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4年11月21日
李源
《战天京》谭伯牛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这一季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讲过一期曾国藩，但是曾国藩这个人太重要了，讲一期怎么能过瘾呢？余味犹在。所以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方法，换一个角度再讲一次曾国藩。
这就想到了我十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了，叫《战天京》。天京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了，那谁在战天京呢？当然就是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一帮晚清的所谓中兴名臣。
那这本书说实话，是替我打通了对那个时代历史的感觉的一本书，我个人对太平天国史，包括晚清史感兴趣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但是，自打十年前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对那个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我突然有了一种亲近感。
因为这本书是混合了当时的大量的章奏、书信，包括正史和野史打合在一起，用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来写当时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所以本身也非常好看。
那前不久呢，我正好遇到这本书的作者谭伯牛，这本书已经在市场上绝版很长时间了。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们能不能联手把这本书复活一下呢？所以做一个罗辑思维的定制版。
那好，我们先把这本书搁下，我们先来谈这本书里的灵魂人物——曾国藩。曾国藩作为一个中兴名臣，他就是把大清王朝从生死线上又拉回来的一个人。
要知道，中兴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梦想的一件事情，因为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嘛，总想有那么一回，有人给他打一把鸡血，突然又兴奋起来了。
但是要知道，中国古代每一次王朝中兴，都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著名的光武中兴，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但是刘秀那次算中兴吗？你稍微了解那段历史，他基本上就是另建一个王朝。南宋也号称中兴，但事实上只是站住了脚跟而已。
真正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算中兴的，其实就是晚清这一次。要知道那一次基本上清朝就快被打残掉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这算外患。然后又是内患，太平天国、捻军、西北的大规模的叛乱。
突然一下出现了一帮人，曾国藩为首的这一帮人，不仅把国家民众拯救于水火，而且后来又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几十年，而且越活越好。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太平天国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农民战争。我们一般来看农民战争，都觉得是这么个过程：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阶级实在吃不饱饭，怎么办呢？有人登高一呼，于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后蔓延全国。
确实是这个过程了，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民变，是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的。你想，那个老百姓他又不是职业军人，跟朝廷的军队，那怎么能对抗得了呢？所以，如果想达到太平天国那样的水准，至少需要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呢，就是组织化资源。为啥？因为我们是个农耕社会，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你要聚集一支队伍，有人登高一呼，你站哪儿呼啊？你总不成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呼吧？你能呼出几个人呢？
所以组织化资源其中最厉害的一种就是宗教，你看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它就是宗教，张角的太平道，所以他能聚集那么多人，然后岁在甲子，我们来起义。太平天国也是一样，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教这个组织化的工具。
当然，仅有这个要件是不够的，因为很多饥民，他仅仅是把县城给打下来，把县官给砍了，把府库里的粮食一分吃饱了，吃饱了谁造反呢？
所以组织化资源一定还要带第二个东西，叫流动化的作战。你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人公曾国藩，他就讲过一句话，说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则天下无了日也。
啥意思啊？就是当有一帮人起来，到一个地方，我就要征粮。把当地的粮给征完了，老百姓说我吃啥？得了，跟随起义军吧，就走了，然后去抢下一个地方的粮。下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也被抢光了，怎么办？走吧，跟着队伍去抢下一个地方。所以它就成了流动作战，流动作战这个东西，它就会导致天下糜烂。
所以你看，无论是黄巾大起义、黄巢起义、明末农民战争，还有太平天国，其实都是这个特征，曾国藩把它的机理讲得是非常之清楚。
那太平天国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是1851年1月11号，我罗胖的生日，也是洪秀全的生日。那一年他正好38周岁，借着自己做寿，然后就搞了两万人，叫金田村起义，然后就揭竿而起。
