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在我的同事里，有一种人一直让我特别佩服，就是那些能同时拉开多条业务线，每场仗还都打得特别漂亮的人——今天为你邀请到的驻场导师蔡钰，就是这种人。她身兼三个身份：得到大学的教研长、得到职场能力系列课程的总负责人，以及《批判性思维》课的主理人。
据我观察，蔡钰能做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总能一针见血地分析问题，把精力用在最要紧的地方，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种能力，源于多年以来她对自己批判性思维的持续训练。
今天的#邵恒帮你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蔡钰是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的。
回答：所谓的“新闻反转”，我能想到的原因有三个——
这三件事加起来，我认为背后其实是一个有意义的变化：社会的信息供应方式在进化，它开始把不同阶段、不同角度的信息片段都展示给你看。
以前没有互联网，或者没普及互联网的时候，信息渠道有限。所以，你看到一则新闻的时候，通常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事情已经在信息渠道那边完成了定性。换句话说，信息渠道拿走了“定义事实的权力”。
而互联网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快地获取到信息，等于是把一则新闻从发生、到传播、再到被定性的过程，不断地摊开给你看。所以，有的消息还没被确认、没被过滤就变成了你手机上的弹窗。
所以，所谓的“反转”，其实是我们拥有了更丰富的信息获取渠道，能看到不同阶段、不同维度的信息片段，因此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个人是非常感激这件事的。
这是为什么我说“新闻反转”的时候要说所谓的，要打引号。能够看到新闻的反转，是说明你的信息环境没有被单一渠道垄断啊。
判断真相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新闻反转”很烦人，你可以选择别关心它，或者相信权威渠道就行了。我在《批判性思维15讲》这门课里就说到，要爱惜你的思考成本，也是这个意思。但同时，我非常建议你要提醒自己的是，当你选择相信某个信息渠道的时候，是在把“定义事实的权力”让渡给它，请你务必确认，它值得。
回答：因为不清楚你指的行动力降低具体发生在什么领域，所以我们没法仔细讨论。不过，这个问题在投资界其实是个典型问题。没有经过理性思考就进行了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只能看运气了。那对应的，你也需要面对损失的风险。
所以，想要快速行动，你只需要搞清楚自己的风险偏好就行。换句话说，就是想明白你愿意为这个行动设置怎样的止损线，然后在止损线的范围内允许自己“鲁莽”一点。
比方说，2块钱买一张彩票，那最多损失2块钱。没有深思熟虑就去创业，那我们最多允许自己损失3年时间。我还想多吃一块蛋糕，那大不了重1公斤。或者没有搞清楚对方的心意就表白，那大不了连朋友都做不成。
想明白了，就可以。
回答： 我想先反过来问您一个问题，比方说我有这么一个观点：“王富贵不会编程，虽然这不是招聘要求的问题，但这会造成这个招聘要求的实用价值受限。”
我的这个观点您认同吗？对我来说，认不认同这句话，取决于我们到底是要解决哪个问题：是要替王富贵解决工作，还是替岗位找到适合的人。
你说到一种局面：你们说得都不太对，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对。
这确实是这样的。批判性思维不负责构建，负责构建的是创造性思维、成长型思维这些建设性的思维能力。
但是，批判性思维其实能帮你定义出真问题。用批判性思维追问下来，你其实会到达这样一个局面：“你说得不太对，具体不对在这里和那里。”
那么，接下来，是忍受这些瑕疵接受这个方案，还是换一个方案，还是建设性地解决这些瑕疵，就都是好选择。因为你们对这个方案的理解已经更清醒和到位。这个时候，哪怕你们仍然接受原来的方案，也不再是对风险一无所知。
回答：我认为是不矛盾的。因为批判性思维不是让你纠正自己，把自己变得绝对中立、没有分别心。我们在课里说，你需要的是弄清楚自己的思维倾向，弄清楚自己是基于什么立场在认知、在给出某个主张。然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自己做到自洽和公正就很好。
什么叫自洽，什么叫公正呢？
举个例子来说：在公共场所，你从来不会旁若无人地大声聊天，你也讨厌看到陌生小孩大声哭闹。这是因为你有一个立场：在公共场所不应该打扰到其他人。这没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小孩大声哭闹吵到了你，你冲他大吼让他别哭了，那么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太自洽、也不太公正了。
首先， 你冲小孩大吼的行为也干扰到了其他人，这跟你自己的立场是相悖的，不自洽。
其次， 你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却要求小孩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在使用双重标准，不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说，批判性思维不是让你抛弃立场，而是让你能在自己的立场当中保持自洽和公正。
那上面这个例子应该怎么做？批判性思维不回答。批判性思维只评估你的思考和决策质量，不给建设性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课程里讲到的，批判性思维本身有局限性，需要其他的思维能力来补。
回答：20岁的海清坐在台下的话，她跟40岁的海清不但身处不同利益立场，还身处不同的年龄段。一个演员，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已经享受过资源红利和倾斜，在中年之际仍然要求市场的同一批资源不去眷顾年轻人，而是继续向她所在的中年阶段倾斜，那么，她并不是在为某一个群体争取权利，而仅仅是在为“自我”争取权利。这种主张对其他演员并不公正，背后的价值观也不能说是稳定。
实际上，这种主张如果真的实现了，对海清未必是好事。因为无论是好角色、资金还是市场兴趣，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40岁的演员是文化资本的青睐对象，那么当年那个20多岁的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崭露头角了。
另外，海清的这番话里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她的大概意思是说，市场和题材都在远离中生代女演员，导致姚晨不得不亲自做监制、梁静自己做投资，来寻找演戏的机会。
这句话有意思在哪里呢？这句话里面有两个预设：一个是“机会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创造”，一个是“风险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
演员演戏是拿固定片酬的，但导演和制片人却是要承担少赚钱甚至亏损风险。
在商业社会里，导演和制片人选择的题材肯定是会去呼应市场需求的，这样一来获得商业回报的可能性才会更大。如果忽视市场最显性的需求来创造题材，背后也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亏损风险。
在这样一个市场规律面前，单方面的要求导演和制片人多启用中生代女演员，其实等于是在要求对方背负不必要的风险了。这肯定不公平。
那怎么公平呢？这种风险如果是你自己来承担就是公平的。所以，其实姚晨当监制、梁静做影视投资，我认为都是非常可敬、也非常有建设性的探索，是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自己承担自己的决策风险。
听了蔡钰的回答，我自己感觉就像是上了一节批判性思维的实战课。如果你想跟着她学习，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那么你可以点击文稿下方，订阅她的课程。
好了，这就是本期#邵恒帮你问#。我是邵恒，我们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