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理解就是脚踏实地地干活，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站在旁边当评论家。
但是，读到这段材料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躬身入局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以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他的选择，我们会看到更深一层的真相。但是很可惜，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
请注意，刚才我讲的这段二战历史，好像是需要更多的历史知识才能理解，其实不然，很多事实就在那里，我们只是缺乏“躬身入局”的视角而已。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想当年，刘邦和项羽大战的时候，有一次，项羽将刘邦的父亲五花大绑于一块大木板上，下置腾腾烧热的油锅，对着刘邦喊到：“速速投降，否则即刻烹食太公。”刘邦若无其事地回答：“你我曾是结拜兄弟，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若真要煮来吃，也请分我一杯羹。”项羽大怒 ，准备烹食。一旁的项伯出面劝阻说：“将军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刘邦志在天下，绝不会顾及自己的家人的。”
这个故事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很有名。后世把这一条当成刘邦是个流氓的明证。
那是这样吗？我们也可以用“躬身入局”的视角再来看看。
1.可以投降吗？不可以，因为投降也不见得能活。以项羽的脾气。
2.可以痛哭流涕吗？显得很悲伤吗？不行。因为悲伤，证明这一招有用。如果你一边悲伤，一边不投降，那太公的命肯定就没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招对你有用。那项羽即使只为了激励自己这边的士气，也会这么干。因为你在乎嘛。但是刘邦显得不在乎，项羽要杀太公就太没意思了。就这么个老头，人家都不要了，你这么大个英雄项羽，还非要杀他，这是干啥呢？事实上，后来刘太公这条命捡回来，就是因为后来项伯讲了一句话：“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打天下的人，不会顾及家庭的，你杀他没用的。
3.再换一个角度，站在刘邦身边的人会怎么看这件事？你刘邦是我们大哥啊。你老爹被绑在这里，你要当孝子，我们能理解。但是，如果绑在这里要下油锅的，是我老爹呢？你也会投降吗？不会吧？哦，你的爹是爹，我的爹就是块肉？所以，哪怕刘邦流露一点点的犹豫，旁边的人都会想，这个老大靠不太住。而现在，刘邦哈哈一笑，说你给我也来一碗，大家彻底放心了。这个老大，为了组织利益，什么都不会管的，跟着他，没错。至少他不会为了自己的私人情感做出损害组织利益的事情。
所以，你看，只要你用“躬身入局”的角度，站在刘邦的立场想问题，你不仅不会觉得这个家伙私德有亏，而是会佩服他：这个家伙脑子反应真快。
你看，一旦“躬身入局”，我们就好像推开了一扇新的门，进入了另外一个逻辑世界。
那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我们原来的视角就没有价值了吗？对刘邦私德有亏的判断错了吗？
我扪心自问，如果把我爹绑在那里，我是受不了的。不仅我，千秋万代，说下大天来，刘邦不管自己的爹，还要喝肉汤这个事，他也不可能成为道德典范。
你看，有趣了的事情发生了：两个视角得出的结论相反，但是又同时有合理性。我们想起了什么？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话：菲茨杰拉德说的，“如果一个人能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等智慧的标志。”
过去，我们理解这句话，更多的是说，一个人下判断要谨慎，要兼听则明，要悬置判断，但是，最近我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不是模棱两可，而是说，我们要允许自己切换身份来判断事情。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不是两种观念，而是两种身份。一种局外人的冷静身份，一种躬身入局的当事人身份。
正好最近看到刘润老师的新作：《底层逻辑》。里面就有一个有趣的提法。
一位悍匪经过周密的计划，绑架了首富的儿子。最终，首富以数亿元赎回了儿子。整个过程惊心动魄、跌宕起伏，不输一部警匪大片。其中，一段首富和绑匪的对话却令人深思。
绑匪问首富：“你为什么这么冷静？”
首富回答：“因为这次是我错了。我们在当地知名度这么高，但是一点儿防备都没有，比如我去打球，早上5点多自己开车出门，在路上，几部车就可以把我围下来，而我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我要仔细检讨一下。”
什么？首富说自己错了！为什么？明明是绑匪违反了法律，绑架了他的儿子。
从法律上来说，肯定是绑匪错了，所以绑匪要为他的行为坐牢，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我们站在首富的角度看，也许这种事情通过加强安保等措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因为没有做，导致儿子被绑架，最终花了数亿元赎回儿子。还好最终破财消灾了，如果被撕票，那损失就更大了。到那时，即使用法律手段制裁了绑匪，又有什么用？损失已经发生，且无法挽回。所以，首富这时说他错了，是他真觉得自己错了，不是客气。
首富的这种处事方法，在心理学领域，可由一个重要概念来解释，叫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理论由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原意指要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就要区分什么是你的课题，什么是我的课题。绑架索要赎金，是绑匪的课题，而因绑架遭受损失，是首富的课题。
