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5年2月26日
李子旸
《失去的二十年》[日] 池田信夫
《光荣与梦想》[美] 威廉-曼彻斯特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给大家拜个晚年，这里是罗辑思维第三季的第一期节目。那这期节目其实有一个来历，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和中国最著名的做南极旅游的旅行机构德迈旅行搞了一个合作，拿出了一个去南极旅游的机会，多宝贵啊，我自个儿都没舍得去，向我们的全体用户征集这一期节目的选题，因为第三季的大开局嘛。
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把我们的栏目制片人杜若洋，老杜累得个头昏眼花，因为要看好几千封策划案。这里面靠谱的东西不少，我们借此也结识了一帮新朋友。那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老策划人李子旸先生脱颖而出，结果他就去了一趟南极，我们来看看他在南极的照片。
之所以给大家看这些照片呢，不是为了拉仇恨，而是想说明一点，就是罗辑思维这个节目要想办下去，可持续，靠我罗胖一个人是万万不够的，因为我自己学问不够大，立足不够高，视野不够宽。我自己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一个称职的书童，能够把那些往圣先贤的思想转述给大家听，能够说得比较明白，我就已经于愿足矣。
那要想办下去怎么办呢？只能靠各种各样的社会化协作，中国当代有的是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但是很可惜，在过去的市场环境下，他们很难靠读书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站着把钱挣了。所以罗胖和他的团队就有一个心愿，希望他们能够靠我们的商业运作，能够挣到一笔有尊严的钱。
在2015年，何止什么南极游啊？我们还在联系一些度假圣地。钱钟书老先生当年不是讲吗？学问者，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那在这个时代，感谢这个时代提供的丰沛的物质生活，所以我们将来和策划人搞学问，就应该是在五星级的度假圣地，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我们去商量培养。这算是给我们节目做个广告。
那好，回归正题。为什么李子旸先生的这篇策划案会脱颖而出呢？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就是人类的繁荣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过去呢，我们也有一些套路了，大家一听我们这个题目，就知道罗胖又要说自由市场经济，又要说好的经济制度，那些都是，但是还不够深入。李子旸先生的这篇策划案，好就好在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人类繁荣的视角。
那在讲繁荣之前，我们先讲讲衰落。讲到经济衰落，你会想到哪个国家？就是我们东边那位，日本。
日本经济其实一直就非常好，尤其在80年代，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就不行了。在80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一度，他们已经超过了美国GDP的一半，当时全世界能够做到美国GDP一半的，只有日本。
所以当时有一幅漫画，说自由女神像都穿上了和服，当时的感觉就是地球人已经挡不住日本人了，他们实在太有钱了，在国际市场上什么都买，艺术品也买，地产也买，帝国大厦都被他们买了嘛。
但是时隔十五年之后，我们再看一眼东边这位兄弟，好可怜嘛。2014年年底的时候，美国的GDP已经达到了17万亿美金以上，而中国这一年正是加入了10万亿美金的俱乐部，现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可就是中美两家。而日本呢？今年中国的GDP大概是它的两倍左右。
那日本到底咋回事？虽然我们不能说GDP说明一切，但它毕竟说明一些问题，这位兄弟怎么20多年，它就不长进呢？
刚开始有这么一套说法，是阴谋论，说在1985年的时候，美国人逼着日本人签字画押，把自己的日元升值，这叫广场协议。
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但是你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说说就算了吧，你不能一直说到2015年吧？2015年已经是广场协议签字画押30周年。30周年，一代人都换过去了，就像上个世纪中叶，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说，我们之所以经济不好，就怪你们帝国主义殖民我们。过去60多年了，像当年的老牌殖民地，什么印度，还有半殖民地中国，我们经济都起来了。如果第三世界国家你还要怪那些帝国主义的殖民，你不就是太没有出息了吗？
就像中国人现在说，我们之所以中国经济有问题，都怪计划经济不好。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你恨不得要赖到秦始皇的头上，对吧？所以对于日本经济的停滞，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寻找一套解释。
那日本经济有问题吗？有很多朋友到日本回来都跟我讲，说日本经济是不行啊，可是他们的大企业仍然非常好，像丰田、日产这样的公司，直到今天在国际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非常可观。
那你说怪谁呢？怪日本的技术不好吗？实际上，一部iphone，里面三分之一的重要零部件都是在日本生产的，日本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什么地震啊、海啸啊，国际上很多重要的尖端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那你说怪日本人吗？日本的员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兢兢业业的员工，日本经济虽然不行了20多年，可是日本的员工可是兢兢业业地加班了20多年。
你说怪日本的政客吗？一个政客不好那就换，日本的首相一度换得多勤啊，日本当年换首相的时候，美国小布什就头疼得要死，怎么老记不住你们首相的名字呢？
