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4年12月12日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刘学
《旧邦新造》章永乐
《谁谋杀了宋教仁》张耀杰
《真假袁世凯辨别》端木赐香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我们接着跟大伙聊历史，只不过今天聊的这一段特别短，就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二次革命，满打满算不足两年。
那啥叫二次革命呢？在革命党人看来，辛亥革命就是一次革命，只不过那针对的是满清朝廷。二次革命针对的是袁世凯，只要我们革命党人还没有成功夺权，那对不起，就要一次再一次地革下去。
那二次革命过去在历史上实在是不受重视，很多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把二次革命跟后来的什么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给搞混。对，为啥？因为它太短了，而且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你看，从1913年的7月12号，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到9月12号正式失败，满打满算不过两个月。
而且在7月底的时候，已经败相已露，当时袁世凯的军队打下来徐州。那远在南京的什么孙中山、黄兴，一看大势已去，就跑掉了，虽然南京一直到9月份才陷落，但是双方的实力实在是太悬殊了。
当然了，现在的历史学界对二次革命的研究就越来越重视了，那为啥呢？是从民主宪政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大家想想，在一百多年前，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突然有了一个实验民主宪政的机会，而且开局还不错。但是为什么不到两年时间，不是说好了不打架不打架吗？有什么矛盾，咱们谈判桌上、选举坛上、议会厅里，去解决问题吗？怎么到了1913年的7月份，突然又把刀、把枪给亮出来了呢？好奇怪。
当然这就牵扯到一个历史责任的问题，过去传统的解释，这个责任当然在袁世凯那儿了，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你想当皇帝嘛，主观上想恢复帝制，客观上刺杀了宋教仁，所以革命党人不干了，酿出了二次革命这样的一个局面。
当然了，近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些材料，有的人也在指责革命党这一边，就是孙中山这一边。说当时如果在法制宪政框架下，你还是可以解决宋教仁被刺这一桩案件，你为什么一定要舞刀弄枪呢？让问题不得用民主的手段去解决呢？可见责任在孙中山。
但是不管怎么讲，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观察者，别说严肃吧，就是只要你不偷懒，你都不会简单接受一个结论，说某一件大事就一定怪哪个人，是因为他的举止不端，所以导致历史的长河突然拐了一个弯。这样得出一个结论，未免太便宜了，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就是太廉价了嘛。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是要搞清楚这两年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
这就要说到辛亥革命了，现在我们看辛亥革命，会觉得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革命。为啥呢？因为你革了半天，革出个袁世凯嘛，要当皇帝嘛。紧接着又是军阀混战，紧接着又是一乱几十年，20世纪上半叶尽在那儿折腾了，这怎么叫成功呢？
但是如果你站在1912年，就是中华民国刚刚建立那个刹那，你看辛亥革命，这是一次很成功的革命。因为任何民族国家要想从传统社会转进到现代社会，它都有一个过程，就是干掉王权，或者说限制住王权，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宪政框架，这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你比如说法国，那就搞得血流成河嘛，而且整个19世纪颠三倒四地在那儿折腾。英国人虽然号称光荣革命，这是1688年的事情，是不费一枪一弹，没有流一滴血，就把王权给限制住了，但是此前也有一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也是上了断头台的。
美国人也一样，你独立战争得流血吧？然后还要通过一次大规模地谈判，这以前我们讲过，美国宪法的制订过程，那叫大妥协，是通过艰难地努力，才让这个国家进入一个宪政结构。
那你再去看辛亥革命，你会发现它兼有前面我们讲的这三个国家的特征。首先大革命流血，有没有？有，革命党人也确实过了瘾了，什么武汉的武昌起义，像南京、西安这些地方，都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也死人。但问题是，没有搞到血流成河的那个地步，大体上还算是和平。
那第二呢？也有英国人光荣革命的那个特征啊。你看，清帝不就是在南方那个革命党人和北方的袁世凯的协同的配合下，最后自动地逊位了，没有流血。
那第三呢？像美国人的这种叫把十三个州打合在一起的一种宪政框架的大妥协，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当中也发生了呀。我们知道，最开始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在哪儿？是在南京，是以孙中山为头的那个临时政府。
