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李子旸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昨天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面对同样一个事实，如果换一个思维模型来观察，得出来的结论会完全不一样。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读完这本书对这个道理感触就更深。
关于10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这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有人说，这是恶性的排外事件。有人从中看到了大义凛然，有人从中看到了装神弄鬼。
但是不管有多少争论，有一点是共识，就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太狠了，时间太长了，从1840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是当时中国人多年积累的排外情绪的总爆发。至于反应的方式是不是得当、是不是过激和愚昧，那就见仁见智了。但总而言之，外国人欺负我们，我们反抗，这个故事模型是定下来的。
真的是这样吗？你想，义和团针对的，可不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外国侵略者，民间发起的反抗，针对的是自己看得到的人，外国的传教士。传教士漂洋过海来中国，不排除有个人利益目的，但是总体上，他们的主要使命是要传教，在中国获取信众。
意识到这一点，你会发现，有哪儿不对头。
站在传教士这一头说，既然要传教，那肯定得积德行善做好事，这样才能推广教义啊。如果他们来了就作恶，这当然不符合他们传教的使命啊。
事实上，传教士们在中国做的很多好事，确实是被中国民众误解了。比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传教士办的是育婴堂，是典型的慈善机构。但是中国老百姓呢？说外国传教士收养那么多小孩子有什么好心眼？全是为了挖眼珠子和心肝做药材。后来曾国藩受命调查此事，曾国藩也说，这些说法“全系谣言，毫无实据”。
那这是不是说义和团，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生性愚昧，盲目排外呢？
当然也不是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外来宗教，比如佛教就是外来宗教，不是一直在中国好好的，生根发芽吗？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民间发起的极端排外事件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没有强烈的宗教意识。中国一向都是多种宗教共存的社会。再多一种基督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说中国人仅仅因为基督教传教士传教，就要把他们都杀光极端排外，这没道理嘛，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性格。
你看，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这件事，怎么都解释不通。
而相蓝欣的这本《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就换了一个视角看问题。什么视角？外国人的视角。
相蓝欣查阅了西方教会的史料以后发现，传教士和中国民众之间的矛盾，其实和基督教关系不大。中国民众反对的，其实也不是基督教。
完整的背景其实是这样的：在中国人看来，洋教都是大鼻子洋人带来的，是同一帮人一码事。但是站在欧洲人的角度，教会当然不是同一码事。基督教分成三大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而每一个教内部又有众多教派。比如，英国国教，就是新教中非常独立的一支，叫圣公会。他们这些教派都是分别各自向中国派出传教士的。他们的内部竞争是远远大于和中国人的矛盾的。
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就像今天的公司业务代表到了一个新市场、新地区一样，表面要做的是尽可能拓展业务，也就是要增加信徒、扩大所属教派的影响、兴建教堂等等。但是心里真正想的是不同教派之间的竞争，这个是他们心里真正关切的。
传教士为了赢得竞争，争取更多的人入教，会想出各种办法，积德行善当然是光明正大的一种，但也是见效最慢的一种。但是你懂的，竞争一激烈，下三滥、但是见效快的手段也就来了。其中很不光彩的一种，就是帮助中国信徒打赢官司。
英国驻华领事1899年在向国内的一份报告中说：“我发现传教士一天比一天倾向于借助领事权力来争取教徒，因而卷入世俗的官司诉讼”。
比如在湖北，有两个村子因为争夺一个池塘而打官司。这是典型的中国民间内部矛盾。打输官司的那个村不甘心，全体加入了天主教会。这当然是有条件的。天主教会在当地的神父得出面，要求地方官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翻案。打赢官司的那个村一看，什么，还有这种操作？那好，他们也加入教会，加入了反面的，有竞争关系的那个教会。加入了英国国教。那你想，英国国教的神父也只好去给地方官施压啊。
就这样，打官司成了各教派传教士吸引信徒，也就是营销的好办法，竞争的好办法。但是这样一来，势必造成中国的民间和民间，民间和官方之间矛盾的激化。大家一想，之所以我们现在遭受这样的不公平，就是因为你们传教士的介入。所以，才会对传教士有那么大的怒火。
你看，在这个恩怨的逻辑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反侵略，也没有什么反宗教。就是因为欧洲传教士那种不择手段的竞争，带来的矛盾总爆发。这么理解义和团反对西方传教士的动机，是不是就清晰了很多？比原来盲目排外那套解释，就高级了很多。
从外部视角来理解义和团运动，其实还可以顺带解释另一个历史谜案。就是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后来会爆发八国联军战争？是因为慈禧情绪不稳定，岁数大了，糊涂了，疯了一样地向所有邦交国宣战吗？这当然也不符合常理。慈禧再坏，她也是一个老辣的政治家。
从外部视角看，其实也是因为话语系统的误会。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欧洲的什么时代？是几个欧洲列国大国结盟、反结盟、互相试探、重新组合的国际关系复杂期。这个复杂期发展到最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列强来说，这个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才是最重要的，而他们和中国清政府的关系，其实没那么重要。所以，19世纪末，派驻中国的欧洲外交官就有了一个人事上的大调整，把原来的“亚洲派”外交官都调走了，换来了一批“非洲派”外交官。
这两派人有啥区别？亚洲派，通常都是对亚洲当地事务比较有经验的人，知道亚洲政府，像中国、日本、土耳其这些政府，都是比较成熟的政府，欧洲外交官再横，跟他们打交道得讲理，得按规矩办事。非洲派呢？都是欧洲国家派去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是欧洲人都是愚昧落后的，黄种人黑种人都差不多。所以非洲派外交官，通常比较蛮横，但是他们也有长项，比较能处理列强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亚洲派换成非洲派，本质原因是，这些外交官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处理对华关系”，而是“在中国处理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关系”。就拿当时的英国公使窦纳乐为例。另外一个英国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这是一个在中国多年的中国通，他对窦纳乐的评价就是：“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
好了，有了这帮新外交官作为外交对手，后来发生的事就好解释了。双方之间根本就对不了话，也没有对话的能力。
请问慈禧当时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别忘了当时戊戌变法刚刚完，慈禧的核心诉求是换掉不听话的光绪皇帝。这事西方外交官关心吗？不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 。他们的核心诉求是怎么中国闹出了义和团，从山东蔓延了河北，清政府得镇压义和团。这话好好说其实没问题。但西方外交官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他们拼命向清廷施加压力，甚至还让海军军舰在天津外海武力示威。你看，这就是非洲派外交官粗暴工作作风的体现。
他们这么一粗暴，就让慈禧太后误以为，这些外国人是要联起手来和她对着干，阻止她换掉光绪皇帝。皇位继承问题在中国一向超级敏感，是决不允许外人插手的。
在慈禧看来，镇压义和团不在话下。派出正规部队，很快就能压住。但是，既然洋人特别在乎义和团，而他们看来又要干预皇位问题，那反而就不能镇压义和团了，要用这个作为筹码控制洋人。洋人这边呢？清政府越拖着镇压义和团，态度越暧昧，他们就越粗暴地施压。中外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就这样步步升级，一直到不可收拾为止。
你看，站在这个角度，理解八国联军战争中很多让人困惑的逻辑，是不是就迎刃而解？
对，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如果你看到了一个事实，但是情理上解释不通，或者你必须靠把其中某个人、某一方解释成蠢货或者是疯子才能解释得通。那么，很大概率是，你还没有找到看待这个事实的最好角度。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明天是周末，罗胖精选，再见。
参考文献：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相蓝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