那你说它的政策有问题吗？我们可千万不能把对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的观察，建立在说他们蠢这个基础上。要知道，日本人也是人才辈出，他们20多年来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这么说吧，就是人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认为行之有效的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人全用过。你说降低利率，那就降，日本的利率可一度是负利率；你说支持大型的基础建设，那就搞基础建设，日本的基础建设搞到什么程度？有的高速公路修到了，大家说只有熊在上面走。
日本人修那个海塘，就是防护海浪对于陆地的侵蚀的那种基础设施，已经是修到了防一千年一遇的海浪。日本人当年开一个玩笑嘛，说如果外星人多年之后来到地球，人类已经灭绝了，他们根本就猜不出来这个设施到底是干吗用的，一定会认为这是当年日本人的某种宗教设施。
所以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所以日本经济衰落，它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大谜题。
那怎么解这道题呢？我们就得回到日本经济的现实当中来看。虽然日本有那么多的好企业，但是日本像建筑业、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可是有一大堆烂企业。
说一个数字不知道你信不信，在世界经合组织当中，日本人的社会生产效率排名第二十。
说一个数字不知道你信不信，在世界经合组织当中，日本的社会生产效率正好排名第二十，这是2007年的数字。如果在七个最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当中排名，就是所谓七国集团，日本正好排老七。排老七啥意思？就是连以懒散著称的意大利人，日本人的效率都不如人家。
我还记得在策划的时候，李子旸跟我说了一个词，说日本人就是副班长。我说啥叫副班长？李子旸说，你肯定没参过军，参过军的人都知道，副班长就是站在队伍最末的那一个人，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那就奇怪了，日本有那么多高效率的好企业，而总体的社会生产效率排名这么低，那就一定说明有一大堆那个效率已经低到了没法看的企业嘛。对，日本社会当中大量存在着这样的企业，你比如说建筑业、服务业，还有金融业。
金融业当中有一种银行，叫僵尸银行。啥叫僵尸？就是已经死了，但它偏偏不死。日本有一些企业，它的股市上的市值已经低于这家公司的银行存款。这啥意思？我们在中国股市可能都无法理解这个现象，就是你花一大笔钱到股市上，干脆把这家公司包圆收购了之后，然后把这家公司清盘，光那家公司的银行存款都让你赚钱。
那问题出在哪儿呢？说到刚才这个例子，你可能已经明白了，说明日本有一种制度，让一些竞争不下去的企业不死。为啥？就是因为日本人要追逐社会的安定团结。
那就回到一个问题，啥叫公司？公司它仅仅是为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一些资源的临时性的组合方式。公司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抗市场的交易费用的，那公司它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长久的存在。
其实过去30多年，中国人也渐渐接受一个观点，叫公司要做大做强做久。包括当年的马云不也是说吗，因为他们1999年创办的，说我们要做横跨三个世纪的公司，要至少活102年。
你看，这个念头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有，而日本人中这个毒就太深了。所有的公司最好都不要倒闭，你以为这是日本的全社会对资本家好吗？不是，是为了让那些公司的雇佣者能够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职场生涯。
这就要说到日本的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叫终身雇佣制。这个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包括什么企业内部工会，什么决策审核制，曾经一度被吹嘘为日本经济管理的四大支柱，或者说四大法宝。
当然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一个美国人，美国学者，1956年左右他跑到日本去调查，发现日本企业的整个管理方法和美国不太一样，后来就总结出这所谓的四大法宝，写在一本书里，叫《日本的管理》。后来因为日本经济好，尤其是那个烈火烹油的80年代，所有人都觉得这是重要的经验。
可是今天我们再回到日本社会一看，原来这个社会是不允许企业死的，因为就怕这种终身雇佣制的社会基础发生崩塌。那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日本专门有一条法律在讲，说如果一个企业要去解雇员工，你解雇的理由如果没有得到社会公共的认可，那你这个解雇是无效的。
日本政府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所有给那些被解雇，或者没有工作的工人介绍职业的机构，日本政府都不太允许它存在，设置了大量的这种限制。为啥？因为它觉得这种机构，那不就是丧尽天良吗？日本社会就认为，你这种钱也好意思挣的？人家都没工作了，你还上手去剥削人家，真是黑心。
所以久而久之，在日本社会上上下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氛围，大公司不好意思解雇员工，因为名声不好听。而员工又不好意思跳槽换工作，因为名声不好听，大家合力在维持这个终身雇佣制的繁荣假象。
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那个著名的词，叫看不见的手，那个手是不停的，一直在对社会的所有资源，往最优化的方向去配置它。可是当公司不解体，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这只手其实没有办法让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本来上一种产业落后了，那这个产业的代表性的公司就解体，其中的员工就被释放出来，到了所谓的劳动力市场上再接受培训，然后再在新的产业组合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正常的模式，可是日本经济因为这种终身雇佣制而丧失了这样一次机会。
所以很多人在讲，日本人好可惜啊，他们错过了从90年代开始的一个大的IT革命的浪潮，让美国人侥幸地超过去了。这个话说得其实很不负责任，因为日本人错过IT革命，它不是日本经济衰落的原因，而是结果之一。
其实日本人当年多重视IT啊，1981年的时候，多早的时候，那时候微软还没有呢，日本人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所谓的第五代计算机的计划。1981年的时候，财政拨款8.5亿美金，开始搞这个计划，一定要超过美国人。但是随后十年间，日本人发现这个计划提大了，失败了。甚至有传闻说，当年这个计划的领导者都跳楼自杀，但是我在资料当中没有查实这一件事情。