这个时候只有两万人，当然当地的那些绿营的兵是打不过他的。当时广西大概有三万绿营兵，从隔壁省也借来几万人，那肯定迅速就被打灭了。然后就一路北上，等他到了武昌的时候，把武汉拿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多少人了？五十万人，这就是连续的滚雪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理带来的。
那从武汉打南京又用多少时间呢？一个月，就打下来了。所以那个势如破竹的势头，实在是太可怕了。而且到1853年的时候，居然他打下南京之后，已经有实力去北伐，北伐甚至一直打到了直隶，距离北京城已经不远了。不仅北伐，还西征，又从南京派兵往长江上游打，又把武汉拿下来。所以清王朝在这个时间，实在是应对乏术。
当然后来，清王朝觉得有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学到的天京事变，什么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打成一团。清政府一看，兔崽子们内讧，没准儿这是个机会，所以又重建什么江北大营、江南大营。
但是万没想到的是，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来的那些将领，什么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更厉害，打运动战的时候，经常有大捷，太平天国一点衰败的趋势都看不出来。当然它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死守天京，这是它的问题。但是从战场上的趋势来看，一点都没怂。
我们再来看一看反面，就是清政府这一边。你不是八旗兵厉害吗？这时候八旗兵不行了。据罗尔纲先生统计，这个时候八旗兵占到全国的总兵力，其实已经不足百分之十了。而且满族人这个八旗兵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了统治人口比他多得多的汉人，他采用了一种叫满城驻防的政策。
什么意思呢？不是满城驻防，是满族人住一个满族人做的城，比如说西安、武汉、杭州、南京这些地方，他们自己住一个城，自己人住在里面。
那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当一个士兵和自己妻儿老小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平时的斗志是没有那么昂扬的。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旦发生战争，你往往被一下子瓮中捉鳖，闷死在城里。
比如说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没死太多人，但问题是，全国有几个城市的满城损失特别大。比如说武昌起义，当时的革命军就一把把满城给打下来了，像什么包、布、铁、查，这叫满族的四大姓，基本上被屠灭。
所以后来的满族人在辛亥革命之后，都基本不敢用满姓，都改了汉姓，跟这个是有关的。
当时还有一个传说，武昌城内革命军怎么辨认一个满族人呢？让他去念“六十六”，那他们都会念成“nìu十nìu”，如果念成这样，基本就是满人，给杀掉。可见，掌握一门普通话有多重要。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得说，主要清政府的兵力还是绿营兵，可是问题是绿营兵战斗力太差了，基本上也就做个警察部队，管一管治安事件还可以，最多算一城管吧，它是没有战斗力的。
所以你看，在武昌打下来之后，当时的两江总督叫陆建瀛，陆建瀛就知道啊，打下武昌下面，紧接着就是两江的防区，所以赶紧把兵就往武昌那一带派，但是大败而归。
当陆建瀛回到南京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南京的满城的那个将军叫祥厚，祥厚觉得你丫太脓包了，怎么打不过太平军一帮农民泥腿子呢？还向朝廷写奏章弹劾他。但是朝廷的奏章还没有回来，这个陆建瀛就已经战死在南京了，然后紧接着祥厚也战死，所以这边的兵力实在是不行。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陆建瀛作为两江总督战死之后，这个职位不是空下来了吗？于是又顶上来一个人，叫何桂清。这个人不得了啊，当时朝野上下对他的政治前途非常看好，是个大红人，为什么？咸丰皇帝非常喜欢他，觉得他年纪轻轻就中了翰林，是当时朝中重要的一个清流。而且太平天国军兴之后，他写了大量的章奏，我有一套方略如何如何。咸丰皇帝说行啊，你行你上，you can you up，就把他派到了浙江当巡抚，有几仗打得还不错，于是这个时候就让他当了两江总督。
他当总督之后就怂了，就缩在常州一地，一旦听说江南大营被击破，马上就要一溜烟奔上海，去到租界里面躲着。当地的常州士绅就不干了，抱着他大腿不让走，不让走。他说什么不让走啊，派卫队开枪当时打死了十九个人，然后去了上海的租界。
为什么这个事件非常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你得熟悉清朝当时的体制。清朝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规矩，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地方丢了，你活着，对不起，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何桂清这个时候，他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还走，这至少说明什么？在当时清廷的主流官员当中，已经没有斗志了。
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曾国藩出山了。在上一期节目我们讲曾国藩的时候，说他出山之后怎么样重整了心态，心量大了许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等等。但是问题是，光有心量大有什么用啊？战场上那是一刀一枪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复出之后，他面对的处境是什么。一般来说，打仗至少要有三个东西，第一你得有权，第二你得有钱，第三你得有人，对吧？这都是资源，是战场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那在权这方面呢，曾国藩虽然要来要去，要到了一个两江总督，就是接替何桂清，但是他这个两江总督好可怜哪。