但是时间非常短，前前后后也就两三个月，然后大家就开始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然后到了1912年的4月份，最后就宣布整个参议院迁到北京，这也是一次大妥协，避免了南北的分裂。
而且当时中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拥有了一个既掌握正统的法统，也掌握基本的国家的军事力量的这么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这在任何国家，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儿我们得说，辛亥革命有一个功绩，今天很少被提到，那就是维持了中国固有的版图的完整。
为什么这么讲？你去看近代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的崩溃，通常都是要付出四分五裂的代价，为什么？因为传统的王权，它是一种对个人，换句话说，是对王室效忠的一个体制，它并不是民族认同。
你比如说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皇帝他身上的身份很多，他既是奥地利皇帝，又是匈牙利国王，然后拼起来叫奥匈帝国，他又当那个皇帝。那匈牙利人实际上是不认同于奥地利人，但是我们可以效忠于同一个王室。
所以在德国这个国家的建成过程当中，就很有意思。当时德国的前身叫神圣罗马帝国，这当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了，四处都有各种小诸侯，谁也不听中央的。可是如果你要问当时的德国人，说谁将来最有可能统一德国，我估计当时所有人都会把票投给奥地利。
为啥呢？因为奥地利的王室叫哈布斯堡家族，他历来就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首先占了一个名分。
第二呢，人家文化特别发达，它首都叫维也纳，那么多好听的音乐都在那儿诞生的。所以当时的奥地利人看什么普鲁士人，那就是乡下人。
可为什么后来德国的统一大业，恰恰是由普鲁士，而不是奥地利人来承担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奥匈帝国的王权，它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你看，它既带着一个匈牙利，又带着一个奥地利。奥地利人讲德语，而匈牙利人讲匈牙利语。
如果奥地利要统一德国，那置匈牙利人于何地呢？匈牙利人说，得了，你们是一个国家，民族自决，我们就独立吧。所以当时奥地利人是死活也舍不得这个匈牙利，所以就不去起心动念要统一德国，最后让武力强盛的普鲁士人占了先。
你看这个逻辑，其实在辛亥革命，在中国，也存在。满清的皇帝，今天我们来看，就是中国皇帝，没错，可这只是他身份之一。他还有其他的身份，汉人的皇帝、满族人的族长、蒙古人的可汗、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等等等等。如果要维持中国当时的疆域，那很多边疆地区，对于这个国家的认同，就需要解决。
给大家举个例子，辛亥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清廷驻库伦的，就是现在的外蒙古，库伦就是乌兰巴托。当时的办事大臣，很多蒙古的王公就来问，要不要我们勤王啊？汉人造反，我们要不要来帮你们呀？
后来看辛亥革命搞成了，很多蒙古王公就开始商量，当时分成两派。一派就说，赶紧向俄国人投靠，你看，这汉人起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受欺负了。因为原来在清朝的时候，蒙古人的地位是很高的，现在他要投靠俄国人。
还有部分人说不行，我们要继续效忠于，效忠于谁啊？效忠于满清的皇帝。谁也不是说我要效忠于这个新出来的中华民国，这是刚开始第一个瞬间的反应。
西藏的噶厦政府，当时它的世俗政府，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驱汉运动，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你辛亥革命是一场汉族人的革命。不光是周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领袖这么想，汉人自己也这么想。
你看，武昌首义刚刚开始打出来的那个旗叫什么？叫十八星旗，说全名叫铁血十八星旗，那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黑的轮子，周边的红的底，这叫什么？铁血精神。
那这个轮子上的九个支，它代表什么呢？代表九州，你看九州就是典型的汉人的概念。当然这里面还有九个点，加上外面这九个点，一共是十八省。
那十八省是什么意思？当时就叫汉地十八省，所以后来的什么东三省，什么热河、宁夏，更别提什么新疆、蒙古、西藏、青海这些地方，都不在其内。当时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场汉族人的革命。
包括孙中山，他在革命期间，一直讲的是什么？叫兴汉灭满，驱除鞑虏，这是一件汉族人的事情。那你站在边疆这些少数民族的领袖来看，那你汉族人革命，我为什么要跟着你起哄？你们不就是马上要来欺负我们吗？我们要么就去独立，要么就去继续效忠满清朝廷。
包括满清朝廷，也就是满族人内部也有这么一个思想。举个例子讲，当时的肃亲王善耆，这是晚清一个非常著名的开明的王爷，他自己呢，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她爹。