那为啥？不是日本人不重视，也不是投入不够，而是市场经济赋予企业的这种生生死死的自然节奏，日本人顽固地不去遵守。你看，美国人是怎么搞IT革命的？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市场的巨无霸，是一些汽车企业，是底特律，是IBM。
随后就变成了因特尔和微软，再随后就变成了像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公司。正是靠这种公司的方生方死，大的去死掉，然后产生新的，由小再变大，完成了这一次伟大的IT革命。
而日本人因为你的企业不死，我小时候看电视广告，还是什么索尼、松下，什么理光这些公司。现在你看日本社会结构，还是这些公司。你看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孔子，那是最尊重老人的吧，《论语》里面都有一句话，叫老而不死谓之贼。对，他们就是个祸害。
当大公司一定追求所谓的永续经营，所谓的基业长青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而日本上上下下的文化氛围，真的就打造出了这一批祸害。
那我们反过来，再从人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经济。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你对日本这个国家觉得，哎呀，简直像天堂一样，人和人之间是那样的和善，彬彬有礼，素质是那样的高，日本的员工是那样的勤恳。可是你不要忘了，生活在日本的人，他往往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社会。
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叫村上隆，那是大名鼎鼎的，他就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说日本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就有一样东西没有，就是希望。啥叫希望啊？希望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即使非常美好，如果它是确定性的，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
很多中国人到了日本去，回来之后跟我讲，说在日本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你不可能创业，整个社会没有给创新创业留下任何缝隙。你举目四望，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干的事情大企业们都包圆了，你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是进入职场，尽可能进入大企业，然后熬年头。
刚才我讲的日本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还有一个词叫做年功序列制。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年轻人进到大公司，按照你的工龄来涨你的工资，不同的岗位之间，在同等工龄的情况下，那个工资的差异水平是极小极小的，日本人非常排斥所谓美国式的自由经济。
在日本某一家大公司的网页上赫然写着一段话，哪家公司我们就不提了，说我们一定欢迎变革，我们确实需要变革。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任由市场作祟的变革，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温情脉脉的，让所有的人感觉到安定、安心的变革。
老天爷，那叫变革吗？一个婴儿，他的出生一定要伴随着血污的。就拿我们中国举例子，前些年有一些上海的朋友在讨论，为什么阿里巴巴和马云这样的公司不出在我们大上海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有多好啊。
对啊，就是因为你太规范了嘛，你的环境所谓的太好了嘛。我们假象一个刚刚开始发展的网商公司，那难免有一点点不规范，你一会儿工商来，一会儿税务来，一会儿消防来，它还怎么发展呢？所以只好跑到离上海这个规范的环境远一点的，比如杭州这样的地方。
再拿美国举例子，当年IBM公司这样的一代巨无霸，它的时代过去了之后，它就去吐出一些人。比如说现在苹果公司的CEO库克，就在IBM干了十二年，然后他跳槽到了新公司。人的变化才是社会创造力的根本源泉。
而话说回来，日本这套制度它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它要追求的那个东西恰恰没有追求到。前面我们讲那个大公司不是讲吗？我们要改革，但是要那种安定、安心的改革。可是要到了安心、安心吗？没有。
首先，很多日本企业越来越意识到终身雇佣制搞不下去了，所以他们一个正常的反应就是，原来的老员工存量不动，但是增量，对不起，你们改叫临时工吧。你看，佳能公司后来上了一个CEO，叫御手洗。有一次，他上任之后就给裁了一万人，日本社会就炸了，说你怎么裁人呢？不是终身雇佣制吗？御手洗说，你们看清楚啊，我可没有裁正式员工，我裁的可都是临时工。
你看，市场经济的规律它其实还是在起作用。所以日本社会就酿成了一个族群，叫穷忙族，他们找不到正式工作，一会儿在这儿打个零工，一会儿又到别的地方打个零工。但是他们心里可都有一颗稳定的心，都在向往着那个稳定的工作，所以即使是释放出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群，但是他们却不可能成为社会创新力的来源。
那那些大公司里面年过五十，已经丧失创造力的人怎么办呢？就把窗边的那一排位置给他们腾出来，那可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得到风景的位置，你们去喝喝茶，看看报纸，就度过你们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就算了，这帮人称之为叫窗边族。
你看，穷忙族和窗边族这一对大宝贝，你就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癌症。你可能会说，日本人求仁得仁，有何怨乎？我们就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社会的安定。可是得到这个结果了吗？
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日本的自杀率是最高的，日本人的幸福指数相对排名是比较靠后的。你可能又会反驳，那日本企业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的就是员工的忠心。我告诉你，这个结果也没有拿到。