我们去看，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中兴的名臣，但是这些人呢，往往都是国家赋予大权的。比如说郭子仪，这是唐代的中兴名将，安史之乱就在他的手里平定的。但是他的官当多大呢？司徒、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什么意思？既是军队的最高总司令，司徒嘛，又是宰相。
而再回来看这个曾国藩，就好可怜。表面上是一个两江总督，节制好多省的军事，你们都得听他的。其实谁听他的呢？包括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
比如说他一直觉得我们湖南人应该帮湖南人吧，所以就举荐了左宗棠，去到浙江当巡抚。可是左宗棠去了之后，脸一抹立即就不认他了，要钱要饷门儿都没有，我搞我那一套。
还有更倒霉的，是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沈葆桢按说也是湘军系的，曾国藩对他大力提携。因为当时两江的辖区主要就是江苏、安徽和江西，而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在太平军那个战场区，所以很多税收是收不上来的。唯一还能收上来税的可能就剩下一个江西，所以他就把江西巡抚的位置安排给了这个沈葆桢。
沈葆桢根儿也硬啊，林则徐的女婿嘛，也是晚清的一个名臣。就是曾国藩亲手提携的这个沈葆桢，到了江西之后，脸一抹也是不认他，还截留各种各样的饷银，跟皇上讲，能不能不支持曾国藩啊？所以当时他几乎没有太大的权力。这是权。
那钱呢？钱也是非常的局限。你看，中兴名臣通常在钱上是不太操心的，比如说南宋的那个岳飞岳武穆，我们很熟，宋高宗有一条，甭管多难，皇帝勒紧裤腰带，一定要保证岳飞的军饷。为什么？如果要让你就地筹饷，那你不就是军阀吗？这个在以前节目里我们讲过。
但是曾国藩不行，为什么？清朝财富体制决定了。清朝有一项规矩，叫永不加赋，所以它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时候，国库里面还有八百万两，到了咸丰的时候，只剩二十万两。二十万两纹银，维持这么大的国家，再向前线拨军饷，那几乎已无可能。
那怎么办呢？再开源，那只能捐官，就是卖官鬻爵。可是天下的官，那些红顶子那总是有限的，所以到后期不得已，就让各地开放厘金。什么叫厘金呢？就是收商业税，简单说就是这样。你送一担货要过这个关，对不起，抽1%。
而一旦收厘金，实际上这笔税源都回到地方官员的手里了，所以曾国藩后来就靠各地收一点厘金来过日子，过得是非常的捉襟见肘。
再说到一个因素，就是人。你作为中兴名臣，你总得有自己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国藩在这方面原来的老班底已经凋零殆尽，他第二次出山的时候，什么塔齐布、罗泽南，包括他自己的亲弟弟曾国华，这时候已经战死了。原来对他支持力度最大的那个官员胡林翼，这个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几乎是举目无助。
再来看曾国藩这个人，他原来年轻的时候，是以理学自命的，在北京城当京官，跟倭仁这些，就是晚清著名的那个保守派天天混在一起，谈心性之道，搞经史子集，没有搞过什么兵书战策。现在突然让他到战场上带兵打仗，那他行不行呢？
反正那个晚清最会带兵打仗的左宗棠是有点看不上他的，虽然俩人关系很好。有一次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在《战天京》这本书里我看到的，就是说我跟曾国藩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人呢，策略太欠，没什么本事，终非戡乱之人。说他带领打这场仗，我是不看好的。
包括曾国藩自己也讲，叫我有灭贼之志，但是无用兵之才。你看，自己都认了。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王闿运，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湘军志》，就是把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些事写成一本书。等这本书出来之后，湘军的将领都不干了，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几乎你就会发现整个湘军没有打什么漂亮仗啊，既没有以少胜多的大捷，也没有什么机智的、勇敢的，能够名留史册的那种运动战，经典战例几乎找不到。你说哪个中兴名臣没有经典战例啊，以少胜多，什么淝水之战、官渡之战，你总得有打得出去的东西吧？有招牌吧？
可是你会发现，曾国藩灭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谈得上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战例，这也好奇怪。
所以当时有这么一套说法，也不是当时了，就是民国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叫萧一山，他就讲，说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成功，完全来自于学问。你看，这句话就大有文章，就是不来自于他的才情，不来自于他临场运用的那个智慧，来自于他的学问。那我们就接着推敲，那他有啥学问呢？
曾国藩一生打仗讲六个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我把军营这个军寨结得非常硬，打仗我摆出一些那叫痴傻呆乜的状态。那怎么能打得赢呢？
你看，曾国藩带兵打仗有一个规矩，说我的兵到任何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不许休息，不管这个时候是刮风、下雨，是寒是暑，就算天上下刀子，你也得赶紧给我马上挖沟，就是挖那个长壕。这长壕多深呢？大概是六尺，就是两米深，比一个人还要高。而且要铸墙，墙要高到八尺，而且墙外还要继续挖沟，一直把这个营盘护住不失。
他包围城池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动不动就挖几十里长的长壕。而且一道不够，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样，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所以你看这湘军简直就不像战斗部队，整个是一个工兵部队。
一般打仗，我们讲究的是运动战，不要争一城一池之失。湘军不这样，就争一城一池之失，就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往下打，行军速度还特别慢，为啥慢啊？他要挖沟，要铸墙。所以这种打法就显得特别笨，要不怎么叫结硬寨，打呆仗呢？