这个人虽然很开明，但是一旦遇到民族问题，那也是一根筋的。当时他就主张，说我们要成立宗社党，你们汉人不是要革命吗？我们搞不过你，不玩了，我们回祖宗龙兴之地总可以吧？满洲总是我们满族人的吧？当时东三省不就叫满洲吗？
所以当时他就集后半生所有的力量，变卖所有的家财，就想复兴满蒙，包括挟持当时的蒙古人，一起再在中国的北方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所以你看，这个思潮，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包括汉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一直觉得，我们建国就是长城以内就好了，这就是我们汉人的故地。所以你要看到这个背景，你就会知道，清帝逊位诏书里面有一句话，那简直是太重要了。这句话叫“仍和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所以你看，清代皇帝逊位，是把他所有的统治权，就是不仅是让你民族自决搞共和，而是把他统治的所有疆土都交给了中华民国，所以这不是一次民族革命，而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民主宪政革命。在这当中，你不能不说，是有满族皇帝的功劳的。
当然在这儿我们不是替他们评功摆好，我们只是想说，辛亥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当时真的是一派形势大好，这个大好看跟谁比，至少比其他的那些老大的王权帝国的最终下场，要好得多。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大家可想而知，如果当时中国四分五裂，那这些边疆的这些小国家，它能投靠谁呀？肯定是投靠周边的什么英国，比如说西藏；比如说俄国，比如说蒙古；还有像满洲，它一定就是投靠日本嘛。那中国到后来的民族复兴大业，那要多加上多少艰难哪？所以当时的形势是非常好的。
好了，我们接着说这个倒霉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第一届总理的人选也是非常棒的，这个人叫唐绍仪。唐绍仪呢，主要他是双方都接受，因为他是当时清廷在晚期的时候派到美国的留学生，有着国外的背景，所以西方人又接受。
而袁世凯原来跟他在朝鲜共过事，他觉得这是我的老部下，能不听我的吗？而且在当时的清廷和南方革命政府谈判的时候，北方的这个代表就是唐绍仪。而且唐绍仪从年轻的时候，就倾向于共和观点，所以南方的革命党人也非常接受他。
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上，唐绍仪来谈判的时候，当时当场宣布，加入同盟会，就是我跟你们是一伙的。所以你看，双方，加上外国人，这三方都认同的一个总理人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
可是问题是，唐绍仪当这个总理，就当了仨月。你说为啥呢？就是因为跟袁世凯搞不来嘛。为啥搞不来呢？你看那个细节，就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
这个唐绍仪当完总理之后，就觉得既然我是总理，你任何总统下发的政令，都必须我附属，就是我得在上面签字它才能生效。所以他该附属就附属，该驳回就驳回，经常为一些小事跟袁世凯争得是面红耳赤。
所以你看袁世凯这时候就受不了，为啥？他觉得你是我的人嘛，你是我的老部下，在中国的官场，老部下这个事还得了？不说一日为师，一日为师长，终生为父，那至少一份面子你要给嘛。我又任命你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你怎么能这么不给我面子呢？
所以当时很多袁世凯的侍从武官经常就说，你看你看你看，那个唐总理又来了，又要欺负我们袁大总统，一来就吵架，一来就吵架。
你看，大家当时上上下下的观点就是，总理他不是拥有了一个宪法赋予的职权，他可以制衡总统。而是你看，你作为一个总统的旧部，又来欺负我们总统。
袁世凯这个人当然他是非常八面玲珑的一个人，他经常就当着唐绍仪说一些非常难过的话，比如说什么少川哪，唐绍仪字叫少川，少川哪，我这岁数也大了，这个总统之位将来总有一天是你的嘛，要不你来干算了。就有时候吵急了，就说这样的话，但是他是非常之难受。
那为什么唐绍仪后来跟袁世凯彻底掰了呢？这就牵扯到一个事件，叫王芝祥督直。啥意思呢？这个王芝祥是当时南京守军的第三军的军长，那革命党人当时主力的大本营在南京，肯定觉得这是我的人。当时就想把这个人弄到北京一带，就是到直隶去当都督，来制约袁世凯。你看，这又是你的人还是我的人这个分界线。
当时唐绍仪就跟袁世凯商量，说这个人事安排可不可以？袁世凯说行吧，他不表面提出反对，当然是不是他暗中去弄，咱们不知道。总而言之，等这个王芝祥到了直隶去上任这个都督的时候，直隶一带的很多北洋军阀的势力反对，而且通电反对，表示我们不接受这个人。
那袁世凯表面上就干得不错了，他一方面告诉大家，你们这帮军人怎么能干政呢？你们哪有反对的份呢？还有，你们作为地方势力，对于中央的人事任命，哪有你们说迎就迎，说拒就拒的呢？那是不是你们通电这个电报是有人暗害你们呀？这个电报是假的呀？他表面做这些文章。
而他事实上干了一件什么事呢？等王芝祥到了北京之后，袁世凯就跟他说，说过来过来过来，要不给你一个更肥的缺好不好？你去到南京，去当南京宣慰使。按说实权也没有啥，但是袁世凯有钱，他是中央政府老大，他给了他一笔叫你无法拒绝的款项，很高。王芝祥一看挺好，就准备带着这个钱又回南京去上任。
那这个时候就把困难交给了袁世凯和唐绍仪两个人，袁世凯给他的这份南京宣慰使的这个任命书上，唐绍仪不肯签字。而唐绍仪给他的在直隶都督的这份任命书上，袁世凯不肯签字。最后双方就因为这件事情闹掰了，那唐绍仪是愤而辞职，不干了。