我就看到过一组调查数据，我实在背不下来了，给大家念一下。如果问日本的员工，说你愿意跟你的企业一起拼搏向上吗？只有54%的日本员工说，我愿意。而美国人呢？是74%的人说我愿意。
如果问日本员工，说你和你的企业价值观一致吗？只有19%。而美国人呢？有41%。如果问日本员工，说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还选这家公司，有百分之多少？只有23%，而美国人的这个数字是69%。说白了，美国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还要大过日本公司，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罗胖，你又在以偏概全。确实，我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你如果把日本经济的整套制度都否定到了，那你给我解释一下，80年代日本经济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确实，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和日本这一套制度，它确实是一把钥匙解一把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汽车业，就拿通用汽车公司来举例子吧。它的上游供应商有两千多家，而且跟这些上游配套厂商他们一签只是一年的合同。而日本企业就不一样，像丰田的上游制造商只有几百家，而且一签合同就是四年。
你看，在汽车这么复杂的产品时代，它确实讲究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的稳固性，大家最好都是熟人，长年打交道，长年配合。具体到一个人身上也是这样，一个工人在一个生产线上反复钻研自己的手艺，他的那个产品的质量和精益度，确实有容易提升。
那个时候的家电产品也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录像机，那个电机，那个砖头的磁头，里面那么复杂的零配件，互相之间的配合，它就需要这样的制度，就需要这样的员工。
可是那个时代过去了嘛，现在的电子业是一个什么时代？叫模块化生产，很多大企业都把生产扔给了富士康这样的公司，他们是全球进行采购，各种各样的零配件之间，它就是一个模块的关系。那些员工在装配它的时候，不需要多高的训练和技巧，仅仅是按一些图纸，再加上富士康发明的一些专业的装配工具，经过短暂的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所以日本经济的那一整套优势，在现在的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它当然就过时了嘛。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过时，像我们刚才讲的汽车业，日本人竞争力现在也可以啊。再比如说单反相机，这种要求内部结构非常精密的产业，日本经济还是可以啊。但是时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换旧人。
当然你说，日本社会当中就没有创新者吗？当然有，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人叫村上世彰，是日本民间的一个股神。2006年，因为一个所谓的内部交易事件就被捕了。
我们今天不去断案子，这个案子本身的是非曲直我们搁一边，但是日本官员当年就这个案子，他们也说过一句话，说像村上世彰这样的人，搁在美国，就是金融创新的英雄；搁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监狱，因为日本社会受不了这些不讲规矩搞创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自己被捕之前，也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讲的一句话真的是发人深思。他说，日本社会真的就不给创新者、破坏者留下机会吗？真的就不让那些创新者重新开球吗？
好，我们接着上面的话题。那日本人的经济停滞已经是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细枝末节的理由，再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
那你说为啥呢？是日本人缺乏创新精神吗？还真的不是。就在前些年，日本人又发布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要干掉谷歌，干一个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其实在世界很多经济大国，都发布了类似的计划，什么俄罗斯、德国，包括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还扔了二十个亿，搞了一个人民搜索，著名的体坛健将邓亚萍女士操盘的，当然后来又失败了嘛。
日本人这个计划一样失败了，有一些评论者观察这个计划之后发现，这哪里是什么搞搜索引擎啊？项目的主持人连到底自己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堆杂乱的软件开发计划。
当然我这儿不是想吐槽这个计划，因为干掉谷歌这个梦想是可以有的，关键是这个计划的名字很有意思，它叫大航海。这说明日本人很有战略眼光，他知道这个项目的意义。什么叫大航海？就是人类在某一个历史关头，这个历史关头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得远隔几百年才有可能打开一次这样的窗口。
你用一次冒险，用一次创新，抵达一片新大陆，抵达一片完全未知的远方的彼岸。所以把这个项目定的这么重的名字，我觉得日本人确实有野心。
但是问题是，这个项目的搞法和当年的大航海时代的本质精神，是背离的。我们不妨再看一眼当年的大航海时代，就是发现美洲新大陆，打通从欧洲到亚洲，绕过非洲好望角，甚至是全球环球航行的大航海时代，他们是怎么玩成的？那个时候又没有政府，说我给一笔投资，20亿人民币还是多少亿日元，没有的，就是靠民间的那些细碎的、自发的创新完成的。
这些创新背后的底层至少有两个因素，那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社会一定要发明一种绝佳的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在大航海时代，那个时候的人很聪明，就搞出了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
