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它会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这就像发明汽车的过程：不是把马车换成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创新就完成了。汽车要烧油，需要到处建设加油站；汽车风险大，需要有交通规则的建设；汽车速度快，需要有挡风玻璃；挡风玻璃在雨天容易遮挡视线，所以要发明雨刮器。这些后续的、衍生的创新，才能把“汽车”这新生事物变成社会的组成部分。据说，仅仅雨刮器这一项，就把汽车在雨天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降低了40%。
好，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红军的初创时期。
军队生活民主化了，有许多下级干部战士走上另一个极端，对上级决议、指示如感到不合意即不愿执行，甚至有过打仗前大家举手表决，不愿去的可以不去的怪现象。
在井冈山斗争中，有一个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士兵委员会说，大家想回家乡，不愿在山上坚持，结果该团军心动摇，集体跑下井冈山，随之溃散。
还有的部队，有时为打不打一县城竟要全体官兵“讨论了数日”。如此“民主”的结果，代价当然就是军队的战斗力。
这就是一个衍生出来的新问题。怎么办？办法是，把纪律搞细，变成人人都听得懂的规则。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但是，你知道第一个版本是什么样子吗？是非常具体的一些规则。
比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最早是“不拿农民一个红薯”。
再比如，早期的八项注意其实是六项注意。其中什么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都好理解。但是有两个“注意”不太好理解：上门板、捆铺草。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军队驻扎到了一个地方，难免是要找老百姓借东西用的。其中一项，就是把老百姓家的门板借来当床用。但是军队那么多，家家都借，等到还的时候，未必能一一对准，还回去的和借来的不是同一块。老百姓家的门板，尺寸大小都不一样，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还的门板不一样，就上不回去了，老百姓自己得挨家挨户去找。
上门板的意思就是：你借走了，你要负责还回来，而且要把门板上上去，确保是这家人的这块板。
捆铺草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红军有一句话：“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盖身上”。这金丝被，指的就是稻草。没有被子，就找老百姓家借稻草盖。用过后，如果只是还了，稻草是散的，老百姓还得把草捆上，挺麻烦的。所以就有了这条“捆铺草”的规定。
后来，六项注意变成了八项注意，最早的版本居然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你看，这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行为准则，谁都听得懂。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哪家住红军，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作风。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都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
仅仅有这些行为规则也不行。让普通百姓参军，毕竟还是要解决他们的利益动机问题。一支不发军饷的军队，怎么发动普通百姓呢？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那个秘诀，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今天我们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了。但是要知道，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
这就要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我在这本书里看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有1000多位将军，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土地革命时参加红军的农民。如果查一下他们的籍贯，人们会发现大多集中于几个“将军县”，如红安、兴国、平江、麻城、金寨等县，这些县份也是登记烈士人数最多的县。
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就是居然1000多名将军中，井冈山籍的一个也没有。那可是毛泽东最早建立农村根据地、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啊。
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原因，是毛泽东自己总结的。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说过：“我在井冈山搞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此话怎讲？要知道，1928年制定的那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②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③禁止土地买卖。
当时这么规定，是受苏俄革命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影响，没收地主的田地后归公，属于苏维埃政府所有，只交给农民耕种，不是分给他们当成私有财产，也不许买卖，当地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自然就不太高。红军中出身井冈山籍的人不多，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陈毅对毛泽东有一句评价，叫“不二过”，马上能改。我们得到电子书里有一套书，如果你是会员，我强烈建议大家读，叫《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文集》是八卷，强烈推荐大家读第一卷当中的一篇文章，叫《寻乌调查》。那是毛泽东当时在一个县做的调查报告，8万字。你去看那个调查的深度，直到快100年后，一篇调查报告写出那样的水平，都是罕见的。
好，这是题外话了，我们回来。1929年制定的新的《兴国土地法》，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打破苏俄模式，不再没收一切土地，只没收地主的田地分给农民。这等于是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参军、参战、保家保田的积极性就马上调动起来了。
在兴国县这个仅有28万人口的县里，先后有8万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8万红军中有2.7万是兴国县人，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2000人，等于长征每走一里路就倒下一名兴国人。
让一个普通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全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县，农民也是因为分到了土地，踊跃参加红军、赤卫队。红安县参加红军的有5万人，牺牲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共14万人。这个县后来出了解放军的61个将军，出了202个省军级干部，出了两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
你看，从官兵平等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到“打土豪、分田地”，这一系列措施成熟了、配套了，红军才彻底解决了不发军饷也能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的问题。
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军队的领导力问题。
解决的办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到今天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含义。但是，回溯到它诞生的那一刻，回到它作为一个“挑战”的“解决方案”那一刻，它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
你想，原来的旧军队什么样？都是人，当然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形成领导力啊。
