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5年1月29日
刘学
《春秋大义》熊逸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您现在看到的是罗辑思维第二季节目的最后一期，随后我们将休息三周，到了2015年的大年初八，我们再重打鼓、另开张，开始第三季节目。
在过去的一年里，很多人都在说，罗胖天天利用自己的节目鼓吹互联网思维，这真是天晓得。我们确实坚信互联网技术对于人类，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重大影响。但是第二季节目的主题不是这个呀，你去翻翻目录，其中提到互联网相关的话题，不过三到四次。剩下来的，其实我们都在讲一个绝大的主题，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秉持的那种心法，立身处世的心法，这才是真正的主题线索。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人的一句话，那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提出来的——从身份到契约，这是关于现代化我听到的最简短、最精辟的一个论断。在线下活动的过程当中，我和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词，大家说，你要不要说得再详细一点呢？
那好，借此大收官的机会，第二季的最后一期，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叫做身份社会。身份社会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人每天还浸泡在它当中。但是真正的整体的那个身份社会，其实我们已经不认识了。
我们现在养个宠物，还得讲究个纯种吧，如果到中国历史当中，识别出一个纯种的身份社会，那就要一直向前回溯，一直到春秋时代，乃至更久远的西周时代。稍晚一点的战国，都不是纯粹的身份社会。
所以说到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春秋大义》。不好意思，顺便做个生意，这本书现在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只有罗辑思维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得买。
顺便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他叫熊逸，在我个人的阅读视野当中，熊逸兄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有一点很特殊，就是他是隐士，绝大多数他的读者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我知道了，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熊逸兄的秘密。这本书其实就介绍了一个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太熟悉的古代中国，春秋时代的中国，一个身份社会的中国。
那为啥人类会有身份社会？你想，其实在先民时代，就是原始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类，不管哪个文明的，都面对一个大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小部落，十几个人都是亲属，都有血缘关系。
但是人类是一个进化得特别迅速的物种，部落和部落之间有交易、有战争，所以大家就倾向于找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来，就是一个班的小朋友需要选出一个班长来，那才能让交易变得更频繁，繁荣来得更快，而战争变得更少，大家生活得更安定。所以小共同体拼凑成大共同体，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要求。
但问题是，我们没有相应的管理技术。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尔、格力、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几万人，它是有非常复杂而缜密的管理技术，才能拼成这么大的一个人力协作共同体。可是原始人没有啊，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办法自然涌现出来，就是一个班上的小朋友一定得选出一个班长，刚开始谁是班长啊？如果没有班主任来指定，没有校规校纪，那当然就是胳膊最粗的小朋友当了班长。
你看，中国古代尧舜禹的那个禹，他现在当了天下之主了，那他第一件事干什么？就是问问天下的所有的部落，服没？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班长是不是一样的？班上胳膊最粗的那个大哥，他实际上也并不能管我们，他就是问你服不服。当大家服了，尊他为天下共主，就OK，然后每个人从家里给他带个苹果，有人草稿纸撕他一半用等等，再进个贡，这个基本的共同体结构就已经打造完成。
所以大禹这样的共同体共主，他在乎的就是什么？你服没？所以历史上有一个记载，就是大禹跑到今天绍兴旁边的一个茅山的地方，就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就叫会计。跟今天那个会计制度是同一个音，意思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诸侯都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功绩怎么样，要给我一年贡多少东西，我们来算算账。
但是有一个家伙就来得迟了，这个人叫防风氏。今天姓汪的中国人，就是三点水那个汪，汪精卫的汪，都是防风氏的后裔。这哥们儿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服还是怎么着，家里有病，反正他来迟了。来迟大禹就火了，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给宰了，就立个威嘛，只要大家都服，这个共同体就树立了。
