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启发是，超大规模的中国，其实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宏观秩序的建构过程，而是反过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微观秩序的建构过程。
这话说得有点抽象。但是对比一下古罗马就容易理解了。
罗马先有一个政权的组织结构，比如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然后按照设计好的这个蓝图来运行。近现代也是一样，国家什么样，咱们先坐下来搞个文本，就是宪法啦，然后按照这个设计好的文本来运行。美国人至今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200多年前的宪法，没有多少修改就运行到现在。
中国就不是了，大设计可以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但是微观结构是先搞出来了。
所谓“家国同构”、“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本朝以孝治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很好理解，一户人家，儿子学会了服从父亲，这就是基本的精英训练。哪怕一个秀才没有出过门，他一旦考取了功名，入朝为官，怎么对待皇上？不用教啊，你在家里怎么对待你爹，你在京城就怎么对待皇上啊。
听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拿压抑人性为代价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你想，如果一个父亲从小就出走，遗弃了孩子，不抚养孩子，等老了，回家了，说血缘上我是你爹，你得孝顺我。中国社会不认这个。
你这个血缘上的父亲，不是那个尽到对等性责任的父亲。邻居会评价说，孩子不养你，这是报应。子女拒绝赡养他，街坊邻里和社会舆论是不会同情那个父亲的。你看，责任是对等的。
孟子不是说嘛，“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也是这个意思。君臣之间，也要讲究这种对等性。你尽你的责任，才能要求我尽我的责任。你看，忠还是孝这种事，在中国人这儿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底线原则，它是在对等互动中，有条件实行的。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一点，我们的祖先在构建一个大国的过程中不容易，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去找解决方案的。
我们看到的现代化国家的整合手段，比如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庞大的司法系统，好是好，但是我们祖先当时的社会根本就负担不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们就必须去找一种很省成本的方式。什么方式？简单说就是“家国同构”。就是把一个家族治理的制度，移植到国家治理当中。
先在社会基层塑造规则，锻造人格，然后再把这种规则运用到国家政治中，公共治理的成本就降下来了。
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建筑？
从村里的一个土地庙到皇宫，都是这样的飞檐斗拱，然后像乐高一样，拼插成一个庞然大物。
微观秩序不破，则宏观秩序即使打烂了，也能有恢复的那一天。
我几年前，给用户推荐过这本书：苏力老师的《大国宪制》，这本书就很有意思，分析了中国的很多微观秩序的建构。
我举两个书里面的例子：
请问，一个古代中国的宗族、村落，如果不是遇到水旱兵灾这些外来冲击，日常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同村的都是熟人，外来的陌生人很快就会被认出来，就像是今天城市里到处都装了摄像头，其实很安全的。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大宗财产。不是有一句话叫“偷鸡摸狗”。对，那个时候的村里，除了鸡和狗，也确实没有什么值点钱还能方便移动的财产，所以治安事件也不多。那还有什么风险？
最大的风险就是男女关系。这是古代基层社会最大的潜在冲突根源。古人有一句话嘛，“十条人命九条奸”，就是导致死亡的案件中有90%都是不正常男女关系导致的。所以，防范情欲这种原始冲动破坏社会秩序，就成了中国人祖先设计制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当然每个文明都有两性方面的禁忌，比如结了婚不准通奸，不能红杏出墙等等。这些都比较好解释，就是男性对性资源的占有欲嘛，这背后没有太复杂的社会制度上的考虑。
但是中国不同，除了通常的性禁忌，中国还有特别复杂的制度安排，比如同姓不婚、外婚制，就是娶媳妇嫁姑娘不能在本村，嫁娶必须远远的，有那么个几十里上百里路才好。那这些制度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
按说，自由选择，最有利于一个物种的繁衍。自由恋爱，又不是什么红杏出墙、婚内出轨等不正当男女关系，为什么不允许呢？
你想，如果男性可以自由恋爱，自由追求女性，就像今天大学里那样。那这个村子里所有男性，无论什么辈分、什么关系、都成了婚恋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关系。但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村子和现在的大学不一样，人口基数太少。
如果允许自由竞争，这种由生物本能驱动的竞争，在村子这个小共同体里面，就会演化得非常激烈。原来叔侄兄弟父子之间，原来对相互关系的定位，就是你是我的亲戚，你是我的兄弟，都要退居次要地位，他们的主要关系是性资源的竞争关系。
