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咱们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二三线城市非常亮眼。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是前十强。郑州、合肥、长沙、福州、济南、西安、南通，这样的城市GDP都超过了万亿大关。我身边不断听到有人从北上广深开始迁移到了这些城市发展。
前一阵，考研名师张雪峰离开北京去苏州定居。我们得到有两位著名的神秘老师，一个是熊逸，一个是顾衡。他们是谁我不能透露，但是他们生活的城市可以讲。他们生活在哪儿？熊逸生活在重庆，顾衡现在生活在成都。顾衡原来在北京定居，觉得我在得到讲课，为什么要在北京花这么贵的房租？成都多好，就去成都了。
表面上是因为房价。你想，在这些城市，房价一般都在2万左右。奋斗者们是还能够得着的。请注意，这是一个全国各个层面的现象。
2014年，廉思教授组织过一次“瑷珲—腾冲线”青年群体大调研。这条线也称之为胡焕庸线，把中国分成了东南和西北两个部分，所以是一道“国情线”。
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外闯荡过，然后又回到老家发展的青年，被称之为“洄游青年”。他们的平均收入都高于当地人均水平。
道理不难理解：人口流动本来就相当于是一所大学。他们从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回到老家，就相当于从这所大学毕业了，当然就带回来了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
举个例子：2013年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仅为0.3%。而河北清河县的调研表明，有35.6%的“洄游青年”选择了自己创业。
这个对比说明了什么呢？
现在经常听人说，“知识不值钱了”。知识怎么可能不值钱呢？给知识找到应用的地方，当然就值钱啊。过去，大城市像抽水机一样，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把年轻人抽走。现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这批“洄游青年”会助推二、三线城市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他们将造就一个“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
还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感受到了没有？这几年有很多新锐的消费品牌不是来自于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发源于二三线城市，比如，喜茶起家的地方是广东江门，蜜雪冰城的第一个店在郑州的城中村，三只松鼠诞生在我的老家安徽芜湖，韩都衣舍发迹于山东济南。
何帆老师说，文化也是这样。过去，北京上海，好像是唯二的两个文化发动机。但是，今天呢？现在特别火的一个乐队“五条人”来自广东汕尾一个叫海丰的县城，乐队“九连真人”也诞生在广东一个偏远的客家城市河源连平县，李子柒走红是在四川绵阳的大深山里，刘慈欣如果不是在山西阳泉娘子关电厂那样偏僻的地方工作，是不是能写出《三体》这样的大作，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趋势也不是今天才有。中国五大戏曲中的越剧、黄梅剧、评剧形成不过百余年，是可以确凿找到其根本出处，无一例外是县城。比如越剧，其实来源于浙江嵊县。豫剧时间久远，但是作为梆子戏的一种，出处为乡县的可能性极大。唯一的国剧京剧是北京制造，但是京剧的父母徽剧汉剧则是乡县制造。
今天这个趋势会更明显。
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互联网一下子把一线城市和小镇给拉平了。北上广深的文化优势、信息优势不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
第二，小地方，有一线城市极其匮乏的东西：闲暇。
请注意，闲暇不仅仅是有空余的时间。闲暇是指：完全属于你个人的、自由的、内向的空间。他可以做没有目的的事。或者说，他以做这件事本身为目的。
平常一点的：打麻将什么目的？打麻将本身就是目的；高级一点的：读书有什么目的？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你可别觉得人做没有目的的事好像是没出息哈。这只是我们大都市里的人的思维习惯：打工是为了赚钱，坐车是为了通勤，读书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如果什么都这么想，那就容易把自己活成“工具人”。无奈的是，大都市里所有人都这样。
但是小城市不同。小城市里的很多年轻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目的。
好多网络小说的创作大神都生活在县城，不在北上广深。北上广深像我这样，每周要搞一期启发俱乐部，想象力是相对贫乏的，目的性太强。
哪里才是青春中国？是中间地带。它不可能在极度贫乏的地区，在中国的县城、二三线城市，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房价没有那么高，人的幸福感很强，挣的钱吃个饭肯定没问题，上个超市也不用算账，这辈子没有那么紧迫的事情，大量的创新会在这萌发。
塔勒布：现代生活会用愚人的方式解释各种行为。现在我们“散步锻炼”，而不是毫无理由地“散步”。
对啊，哲学家康德每天都散步。他散步本身就是目的，以至于当地小镇上的居民可以用康德散步的时间来对表。为所有的行为都加上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现代化社会里的人的一个新特征。
昨天刚看到一个段子：如果是在今天的大城市里，即使牛顿生在你们家，苹果掉在他头上，他也不会发现三大定律的，因为他被你拉去练钢琴了。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啊。比如，你觉得自己爱爬山，爬山本身就是目的。那你设想一个情境：你跟一个商业伙伴约定周末一起去爬山。对方突然打电话说有急事去不了了，那请问，你自己还会去爬山吗？这样的问题能帮助我们判断做一件事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闲暇会带来真正的创新。牛顿是这么创新的，爱因斯坦也是这么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就更多了。所以，中国的文化创新“小镇化”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现象了。