但问题是，仍然没有所谓的管理，我只需要你点个头，认我为主子，就是一个朝代。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改朝换代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周朝替代商朝，周武王吊民伐罪，没打几仗，把商纣王给弄死了，就算改朝换代。它有点像猴群里的猴王，把你这个部落给打服了，你不当猴王，你当一个普通的小猴，认我当猴王，这事就算了。
所以我小时候读历史的时候，还觉得这个周武王这个人很仁慈啊。你看，他把商朝打灭了之后，商朝的后人，他并没有把他屠灭，没有斩草除根。而是在今天河南的那个地方，给他做了一个封国，就是后来的宋国。
你觉得这个周武王很仁慈，后来一想，哪是这么回事呢？他无非是猴王争夺战之后，你没有能力把人家猴真给杀了，真的是斩草除根，所以你只能容忍他在猴群当中的正常存在。
当然了，这个正常存在心里也是不舒服的，所以在整个的周朝，对于宋国人，其实大家都是各种，叫地图炮，就是提到宋国人，大家都要嘲笑他一下。所以你看，先秦时候很多成语，尤其是描述一个人蠢、笨的成语，基本都是从宋国来的，拔苗助长、守株待兔、尔虞我诈、朝三暮四，这些成语都说得是宋国人。就是周朝人看他还是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
那更广大范围内的那些领土怎么办呢？要知道，周王跟前代的那些君王不太一样，他有一个雄心，就是不满足于当猴王，你们服个软、认个输，认我为天下共主，我就满足了，周王特别想把这些领土给管起来。
但问题是你没有管理技术，后来在皇权制度下发育出来的什么选举、官制、田赋、兵制，你都没有。所以周王就不得不走上一条路，就是用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亲眷，派到全国各地当诸侯王，说到底还是相信自己人。
就像前些年中国的那些民营企业家，在规模没有做到一定分量的时候，他是绝对不可能相信职业经理人的，他肯定只能相信自己的亲儿子、亲兄弟、大姨子、小舅子，负责管账，把自己的家业看住。
当年的周王是同样的心态，所以周王就封了很多自己的儿子、兄弟到全国各地当诸侯王。当然那些大的功臣，像姜子牙这个级别的，也能捞到一碗汤喝，像姜子牙就封到了齐国。
但是当时主要的那些大国，像晋国、魏国、郑国，这都是春秋时代的大国，都是姬姓国。啥叫姬姓国？就是跟周王一个姓，说白了，就是他亲戚。
那这种方式，说白了确实解决了第一层问题。但是你想，这种方式有点像大企业之间并购，我先并购了一个企业，对于这家新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我也不熟悉，业务我也不熟悉，所以虽然你派去了一个总经理，这个总经理也是一抹黑，你无法实施自己的政令。所以这些子弟、兄弟和功臣封到各地当诸侯王之后，他继续照猫画虎，把这一套接着往下封，把自己的亲眷和功臣、朋友往下分封。
所以在周代，尤其从西周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叫世亲世禄的制度，一层一层地分封。那你要熟悉欧洲史的话，你知道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是这么回事，封建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建一个一个的封图，而且是一层一层的。
欧洲人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它是一层一层的对上负责，用这种角度理解周朝的封建制，也是大差不差。很多中国人都以为所谓封建，就是民国之前都算封建社会，其实严格地从历史意义上讲，这是错的，封建特指从西周到春秋的那种社会状态。
但是这种社会状态是有问题的，你想，在第一代的时候，都是亲兄弟、亲父子，没有问题。但是时间一长，几代人之后，大家虽然还是远亲，但是那个血浓于水的情感关系渐渐地就变得淡了，大家眼里看到的都是各种实际利益，眼珠子是黑的，银子是白的，就难免发生纷争。
这种纷争一起，好不容易祖先们打下来的江山，形成的这个大共同体，又出现了离心力。那怎么办呢？所以整个周朝的制度，准确地讲就是周礼，就是周公制礼，干的那一套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离心力的问题。
当然我也不是周礼的专家，看一些材料，包括看《春秋大义》这样的书，你会知道当时的人想的主要是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家国一体。说白了，现在我们中国人动不动说，我们中国人有个优良传统，孝顺。孝顺的这个孝，本质上它不是一个家庭人伦关系，在西周和春秋时代，它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
要想理解这一点，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这个段子也是我从熊逸先生写的书里面看到的，是见于《左传》的正式记载。话说卫桓公有一天被自己的弟弟给杀了，亲弟弟，这个人叫州吁，杀了哥之后，自然自己就当了卫国的国君。
但是你想，这种行为叫犯上作乱，是弑君，所以当时人都不服他，他这个位子坐不稳。这州吁心里就特别郁闷，跟自己的一个死党，这也是帮他犯上作乱的一个人，叫石厚，两个人商量咋办。
石厚说我也没招，但是我们家老爷子聪明，我回家问我爹去。他爹叫石碏，是当时卫国重要的一个士大夫。石碏就跟石厚讲，跟亲儿子讲，说你们俩闹这事吧，在卫国国境之内想解决，估计是没戏了，你们应该去找周天子，周王，他是天下共主，他要是看你们俩一高兴，一点头，你们的合法性不就来了吗？
但是你们俩跟周王不熟，所以你路过陈国的时候，一定去找一趟陈桓公，他跟周王熟，他要是给你支几招，你肯定能把周王搞定。你看，州吁和石厚俩人得这个主意特别高兴，收拾行李就上路了。
他俩前脚一走，这石碏就翻脸了，他其实是一个大忠臣。这石碏就给陈桓公写了一封信，说有两个王八蛋，现在正投奔你而去，你一定给我扣住，扣住之后，我马上派人来处理。
那当然那边就扣住了，所以石碏就派了两个人，一个人是代表国家去诛杀这个州吁；还有一个人呢，是他自己的家臣，去诛杀自己的亲儿子，叫石厚。后来在陈国，把这两个乱臣贼子都给宰了，就这么一个事。