结果就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就会清零啊。这是我们祖先承受不起的结果。
同一个村子，也会有两个姓啊，不同宗啊，不是同一个宗族，按说互相结婚不影响宗法制度啊，为什么也不允许呢？
你想，夫妻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如果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结婚，夫妻矛盾就很容易演化成家族、宗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不如干脆从根儿上断了这个麻烦。理解了这个原理，你才算理解了中国古代两性制度的真正着眼点，不是为了什么性道德，而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基层秩序。
说到这儿，还可以顺便解释一个词：“夫为妻纲”，这是三纲五常之一。请注意，这里讲的纲，不是谁欺负谁，谁一定要听谁的意思。实际上在古代民间，男人怕老婆的事经常发生，也没听说谁觉得这在道德和制度上有什么大不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制度层面的安排才不管你家里谁霸道谁做主呢。那这个纲字是什么意思呢？纲这个字的本意，是提起一个网络的总绳子的意思，所以后来才有纲要、大纲、纲目这些衍生词嘛。
所以，夫为妻纲，是指妻子的社会网络要以丈夫的为准。也就是说一旦结婚，妻子就要全面地继承丈夫的一切社会关系，要嵌入到丈夫所在宗族的秩序里，连死也得葬在夫家的坟地里。这么做的目的，当然也很清楚，就是为了维护秩序的稳定。
你看，中国古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礼教，在两性关系上，是一些道德亢奋的老古板，我们的祖先是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环境压力，要找到结成一个大共同体的解决方案，所以不得不牺牲个人自由，做出强力的自我约束。苏力老师《大国宪制》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洞察。
你说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有非常强硬的道德约束是吧？其实还有一个很宽容的后门，也算是一个应急措施吧，就是“私奔”。
如果男女之间确实结了私情，但是又不能被宗法制度和道德容忍，那你们两人可以选择远走高飞啊，脱离这个社会和制度网络啊。
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不再对这个网络本身造成危害，古人是不会深究的。
不仅不深究，而且往往还传为美谈。你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这样？古代的一些小说话本里也把私奔的故事写得津津有味。
还有，过去经常形容一个男人很失败，说他老婆跟人跑了。在说这话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一点点道德愤慨。只是觉得这个男人可怜而已。
你看，我们祖先对于两性关系的处理，不是一种宗教情感，是那种不能触碰的道德底线。他们真正在乎社会结构的稳定。没有这些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我们是不可能构建出那样的超大国家组织的。这才是中国古代两性制度的真正含义。
是的，理解中国，我们往往要回到微观结构才能有真正的洞察。
比如，上周我有一个机会和温铁军老师聊天。他和他的团队正在搞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基础思路。
一般我们都会反对这样的说法，没有中国物理学、中国数学，为什么会有中国经济学呢？
温铁军老师说，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你就想象一户一百年前的河南农村的典型农户。一家之主是谁？年纪大的那位。为什么？因为他的知识对于农耕家庭非常重要，什么时候种什么、怎么种、安排什么副业生产，他的经验为这个家庭制定经济战略。
那这家的壮劳力干什么？种田。种田很挣钱吗？种田不怎么挣钱，但它是这个家庭经济安全的底线，是必须要保证的。
这家里的姑娘媳妇干什么？庭院经济，养点鸡鸭鹅，纺纱织布，可以卖点钱，利润高，为家里搞点现金。所谓“鸡屁股银行”。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家庭内部的分配，是谁挣的钱多谁分配得就多吗？谁的地位就高吗？当然不是啊。经济波动的外部性是被内置在家庭中消化的。
用这个角度来理解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也许会有另外一番风景。
党和政府扮演的是那个经验丰富的家长的角色，国有企业扮演的是壮劳力的角色，民营经济扮演的是那个高利润的角色。按照正统的市场经济的观点，那就应该是谁挣钱谁收获，挣得多分得多。但是在中国，可能是这样吗？
我们都熟悉一组数据：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但是反过来看呢？民营企业贡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只有50%以上的税收啊。
这里面没有提到的国营企业，他们是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家里的壮劳力。他挣钱不是最多，但他是这个家里的安全底线的保证。你品，你细品，看懂了这个结构，你才能真实地掂量出政府、国企、民企的真正生态和相互关系。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不回到一个家庭的微观结构，我们就不会懂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