左宗棠有的时候就说，说曾国藩用兵叫每苦钝滞，就是经常苦于迟钝和不灵活，明明有战机他不抓，他就带那儿挖沟，在那儿铸墙。曾国藩也有道理，我笨哪，我承认，我不会用兵，但是我用这种方法，我没有什么错误。他用的是这个心法。
而且曾国藩特别讨厌一点，就是他手下的将领叫浪战。就是动不动就出去跟人打仗，不要打仗，就是挖沟，这招最好。
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真的是好基友，叫李元度，这个人跟他既是老乡，而且一开始就跟他出山的时候就陪着他。有一次曾国藩那个著名的不是跳水要自杀吗？就是李元度把他给救上来的，救上来之后，还给他当知心姐姐，平复他的各种心情，劝解他。
而且后来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的时候，李元度二话不说，又跟着他再次出山。两个人平时还以诗文相会，又是一个笔友；后来甚至这两个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李元度，有一次曾国藩派他去到徽州去守城。李元度去了之后，一看太平军，好像我也能打呀，马上就跟太平军接战。
要知道，李元度原来去之前，曾国藩就反复告诉他，不要打仗，不要打仗，你给我死死地把城给守住。李元度说打一仗也不怕什么，就打了，结果果然大败，然后就守住徽州城。
这个时候曾国藩就给他写信，说你给守六天，守六天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听，又出城跟那个前面我们讲的侍王李世贤又大战一场，又输了，把整个徽州给丢了。
曾国藩气得要死啊，一定要弹劾他，把他一撸到底。曾国藩周围所有的人都拦住，说不要，不要弹劾，这实在是太是自己人。包括后来我们讲的那个李鸿章，李鸿章为这件事情跟曾国藩翻脸。翻脸也不行，也得弹劾。
所以可见曾国藩的性格当中，对他的战略是有一套非常坚定的持守的。说我不会打仗，不会打仗，我就先确保自己不会输嘛，这在兵法上也是有讲究的，叫什么？叫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反正你打不赢我，你输不输，咱俩再找机会对决。
所以民间有一个传说，说曾国藩是一个蟒蛇精。这话怎么来的呢？他小时候就得了一种皮肤病，就经常挠，挠的那个皮屑撒一地，就是那种病。所以有人说这是蟒蛇精转世，你要蜕皮嘛。
但是我们觉得，蟒蛇精这个比喻用于曾国藩的身上，也真是不冤枉他。你看，他真的就像一条蟒蛇一样，我不跟你搞什么精彩的决斗的技法，那玩意儿我不会。我就像一条蟒蛇一样，因为我带领的是全国的资源，我就一点一点地把你给箍死。
所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一个外号，叫曾铁桶，就是围城，围得就像铁桶一般。所以你看，曾国藩像蟒蛇一样，真的就把太平天国给箍死了。
刚才我们说到，曾国藩在面对自己的敌人太平天国的时候，用的是六字心法，叫结硬寨，打呆仗。
但问题在于，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他面对的对手又何止是敌人呢？其实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个阵线里的那些队友，有猪一般的队友吧，有狼一般的队友吧，有随时准备给你捅刀子的吧，有随时准备防着你的吧，这些人其实都是成就大事过程当中的你的对手。
我们回到曾国藩的处境，其实他这一生也好艰难的。比如说慈禧太后，按说曾国藩在前线打仗，你应该支持他吧？没问题，支持。但问题是，当天京打下来之后，太平天国被灭掉之后，你曾国藩手握几十万湘军，而且全是你的子弟兵，只认曾大帅，不认朝廷，朝廷能放心吗？
所以原来咸丰皇帝是说，说谁打下太平天国，我封他一个王爵。但是后来就没兑现，为了防范曾国藩，只给他封了一个叫一等义勇侯，一个侯爵，连公爵都没有给他。
再比如说他身边那些同时作战的战友，什么左宗棠，前面提到的沈葆桢、李鸿章，包括他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荃，不听招呼的，甚至像左宗棠这样的人，还经常在他背后给捅个刀子。
再比如说他亲手迎聘的那些幕僚，按说应该同生共死吧，跟自己的主公。哪有那些事，往往是大难来时，树倒猢狲散。
其中《战天京》里边就讲到一个细节，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前面我们提到的王闿运，《湘军志》的作者。在祁门大营的时候，王闿运就在营中。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把祁门大营是四面包围，猛烈攻打。
后来李秀成就讲，就是太平天国的忠王就讲，说当时不知道曾国藩在那儿，要知道，肯定一鼓作气给你拿下了，曾国藩当时就得死在祁门，当时的情况非常之危急。
有一次，曾国藩就派人去看看，说王先生在干什么，王闿运在干什么。仆人回来说，老人家在读《汉书》，夜半时分，点灯熬油，继续用功。
曾国藩说你先别着急，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闿运这样的经学大家，像《汉书》这样的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这么紧急的时候，夜半时分，还在那儿读《汉书》呢？假装镇定，等着仆人收拾好行李好溜。
所以，一个大人物，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物，本质上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又如何呢？
比如说欧洲的拿破仑，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够亲了吧——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什么荷兰、西班牙、意大利，遍及欧洲，都是他的兄弟国王。
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吗？不帮他，袖手旁观，甚至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拿破仑当时讲的是欧洲大陆整个封锁，不要跟英国人做生意，这些人不听他的。
那怎么办呢？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身边所有人都是对手，都要对付，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其实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叫结硬寨，打呆仗。
在这过程当中，当然太多太多的故事，我只讲一个小例子，这已经不是战天京，当然这本书里也写到，就是处理天津教案。