所以，可以有一个判断：年轻人大学毕业了，就一定要留在北上广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刚才我们说了两个动向。第一，大都市里的年轻人，有机会摆脱“蜂鸟”的悬停状态，原子化的状态，有机会重新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第二，二三线城市的活力正在被激发，闲暇的价值正在被看到。
你可能会说，这只是物极必反罢了，这怎么能看出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机会呢？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制止现代化导致的人口下滑问题，美国几乎是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是一个大国。大国解决超级复杂的问题，总是多了一些方法。
就拿刚才说的那两个动向来说，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这是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强项，我们的制度支持，我们的文化也支持。至少，老人帮忙带孩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大国的经济实力，才有这样的空间。
还有，人口流动，也是大国的特色。美国人的流动性就比欧洲好很多。一个美国人今年在东海岸，明年搬到西海岸，从城市搬到乡村，很正常。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文化便利性。
前一阵我在上海遇到熊浩老师。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洞察。他在香港待了很多年。他说，香港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不仅是内地的要求，对香港这一代年轻人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如果他们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到大湾区到中国内地一个小城发展，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如果他们只认同自己是一个香港人，那么香港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有没有广阔的选择，对一个人的人生，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我们公司就有从台湾来的同事。对她来说，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算背井离乡。
对，身在一个大国，是要享受大国红利的。
当然，你懂得，中国的政策工具箱里面，还有大量没有动用的工具。
所以，人口问题，咱们可以先用一句话结掉。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说的那句话：“危险是一个事实，恐惧是一个选择。”
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曾给技术下过一个另类的定义——技术就是为了节省时间而花费的时间。人类要生存，就有许多不得不做之事，这些机械劳动让我们每天不停地忙活。为了省下时间，我们才会想到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发明各种技术，让技术帮我们做那些重复、机械的琐事。且慢，这样一个定义表述完整了吗？哲学家的思考永远是深刻的，奥特加接下来的质问才触及本质：如果技术帮我们节省下了时间，那么，省下来的时间去哪儿了？白白闲着吗？再被消磨掉吗？奥特加的回答是：省下来的时间要用于创造性地生存。
我们70后这一代，从几乎是从一个农耕社会，伴随这个国家，经历了整个工业化的进程。今年我马上就50了，你会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接近于尾声，它的下一个历史阶段就要到来。在2020年这一场变局面前，在2021年的这个春天，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社会往前看的图景和我们熟悉的过往的40年是肯定不一样的。在一个大国的舞台上，大量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正在展现。所以，不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视角，不能用我们已经掌握的那些事实和趋势，往未来画一跟延长线。如果那么画延长线的话，它既非事实，也不正义。
中国人正在摸索下一个阶段的社会图景。效率不会再是唯一的追求。每个人的生命支柱，都会重新建构。祝福这一代中国青年，你们创造性地生存的空间，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大。
我们这一代人，也希望能加入到你们的创造过程中。
打针便宜不便宜，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带上我们玩。
好，这就是本期的启发俱乐部。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启发，欢迎到知识城邦，在#我有一个启发 话题下，写下你的想法。我们会在城邦里选取一位观众，赢得下一场免票来这里的机会。你可以选择自己来，或者将这个机会送给你的家人或好朋友。
下周是五一期间，启发俱乐部暂停一周。5月12晚上，我们还将在北京华贸北广场，得到北京学习中心，向你汇报我未来两周受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