但这个事情里面有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同样一拨罪犯，他为啥派俩人呢？你看，一个人是代表国家，却杀那个乱臣贼子州吁。还有一个人呢，是代表他自己家的家臣，去处置自己的儿子。所以你看，自己父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政治上也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你能说这种父子关系它是个简单的亲情吗？它就是个政治关系，家国一体。
更能说明家国一体的，其实是第二个疑点。你会说，这石碏不也是犯上作乱吗？因为州吁现在是你的王啊，是你的主君。那你就得搞清楚，这石碏和州吁到底啥关系，说白了，亲戚关系。
你要是不理解这种关系，咱们打一个比方。中国很多农村，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一个姓。那这一个姓，他原来都是一个先祖，虽然生了儿子之后，一代一代有的穷、有的富，有的家大、有的家小，但是都是一个姓。
大家觉得，我们都是这个村股份公司的股东，所以如果这个村子的村长，如果他经常做一些犯上作乱，一些不像话的事，那村里的那老大爷就要出来说话，比你辈分长的那些人就有权利把你给废黜了。
这就是石碏在这一重公案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就相当于少林寺的那个扫地僧，虽然我辈分高，我也不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一旦寺中有大难，我武功高，我还是要出来打一打的。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刚才讲的那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他杀自己的儿子石厚，他是用处理国事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家务事。而第二个疑点是杀国君州吁，他是用处理家务事的方法来处理国事。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就非常好地来说明了什么叫家国一体，就是用孝这样的一个伦理准则，把亲情的原则外推到国家政治当中，让上下阶层的关系变得稳定、确定，这就是孝的政治意义。所以这个词为什么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么重要，这是从身份社会而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但是你想，这只是一层关系。我们刚才讲，封建是多层关系，周杰伦唱的双节棍，那是一个多节棍，虽然这一节用孝字来巩固了，这根棍子很好。但是棍子和棍子之间那个节怎么处理好呢？所以在孝之外又多了一个字，这个字叫礼。
我们今天讲礼，都是对对方的一个尊重，呈现自己的一个善意。比如说下围棋，在日本的礼仪当中，第一手一定要上在这个右上角，为什么？就是方便对手下在他的右下角，那这样他伸手距离比较短，让对方更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礼仪，往往是这个意思。
但是要在春秋那个时代，礼可比这个意义要严肃得多。因为人性当中总有贪婪的成分，儒家虽然一直在讲君子思不出其位，不要想着出位，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大家都想着往上爬，要在西周和春秋那个时代，人人都想往上爬，那个社会共同体的结构又是一个多节棍的结构，那这根棍子就乱了。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每一个人各安其位，既认识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又坚守它。
这玩意儿作为一个原则，抽象得很。你可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如果它不能变成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磕头碰脑，每一个具体的行止坐卧都能够遵守的规矩，这个玩意儿很难深入人心。
打一个比方来讲，在军队里我们多次讲过，如果师长和普通小兵都用一个澡堂子，这就出问题了。大家一看，师长脱光了也就这样，那在战场上，在听师长的命令，那就会在尊敬上打个折扣。所以为什么军官的澡堂要跟士兵的分开，包括食堂、厕所都得分开，它其实就是个礼，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来确定那个大的等级规则。
所以在周朝的礼就变得非常的繁复，而且管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从大的分类上讲就有五礼，就是所谓吉、凶、军、宾、嘉，所谓的凶礼就是葬礼，而葬礼里面又分很多细类，很多繁杂的流程。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那这种社会结构岂不就意味着特权、等级、不平等吗？这些在我们今天听来很邪恶的词，其实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没有邪恶的含义，也不意味着谁欺负谁，大家都认这套规则，每一个人各安其位，整个社会共同体才能够安定，它的着眼点就是社会安定。
比如说有一个词吧，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现在我们还听得见。大家会觉得这好令人气愤，凭什么对我们平民老百姓、庶人们，就不能讲点礼呢？凭什么那些贵族们犯了法，就刑法管不到他呢？其实这句话在西周和春秋时候，它不是这个含义。
什么叫礼不下庶人？那个时候的庶人他本身没啥文化，生活又很困苦，为什么要用规范贵族的那些礼节，那么繁复，去折磨他们呢？算了，他们这个阶层就不要适用这些了，这些罪就让我们贵族来受吧。你看，这背后还有一点点善意哦。
有趣的是上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那个时候的刑可不是今天的刑法，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那个时候的刑特指肉刑，什么割鼻子、断腿、打屁股，都是这些事。那为什么对大夫就不能适用这些肉刑？汉代的贾谊，也是一个大哲学家，他就讲过一个词，现在也是一个成语，叫投鼠忌器。就是你打老鼠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旁边那些珍贵的器皿，不要把它们给打翻在地。