到了6月份的时候，唐绍仪辞职成功，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内阁就算是倒掉了。那怎么办呢？国家不可一日无总理，于是从第一届内阁当中找第一大部，外交部的总长陆徵祥，出任第二届内阁总理，这各方面也都接受这个人选。
陆徵祥这个人我们以前节目提到过，就是讲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的那一集提到过他。他一直是一个外交官，是清廷派驻国外的那种外交官，这个人一直倾向于共和。你看，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就联络清廷驻各国的外交官，联名呼吁拥抱共和，所以是一个南方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人选。
但是陆徵祥这个人有个问题，他在国外待长了，待成一只香蕉，黄皮白心，外表和中国人一样，而很多行为做派跟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比如说他不嫖娼，不进妓院，不喝花酒，跟很多官僚亲戚、故旧不勾勾搭搭。你说这个人洁身自好也可以，但问题是大家觉得跟你这个人没法交流。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当时的同盟会有一个想法，说能不能搞责任内阁制呢？既然同盟会是第一大党，大我们是不是完全就垄断这个阁员呢？你各部的总长都应该由我们同盟会会员来担任。
袁世凯就说不要这样搞吧，我们现在不论什么党派，我们就看是不是个人才，好不好呢？所以陆徵祥提出来的内阁的人选名单，参议院，当时是临时参议院，就怎么都不给他通过。
当时同盟会玩得绝，两条。第一条，说我们的人反正不去当你的总长，当时跟所有同盟会会员都讲，你们谁去当陆徵祥内阁的总长，对不起，马上把你开除出党。第二条，你陆徵祥提出来的所有的内阁人选，我们这儿不通过。
所以你看，这就出现了叫立法权欺压行政权。这个时候，连后来反对袁世凯的很多学者都在讲，说这个，就是立法会，临时的这个参议院有点像一个小孩，拿着一把刀，胡砍一气，也不管有效没效，也不管有害没害。但反正，总而言之，只要是跟你袁世凯为难的事我们就干，你陆徵祥组阁，我就让你组不成。
当然后来双方谈来谈去，陆徵祥第二次提出内阁人员名单的时候，六个人，同意了五个，还有一个没同意。但是在此期间，又对陆徵祥本人提出弹劾。
陆徵祥一看，你看，我本来跟你们就谈不来，我对国内的政治局面又不是很了解，我是一个外交专家。算了，我住院去了，所以陆徵祥就称病不出，第二届中华民国的内阁连产生都没产生，就这么胎死腹中。
那第三任总理是谁呢？这个人叫赵秉钧，他应该算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后来什么宋教仁案，这个人是功绩非常大的一个人，他是中国近现代的警察制度的一个创始人，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官僚。当然，因为他一直跟着袁世凯干，算是袁世凯的私人。
那第三任的赵秉钧当这个总理，就变得特别顺利，这好奇怪，为啥？因为当时袁世凯没办法了。袁世凯就说，你看啊，弄出一个唐绍仪跟我不对付，我弄出一个陆徵祥，你们又不干。那我跟同盟会就商量吧，要不你们派一个人来干。
所以袁世凯就到处磕头作揖，先找黄兴。黄兴说我不干，我要去管实业。当然孙中山是肯定不会干这个总理，孙中山怎么会当一个国家的管家婆呢？他本来也不是一个行政专才。孙中山这时候一头兴正在搞什么铁路建设，这是他跟袁世凯之间达成的一个协议。
黄兴不干，然后袁世凯又去找宋教仁，因为这是众望所归的一个行政专才。可是宋教仁说，马上就要大选了，我要当那个正式的总理，这个临时看摊的事我不干，我现在没精力。所以就没办法。
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说得了，反正是过渡期间，就用你袁世凯自家人吧，你不是喜欢那个赵秉钧吗？你就让他干总理。所以第三任内阁总理就落到了赵秉钧身上。而赵秉钧上上下下都知道，他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人物。
不管怎么讲，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三任总理人选，我们能看出什么东西？就是虽然这个国家走到了民主宪政的一个大框架里面，但是民主宪政它不是写在纸上的那几行字，它是一个共识结构。而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其实没有这个共识。
我又要说到那句我们在节目里反复提到的话，《古代法》那本书的作者梅因教授讲，什么叫做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可是你看，当时的人完成了这个转化吗？大家仍然生活在身份社会里，而没有活在契约社会里。你看，唐绍仪跟袁世凯为什么闹掰啊？袁世凯觉得我是你上级，我提拔了你，你就应该跟我之间有一份默契，咱们之间不是靠契约，而是靠这种身份在历史上的认同感，我们是老上级和老下级的关系，形成的一个结构。
包括王芝祥督直这个事件，也是我的人还是你的人这种关系，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上下结构仍然是一种身份关系。
我们再来看第二届内阁，就是所谓的陆徵祥内阁。你看，人和人的横向关系，它变成了什么？叫团伙关系。就是只要不是我这伙的，我把你治到死为止，这个时候也没有过渡到所谓的契约关系。
所以，当一伙人要搞民主宪政，而满脑子都是传统社会的想法，那所谓的宪政它可不就变成了一张纸吗？
刚才我们讲到，中华民国头两届内阁都是短命内阁，迅速就倒掉了。革命党喜欢的人袁世凯搞不定，袁世凯认同的人，那革命党又要跟他作对，所以这个时候的政局很混乱。
但是我们得讲，这种混乱并不要紧，因为它是特定时期产生的特定矛盾，如果第一届大选之后，这个矛盾就解决了。你想想看，这个时候的矛盾的特质是啥呢？是立法权和行政权抓在两拨人中间，那当然你死我活地打了。