我们今天对这个词当然很熟悉了，但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发明。你想，一个商人一船货出海，他面对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万一船翻了、货丢了、被海盗抢了，那这个商人就要承担无限的责任，因为债主就要找你要钱，你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田卖了，老婆孩子到街上流离失所。所以风险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去尝试创新。
而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之后呢，它带来两个结果。第一，风险变得可控，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股东的出资额来承担这个风险，大不了这船货就赔掉，也就赔到这个程度而已，不至于牵连我的其他家产。
那第二点呢，就是巨大的风险分摊到无数的人当中，这样每一个人承担的风险相对就比较小。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日本社会，所有的创新都是产生于一种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而日本的制度安排呢？它不是要应对风险，它是要把风险完全消除。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的现行的制度和大航海时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那第二点，这就更重要了，就是大航海是谁搞出来的？日本人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最著称的就是他的人员素质特别高。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素质的人搞出一个停滞的经济呢？我们不妨从反面稍微想一想，那些野蛮人，那些没素质的人，他们对创新的价值又何在呢？这又得说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谁完成的？就是一帮没素质的人完成的。为啥？因为有素质的人不肯吃这个苦嘛。您想想，那个时候的航海环境有多艰苦，我们现在很多船员还在抱怨，在那个漂亮的。
您想想，那个时候的航海环境有多艰苦啊，我们现在的很多船员在那个巨大的集装箱轮上还说，当海员太辛苦了，太无聊了，更何况几百年前呢？那个时候又不知道要走多久，没准儿一条命就要扔到海里。所以每一次船出发，其实大家都是视死如归的好不好？
而且船上的空间相对比较小，那个时候船本来就小，而且因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尽可能把空间都堆上了什么食物、水、货物，留给人活动的空间其实非常之狭窄。在那个上面待上几个月，那个滋味你自个儿想一想。
刚才我们提到食物，你以为那个时候有冰箱吗？尤其在热带航行的时候，食物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就变质了，甚至爬满了虫子。反正就这个，爱吃不吃。
而且船上空间那么小，一旦发生疫病，你连隔离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经常一死就是一船人、半船人这么死掉。而且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远航最克服不了的，以前我们就讲过的，叫坏血症。这个坏血症其实就是因为少了维生素，一直到18世纪才基本解决掉。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从欧洲海港出发的船上，能装什么样的人呢？他一定不是富家公子、白富美，而是那些流浪汉、无业游民、社会底层、囚徒，甚至是逃犯，因为只有他们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
而这帮人为人类的那次大创新付出来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我看过一个数字，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那个阶段，从阿姆斯特丹港带走的人是70万人，可是最后有26万人抛尸海外，再也没有能够回来。而那些抵达目的地的人呢？他们在干什么？当然是烧杀掳掠了，杀一个人够本，杀俩就赚了，如果能抢点银子回来，那就最好。
所以给很多东方、非洲的人，当地的感觉，就是这帮欧洲的殖民者怎么这么坏啊？他当然坏了，这帮人在欧洲就是地皮流氓，更何况到了番邦外国。
所以19世纪有一个作家就写，说即使按照当时的道德水准和评判标准来看，这帮人的言行也是让人恶心的。但是没办法，创新就是要靠这样的人。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反驳了，胖子，我听出你的弦外之音了，你是不是想说低素质等于创新呢？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还千万不能不信一个邪，就是低素质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创新和社会繁荣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1980年的时候，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你美国人不是老指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人民自由移民吗？我自由一个给你看看。所以80年的时候，他突然把海港一开放，走吧，都去美国吧，尤其是社会底层，什么精神病患、妓女、流浪汉，都去美国吧。
那一年走了15万人，这是世界历史上有史以来一次最大的非军事的渡海行动。那这15万人去了美国去哪儿呢？就是对面最近的那个港口，叫迈阿密。
当然迈阿密这个地方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其实就是个小渔村，后来因为古巴革命去了一帮人，1980年又去了十几万人，后来卡斯特罗又开放过一次港口，又去了几万人。
那你说这帮人他去的时候，肯定身无分文，是一帮赤贫者。而且卡斯特罗他会把专家、学者、教授给派过去吗？他当然不会了，都是社会底层，甚至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一帮粗鲁的人。
可是今天的迈阿密是怎么样一个城市呢？我告诉你，迈阿密是全世界除了东京之外，最大的都市区；迈阿密是除了纽约之外，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迈阿密是整个中南美洲所有的国际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迈阿密机场是美国最大的货运机场。说白了，如果除掉像什么华盛顿、纽约这些城市，整个拉美，迈阿密就是首都。
