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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聊了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但凡要想做成一件事，最最基本的保证，是有一个利益攸关的人对它负责。就这么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平衡短期的、长期的、局部的、整体的各种维度的利益冲突。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事做成。
正好，最近我们得到App里上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刘晗老师的《法律思维30讲》的课程。里面，就提供了一系列很好的例证。
首先请问，法律是什么？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责任人。最终责任人要考虑的维度之多、之复杂，是远超普通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上的很多说法和做法，普通人不太理解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你生产《法律思维30讲》的原因。
举个例子。刘晗老师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说，在耶鲁的财产法课堂上，第一个要讲的案子，就是1805年的狐狸案。
一个人在野地里发现一只狐狸，就带着猎狗开始追，追了很久终于把狐狸追到筋疲力尽。但是就在狐狸快要被抓住的时候，突然杀出另外一个人，直接拿枪把狐狸打死了，然后就把狐狸拿走了。
那追的人气得要死，肯定不干啊。我追了半天，你来摘桃子，岂有此理，打官司！
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估计你会很为难。两个人都付出了劳动，那个人还打了一枪，付出了一颗子弹，究竟该归谁呢？你可能会根据先来后到的精神，说归先追狐狸的人吧。你也可能根据和事老的精神，说你们都消消气，一人一半吧。
对，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都会这么处理问题。但是，请注意，法官可不是普通人，他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最终责任人，他要考虑的东西要复杂很多。
我先说结果：最后法院判定，这只狐狸的所有权属于开枪打死狐狸的人。就是那个最后摘桃子的人。对，这个判决，后来就成了美国法律中物权的一个重要原则——不能按照“追逐原则”，应该根据“捕获原则”。简单来说，就是谁在追不重要，谁拿到手才重要。
为什么这么判？法院有个很长远的理由，就是得考虑人们的预期。你想，如果这个案子里，狐狸的所有权归了追狐狸的人，那么请问，要是有多个人同时追逐一个猎物，那应该归谁呢？还有，什么样的动作算是追呢？也许一个人只是正好路过，他一看这个东西不错，他也说自己在追，那又该怎么办呢？
你看，如果把追逐作为确定产权的原则，那就要乱套，一个东西的产权就是不确定的，就会引发更多争议，法律就丧失了定纷止争的作用。只有按照“捕获原则”，谁拿到手算谁的，那就有唯一的依据。这么判，将来就不容易起纷争。这个判决就会让社会运行更稳定，而不是更纷乱。至于在这个具体的案子中，谁占便宜谁受委屈，根本不重要。200多年前一只狐狸归谁，对人类社会重要么？不重要。
你看，这和我们普通人对于法律的理解不一样吧？我们以为法律的最高准则就是正义。但是法律在运行的过程中，关切的东西正好相反。哪怕是牺牲了个案的正义，也要照顾普遍的、长远的预期。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法律一开始，就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来设计的，它服务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
刘晗老师还讲了一个美国的案子，就更违反我们普通人的直觉了。这个案子涉及的可不是一只狐狸那么简单，而是一片矿产。矿产得多值钱啊。
这是198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的一个奇葩的案子。
事情是这样的。根据联邦法律的规定，矿主为了维持自己对矿的产权，每年必须在土地管理局系统里面登记一次，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之前，否则就视为自动放弃产权。注意这里的措词，是12月31号之前。
有个矿主在12月31号当天才提交材料。这就遇到了问题，究竟“12月31号之前”包不包括31号当天？
矿主认为，按照常识，当然应该包括啊。但土地管理局说，这是国会立法规定的措辞，不包括。
要知道，这片矿产，价值几百万美元，光年收入就100万美元，那可是1980年代，100万美元可不是小数目。于情于理，就这么剥夺这个矿主的财产，也太没道理了。但是，最高法院最终还是判决矿主败诉，这矿没了。
大法官的理由是，虽然这个法律条文非常地笨，对矿主来说也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法院也不能把日期给改了。“31号之前”就是不包括31号当天。
为啥这么严呢？大法官说，因为你不能只看眼前。如果这一次法院看着矿主太可怜了，纠正了国会立法的错误，那法院也可以在类似情况下，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动法律中其他关于日期的规定，这就是法院在干涉立法权，是篡权啊。这一次可能修改得很合理，但下一次如果不合理呢？
你看，打官司的人关注的是自己的权益是不是被合理地对待。但是法官关注的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东西，立法和司法是不是互相越权。法律人更看重的，不是个案的结果是否合理，而是整体的规则是否稳定、统一。法律人追求的，也不是每个案例中的正确结果，而是总体法律运作的最好结果。
美国著名法官布兰代斯说过一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规则被确定下来，比被正确地确定下来，更重要。”就是这个意思。
刘晗老师的课程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讲了法律思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喜欢终局性，喜欢一锤定音，喜欢永不翻案。
请注意，这不是说，办案子要办成铁案，要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是在说，即使冤枉了好人、放过了坏人，也不翻案。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奇葩的思维方式。有错必改，这难道不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吗？迟到的正义也比不来的正义要好啊。
但是，法律人不这么想问题。19世纪美国有个大法官曾经有点夸张地说过：“法庭所作出的明确判决，应该被当作无可辩驳的法律真理一样被接受。既判力能使黑的变为白的，弯的变为直的。任何别的证词都不能动摇它所产生的真理假定，亦没有任何证据能减损它的法律效力。”
你听听，是不是特别不讲理，很绝对。为什么呢？
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成本原因，老翻案社会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而是人类社会是动态的，是要往前前进的。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世界杯足球赛，某一场预赛中，裁判判错了，某个球队因此出局。那球队肯定不干啊，各种申诉，最后也证明，确实是裁判判错了。那怎么办？这个裁判可能被罚，甚至可能永远也不能干裁判了。但是球队的诉求不是要惩罚裁判啊，球队是要能继续比赛啊。
但是不好意思，这不可能。球赛已经按照那个错判的结果继续往前进行搞复赛、半决赛、决赛了。这个结果不能变了。要变要其他球队都得等着你，把官司打完才能继续比赛，整个社会就不能运行了。
这支球队除了自认倒霉，没有任何办法了。道理很简单，社会必须要运行在一个个确定的结果上。为了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个人、局部付出损失，只能抱歉，但是无法更改。对。只有看到人类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你才能理解法律的“终局性”。
今天的最后，再郑重地向你推荐一下刘晗老师的《法律思维30讲》这门课。
这门课，本质上不是在告诉你法律是什么，更不是什么普法教育，而是在说，你应该怎样超越普通人的目光和立场，成为一个能理解规则，甚至是能制定规则的人。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