你是一旦大选之后，产生多数派的政党，而这个政党的党魁，他能够出任总理，那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不就打通了吗？举个例子讲，现在的英国首相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大选当中，多数党的党魁去出任首相。那自己人的国会和自己人的首相，他们之间有事就好商量，至少不会有意地为难他。
所以当赵秉钧建立第三届内阁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不在这个总理职位上了，而在这一届大选上了。
而历史给所有民族一次机会的时候，通常都会给你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对中华民国来说，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这个人是个湖南人，他字钝初，非常有才华了，要不怎么会成为大家众望所归的这个潮流当中的一个人呢？他的才华到什么程度？给大家举个例子讲。当时孙中山不是刚当了临时大总统吗？然后要卸任，把这个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
当时大家就觉得，一定要造一根绳，把袁世凯给捆住，所以当时就造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就是一个临时的宪法。但是事出仓忙，大家谁来写呢？宋教仁来写。他花了多长时间写呢？一个晚上就写完了。所以他在宪政方面的学问，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号称中国宪政之父。
而且这个人他最好的一个特点，是跟各方都有不错的关系。比如说他跟孙中山，跟革命党之间，那渊源深了去了，他自己就是老革命家嘛，对吧？当年他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时候，他才24岁，孙中山已经40多岁了。
当时他办着一张报纸，叫《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来非常受到同盟会各位大佬的喜欢，甚至把这张报纸就定成了同盟会的机关报，也就是后来《民报》的前身，所以这个人的才华是得到所有人的公认的。
而宋教仁跟袁世凯之间呢，又有交情。这个交情说来就早了，那还是前清的时候，当时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有一个外交的矛盾，就是所谓的尖岛问题。尖岛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延边自治州下属的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可不小。
当时清朝胡里八涂的，说东北那是我祖宗龙兴之地，汉人不准进。但是他自己又没什么人，所以很多地方就疏于地方管理。而日本人在吞并了朝鲜之后，就一点一点往这边拱，就渐渐地把这个原来属于中国的地方，搞到他们那边去了。
这按说，这就叫巧取豪夺。但是清政府这边呢，又没有相关的考证、法律人才来考证，说这个地方就属于中国。那这个活谁干的呢？宋教仁干的，而且就在日本东京干的。
把这个活干完之后，形成一篇长的报告，就论证尖岛这个地方就应该属于中国。但是问题来了，你是革命党，你是要跟清朝作对的，那你帮不帮他？这时候就出现问题。
宋教仁的一些日本朋友就跟他说，说你不要帮清朝了，对吧？你又住在日本，你又是革命党。这样，你把这份报告卖给日本政府得了，日本政府花一笔大价钱给你，来资助你们的革命经费，这样多好呢？
但是你看，这个革命家在这个时候他清楚的，民族大义，民族领土问题，这个上面不能丝毫地含糊。所以他把这份报告就寄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直隶总督，也是主管外交的。
所以袁世凯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感动，然后就寄了两千日元，当时的日元不是今天的日元，两千日元给了这个宋教仁。宋教仁当然也不要这个钱，推三阻四，最后使者干脆就把这个钱扔下，就跑掉了。宋教仁就拿这笔钱来资助了一批在日本生活非常艰难的华人，一时也是声名鹊起。但是从此，宋教仁和袁世凯这两个人就有了这么一份交情。
宋教仁这个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组织才能非常好。要知道，这个时候在北京政坛上，同盟会的声誉其实没有那么好，为啥呢？因为当时有两大政党。
第一个叫共和党，这是由很多晚清的官僚，尤其参加过晚清宪政改革的那些老官僚组成的，他们觉得我们有行政经验，我们根正苗红，原来就是大人先生啊。可是你们同盟会是造反的，是革命党，很多会党分子，甚至是青红帮的分子混在其间，那怎么能够看得起你们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出宋教仁的作用了，宋教仁当时致力于一项事业，叫毁党造党，要把原来的同盟会改组，然后结合很多其他的政党力量，形成新的政党。当时宋教仁在北京的住宅叫三贝子花园，就是今天北京的动物园，西直门外那片地方。他就在那片住宅里，接近很多当时的政党人士，说服他们共同织造一个新的政党，在同盟会的基础上改造成国民党。
只不过这个国民党和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那个国民党可是完全两回事，只不过共用一个名称。而这个建立在同盟会基础上新的国民党的灵魂人物是谁啊？就是宋教仁嘛。
宋教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具有行政能力。这是很多革命家都缺的东西，喊口号都会，搞革命都会，一旦办事，傻了。所以在第一届内阁当中，就是唐绍仪内阁当中，这个宋教仁就出任了农林总长，就是管农业和林业。