那这个繁荣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其实就是靠当年古巴的这一批流氓、地皮、精神病患、妓女和无家可归的人创造出来的。我去过迈阿密，去坐过油轮，那个城市确实英语不大奏效，基本上满街讲的都是西班牙语，而且房价特别之贵，市容非常的整洁美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奇迹，你就别不信这个邪，低素质的人是有可能创造罕见的繁荣的。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词，啥叫低素质？所谓的高素质无非是这么几样，你学历比较高，你受过教育，你举止比较文明，你比较会关爱他人，道德比较高尚；而所谓的低素质的人不就是没文化、没礼貌，就是这些东西。
可问题是，在创新这件事情上，它可不见得一定说有文化、懂礼貌、知礼节，这些人他就会搞创新。创新这种素质，它是用任何外在标准衡量不出来的，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比如说我老家安徽芜湖，当年那个著名的傻子瓜子年广久，这人有什么素质啊？我小时候就看着他的，对吧？但是他就敢干，他就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他能出来，对吧？
其实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就拿美国人来说，比如说爱迪生，他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他的小学老师认为他是个弱智儿童。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再比如说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们家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要知道，在美国很多白人社会里面，爱尔兰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
再比如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的爸爸叫大个子比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这人是靠卖野药为生的。说白了，他出生于一个底层的骗子家庭。
再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的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是身无分文，是最底层、最底层的工人。而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世界级的大学者。
说一个更大家熟悉的例子吧，就是乔布斯。乔布斯其实是一个中东移民的后代，而且从小就被抛弃了。所以你看，低素质家庭、低素质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杰。
那反过来说，为什么那些高素质的人，他往往成不了创新的领头人呢？这个真的是不怪他们。我们中国人受的教育经常会讲，这些人因为衣食饱暖，所以他们经常没有勇气，我觉得这个是错怪他们了。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当存量过大的时候，创新本身就是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年中移动的董事长叫王建宙，跑到美国去跟谷歌的CEO施密特两个人有一次对谈。后来王建宙就讲，他说施密特给我一个建议，说我们中移动能不能把电话费全给大家免了，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这是最符合互联网企业运营经验的一条道路，说你敢不敢干。
王建宙说我知道这条路对，但是我不能干。为啥？一年中移动那是数以百亿计的收入，你说不要就不要，你对国家负责吗？你对股东负责吗？
再比如说很多人指责说微软不创新，现在让谷歌这样的公司赶过去了。是，微软如果都像现在互联网公司那样，把所有的软件免费，然后争取下一个发展台阶，这条路在道理上是存在的。
但是在现实上呢？意味着微软每年要放弃数百亿美金的收入，它做得出来吗？任何职业经理人如果他胆敢拿股东的钱，拿公司当年的营收额做这样的放手一博，我可以说这个人一定是个混蛋，一定不可信任，股东一定要把他开除。
所以有存量的时候，那些高素质的人他是不可能搞创新的。所以回头来我们再看一眼创新这个词，正本清源地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第一，要靠那些没素质的野蛮人拼命去闯、拼命去冲，为什么？用一句正式的术语来讲，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就像马克思他老人家讲的，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锁链，所以试一试有什么不好呢？
虽然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创新当中，大量的创新是不靠谱的，是不会有收获的。但是这些人当他们大量的人消失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创新没有成功，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都是我前面讲的那一溜人名，什么爱迪生、弗里德曼、洛克菲勒那些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他可能是九牛一毛嘛，而且这样的人是无法从芸芸众生当中预先教育、预先识别出来的。
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一颗高尔夫球飞出去，一定会砸到一片草上。可是这颗球没有出去之前，你能用什么的科学方法把这棵草给它测算和识别出来呢？实际上没有方法，为什么？因为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创新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运气。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说有没素质的人，创新就一定会发生。比如说今天非洲的那个索马里，到处都是没素质的人，甚至是海盗，他也没搞出什么创新。每年海盗抢的那些钱，如果正经做生意的话，没准儿一次贸易就能够挣回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所以创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当年大航海，刚开始是什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没素质的人在前面冲。后来你看，到了荷兰人的时候，生意人他的素质就高得多了。再后来，真正把全球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是谁啊？是英国人，而英国人的素质相对来说就要高得多。
