑，他就能成立？因为他的中心化组织在，因为他所有的兄弟都被金国人一把虏到了北方，整个徽宗皇帝那么多儿子，只有赵构一个人跑出来了，所以他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所以他在南宋就很容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化组织，可是福王就没有这份福气了。
福王政权最后怎么倒的？其实就跟这个有关。当时在武昌有一个大将叫左良玉，大其实也是个土匪出身的玩意儿，他就听信了东林党的这一套，说什么？你是一个假冒的，而且在南京还干出各种各样道德败坏的事情，对不起，我要清君侧，所以带着部队就往下江杀。
所以你想，一个福王政权好不容易撑起一个摊子，两面受敌，背面有清军，这边左良玉又来了。其实左良玉走到半道就死了，接位的是他的儿子，叫左梦庚，一看也不是个事儿，左梦庚迅速地就投降了清朝。
但是福王这边那可是如临大敌，当时江北在扬州镇守的那个史可法，手里一共就两万兵，福王是今天一个诏书，明天一个诏书，说迅速至少给我拨一半人，把那个左良玉给我拦住。所以很快扬州就失陷了，福王政权就覆灭了。
所以你看，中心本身出问题了，中心化组织能好得了吗？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其实也在印证中心化组织的一个缺陷，就是当第一个中心丧失之后，马上分裂为多个中心，而多个中心心中又只有一个中心的情况下，那就先自己内讧了再说。你看南明在福王政权覆灭了之后，很迅速就出现各地都有一些王称帝或者说监国。啥叫监国？就是我负责看管这个国家，虽然我没称帝，但是他也是一个政权。
当时最典型的就是福建的唐王政权和浙江的鲁王政权，唐王叫朱聿键，这个人说实话，是比较英明伟大的一位君主，小时候也吃过苦，然后又非常勤奋爱学，非常简朴，符合一个圣贤帝王几乎所有的标准。这个唐王而且写得一笔好文章，也非常励精图治。
唐王是称帝在前，但是当时浙江人不知道，所以从台州，浙江的台州又搞出了一个鲁王，叫朱以海，然后浙江人又把这个鲁王给扶出来了，鲁王监国在后。但是一旦两个政权成立之后，大家想的事情就不是怎么样同心协力，我们来对抗满清，大家想，我们先拼出只有一个中心再说。所以唐王政权和鲁王政权先掐起来了。
当然，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做过和好的尝试，其中有一次，唐王就派了一个人跑到鲁王那儿说，说这样，咱俩你看大敌当前，咱可不能打。我呢，先当这个皇帝，你先臣服于我，你封的所有大臣我都认，这个官位到我这儿一模一样，咱不能变。你本人怎么办呢？你看，我又没儿子，我死之后，就封王给你，就是这个皇位就传给你，这样好不好呢？
对于唐王来说，这已经是释放出最大最大的善意了，但是鲁王这边呢？其实鲁王这个人的性格，并不是那么有上进心，但是他身边的人不干啊，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抬出来了，我们也要将来位极人臣，万一成功了之后，到底是唐王那边的人官大，还是我们官大？所以一定争一争。
所以唐王的使者到了鲁王的朝廷，那就是一锅粥。其实什么朝廷？没有什么金銮殿了，就是几个草棚子搭个行宫，大家就在里面吵成一团。鲁王的部下就分成了清清楚楚的两拨人，一拨就说，你看唐王那边，你看人家势力又大，承认他的人又多，要不我们就承认投降过去算了？既然他使者来了，就让他宣读诏书呗。这边还有一拨人那就死活不干，说我们好不容易拥立的鲁王，坚决不能承认唐王的重要性。
所以双方最后闹到什么程度？这边派人打那个使者的嘴巴子，这边有人就拼命把使者拉到这个朝堂上来，说你赶紧宣读诏书。一看这边要宣读，又有人把鲁王弄到后宫里藏起来，说不能听，不能听。后来又有人把他抢出来说，你一定要当着这个使者的面拒绝唐王。一塌糊涂，一地鸡毛。
但是这样的场景在南明历史上可是反复演出，后来还有一个唐王，和桂王之间又打过一架，甚至在广西还出过一个小王叫靖江王。你听这词，靖江王。在明朝的历史上，单字的王，什么桂王、唐王，这都是比较大的王。两字的王都是小王，连这么一个镇守在广西的靖江王，其实都是朱元璋，要论亲戚关系得论到朱元璋那儿去，跟后来的万历这一家子，其实血脉关系已经很远了。这个靖江王也要当一回，跟这个唐王又打一架，等等等等。
只要出现多中心，其实大家心里想的是只能有一个中心，所以中心化组织的第二个缺陷又暴露了。