虽然这是一个不重要的职位，但是他在这一届内阁当中混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唐绍仪经常遇到为难的事，都去找他商量。所以甚至当时有人说法，说正好一个姓唐，一个姓宋，这干脆就叫唐宋内阁。所以当时他在行政经验上，也积累了不错的经验。
那这所有的铺垫，我们都为了说明一点，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宋教仁带着他新建立的国民党去参加大选，一旦胜出，成为多数党的话，那么他就是当之无愧的新一届国会的总理。而如果他当总理的话，应该是各方众望所归呀。那那个时候，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那个冲突和矛盾，就会自然解决了。
事实上历史也就是这么发展的，1912年，大家都去忙选举。到1913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是胜局已定，所以很多人心里都清楚，下一任中华民国的总理就该是宋教仁当了。所以北京的袁世凯给他打来一封电报，说你赶紧到北京来，咱俩共商国是。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当时是1913年3月20号的晚上，宋教仁马上就要踏上从上海发往北京的火车，就在站台上，当晚的10点45分，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对宋教仁连打数枪，宋教仁身中数弹，两天之后死了。
这就是民初历史上著名的宋教仁被刺案，也是当时历史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谜案。为啥说是谜案呢？当时国民党就指责这是袁世凯干的，现在我们很多教科书上写的，也是袁世凯干的，因为当时确实有一根证据链条直通袁世凯。
你看，凶手叫武士英，这个人是地痞流氓，不值一提。谁指使的他呢？是一个叫应桂馨的人，所有的谜案都指向这个人。这个人当时可是有官职的，是江苏省的巡查总长。那谁指使的他呢？当时有一根证据链就发现了，是北京内务部的一个秘书，叫洪述祖，经常跟他电报往还，这个电报里也隐隐绰绰地提到了宋教仁，好像还有指挥他杀宋教仁的那些隐晦的字句在。
但是你想，洪述祖是哪个部的？内务部的，内务部的部长是谁呀？就是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而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人，那你说是谁干的吧？所以当时的国民党通过这一条证据线索，就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袁世凯。
当然，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看着玩，这本书就叫《谁谋杀了宋教仁》。这本书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或者说推测，没准儿这个事就是革命党自个儿干的，也有可能。
当然，这个方面的文章很多，这是现在历史学界研究当中非常有趣味的一个话题，到底谁杀了宋教仁。你看，反面的观点是这样的，说第一，袁世凯根本没有必要干，因为他是当权者，当权者来制止一个反对派，他有很多手段，而宋教仁当时对他的威胁根本没有到要把他杀了的那个地步。
你比如说，当时历史上反对袁世凯的政敌多了去了，那个著名的章疯子章太炎，又是个大学问家，号召力又强，他就天天反对袁世凯。可袁世凯怎么对付他的呢？顶多把他软禁起来嘛。
而且当时袁世凯还下了手令，跟他的仆人讲，说章太炎章疯子他不是要砸东西吗？让他砸，砸完了接着给他买。但是仅仅是不让他出门，不让他见客，也没说要杀他呀。这是第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呢，往往杀人的人是革命党这一边，因为革命党原来他们搞暗杀这一套搞惯了，从来都是如此。很多革命党表面上说这个人不是我杀的，后来历史一翻底牌看，就是他们干的。
比如说当时江苏的都督叫陈其美，这个人在国民党内也是个大佬，仅排在孙中山、黄兴之后。这个人就曾经指使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陶成章是光复会的领袖，这个人也是他们党内斗争搞不明白。
当时陈其美也不承认，说不是我们杀的。后来一翻底牌看，就是他们干的。所以这个事是不是革命党干的呢？也没准儿。
还有一些理由，比如说袁世凯当时最头疼的事，就是跟这个国会搞不好关系。而在国会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当中，他跟这个宋教仁毕竟还说得上话。如果宋教仁死了，那他必然还要面对另外一个国民党产生的总理，那不更麻烦吗？
甚至有史料就直接这么说，说袁世凯听说宋教仁的死讯之后，大惊失色，还说了一句，说宋教仁还算是国民党当中的明白人，他这一死，以后这就更麻烦了呀。你看，这个心态其实也很正常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比如说，此案中那个嫌疑最大的凶手应桂馨，他固然有一根证据链条可以直通到北京。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什么人啊？他的身份极其复杂，他是一个老会党分子，而且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革命人。
他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卫队的队长，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是总统府的庶务科科长，就是管总务后勤一大摊子事，他肯定是很亲近的人。他跟老革命党人陈其美之间，又是亲密战友，所以说，你能说革命党这边逃得了干系吗？