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概念，其实创新有两种。第一种叫从零到一，最近还有一本这个书名的书。真正的大创新往往就是从零到一的过程，就是这一类东西世界上原来就没有，所以这类的创新就得靠我们刚才讲的野蛮人去冲、去试，去靠大量的失败当中，最后硕果仅存，形成从零到一的创新。
但问题是，紧接着呢，就必须要接上一种叫从一到N的创新。给大家举个例子，哥伦布就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气、有执着的精神，人家还有运气，所以他就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可是光发现有什么用啊，要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那就一直等到美国国父的那一代人出现，就是华盛顿、富兰克林那一代人。
因为这些有素质的人他们才可以在“一”的基础上，进行持续地添砖加瓦，可以调动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来扑上去搞建设。这个时候什么周密的计划、事先的设计、持续地改进、及时地调整、顺畅地沟通，这都得有素质的人去干。
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讲素质低和素质高谁重要，谁牛，我们只想说，这是一个创新总进程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我们现在人类又在面对一次大航海时代的机会，就是所谓的IT革命。那这一次大航海，和几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区别吗？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来完成创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么多创业者，那么多创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够探寻创新的方向。
再有呢，谁流血啊？不是靠人，而是那些资本。所以人类在对抗风险上，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就是现在看到的那么多的风险投资。
虽然有这么一个重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底层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变过。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干，机会成本特别低，表面看起来可能素质比较低的人，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和机会成本，去大量地试错，然后找出一个可能的创新方向，然后有素质的人再扑上去。人类搞创新，自古至今，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变过。
这里是罗辑思维第三季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野心。要把过去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当中，颠倒过去的世界再颠倒回来，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真正的底牌。
我们在谈论像经济、繁荣这些词汇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数字，是货物，是景观，是城市，但是我们忘了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么？是人。如果从人的视角我们再看经济，有些似乎是天大的难解之谜，也就获得了答案。
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引的那个头子，日本的经济为什么停滞？如果从人的角度，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什么央行的政策不对头，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问题。日本社会实在是太温情了，它的社会实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一点点不文明的东西、野蛮的东西，那些动物精神的东西，完全丧失掉了。
这个病可就太难治了，因为如果要破除邪恶，破除野蛮，靠时间、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当一个社会的病是因为太理性、太文明，那这个病你说可怎么治？所以很多人在问，日本经济怎么打破停滞？答案是没有答案。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那只能等待一些难得的历史契机。
举个例子讲，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开放国门，欢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来发展，那这些人就会重新激活日本社会。可是这个好像太难了，因为日本本来就人多地少，本来就已经很挤，而且它那个单一民族的排外传统又非常之发达。
那就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待一场世界大战，把日本打得满目疮痍，所有的人没有了存量，大家再回到野蛮人的路子上去，来重新建设这个国家，因为所有有财富的人发现自己再一次家徒四壁。那你说这样的历史契机，日本人愿意走吗？或者说这样的幸运或者不幸运，能够降临到日本人头上吗？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说一件我们中国人关心的事，就是香港。香港这两年经济好像也陷入了停滞，那个日本发生的情况在香港身上，又再一次重演。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很多香港人都说，什么大陆的竞争、各种各样的政策安排不好等等，甚至在2014年的时候，又出现非常强烈的对大陆人的反感的心理。