贵族虽然犯了法，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问题是你不能让老百姓觉得，原来他们犯了错，也要摁翻打屁股，跟我也差不多。这就有点像一个小兵，在澡堂子里看到团长、师长脱光了的样子，那份尊敬就没有了。但是他可并不意味着贵族犯法不受处置，那一样是处置，只不过和平民之间是隔绝的，处置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至少是不能对他们进行折辱。
你看，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大翻转。欧洲的贵族如果犯了死刑，一定是砍，你看法国的路易十六、英国的查理一世，都是砍头。而普通的老百姓犯了死刑呢，恰恰是绞死。
而在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真正砍头适用于老百姓，要相对体面一点的贵族的死法呢，反而是绞死，上吊，允许你保留全尸。但是它内在的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上下阶层适用的刑法是不一样的，而处置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汉成帝，他有一个宰相叫翟方进，翟方进当了十年宰相，已经六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要告老还乡了。这个时候突然天空中星象有变，叫荧惑守心，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总之星象不大好。
这个皇帝一想就揪心，这个事好像老天爷要降罪于我，那我不能承担责任，我是皇上对吧？那谁承担责任呢？宰相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汉成帝就各种暗示，叫去谈话，你看你这个干得不好，你看老天爷都给脸色看，你是不是要不死了算了呀？
这个翟方进就舍不得死了嘛，六十的老头，也没有多少年活了，对吧？翟方进舍不得死。逼得这个汉成帝就给他下诏书，这个诏书现在还见于史书，写一大堆，自打你干了宰相之后，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最后讲了一句话，说这样吧，我赐给你十坛酒、一头牛，你自己看着办。那啥意思呢？你还是得死。所以当天接到这个诏书之后，翟方进还是得死，而且是自杀。
这种情境在整个汉朝是非常多的，动不动天象示警，宰相就自杀，在汉武帝时期就有这样的事情，整个汉朝这样的事情是史不绝书。
好了，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把春秋时代的社会运行的大体的样貌给大家做了一个勾勒，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整个这套规则运行得非常好。你说它不好，人家周朝好歹也搞了八百年江山，在中国历代的王朝当中，是活得时间最长的，所以这套制度它有它的生命力。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了，这套制度发现玩不下去了。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古老的中国，一个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从西周到春秋时代那一整套政治的玩法，你可以给它起名字叫封建社会，或者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叫身份社会。
但是这一套玩法到了战国时代，就再也持续不下去了。你要是问我为啥，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实在是太聪明了嘛，中华民族有某一根神经是特别的发达。前面我们讲，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大家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把那种由血缘凝结成的小共同体，拼凑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且还有一个稳定的架构。
这个问题很难，拷问所有的民族，而中国人到了战国时代，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答案。那这套答案说白了，我们领先西方欧洲人两千年，他们是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搞出了一个类似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还是跟咱们学的。
这就得说到战国时代的那个大变革，这个变革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已经看到，商鞅变法。其实各国都在搞变法，方式也都差不多，目的也都差不多，只不过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搞得最好。今天我们不是讲商鞅变法，我们只能说，商鞅变法锻造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技术，这个技术的突飞猛进，才让王权发生独大。
过去春秋和西周时代的王权，不是不想大，他也想，没有相应的技术，所以只好搞那个刚才我们介绍的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但是随着商鞅等等这些战国时代的法家，他们的发明、他们的创造，就突然让王权独大变得可能。也就是王权可以击穿这个三明治，直达社会的底层，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力、每一颗米都能够榨取出来，形成力量，收缩到王权的手里，然后投放到战场上去，去争霸。
这个王权在秦始皇手里改了一次名字，改叫皇权，在最后的两千多年历，它是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大魔鬼。人们从战国时代把它从瓶子里放出来，发现这个魔鬼再也收不回去了。