曾国藩打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跟捻军作战之后，这个时候到1870年，在天津出了一桩特别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然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包括做一些慈善工作，收留一些儿童。当他收留儿童的时候，很多地痞流氓就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一些儿童，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但是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因为排外，当时民智未开。很多人就讲，这西洋人肯定在做药，拿儿童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当药引子。确实，教堂也确实看病，跟中国人这个观念，当时那个差距太大，也说不清楚。
最后，很多人就要冲到教堂来，说我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教堂得让我们检查。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一个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脾气特别不好，说白了，到中国来，由法国人派来，而且只在天津当一个领事，也不是什么精英阶层。
这个丰大业脾气特别暴，就去找天津的这个知县去算账，然后一言不合，他就掏枪把天津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他儿子，就给打伤了。这是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就不干，马上当场就把这个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给杀掉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
几个法国人，包括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当然还祸及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人也死了，甚至很多信教的中国人，因为大家觉得那是假洋鬼子，也给杀了，然后一把火把教堂给烧了，把法国领事馆的那个官址也给杀了，就出了这么大个事。
从道理上讲，我们现在不能回到民族情绪，我们只能说从国际交往的道理上讲，人家也没有怎么着你，现在你把人杀成这样，那总是中国人的不是吧？但是问题是舆论不这么看，舆论说，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你看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民气可用。
所以怎么处理这一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就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这叫疆臣领袖，封疆大臣的领袖。但是这一任疆臣领袖不好干，因为就是要处理天津教案。
一般来说，总会在两可之间觉得特别的为难。一边呢，是国内的舆论，谁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那肯定是名流千古，这留的可就是个臭名。
可是一方面呢，你如果天天偏着中国人，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要知道，那个时候距离火烧圆明园可没有几年，洋人是说开枪就开枪。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你偏偏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你对国家民族也是不负责任。所以这道难题就放在了曾国藩的身上。
那曾国藩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来看，其实处理得特别漂亮。很简单，三步。
第一步，谁杀人？谁杀人就是犯法，那抓起来就得杀。后来一调查，十八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人，抓起来砍了。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不是祸延其他国家吗？你们其他国家的什么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我这儿闹，你说你多少损失，该赔赔，后来陪了四十五万两银子。
你们都是围观群众吧？先散了，先散了，现在苦最深、仇最大的是法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第三步。
那你说，杀了外交官，这是有辱国体。有辱国体没关系，咱道歉。而且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呢？就是当时天津的叫通商大臣，这个人叫崇厚，这个人后来死在义和团时期，那是后话，咱们不提。
说既然你崇厚当时没处理好这件事，你就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法国的那个当政者，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就接见了这个崇厚，就讲了一句话，说既然你们处理得这样，我们也给你交个底牌，我们也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那个正常的礼节。
你看，这一套处理方法，表面上好像这也没什么，不就是丧权辱国吗？但问题是，每一件事你必须做在理上。这件事情很难，就是我不管那些外在的声音，甭管是洋人他的炮舰有多厉害，还是那些舆论有多不讲理，这些事我全当没看见，就这事，杀人偿命，欠债赔钱，不得理了，咱去给人赔礼。你看，这三件事就是做在这个事上。
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叫就事论事。你不要看这个事情很简单，其实我们一般人在人际关系当中处理不好，就是因为欠缺这个能力，叫就事论事的能力。
在这儿，如果你还不信，说就事论事有什么难呢？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故事也在《战天京》这本书里写到，就是肃顺。