南明时的第三个阶段，其实朱家的人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原来那些明朝的士大夫已经被搞得零落殆尽了。这个时候其实最后剩下来的一支力量是谁呢？是张献忠的力量。对，当时张献忠和李自成一直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两股势力，张献忠主要往西打，在四川杀了很多人；李自成主要是往北打，当然流寇了，当中的这个路线也比较乱。
张献忠后来死了，他有几个干儿子，什么孙可望、刘文秀，还有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大将李定国。刚开始，这叫大西政权，就是张献忠的政权，叫大西政权。等张献忠死了之后，这三个人实际上成功的去中心化了，这三个人其实合作得很好，刘文秀主要往四川打，李定国主要往湖南一带打，孙可望主要守住云贵这个老家，你看，配合得挺好的吧？一路也是势如破竹啊，很多地方都被光复了。
后来大西政权一看，你看老百姓也不欢迎我们，老说我们是流寇，是贼，那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再举起明朝的旗帜。所以当时就把桂王，叫朱由榔，请到了贵州，说您看，我们归依你们明朝政权了，这是南明的永历政权这一段。
好了，本来是去中心化好好的，等桂王朱由榔往皇帝的位置上一坐，情况就又不一样了。你看，中心化组织的又一个毛病就出来了，就是去中心化之后，一旦再中心化，所有人的目光就又回来了，又盯着这个中心的位置，怎么样？谁将来要上位啊？
比如说孙可望，孙可望实际上当时在地位上是比刘文秀和李定国要稍微高那么一丁点儿，虽然都是兄弟仨，原来都是张献忠的干儿子。但是孙可望这个时候心里就不是滋味，为啥？因为我看守老家，你李定国在前方传来胜利的战报，好像你功劳越来越大，我们又供奉着这个桂王朱由榔，认他为皇帝，那到最后如果天下光复，有我什么事呢？尤其是李定国战报，好像老报给皇帝，又不报给我，不认我这个大哥，所以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
尤其有一次，李定国战报之后，还送来一点战利品。但是打开箱子一看，都是一些土特产，又没有金银，说一定是这孙子自己给眯了。所以孙可望这个时候就不服，加上看见身边的这个永历皇帝，越看越来气，说这么着吧，扒拉开吧，我来。所以孙可望一度要篡位。
好，李定国这些人在前面打仗，包括刘文秀在四川打得也很好，一看这边不行，三王内讧，李定国回师这么一打，孙可望哪打得过他呢？一看大事不好，干脆我去八旗那边创业去也，孙可望就投敌了。原来在李定国全盛时期，当时洪承畴的职务叫五省经略，就是专门跟李定国作战。打不过呀，就觉得西营这帮孙子太厉害了。
但是这个时候孙可望一加入，那可就如虎添翼了，因为有了带路党嘛，所以又是稀里哗啦，把李定国好不容易获取的那一点点优势，又烟消云散了。
所以你看，中心化组织最大最大的毛病就在这儿，当他们内部只要出一丁点儿的问题，那必须先解决内部的问题再说。蒋介石说得好啊，攘外必先安内，先打出一个猴王来，然后再考虑跟其他猴群之间的战争。这是南明史的第三段。
到了第四段，就更是让人长叹，因为它暴露出的中心化组织的问题，那就更是没有解药了。
经过十几年的风雨飘摇，南明政权终于走到了它的最后一段，这一段的皇帝叫永历皇帝，他本名叫朱由榔，封的是桂王。这个桂王在当时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皇帝的材料，为啥？首先根正苗红，人家在血脉上是万历皇帝的亲孙子，和什么鲁王、唐王那是没法比的。
第二呢，他人长得又很帅，而且性格也很好，跟大臣们也很处得来。但是他身上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就是胆儿实在是太小了。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曾经被张献忠的西营抓起来过，从此就吓破了胆。所以一帮士大夫扶保着他在广东的肇庆登基的时候，他就颤颤巍巍。大家可想而知，如果你是他，如果你不是朱家的子孙，你也不愿意坐那个皇帝的宝座，那玩意儿真的是烫屁股啊，整个江山已经到了什么份儿上。
所以他一听江西的赣州被拿下之后，马上掉屁股就想跑。你回去翻翻地图，你看看江西的赣州距离广东的肇庆还有多远？那也不行，很危险了嘛，必须跑，所以一路跑到了桂林。他身边的士大夫有一个人叫瞿式耜，这个人就跟他讲，说你往哪儿跑？你跑到桂林，然后你再跑到柳州，你到柳州还往哪儿跑？你往海上跑吗？所以你就别跑了，你就坐下来，踏踏实实地组织反抗呗。就跟他当面争起来了。
这个桂王就指着瞿式耜说，说你小子想干什么？你难道不就是想让我死于社稷吗？你就想把我弄死就算了呗？不行，我得接着跑。所以又去了广西的梧州，这个瞿式耜就替他看着桂林这个大门。
