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欢迎来到第二期#邵恒帮你问#。
这周我为你邀请到的驻场导师，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刘晗老师，他也是得到《法律思维30讲》的主理人。
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法律案件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比如下周即将宣判的章莹颖案。
法律跟我们的生活联系特别紧密，但是，一涉及专业问题，比如法官怎么量刑、法条怎么解释等等，法律思维又有不少看似反常识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请刘晗老师结合热点事件，与我们分享法律思维在案件中的应用。
我们收到的用户提问有100多条，从中我挑选出了跟近期法律界的大事件、大趋势相关的三条问题。以下，是刘晗老师的回答。
回答：章莹颖这个案子，由于是一名中国女生在美国被绑架杀害这样的事情，而且被告人是一名美国男性，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章莹颖的家人以及很多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这名美国男性会不会、应不应该被判处死刑。
不过，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该不该判处死刑这个问题，却没法直接根据道理或者情理甚至法理来判断。因为，这里面首先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管辖权。我在《法律思维30讲》里面讲过，法律是特别讲管辖权的，并不是“有理走遍天下”，而是在什么地方就要用什么地方的法律。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究竟是个联邦案件还是州的案件。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我们知道，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各州的司法体系互相独立。一个案件，按照联邦法律来审，和按照州的法律来审，结果有时候会大相径庭。
章莹颖案的发生地，是美国伊利诺伊州，这个州的法律已经废除了死刑。因此，如果这是个州的案件，那被告人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被判死刑。
但联邦法律却是保留了死刑的，因此只有这个案件被算成联邦案件，被告人才有可能被判死刑。那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案子的确是被算成了联邦案件。但法律上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联邦检察官提出了一个主张，说章莹颖被绑架的时候，坐上的那辆车，是外州生产的，因此是“州际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的工具。
而根据美国宪法，只要一个事情影响到了州际贸易，联邦政府和联邦法律就有权力管。这就是美国法律上著名的“贸易条款”（commerce clause）。
这一点是非常反常识的。贸易条款听起来是跟经济贸易相关，但是从1819年一个叫做Gibbons v. Ogden的案子开始，一步步地扩大解释，最终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条款，为联邦政府扩大自己的权力寻找了理由。
比如一个私人开的旅馆，要是禁止黑人入住，就会被认为是歧视，依据就是这样会影响到州际贸易。联邦政府管制家庭暴力，也是用的这个条款。甚至连美国采取的夏令时制度，都是从这个条款里面找到了法律依据。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在章莹颖案件里，涉及到两条关于美国法律的重要原则。
第一，管辖权很重要。在谁的管辖范围内，就用谁的法律，争夺管辖权是实现诉讼目标的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法律解释也很重要。法律条文的意思未必是字面意思，因为一个简单的词语可能已经在历史当中被做了重重解释，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字面含义。
这也是为什么法律条文很难懂。这不是因为词语难懂，而是因为词语背后的层层解释，普通人不太了解。
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无论是在民事审判还是刑事审判当中，陪审团负责的都是发现事实，而不是适用法律。
就拿刑事案件来说，陪审团只负责定罪，也就是判断被告人是不是犯罪了，比如说，被告人是不是的确像指控所说的那样，杀人了。
一旦认定杀人，接下来，依据法律该如何量刑，那就是专业法官的事了。而在解释法律、运用法律这样的问题上，是特别要强调专业性的，这一类问题，普通人是不能置喙的。
在发现事实这件事情上，法官并不比普通人具有更多的优势。
最早的陪审团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其实就是因为法官是中央派到地方的，不了解当地情况，所以遇上案子总会找被告所在地的父老乡亲或者街坊邻里来问一问，了解情况。这就是所谓的“神仙下凡问土地”。
除此之外，陪审团作出的判断也更利于当地民众接受判决。简单来说，就是“这是你们这个地方选出来的人定的罪，你们得认”。所以陪审团制度是通过吸纳民众参与审判，来增强定罪决断的公信力。
我在得到大学今年夏季的开学典礼上曾经说过，法官和整个司法体系可以把发现事实这个棘手困难的问题，甩给民众代表来承担责任，其实就是把锅甩给了民众。法官只需要聚焦于较为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不用去处理棘手的事实发现问题，这也有利于提升法官的专业性。
最后，陪审团之所以在美国备受推崇，还有一个原因是程序正义。
简单来说就是，制度的设计者和维护者认为，越是专家越容易有偏见。反倒是不读报纸、不看书的普通人，更容易中立、更容易无偏袒，因为他们就是白纸一张嘛。
当然，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受到挑战。
比如，很多银行家就特别不喜欢陪审团审判。因为陪审团都是平民组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特别痛恨银行家，反倒不容易中立。
好，以上是法庭采取陪审团制度的原因。不过，其实陪审团远远没有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样普遍。
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统计，近年来，民事案件中只有大约0.6%的案件使用了陪审团，刑事案件中也只有不到5%的使用率。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例如知识产权案件，光是判断事实究竟是什么，都需要专业的知识，陪审团已经越来越难以胜任了。
所以，如果事实发现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跟法律专业问题密不可分了，陪审团很容易成为一种鸡肋。
回答：这个问题是目前法律与科技这个交叉领域最热门的问题之一。其实，我在《法律思维30讲》的最后一讲有所涉及，这里我再补充一下。
我的观点是，人工智能不大可能完全取代法官。
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的，是法官审判案件中的技术性工作。比如检索法律法规和相关案例，协助法官生成判决书，甚至可以在简单、具有重复性的案件中帮助法官批量处理。
但是，要是涉及到疑难案件，特别是需要法官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的时候，人工智能可能就无法胜任了。
这里面我说的“判断力”，指的是在案件事实不那么清楚，甚至法律法规也很模糊的情况下，怎么进行取舍。
这件事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法官要在众多的规则里面进行取舍，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后果，甚至有些时候还要突破规则，寻找例外，等等这一系列思考过程非常微妙。在这些问题上，人工智能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比如2007年的许霆案，打工青年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取了17万。这算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法上的盗窃金融机构？这两种不同的定性，判决结果有天壤之别。
如果算盗窃金融机构，那最少就是无期徒刑。但如果是无期徒刑的话，社会上又会有极大的争议。这个时候，要不要动用刑法里面的例外条款，从轻发落呢？
你看，一个案件里有这么多要考虑的因素，不是简单的算法可以处理的。
当然，你可能会说，技术的进步可以让人工智能也达到这种程度。但请注意，如果技术发展到那种程度，那就不光是法官要被取代，几乎人类的所有工作都会被机器人取代了。
好了，以上就是刘晗老师的精彩回答。听完了刘老师的解析，如果你也对法学产生了兴趣，那么建议你去学习一下刘老师的《法律思维30讲》。我把课程链接放在了文稿的下方。
本周的#邵恒帮你问#就到这里。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