要知道，在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的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就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訢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心里是好凄凉的，因为他知道，他一死留下的叫孤儿寡母，小皇帝同治很小，留下的俩太后，一个慈安，一个慈禧，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身后的政局，其实他安排得非常好。
他安排了八大顾命大臣，就是以载垣、端华、肃顺这帮人为首的八个人，当顾命大臣。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由你们处理，但是皇家要保留最后的否决权。所以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颗印给了两个太后，一个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说白了，就是当时朝廷的公文履行是这样的，就是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要让太后看，太后觉得没啥问题，我也不行使我的否决权，那我就在谕旨的头上，由慈安太后盖下御赏印，由慈禧太后盖下同道堂印，在谕旨的末尾。这样一头一尾，算是皇家同意了。
那这个办事体制按说是没问题，就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是这样想，他就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没死的时候，他就跟咸丰讲，说你把这俩寡妇给留在世上不好吧？对国家不利吧？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呀，行钩弋之事。
啥叫钩弋之事呢？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很小当皇帝，他妈这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外面的男人，这我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吗？所以就把这个小皇帝的妈，叫钩弋夫人，给杀了。
所以当时肃顺就给咸丰皇帝出这主意，你要不要把这慈禧给宰了算了。所以看来，他一开始就担心这个慈禧。
好了，等咸丰皇帝死了之后，他就越来越担心。正常办事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他们还在避暑山庄躲避英法联军，还没回来呢。当时有一个御史，叫董元醇，这个人就上了一封折子，这个人就是一个妄人。
董元醇讲，我们要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我们要让恭亲王加入这个执政的队伍。哪轮得到你说话？这是先帝安排下来的政治格局。所以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就把他当个屁，给他放了就算了嘛，不用搭理他。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说这事还行？有这样的妄人在前面捣鬼，那万一挑动了太后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严旨申斥。所以下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这个董元醇，然后就到太后那儿用印，你们得盖章。
太后说不好吧，我们还没有回銮到北京，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何必呢？这道折子就不发了，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叫留中不发，对吧？那不干，当时的那个顾命大臣之一，也是肃顺的小狗腿子，叫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
最后什么效果？把小皇帝给吓哭了，不仅哭了，而且尿了，最后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哭作一团。
但是就是太后还是比较坚持，说这不能发。那好，当时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叫什么，搁车，啥意思？罢工，八大顾命大臣不干了，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不干，你爱咋的咋的。
太后一看也没办法，那好吧，同意吧。但是问题是，这个仇可就作下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恭亲王奕訢到避暑山庄，那哥哥死了嘛，作为臣子、作为弟弟，总该来奔个丧吧。这八大顾命大臣就特别紧张，说你可不能见两宫太后，没准儿你们要商量什么事，所以就一直不让见。
后来据溥仪讲，溥仪就是那个宣统皇帝，他讲，当时这个恭亲王奕訢甚至是扮成了一个萨满，就是巫师，见了两宫太后一次，然后密谋说怎么把这八个人给干掉。
所以等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就派兵把他给抓了。到了北京城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的大臣，那通哭啊，我们母子孤儿寡母，受这帮奸臣的，奸贼的逼害，所以你说怎么办？大家说怎么办？大家说宰了他、宰了他，就把这帮人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你看，我们细分析这当中的过程，你会发现这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说白了，是一个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说我们旗人都是混蛋，旗人混蛋多，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
包括那个左宗棠，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他，这就是肃顺保的，可见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就是不会就事论事。他总在想，别人会对我现在怎么看，两宫太后要不要夺我的权呢？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呢？说白了，想多了。