曾国藩的湘军，是靠这样的乡亲、父子、兄弟关系形成的战斗力。曾国藩的粉丝，蒋介石也信这一套。请注意，这是旧式军队惯用，也管用的方法。
据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的时候，最爱干的事，就是找学生个别谈话。很亲切，“家里有什么困难啊？”一听说有困难，马上提笔批钱。换来的，就是“校长恩重如山”这句话。据说，蒋介石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师长以上军官的名字、字、号、原籍、父母的生日。一到他们父母生日的时候，委员长的礼物就送上门了。所有这些手段，在形成凝聚力方面，都是有效的。
但是，这个套路有一个命门：通过个人威信来领导的组织，非常容易分裂。
举个例子：这位，是大名鼎鼎的蔡廷锴。
蔡廷锴将军出名，主要是因为1932年的淞沪抗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和共产党军队的渊源。
他是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南昌起义后仅5天，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一声令下就把5000人的一个师拉走投奔了南京政府。当然，1949年蔡廷锴又作为民主人士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府，当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旧式军队里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搞定一个军官，就搞定了一支军队。蒋介石这辈子最会用这一招，中原大战的时候，通过收买军官，仗都不用打，就赢了。但是，也带来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顽疾：内部派系林立。
三个跟你好，自然就有三个跟我好。蒋介石能够统领浙江人，李宗仁和白崇禧用的就是广西人，你浙江人收买广西人的成本就比我高。所以当时国民党系统内部什么桂系，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广西人，不在桂系军队里，排长以上就不要想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别说你不是山西人，你不是阎锡山老家五台县的人都不要想。没办法，这就是用个人权威作为组织凝聚力的后遗症。
而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定了党管军队而不是长官个人领导军队。
我小时候学历史，对这一点其实一直也没有学通。过去以为：党，不还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吗？在很多情境下，党组织的决定，不就是书记说了算吗？有什么区别呢？
这次看这本书，才恍然大悟：党既是具体的人，也是一种精神原则，更有一个不可分裂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就意味着，个人权威不能脱离党的权威。
所以坚持党的领导反面是什么？是不听党的话吗？不，在当时那一刻，坚持党的领导的反面是另外一个，叫个人权威领导。
比如，黄埔二期的余洒度是秋收起义时的师长，黄埔三期的苏先骏是团长，也是重要人物，他们反对上井冈山，可以一个人离开队伍，但是想拉走部队，办不到，带不走一兵一卒。
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井冈山时期，红四军主力团第二十八团的二营营长袁崇全因对革命悲观，假传命令拉走部队，但是一旦暴露了他是假传命令，整个部队觉醒后集体返回，他叛逃到国民党地方部队后又被红军捉住处决了。
后来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张国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义，可以指挥几万人的红四方面军。但是，1938年，当他投向国民党的时候，只能孤身一人逃走。张国焘叛变时蒋介石曾欣喜若狂，并从旧军队兵随将走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要戴笠很好地加以运用，以对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拉拢策反。可是到头来费尽力气也拉不出一连、一排、一班，毫无所获。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威力，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出来。
再看看对面的军队：
国民党在大陆为何一直帮派众多、内讧不止，重要原因就在于军队不是靠某个原则，而是靠同乡、师生、亲友这种人际关系来保持内部凝聚力。
蒋介石的侍卫官、外层警卫队以及司机、厨师还都是自己原籍奉化县的人。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又是排长以上非广西人不用。阎锡山的晋军不仅全用山西人，要员还全是本县之人，即所谓“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就导致，桂系军队和晋绥军的规模一直没有超过20万。
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宴请毛泽东，也让自己的卫士招待延安来的陈龙等警卫人员。入席后，清一色浙江奉化籍的侍卫官们发现毛泽东的三个卫士都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便在席上诧异地问陈龙：“您同毛先生有什么亲故？”陈龙说：“我同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共产党的警卫人员都来自五湖四海。”
我小时候看电影，打仗的那种，叫“同志”的，就是共产党军队；互相称“弟兄们”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小时候心里还疑惑：叫弟兄们，不是更亲切吗？哎，你看，这种称呼其实呈现的是背后的人际依附关系。而一句“同志”，互相之间就是靠一种抽象的精神原则支撑起来的关系了。小时候觉得“弟兄们”很亲切，现在才知道“同志们”这个词有力量。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看这本书才理解的。
我中学学现代史的时候，知道三湾改编搞了一个“把支部建在连上”。这件事，历史书上强调得很厉害，毛泽东自己也强调：“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厉害，又不甚了了。
在军中实行党代表，或者政委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就是这样。
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普遍建立了党代表制，团一级称为政治指导员。那请问这些政治指导员的工作对象是什么呢？主要是监督军事首长执行党的决定。
后来国民党把政治部改成叫“政训处”，演化到后来，其实就成了古代的“监军”那个角色。你想啊，各级师长、团长，和部下都是人身依附的关系，是大家都认的“大哥”、家长。而师长团长旁边那个神经兮兮盯着他的人，是政训处的，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盯着大哥的，那形象能好得了吗？说得不好听一点，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监军”啊。
而三湾改编之后的“支部建在连上”，意味着什么？
你想一个连多少人？一般来说，一个班10个人，三个班是一个排，三个排是一个连，这是90人。再加上什么炊事班，一个连差不多是100人到120人。
这是什么数？你应该听过这个概念：“邓巴数”。
邓巴数的意思是说：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50人。150人以下，你可以个个都认识，超过150人，你就不可能全认识了。
所以，支部建在连上，就意味着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也就是连指导员可以把工作对象变成每一个具体的士兵。我自己在当大学老师，带学生军训的时候，就当过连指导员。我知道那个工作状态。我可以认得每一个兵，也可以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人。
你看过去的老电影，指导员可以帮战士补衣服、写家信、开导思想。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士兵都被连接进了党的精神原则里面。
那结果你懂的，大规模成建制投降的军队，解放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上就很多。
1946年末，华东野战军在莱芜战役中全歼李仙洲部，就花了几个小时。5万多人，21名将官啊。
莱芜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陈诚到前方主持检讨会，曾怒骂将领说：“就是送5万只鸡到莱芜去，让共军捉也要捉两天。怎么你们5万多人几个小时就叫人家解决了呢？”一些国民党将领们在会下不服气地说：“陈长官这就不懂了。要知道打了败仗以后，人比鸡还好捉。鸡听不懂话，到处乱跑。人只要一喊，要他缴枪站队，就会老老实实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