当然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大概是两百年。当然还有说法说更长，一直到唐代末期才完成了这个切换，这是学术上的争论，我们不去管它。
那问题来了，这个新的答案，中国人把小共同体拼凑成更大共同体的新方法，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这代人听了太多对皇权的各种批判，说它黑暗等等。今天我们不从情感上去说它，我们仅仅从逻辑上去判断，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答案？
皇权替代身份社会、封建社会，它带来了一个逻辑缺陷和一个现实后果。我们先来看这个逻辑缺陷，很有意思。
刚才我们介绍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对吧？每一层有每一层的道理，每一层对上一层负责，所以那个社会是一个讲小道理的社会。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鲁国的孔子，大家都知道，那孔子一辈子就跟三个大家族过不去。这是所谓的三桓，就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后来传宗接代形成的三个大家族，跟鲁国的国君他也是亲戚，但这三个大家族变得很大，就是季孙、叔孙和孟孙。
那孔子这一辈子就跟他们过不去，你们不要当乱臣贼子，一定要各守本分等等，好话说尽，歹话也说尽。可是这个季孙氏，就是三个大家族之一，他们有一个家臣，这个家臣也反叛季孙氏。他说我跟孔子干的是一样的活，我都是要为鲁国国君好。
但是他反叛后来失败了，就跑到齐国去了，齐国的君臣都痛骂他乱臣贼子。他说我是为了鲁国国君好啊，那个时代的人可不认这一套，你是季孙氏的家臣，你就要对季孙氏忠诚。
而孔子，孔子是鲁国国君雇的官，鲁国的大司寇，他当然要维护鲁国国君的地位。所以你们俩的地位不一样，应该遵从的那个小道理就不一样。不要看你们俩的行为方式一样，目的也一样，但是人家孔子干的就对，你干的就错。
在《论语》里面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叶公的人跑到孔子那儿去吹牛，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可正直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偷了一只羊，他儿子发现之后，马上就给他告发了。你看，大义灭亲吧，民风淳朴吧？
孔子听完之后就反唇相讥，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也很正直，但是方式跟你们不太一样。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一定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子之间互相包庇隐瞒。
你看我们今天的观点一定是支持这个叶公，觉得孔子错了。但是要知道，大道理和小道理永远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大道理就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福祉、公共秩序，偷羊这种行为一定要举报、要揭发、要惩罚的嘛。可是小道理呢？是父子之间出于人伦天性，他是一定要互相包庇的嘛。
那请问，这大道理和小道理，哪个应该大呢？孔子那个时代就认为，小道理应该大，父子人伦大于一切。
再给你举个例子，楚昭王，这也是春秋时候楚国的一个国王。有一次打仗失败了，就出奔嘛，出逃嘛，好死不死逃到了一个地方，叫陨国。这陨国上上下下都跟这楚昭王有仇，咋回事呢？这个时候陨国当权的是兄弟俩，一个叫斗辛，一个叫斗怀，他们兄弟俩的父亲就是让楚昭王的父亲给杀掉的。一看楚昭王来了，这俩兄弟意见就分歧。
这老大叫斗辛，斗辛就说，他是王，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仍然把他要当王带待。这斗怀说，我管你那一套，对吧？我想念我父亲，父亲就是被他父亲给弄死的，那我把他弄死。这个老大一看，实在说服不了自己的小弟，就护着楚昭王逃走了。
后来楚昭王又回到了楚国的国都，继续当他的国君。然后有下了一份红头文件，这红头文件把这兄弟俩都给表扬了。你看，一个要宰他的，一个要保他的，他居然都表扬，什么道理呢？人家楚昭王说得好，一个是侍君以礼，一个是侍父以礼，讲的都是道理，这两个道理我都认。
所以在那个时代，你看，大道理和小道理在那样的社会结构里，它是可以调和的。但是问题是，在皇权时代，你觉得还能够调和吗？在皇权独大的时代，皇帝当然希望自己的政令能够通达，全天下一盘棋，都听我的，这就是大道理要压过小道理。
可是小到底在西周和春秋以来，一直是中国人伦社会当中的一个坚定的存在。所以这二者之间难免就有矛盾，这个矛盾其实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战国时候，儒家的掌门人是谁？孟子，他有一个小徒弟，叫桃应。桃应有一天就跟老师提出来了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说假设大舜，就是尧舜禹的那个舜，中国古代著名的圣君，贵为天子。他的父亲叫瞽叟，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坏父亲，那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的这么一个坏蛋。
那假设瞽叟犯了罪，已经被抓起来了，关在国家的大牢里。那请问，贵为天子的大舜应该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问题刁钻就刁钻在，小道理和大道理在同一个场景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贵为天子的大舜如果要主持天下的正义，就应该秉公执法，把这个瞽叟给判了和杀了。而身为瞽叟的儿子呢？他又不得不照顾父子的亲情，那请问该咋办呢？
你看人孟子回答得好，孟子说，这大舜就应该弃天下如敝屣，就是把自己天子之位像一个破鞋子一样都扔掉，然后跑到大牢里，把瞽叟背起来，然后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什么地方？海滨，就是国家政权管不到的地方，然后像欧洲的童话里讲的，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快乐地度过下半生。