你这一想多，那你的行为就会变形；你这儿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然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如果肃顺能够学我们的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什么事我不管那些周边因素，我就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许，不许就不许呗，你给他驳了就完了，你跟太后较什么劲呢？
奕訢跑来看他的哥哥，看他的嫂子，该见就见呗，你拦什么呢？所以说白了，整个这个祺祥政变、辛酉政变，就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可能发生的行为的时候，把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身家性命不保。
你看，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这些人际关系，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科夫写的那个著名的小说吧，《小公务员之死》，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不，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一个喷嚏或者唾沫星子溅到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在担心这个将军要对我怎么样的，所以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这是一种纠结。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纠结，就是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了一种过度的反应。你比如说《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么个故事，说越王有四个儿子，有奸臣就陷害，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
等到第四个儿子，奸臣再要陷害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说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能造反吗？但是他没想到啊，他的儿子不这么想啊。他的儿子说，靠，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个哥一个一个砍了，这个时候我命还能保得住吗？
他儿子说，算了吧，我真就造反吧，真就把这越王给杀了。所以越王临死的时候说，还是听那个奸臣的好，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给宰了算了。
你看，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老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一定是错误的。
今天我们是想通过《战天京》这本书，以及里面描述的故事，还有曾国藩这个人，来破解一个话题，叫两难中的纠结。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两难。举个例子讲，有朋友找你借钱，你又舍不得。可是不借呢，又怕得罪他，这不就纠结了吗？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分析你纠结的这个具事，你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
说白了，你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两个矛盾的结果，放在了今天，让它矛盾了。其实，只要你往前走，你会发现没有矛盾。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朋友在网上就问我，说罗胖，最近我网恋上了一个女孩，但是我父母坚决反对。我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吧，父母那儿就我不孝了；我要跟父母在一起，不搭理那个女孩吧，我断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所以我纠结，怎么办呢？
我说很简单呀，该爱这个女孩，你就去爱，该睡睡，该结婚结婚。该孝顺父母，你就孝顺父母，哪有父母当你对他一直好，他会记恨这件事情的呢？不存在。所以你都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调到了现在，让它产生矛盾。
所以，割断所有事情你对它未来结果的判断，就专注于当下，就是破纠结最好的法门。
就像我自己为人处事，其实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其实性格当中有点直，说不好听点，二杆子。二杆子，你以为一定是坏事吗？不见得。
比如说你遇事，你该发火就跟人发火，然后该跟别人好就跟别人好。别人搞长了之后就知道，你就这性格，谁也不会把你当一个坏人来看，反而会觉得你这个人具有很大的确定性，跟你交往不需要多么的玩心眼，这反而成一件好事。
那这套心法我是从哪儿来的呢？说白了，我是观察我原来的一个同学。我这个同学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工作，那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敏感几乎是零，所以我说他叫政商为零，就这么一个人。
他对很多人的阴谋诡计、各种各样的圈套完全无感，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你说他是装的吧？不是，他就是这方面不敏感，很迟钝。
但是呢，他专心自己的业务，在业务上非常棒。所以这样的人最后反而是那个环境里面，政治博弈的最后的赢家，现在官当得挺大。
从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为人处事切忌目光远大，一定要鼠目寸光，就看眼下这点事，把该办的事办好。剩下来所有的矛盾，其实都在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自然化解掉。