比如，有人在地铁里踩了我一脚，谁的错？我的错。
明明是他踩了我，为什么是我的错呢？难道我不应该要求他道歉吗？我可以要求他道歉，但是，道歉有什么用？而且，我要求他道歉，不需要花时间吗？他耍无赖和我吵起来，不是更需要花时间吗？我的时间难道没地方花了吗？对方还可能反咬一口：“你怎么把脚乱放啊？！”
那怎么办？我要说“我的错，我的错”，然后心平气和地走到旁边。这是因为，我的时间比他的值钱，浪费同样的时间，我的损失大——“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一个人心中，应该有三种“对错观”：①法学家的对错观；②经济学家的对错观；③商人的对错观。
举个例子：坏人A诱骗好人B进入C的没有锁门的工地，B失足摔死了。请问，这是谁的错？
法学家的对错观：法学家可能会说：“这当然是A的错，这就是蓄意谋杀，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是的，如果证据确凿，在法学家眼中，这就是A的错。清晰吧？
但是，你发现没有，法学家让社会有了正义。大快人心。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那谁可以？经济学家的对错观可以。
经济学家会这样想问题：是那个工地的主人的错。
也许有人会说：“啊？为什么啊？这个工地主人也太冤了吧？”
经济学家是这样考虑的：整个社会为避免B被A诱骗进入C的工地要付出的成本，比C把工地的门锁上的成本高得多，虽然惩罚C会让其觉得冤，但是以后所有工地的拥有者就都会把门锁上了，于是这样的事情会大量减少。
经济学家是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来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在谁。虽然有时这样的判断看上去不合理，但会比从“纯粹的道义”的角度更有“效果”。
薛兆丰老师的《经济学课》里也举了一个例子：火车开过农民的农田。火车碰撞出来火星，点燃了农民的草堆，引发了大火，谁的错？答案是农民的错。道理很简单：从全社会的总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民挪一挪自己的草堆的成本远远低于火车改道。
但是，如果是一个商人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管是A的错还是C的错，B都死了；不管让谁承担责任，B都无法起死回生——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B只能怪自己。
也许B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会想：“这是我的错，我不该蠢到被A诱骗至此。”
再看一个例子。一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时，一辆卡车冲他疾驰而来，所有人都大声呼喊，叫他让开，他却淡定地说：“他不能撞我。他撞我是违反交通法规的，他负全责。我就不让。”最后，这个行人被卡车撞死了。
这是谁的错，卡车司机的错？当然。但是，这样的判断无法救回行人的命。
行人那时应该这样想：不让，就是我错，因为不让开我就会死。
对于第一个例子，法学家认为A错，经济学家认为C错，商人认为B错，这就是三种“对错观”。
如果你是评论家，可以选择法学家的立场；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经济学家的立场；如果将要失足摔死的就是你自己，我建议你选择商人的立场——“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的损失最大”。
总之，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所以你看，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话，是不是就可以有新的理解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我们在不同的身份里，我们要有不同的对错观。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处境的复杂性，我们时而要维护道德正义和规则，时而要掌控大局分配资源，时而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的头脑里同时奔跑着不同的对错。
我们佩服刘邦，同时不给他点赞。没毛病。
所以最近我读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脑子里突然就把一件事情想清楚了，什么叫躬身入局？躬身入局不是体谅他人，也不是面对自己的困难、不搭理别人的困难，其实这个话你往纵深去想，它有很多可以咀嚼的空间。
一个真正有人生智慧的人，是应该脑子里有好多小人、好多身份，非常之复杂。然后你能根据当下的处境去判断，调用哪一种身份去对这件事情做出答案，去表达此刻的立场和观点。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会经常跟你说，这个事你们年轻人不理解，它太复杂。请问他是在当搅屎棍吗？是在和稀泥吗？不，只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角色比较多，而他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
人类这个物种很有意思，其实十几岁的时候，只要你受过教育，世界上的道理都懂。你跟50多岁的人的区别在哪儿呢？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你看问题的，不是视角，是你看问题的身份没有他多，这是我最近得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好，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我们可以挑选各种各样的角色，入各种各样的局，那入什么样的局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