所以到后来，瞿式耜也不想跑了，等清兵压境的时候，整个桂林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了，瞿式耜最后生命的一个阶段，就干脆跟当时守城的那个总督，两个人就喝酒，天天作诗。最后城破，就干脆死那儿算了，老臣实在是跑不动了，桂王，您接着跑吧。
但是后来在西营，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李定国他们的扶保之下，这个桂王在昆明还就真把永历这个江山坐住了那么几年。一直到了1658年的时候，局势就又不对了，因为永历政权面对三王内讧之后，整个大好局势又已经失去了。
这个时候其实他有两个战略选择，第一个战略选择呢，李定国其实已经跟他谈好了，说咱们去四川。到了四川之后，因为在湖北那一带，就是现在宜昌那一带，还有所谓的夔东十三家，这其实是李自成的残部在那儿，这个时候也归依了，也打起了这个明朝的旗号，说咱们经营四川。
因为四川在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刘文秀，也是张献忠的干儿子，已经把四川经营得挺好，所以我们到四川去避难。这个时候什么张煌言、郑成功，在长江口还经常搞一些动作。你看，我们通过长江还可以做一些联络，这样不就把整个满清可以拦腰切断吗？这实际上是一个很进取的战略方案。
但是永历皇帝一想，不对，到四川，万一给人捂那儿，我往哪儿跑？我进西藏啊？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川藏公路，我往哪儿跑？那不就瓮中捉鳖吗？得了，您往四川去，我是不去，我往南边跑。因为云南嘛，大家知道，跟缅甸接壤，所以当时他身边还有一个世守云南的一个王爷，叫沐天波，世守云南，所以跟缅甸当地的部族关系也比较好，就带着这个沐天波向缅甸去跑。当时这个永历皇帝是不知道有澳大利亚，如果知道，估计下一步就得乘船渡海，直奔澳洲去也。
好，进了缅甸之后，那李定国不干啊，说你这一跑，我还保着谁啊？我好不容易把明朝的旗号打起来，你跑到缅甸，我咋办呢？就派人去追他。追的人到了缅甸的边境，又被缅甸的部队给杀了。整个永历皇帝带着自己的臣子跑到缅甸之后，被缅甸的守军又全部缴械。但是毕竟是中国天子嘛，像这些番邦，就是缅甸当时的那个国王还是很怵他的，所以就同意他在缅甸避难。
但是大家可想而知了，你毕竟是丧家之犬，即使身上带着玉玺，头上带着皇冠，你也毕竟是一个落魄的天子。所以在缅甸，实际上过得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实际上就是形同软禁。
但是你想想李定国的处境，永历皇帝在跑到缅甸之前，曾经给他一项权利，叫假黄钺，什么意思？就是你代理天子，什么事儿别问我，我去避难，有事您自个儿干就好，叫假黄钺之权。
但是李定国守在边境，是走也不敢走，是守也没法守，打又打不过，所以一直就在怒江这一带转悠。然后他甚至派了他手下的一个部将，叫白文选，去到缅甸，就想尽办法想把这个永历皇帝给劝回来。永历皇帝说不去，哪儿也不去，就这儿好，就这样安全。
甚至有一次，白文选已经带着部队打到了他居住的那个城的底下。缅甸人说，说我保护你们的天子到我这儿避难，你怎么还杀我的人呢？永历皇帝就跟缅甸人说，说让他走，让他走，我不回去。
到最后，甚至永历跟缅甸人说，说你们在边关，你们就守好，万一我的臣子派人来接我，你们就守关，把他们弄死就算了。这就是永历的最后一段。
当然最后在缅甸的那个永历王朝，真的是不像话，他也有大学士，他也有宰相，那个人叫马吉祥。马吉祥就在金銮殿门口赌钱，因为也没有别的正经事干。到最后，把所有带去的金银财宝，所谓的内帑，已经花完了。最后永历皇帝一看，还剩一样东西——玉玺，那个东西是金子做的、玉做的，敲敲碎吧，给大家分一分。
到最后，因为缅甸的政局也不稳，也一个国王叫莽白篡位，然后就发动了一次叫咒水之难，就是请他们来喝符咒，把他身边除了像沐天波、马吉祥几个近臣，剩下的大臣几乎都杀光了，最后把永历皇帝软禁，最后又把他交给了吴三桂。吴三桂是用一根弓弦，把永历皇帝亲手勒死在现场。
到这个时候，南明基本就完了。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线索，这又是中心化组织的一个什么样的缺陷呢？大家想想看，你永历皇帝无能，这无所谓。但问题是，只要承认你这个中心在，所有周边的机动力量就会丧失它的机动性。