曾国藩用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套心法，他有一个字，这个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当中非常重要，就是诚恳的那个“诚”字。后来李鸿章在晚年回顾，说我的老师，就是指曾国藩，一生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诚”字，真的是受益无穷。
在天津教案期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就见过一面，这故事以前我们也讲过，在这儿我们简单再说一下。
曾国藩就问李鸿章，说你跟外国人打交道，你用什么方法？李鸿章说，我跟他打痞子腔，说白了，就是我跟他耍无赖。曾国藩说不好，你要跟他们用一个“诚”字，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嘛，人都讲道理。只要你用一个“诚”字，该怎样就怎样，他就不会欺负你；即使他欺负你，那也只是实力差距带来的一个正常结果，总比你耍无赖、使巧计，最后吃一个大大的暗亏要好得多，对谁我们都应该秉承一个“诚”字。
确实，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战天京》这本书里写得多，它经常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慈禧，慈禧有一次，这已经是太平天国后来的事了，当时的两江总督叫马新贻遇刺，这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叫刺马案。
当时慈禧其实特别怀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干的，所以就把他叫来，阴阳怪气地问，此事甚奇呀，你怎么看这个事啊？曾国藩回答得非常简单，我也觉得此事甚奇。好奇怪的。剩下一个字不多说，既不跟老佛爷说，真不是我干的呀；老佛爷说，小子，有心眼，知道我这啥意思，他完全没反应，就是此事甚奇，挺好，老佛爷拿他一点招都没有。
再比如说，他的弟弟曾国荃，有一次跟朝廷封他一个官，他嫌小，曾国荃就有点撂挑子那意思，跟朝廷打一个表章，说这样吧，你给我再降级吧。
曾国藩就跟他讲，说不要这样，现在朝廷当中，什么慈禧、恭亲王奕訢，都是明白人。你该怎么想就怎么想，你就跟他们说，千万别干这种事，说着一套，做着一套，心里想一套，表面上又一套，何必呢？跟明白人不干这事。
再比如说左宗棠，经常在背后给他捅刀子，曾国藩的处理非常简单，就是你不是指责我们吗？该解释这件事就解释这件事，过后我全当没发生。该帮你左宗棠，我还是要帮你。
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事一系列的准则，最后回到就是我前面有的那个好像是贬义词，叫鼠目寸光。对，我就处理眼下这一件事，处理好了，不考虑周边的第二层、第三层博弈关系，反而是乱局中、变局中最最聪明的方法。
就像佛学中有这么一则禅宗的公案，有一个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师傅，你年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师傅说，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饭。那你得道之后，开悟之后，你干什么呀？师傅说，我还是挑水、砍柴、做饭。
那小和尚说，那有啥区别呢？你活了一辈子也没啥进步啊？老和尚说，不对，有进步。我年轻的时候是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现在呢？我开悟了，得道了，我现在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
说白了，人的境界差距就是这么点儿。
举个例子讲，我们如果在地上画一道半米的线，画过去一个通道，你走过去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两旁边全是悬崖峭壁，中间就是一个半米的墙头，你能走过去吗？你就会肝儿颤。
你为啥肝儿颤呢？就是因为你想到未来，我要向左一步，我就会掉下去，我向右一步，我又会掉下去。你想多了嘛，其实如果你没想两边，半米的宽度足够你走很长的距离，你完全不会掉下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有的人做事那么顺呢？往往就是他专注于当下，没想太多。
今天讲的道理有点多呀，最后给大家讲两套我听来的话。
第一套，仍然来自于曾国藩。曾国藩讲，我处事有一套心法，叫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什么意思呢？就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当下做的事情，不让它杂乱；现在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绝不留恋它。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是来自于我师兄刘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那个刘春。当时他也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大机构当中工作，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呢？当时刘春师兄就跟我讲了十六个字的箴言，我一直记到了今天。
哪十六个字，你听好，叫：不问是非，埋头业务，屁股干净，尽力协调。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这样一点，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干什么样的工作，即使做不出曾国藩那样的事业，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是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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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这本书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它，现在再读一遍的时候，我就得出了刚才的那些感悟，我不知道这些故事你读完了，你会得出自己的什么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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