而且，当武士英和这个应桂馨被抓之后关在哪儿呢？就关在陈其美主导的军队的营房里面。可是就没两天之后，这个武士英就被人给毒死了。如果说是陈其美下令的，这个就比较好理解，杀人灭口。如果说是袁世凯干的，这得派出什么样的大内高手，才能混得到陈其美，袁世凯的死对头的军队的营房里下这样的毒手呢？这好像有点匪夷所思。
而且后来这个应桂馨居然就跑掉了，怎么跑掉的呢？如果不是陈其美网开一面，从戒备森严的军营里，又是怎么跑得掉的呢？那为什么陈其美要毒死武士英，放走应桂馨呢？这个答案你要自己去琢磨。
但是不管怎么讲，今天我们不是想再给大家颠覆什么宋教仁案，那是历史学家该干的事情，关键是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既然出了这样的命案，不管死的是谁，那就用法律手段去解决，至少人家袁世凯当时做得还挺好，对吧？表面上彻查，然后形成特种的法庭，我们来审，这有案子，有冤说冤，有苦诉苦。
当时革命党这边的黄兴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孙中山不干。孙中山说呀，说既然国家元首都可以行刺，那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法制了，已经没有民主了，已经没有宪政了，现在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拔枪而起了。这就是二次革命的来源。
好可惜啊，因为宋教仁案，民初的大好局面就此破产。
刚才我们讲到1913年3月20号宋教仁遇刺，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二次革命的7月12号，中间还有三个多月。南方当然是主要打嘴仗了，袁世凯和国民党互相指责，你们杀的，你们杀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在准备武装起义，这个按下不表。
而在北方的北京，也上演了一出大戏。前面我们讲到，在大选中，国民党获胜，几乎一半的国会的席位，都被国民党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国会第一大党。那就要利用这第一大党的地位，和袁世凯做斗争嘛，怎么恶心你怎么来，反正我们已经撕破脸了。
那当时能够捣乱到什么程度呢？国民党有一个党员，也是当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叫王正廷。当时参议院在天坛的祈年殿开会，他就能做到派人去剪电线、拆灯泡，就是让你这个会开不成。
所以当时北京政坛上另外一个大佬，叫梁启超，这是著名文人，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国民党在南方是倡判；而在北方呢，又捣乱，这个国家可怎么办？
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叫善后大借款。什么叫善后大借款呢？因为民国建立的时候，那真叫是民穷财尽，中央政府的财政非常之困难，因为很多地方不给中央交税。在1913年的时候，全年中央从地方能够拿到的税收不过两百多万两银子，这远远不够，当时支出是多么的浩繁。
那中央靠什么呢？主要就是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的关税，这一年大概有4400万两收入。可是当时一年的支出，那真的是非常浩繁，仅仅是还外债，就要一年还五千万两银子。你看，所有的收入还外债都不够，而这个时候民国刚刚创建，有很多事要办。
首先中央政府得花钱吧；其次，南方那么多革命军队，那总得解散吧？一解散，就牵扯到遣散费。而且辛丑条约那个时候，我们欠八国联军的钱，不能因为你中央政府更迭了，你这个外债就不还哪，每年还本付息，又是一大笔钱。
人家清帝退位了，咱们可是签好协议的，我退位之后，你要给我优待条件，一年又是几百万两收入。所以这样的一大笔支出，如果不借外债，是根本对付不了的。所以梁启超当时讲了一句话，说甭管谁来干这个总统，他都得借外债，你革命党来了，也得借外债。
那怎么借呢？当然是找当时发达国家的银行团借了。袁世凯自打当总统之后，就一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借这笔钱，过程当中也损失了很多国家的主权。但是不管怎么讲，1913年的4月份，就在宋教仁被刺杀之后，这笔钱借下来了，2500万英镑。
但是国民党说，你借下来了，我凭什么要让你借啊？一定要跟你作对，所以就找了大量的借口，什么手续不全，你袁世凯借这笔钱是要打内战等等。这当然有点冤枉人家袁世凯，首先这笔钱是早就开始借，不是咱俩闹翻之后，我为了打内战才开始借，对吧？
第二，这种钱，人家国际上的银行团看得可死了，一定是专款专用。什么还外债多少钱，整理中央的盐务多少钱，给中央行政机构提供行政经费多少钱，遣散军队多少钱，那都签在合同里的，袁世凯不可能掏一大笔钱出来打内战。
但是国民党不管那一套，谁让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快撕破脸了呢？只要对你袁世凯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一定得反对，你想干的事，我就一定得让你干不成。至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是非，那个东西都是题外话了，这个时候咱俩其实已经是江湖上的两个帮派了，对吧？