这就讲到李定国他的处境，他怎么办呢？你在那儿，他即使有一个远征四川的计划，他不能跟皇帝隔绝啊，一旦隔绝，他就丧失合法性，他就又变成了流寇。像我们罗辑思维跟很多合作单位，尤其是一些大公司在合作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不是说人家中心无能，中心很能干，也许是一个非常卓绝的企业家。但是你只要跟这种中心化的组织一合作，你就等着吧，比如说一个合同，能给你签好几个月，人家有法务部，人家有财务，人家有总监，人家有分管的副总，一轮签下来，一个字签下来，整个合同可能黄花菜都凉了。如果其中再有几个人出差、度假，什么事实际上都办不成。
说白了，当一个组织它的权力是掌握在中心手里的时候，周边的人即使再能干，但是他的机动力就丧失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讲一个插曲，就是郑成功。其实南明的最后灭亡还不是永历这一拨，而是郑成功的儿子，就是郑经，最后平了台湾，这已经到康熙朝的时候，南明的问题才算正式解决。而郑成功打的也是南明的旗号，他不是管自己叫国姓爷吗？什么意思？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唐王，曾经封郑成功叫国姓，就是你也姓朱吧，你别姓郑了，郑成功本名叫郑爽，你从此姓朱吧。但是郑成功从来没改自己的名，就给自己延平郡王的前面添了一个封号，叫国姓爷，我也可以姓朱。
但是从这个名号当中，你就看出郑成功打的那个小算盘，他就死活不承认任何中心，我可以打你南明的旗帜，但是我上面没皇上。前面我们讲的那个鲁王朱以海，最后就落到了郑成功的手上。郑成功说，你是鲁王，可以啊，我还可以出一份钱粮养着你，可以把你保护起来。但是对不起，你可不是什么监国，你也不是我的皇帝。
甚至是永历死了以后，按说当时明朝的很多遗老都说，那我们得再立一个皇上，你郑成功手里不是现成有一个鲁王，让他当皇上吧。郑成功说不，那不行，这就得养在深宫，这不是皇上。
所以他虽然打着明朝的旗号，但是他坚决地去中心化，所以就保持了他的机动能力，所以和满清是一直周旋到了最后。所以这是一个去中心化成功的案例。
那今天我们讲南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那到底我们想讲一个什么道理呢？罗胖子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想讲的是互联网时代，一个企业的应对策略。
现在流行一些词，比如说互联网思维，那个东西也许太虚无缥渺，落实到最具体的商业环境里，其实就是怎么个事儿？就是中心化的组织，面对那些去中心化组织的那些门口的野蛮人的应对乏术。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原有的中心化组织把自己解体，成为去中心化的组织。这个概念太多，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这两年，在山东青岛的海尔，就正在发生着一次大革命。张瑞敏以70多岁的高龄在发动也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一次面对这个企业的剧烈的改革，把所有的中层干部干掉，有新闻说，将近两万名中层干部已经失业了，大家都是一样，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
海尔搞了一个创科技化，也就是说我不是什么领导者了，我也没有层级机构了，我变成你们的创业平台。听听看，这跟我们前面讲的八旗那个组织，是不是就有点像了？所有的能人都可以利用我创造的基础设施，在我这儿各显其能，你们各自拿到你们创新的那个成功的果实，我作为平台，只要分一点点就好。
所以前一阵有一个阿里的产品经理就代步，可以说是驾机起义，自己带着100万现金，就跑到海尔的创业平台上去创业，号称要做一个智能烤箱。这个人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刘百万。所以一场去中心化的组织改造正在海尔轰轰烈烈地展开。
当然我们没有替海尔做广告的义务了，他到底做不做得成，实际上我们心里也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你毕竟看得出来，这种老型的、传统的、中心化的组织，它真正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中心变成平台，让更多的能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进行施展。
说什么互联网思维，说到最后，思维都是假的，组织变形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