你看，在孟子那个观念里，仍然是小道理要大过大道理，父子亲情要比天下正义要大。可是后来这套解决方案在皇权时代我们没有见过，什么样的皇帝可以轻易地抛弃天下，然后专去照顾父子亲情啊？这些皇帝都会说，呸，你才是破鞋呢，这天下怎么会是破鞋呢？我一定要抱着它。你看，矛盾就出现了。
这种矛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真的是俯拾皆是，到处都有，我们今天只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故事。话说唐代武则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案件，朝中有一个大官叫赵师韫，有一天晚上在一个驿站就被人给杀了，杀他的凶手叫徐元庆。那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过节？
原来很多年之前，这个赵师韫在当一个县公安局局长的时候，把徐元庆的父亲给杀了，这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嘛，所以徐元庆今天晚上手刃仇人，然后投案自首。就这么回事，我为父报仇，你们看着办。
这就把唐代的这个统治机构为难死了，按照大道理来讲，国法要伸张，杀人要偿命，这个人必须死。可是按照小道理来讲呢？中国古代的儒家最讲究的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报仇是个孝子好不好？怎么能杀他呢？
所以这个矛盾最后就交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按照武则天的说法，放了算了，不要再搞这种真理标准大讨论了，就权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朝中有一个人不干，这就是唐代著名的那个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不是有一首著名的诗，叫《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这个作者。
陈子昂就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复仇议》，专门论述这件事，说复仇应该怎么办。陈子昂出了一个什么馊主意呢？说这人违犯国法，那就应该按国法处置，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他不是还是个孝子吗？我们再表彰他呀，你看，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其实这是一个多么鸡贼的主意，你听得出来。后来还真就这么办了，把徐元庆杀了，然后再表彰他。
可是陈子昂死了又过了几十年，又出现一个人，这个人也大名鼎鼎，叫柳宗元。柳宗元就讲，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复仇议》，就是跟陈子昂抬杠。说一个国家，你行你的法律，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呢？一个孝子，你又表彰他，又把他宰了，这是人干的事吗？
应该怎么办？应该一码归一码。如果他的父亲当年是被赵师韫冤杀的，那对不起，国家应该向这个徐元庆赔礼道歉，然后表彰这个孝子。如果他父亲当年就是触犯国法，被赵师韫杀了，你再去杀这个徐元庆不迟。
那这个道理搅来搅去，今天我们也不判断它的是非，我们只想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大道理和小道理在中国皇权时代一直是一对纠结和矛盾。而且这对矛盾发展到最后，甚至对皇权本身的合法性都提出了挑战。
你看，在汉景帝的时候，就是汉文帝他儿子，汉武帝他爹，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手下有两个大儒生，一个叫黄生，一个叫辕固。这黄生有一天就大放厥词，说我个人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大坏蛋。
你看儒家一直在尊奉一些先贤，什么商汤，什么周武王这些人。他说我认为商汤和周武王就是坏蛋，为啥？造反。人家夏桀的天下、商纣王的天下坐得好好的，他俩要搞革命，所以这两个人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辕固在旁边听着就生气，说你兄弟搞反了吧？那个夏桀和商纣王才是坏蛋呢，在他们的统治下，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商汤和周武王才造反呢，这叫吊民伐罪，这有什么错呢？
你看黄生这个时候就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冠敝于上，履新于下。什么意思？就是帽子就是破了，它也得戴在头上，你鞋再新，你也得穿在脚下。上下之分已定，你凭啥造反呢？你看，辕固这个时候就反驳了一句话，说照你这么说不能造反，那我们汉朝，刘邦他老人家造秦始皇的反，难道错了吗？
你看这句话厉害，然后说完之后就拿眼瞟这个汉景帝，就是你老祖宗干那事到底对不对？这汉景帝就为难，到底是否定自己的老祖宗刘邦，还是否定儒家一直在主张的上下尊卑的这个秩序？他两个都不能碰。
所以你看，汉景帝这个时候就显露出高超的领导艺术，他讲了一段话。第一句话是，我听说有一些美食家，但是他们从来不吃有毒的东西，这个可不算不懂吃东西哦。下半句话就有意思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哪，不去谈汤武受命，就是你们刚才争论的这个乱七八糟，不算是个蠢人。
这话调过来一理解就是，你们要再谈汤武受命，你们可就是蠢人哪，那我就要对你们动手了。说白了，汉景帝画了一个学术禁区，就是你们不要再谈这个事情了，在现在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架构下，这个大道理和小道理的矛盾，是无解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皇权政治从身份社会当中破茧而出之后，带来的一个逻辑死结，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开。
刚才我们还讲，皇权社会时期还有一个现实后果，那这个后果是啥呢？