所以从这个时候撕破脸，一直到7月12号二次革命爆发，辛亥革命造就的那个民国初年的大好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然你可能会问，那是为啥呢？为什么这么好的局面，一定要闹到这般田地呢？这事怪谁呢？当然历史上各种说法都有，有人怪袁世凯，也有人说孙中山的不是。但是我们得说，如果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要回到当时民主宪政的基本格局里去看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眼1912年到1913年的民主选举，当时全国的人口四个亿，四万万同胞嘛。而有选举权的人多少呢？只有四千万；参加投票的人多少呢？只有四百万。说白了，全国只有1%的人参加了这次选举。
而且即使是这样，很多地方完全搞不清楚选举是怎么回事。举个例子讲，当时甘肃有一个县，那个县长一看中央下文件，要找选举人。哎呀，当时就犯了愁了，给中央回信，说本县文风不盛，你们要找个秀才呢，我还能办得到；你们要选出个举人，哎呀，本县实在是没有啊。你看，一个县长的知识水准，也就是这样了。
当时全国大量的贿选，那是普遍存在。在民间，什么两毛钱、两毛五分钱，当然行情还有变化，买一张选票，这种情况遍地都是。
我们看到的一则材料，就像我们安徽，有一个国民党党员想当议员，那怎么办呢？给自己的族兄，还不是亲兄弟，写一封信；然后族兄再拐弯抹角给当地的行政官员给说说情。最后这个人就印了一百张照片，加两百张名片，四处贴一贴，根本就没搞什么选举活动，当选了，议员。所以这样的选举，它根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
让我们再回到民主这个词。表面上民主是怎么回事呢？不就是宪政有一个纲领，写在纸上的，然后再搞一些选举活动，一人一票，这就叫民主了吗？那你把民主也看得太简单了。
所谓的现代的宪政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授权结构，这和原来传统社会帝制时代的那个权力结构正好反的。帝制时代的权力结构是什么？是自上而下的授权，皇帝是天子，是天或者神给他们授权，然后逐级地自上而下，在各层官吏当中授权，然后管理老百姓。
而民主社会呢？首先是地方自治，老百姓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自下而上的授权，最后选出一个中央政府，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
所以很多人在谈到民主的时候，要么就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恨不得明天就一人一票，搞个选举干一干。要么就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为啥？民智未开，老百姓素质太差。
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有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民主跟个人的素质没有太大关系，民主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只有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具备了，民主才可能发育得出来。
举个例子讲，一帮教授，这水准够高吧？知识水准没有问题吧？可是如果这帮教授要上什么课，还老等着校长下命令；教授之间发生矛盾，老等着组织上来解决；教授住的小区，连争抢停车位的问题他都解决不了。说白了，没有基本的自治能力，就算他们的知识水准很高，那又如何？民主他们还是搞不定。
所以民主既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是一个在时间上急不得，在培养公民自治的进程上又等不得的好东西。
让我们再回到1913年的那个场景吧，二次革命爆发之后，紧接着双方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社会结构还是一个自上而下授权的社会结构，那我们就不慌忙搞什么民主了，我们先要自上而下地巩固那个中央政权才好啊。所以花分两朵，各表一支。
二次革命之后，你看袁世凯在干什么？当然，就一骑绝尘地，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他的称帝道路。因为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力，更巩固的中央权威，那当然搞一顶皇冠戴一戴，那是最好的自上而下的授权结构嘛。
而另外一方面，孙中山，刚才我们讲到，二次革命是1913年的9月12号失败的。9月27号，孙中山在东京，就已经开始准备筹组他的中华革命党了。
孙中山这个时候觉得，既然革命失败了，为啥？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没有强有力的中心。那现在我就要搞一个，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所有人向我效忠的这么一个党，这就叫中华革命党。
所以当时他很多的老同事都理解不了，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们是为了民主宪政而来，结果你造的这个党，是你的个人独裁，居然让我们入党，还要写血书，还要按手印，所以很多老同志都接受不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孙中山仍然凭着他坚强的意志，在翻过年去，1914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且成为这个党唯一的领袖，说一不二的领袖。
到这个场景为止，从辛亥革命开始的那一场民主宪政的实验，就正式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