那这些说实话，从情绪上来讲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很多人忘了去反思一件事情，就是过去香港的繁荣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香港开埠，成为殖民地。
可是要知道，原来在那一百多年里面，香港没有发展起来，它仅仅是一个中等城市，对吧？在中国解放前，香港是什么地方？它在发展水平上肯定不如广州，那就别提上海了，它仅仅是一个中等城市。
香港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首先是建国的时候去了一批难民，然后陆陆续续又去了一批逃港者，就是那些偷渡者。香港政府当时对这些偷渡者也算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脚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算是香港人。
可是要知道，那个阶段，有一个阶段，香港前一百名的富豪当中，有四十个人都是这些逃港者。他们什么特点？就是上岸的时候身无分文，就是有一颗要发财、要立足的心，他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批野蛮人，或者说是低素质的人，正是他们造就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荣。
要知道，那个时候香港经济发展的条件远远不如今天。首先北边祖国意识形态不同，然后周边亚洲四处都是战火，越南船民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很多人对香港的那个时代的发展是没有信心的，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
跟今天怎么比？今天首先祖国大陆各种支持，对吧？然后周边又是安定繁荣的一个周边环境。但是香港经济却陷入了停滞，请问为啥？香港政府无能吗？很多经济的刺激措施，他们也在想，比如搞什么数码港计划，跟日本人搞搜索引擎是一回事。
但是你会发现都不奏效，为啥？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的角度，你会发现它现在至少有两大问题。第一，它变成了一个在人口上封闭的社会，因为香港随着经济发展，它开始搞福利社会，开始给老百姓派糖，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既然你派福利，那就不能见人就发吧，上岸就算香港人，那肯定不行，它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给区分出来。你看香港现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这两个数字是差不多的，都是700多万。
你再看中国大陆，什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恨不得常住人口是在籍人口的一倍、两倍之多，对吧？这就是有活力嘛。当然它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比如说不公平等等，那是另外一句话。
如果对于经济繁荣而言，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又没有什么户口，除了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一个前程，什么都指望不上的人，如果一个社会缺了这些人，你觉得它还会有活力吗？
那香港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文明雅致的社会。你看，这几年香港历史，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个污点，一个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港，居然禁止大陆人去买奶粉，而且买多了还要去坐牢，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本来大陆缺这种进口的、优质的奶粉，这是香港人做生意的一个巨大的好机会好不好？那为什么要限制呢？其实就是嫌弃大陆人嘛，觉得太野蛮嘛，当街让孩子撒尿等等这些事，在香港社会经常引发轩然大波。
这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那种日本病，当一个社会足够老熟，足够文明之后，你就很难在雅致和粗俗之间，去构建一个可以促进繁荣的精妙的平衡点了，香港正在失去这个平衡点。
就在我们策划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本期节目的策划人李子旸，就是跑到南极去玩的那位，他就把自己的书房建在了北京的一个城中村里面。你想那周围什么环境？卫生条件也不好，周边全是外地人，素质也不会太高。
但是李子旸觉得，就从书房里看见外面的这个世界，他恰恰觉得这是一个极端有活力的世界。那里面的人没准儿发了财，然后搬到城里更高档的小区，把父母、老婆、孩子接到北京来，这就算成功。
还有的人呢，可能不太顺利，那换一个城市再打拼几年，再去撞撞运气。总而言之，那个地方充满了一种捞世界、闯北京的一种氛围。所以李子旸先生跟我讲，他说我从书房里看出去，我觉得这个世界太有活力了。
你看，这就是观察世界的另外一个视角，很多北京本地人，尤其有个户口本，不得了了，天天看外地人不顺眼。所以我一直在讲，中国的未来，我个人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在未来的30年，经济一定会好到各位不相信的程度。
那为啥？我的信心从哪儿来？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质的人看不起的人，他们破衣烂衫，他们眼中冒着那种贪婪的眼神。但是没有关系，我心里知道，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的每一点改进，都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新边疆；他们眼中的每一丝向往财富的眼神，都是这个国家活力的来源。
最后我们还是推荐一下这套书《光荣与梦想》，在罗辑思维微信公众号的商店里独家销售的版本。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乱七八糟，一个底层社会的小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拼命表演的美国。
读懂了这个时代的美国，我们再回看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