刚才我们讲到，中国皇权政治下还有一个现实后果，那这个后果就是和我们前面讲的春秋时代那一套政治体制相对立，而呈现出来的后果，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被拆解掉了。
这个对等可不是平等，而是指你对我啥样，我才会对你啥样。孔子不是讲过一套嗑吗？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君主要有个君主的样子，我臣下才会有个臣下的样子。这句话反过来说可就不好听了，君主要是没个君主的样子，我臣下可就不必有个臣下的样子了。这个观念在先秦的儒家，孔孟是一体的，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春秋的时候有一个陈国，陈国有一个王八蛋君主，叫陈灵公，这个家伙可能是日本小电影实在是看多了，性解放，天天跟两个臣下，这仨人共同包养了一个女子，叫夏姬。他们仨人经常在朝堂上，让这个夏姬穿上各种情趣内衣，奔跑嬉闹。
这个臣下看着，就实在是看不过去。有一个人叫泄冶，就对这个陈灵公说，说你是不是稍微收敛一下，这样搞，领导嘛，这个影响不好。这陈灵公一听，说好像有点道理，然后就跟这两个臣子商量，说有人给我提意见，你们说咋办呢？这仨人一商量，说那就把提意见的人给宰了吧，后来就把这个泄冶给杀了。
你看这个故事是非曲直好像很明显吧，有人就问孔子，说你怎么看这个事呢？孔子说，这泄冶活该。你听这孔子他老人家有时候有些观点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你又不是他家人，你不是跟商纣王的那个比干，因为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嘛，你俩是亲戚，你对他提意见，然后自己被杀，你算是个忠臣。你不就是个职业经理人吗？你要去投奔这样的国家，侍奉这样的昏君，你还对他提这样的意见，妄图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淫乱的朝廷，你这不叫活该吗？
所以说，他说比干值得上一个忠字，而你泄冶呢，你只是一个狷字，就是狂狷的那个狷，说白了，你是一个妄人。你看孔子这套说法有意思吧？你根本就不必跟昏君讲道理，这样的革命你根本就不必臣服于他，你就走人就是了。你看，这是先秦儒家的观点。
在后来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故事了，叫将相和，廉颇、蔺相如。当时我们觉得廉颇是个好样的，是个忠臣，以大局为重。可是后来发生的故事你知道吗？廉颇一旦意识到赵王不再重用他了，用别人来替代他，他就跑了嘛，先去了魏国，后来去了楚国，廉颇出走之后十几年，赵国就被秦国灭掉了。
在廉颇这样的人看来，你赵王重用我、待见我，我就好好尽忠；你不待见我，对不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走嘛，我对你不负那份责任。这就是先秦时代的价值观。
可是后来的皇权时代，你还能这么玩吗？那种对等的关系越来越解体，越来越变成单方面的义务，臣下单独对皇上的义务。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当中，有这么一个瞬间很有意思。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召见自己的宰相，这个人叫范质，两个人汇报工作，谈工作。这赵匡胤突然说，说我眼神不太好，你手里拿的那份文件我看不清楚，你要不拿过来我看看。
范质就老老实实把这份文件送上去，赵匡胤接过文件之后说，你退回去吧；范质就退回去了。要知道，在宋朝以前的宰相，在皇帝面前都是有个座位的，可是这范质退回来发现，旁边的小太监已经把座位给撤了，没有座位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从此之后，宰相在皇帝面前就已经没有座位了。
当然到了清朝，就变得更变本加厉，所有的大臣都是在军机处，在皇帝面前叫跪受笔录，一边是跪着，然后皇上说什么，你就记就好了，没有你说话的份了。所以你看，君臣之间的这个义务关系越来越变成单向的。
清代的奇葩皇帝雍正，有一次收到臣下的一份奏折，这里面说了一段漂亮话，说君恩深重，我是涓埃难报。你对我的恩情实在是太重了，我怎么报答都报答不过来。
这明摆着是一句拍马屁的话吧，人家雍正听了不高兴，说你臣下谈什么君恩深重啊？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报君恩吗？我们之间没有对等关系，你就尽你的臣节就好，至于君恩深重不深重，不用你管。你看，对等关系解体掉了。那解体掉了，皇权当然就没有节制了。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他里面提到明朝。他说明朝最大的劣政就是两样，一样是廷杖，一样是诏狱。什么叫廷杖？就是在朝堂上直接把大臣摁翻就打屁股；什么叫诏狱？就是不通过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皇帝把这个人要说抓起来就抓起来，要杀就杀。这是明代的两项劣政。
这个廷杖真的是惨无人道，我们在史料当中看过行廷杖的那个过程，就是把大臣，把从肩以下捆上，然后把裤子脱下来露出屁股，直接就打，而且让你的脸直接贴到地。打完之后，屁股肯定是烂掉了嘛，然后嘴肯定是吃一嘴土嘛。你以为就这样就完了吗？这样对你的折辱还很轻啊，要让你同朝的那些百官站在旁边都看着。
所以到明朝的时候，君上对于臣下那种折辱的程度，就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皇权对于自己的士大夫和朝臣都能够摧残到这个样子，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所以更是要抓就抓，要杀就杀。
很多人是从情感的角度来批判皇权，觉得它血腥、黑暗。而如果今天我们从学理上来看，皇权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把先秦、春秋时代的那个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解体掉的一个必然现实后果。
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儒家和皇权那是一体的，是狼狈为奸的，这真是冤枉了儒家。因为儒家在创生的时候，是在西周和春秋的那个社会土壤里面，那才是原汁原味的儒家。后来在皇权时代的儒家，早就面目全非了，因为它是卖东西的，卖思想的，那当然要尊重顾客的意见了，皇权是它唯一的顾客，所以这个时候的儒家早就变种了。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三国志》里面的孙权，大家都知道吧？江东的大王。有一天他跟自己的一些臣下聊天，他就说，你们都说说小时候都读什么书啊？有一个人叫严畯，说我小时候最爱读《孝经》。你看，忠孝嘛，这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读《孝经》。
孙权说，你背来我听听。这个严畯就开始背，从第一章开始背，“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如何如何。正背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有人断喝，说停，你不能这么背《孝经》，这么背是书呆子的背法，听我来背。
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张昭。当时江东不是有一句话吗？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就是这个大宝贝。张昭就开始背，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你看，这同一本《孝经》，怎么背出来两个效果呢？人家严畯是从第一章开始背的，人家张昭是从第十七章开始背的。你看我们平时背英语单词，都是从A到B，对吧？应该从第一章开始背呀。
可是张昭说的这个话就特别有意思，为啥？这个时候的《孝经》哪还是《孝经》呢？“君子之事上也”，这就是忠嘛，这就是臣下对君主应该尽的那个孝嘛。
所以《孝经》到了三国的时候，就已经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从人伦关系的调整，变成国家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儒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形。
好，说到这儿已经拉拉杂杂讲了很多了，最后我们来归纳一下，这一集我们到底想讲什么。
第一，人类历史一直有一个大主题，怎么把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刚开始，一些发达的文明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就是封建制或者说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叫身份社会，是一个三明治的分层结构。无论是中国的西周和春秋时代，还是欧洲的中世纪，都搞得是这一套。
第二，中国人非常聪明，早在战国的时候就发明了一套全新的东西，就是皇权。皇权独大，它就把这根多节棍，变成了一根大铁棍，是从上到下捅到底。
那这个解决方案好不好呢？好，它后来也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它也持续了这么两千年的时间，但是它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那这个代价就是，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没有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人在内心获得真正的安定和有尊严的生活。
那进而言之的结果呢？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丧失了活力和创造性。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的那一声炮响，没准儿我们中国人觉得，你看我们多牛，我们搞出了这么一个超大型的稳定系统，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那第三点呢？解决西方人搞出了第三套方案，你看中国人的皇权解决方案，是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而西方的身份社会解体，是自下而上，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互相之间是通过一套确定性的规则体系、契约体系，进行协作和交往。这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讲的，啥叫现代化？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那第四点，就是中国人走到了今天，我们今天再也不会质疑现代化这个词了。我们经过一个两千年的实验，转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我们发现从上到下解体身份社会，也许不是一个最佳方案；从下到上去建设一个由契约、由法治来构建的现代化国家，那是中国人必须要走的道路。
啥叫契约社会？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所谓现代化，民主仅仅是个表象，法治，人和人之间由平等、由规则构建的大共同体，才是现代化的真相。
所以，2014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罗辑思维第二季最后一期视频马上也要落幕了。我个人坚信，再过很多年之后，当历史的风吹散了这一年的很多浮尘，会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凸显出来，那就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中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意味着一条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化道路，摊在中国人的面前。
好了，春节马上就到了，祝国家好、民族好，大家好，我们的子孙好。
在节目的最后还是做个广告，《春秋大义》这本书仅仅两万册，在罗辑思维的微信公众号里售卖，祝大家春节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