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韩亮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前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美国最近接连发生了两起大规模枪击案，再一次引发了关于控枪的激烈争论。我看这两天，美国媒体对这个话题的讨论热度还在继续。
有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你知道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美国总共发生了多少起大规模枪击案吗？答案是：251起。
美国的枪支管控，真的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严格的控枪法案，但美国始终做不到。每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之后，都会在美国引发新一轮关于控枪的讨论，可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分析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价值观念冲突。很多美国人认为，1791年出台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里，给了普通人持有武器的权利。政府控枪，就是干涉了这种权利，是违宪。
而另一方面，控枪问题背后是政治利益的激烈博弈。其中，最大的阻碍来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这个组织在美国历史悠久、势力庞大，目前有大约500万个会员，共和党好几个前总统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包括特朗普。在历次大选里，美国步枪协会也都是共和党背后的“大金主”，所以在美国政界有强大的话语权。这也是联邦政府一直没办法出台严格控枪政策的重要原因。
那难道就没办法了吗？有。
最新一期《发现》杂志的封面文章，讲的就是如何减少枪支暴力，视角很新颖。文章提到，现在学界出现了一股思潮，认为应该把枪支问题当作公共健康的课题来研究。因为在健康领域，有一套成熟的公共健康思维模型（public health model），很有可能打破僵局，破解美国当前的枪支管控困境。
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想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
你可能会疑惑，一个在美国吵翻天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用一个什么“公共健康思维模型”就能解决吗？别着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思维模型到底是什么，又怎么解决问题。
公共健康问题，你可能也能想到一些，比如，如何减少交通事故，如何防控某种重大疾病等等。
可是，这些问题都很大，要根治非常难。就拿减少交通事故来说，你总不能让大家都不开车吧？防控疾病，一时也没办法彻底消灭这种疾病吧？
那怎么办呢？办法是：改变环境。通过改变环境中的某些参数，让处在这个环境中的人，生病和受伤变得很困难。
听起来有点抽象，我就拿交通安全来举个例子吧。美国的交管局一直想减少车祸，可是除了严查交通违法和酒驾这种常规的措施，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解决方案，就在驾照上。研究人员通过统计和分析各类交通事故的数据，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青少年出车祸的几率是成年人的10倍，车祸发生的时候，往往是在晚上，而且车里都是一群十几岁的同龄人。
于是，美国交管局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青少年考取驾照后，会逐步开放上路权限。
如果是刚刚获取驾照的青少年，那对不起，禁止你在夜间驾驶，也不允许你跟其他同龄人单独驾车。到1997年，美国所有的州都实行了这种逐步开放驾照权限的政策，效果非常显著。比如说在密歇根州，当地青少年出车祸的几率几乎降低了30%。
再拿儿童用药来举个例子。在60年代中期，美国有上万起儿童因为不小心服用阿司匹林中毒的事件。问题是，你很难教会一个小朋友来分辨药品，也没办法要求家长无时无刻都看管好孩子。
那怎么办呢？后来，政府部门就应用“公共健康思维模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强制要求所有药品都要使用儿童安全防护包装，也就是说让儿童打开这个药品变得很难。结果此后三年，5岁以下儿童服用阿司匹林中毒的事件减少了70%。
你看，通过这套思维模型制定的政策，通常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导向的目标就是：让坏情况的出现变得极其困难，让好情况的出现变得容易。
文章认为，这种思路，也非常适合用来解决枪支管控难题。
目前美国关于控枪的争议，每次都聚焦在“枪”本身，比如说限制对枪支的购买，要严格检查背景，或者说要限制经销商卖枪，但是每次都走进了死胡同。
那么，能不能通过调整环境的参数，让“使用枪”这件事变得困难，同时让“不使用枪解决问题”这件事变得容易呢？——这就是“公共健康思维模型”提供的新思路。
听到这你可能会想，那些实施大规模枪击案的枪手都是早有预谋，你很难限制他们吧？其实，用公共健康思维模型瞄准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这些暴徒，而是那些用枪自杀的人。
因为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死于枪支的人数在3万到4万，其中自杀者占到了60%。换句话说，用枪自杀的人，比死于枪击案的人还要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相比其他自杀方法，用枪实在是太“便利”了。
很多时候自杀都是一时冲动，思前想后到最后就有可能放弃。就拿跳楼来说，很多人在楼顶徘徊很久，最后还是下来了。可是如果用枪，一扣扳机就结束了，压根没什么后悔的机会。
统计显示，自杀的成功率通常只有13%，可一旦涉及到用枪，那成功率会高达90%。
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有个值得借鉴的策略。以色列曾经推出过一项政策，要求士兵在周末放假回家的时候，必须把枪留在营地。结果就是调整这么一个参数，就让年轻士兵的自杀率下降了40%。
现在，有不少美国的学者就在研究，到底有哪些环境参数跟枪支暴力有关，也有一些初步的进展。
比如研究发现，美国当前的枪支管控政策当中真正被证明对降低死伤率有明显效果的，是防止儿童接触枪支的政策。这指的是，在美国，政府要求成人把枪放在家里的时候，必须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锁起来，让儿童不容易接触到。这个政策显著降低了儿童的死伤率。
不过，还有一些政策助推了枪支暴力。比如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叫“stand-your-ground”，说的是如果有人非法闯进了你家，你可以用枪支击杀非法闯入者。
这本意是让民众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但研究者却认为，法律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用枪，这就让人很容易放弃寻找更加安全解决争端的方法。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也很有启发性。我在文章中看到，《美国公共健康期刊》今年初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地区环境的整洁度和枪支暴力的犯罪率也存在着关联。
研究人员选取了费城一些犯罪率高发的地区，分成100多个不同的区块来进行环境整治实验。有的整治力度大一些，比如说会建造花园景观；有的力度小一些，就收收垃圾，剪剪草坪；有的干脆放任不管。结果，实验进行了两年发现，改造力度越大的地区，也就是越整洁美观的地方，枪支暴力犯罪率越低。
通过这些研究，科学家们就可以搞清楚到底有哪些参数跟枪支暴力紧密相关。通过发现这些关联，他们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们绕开管控枪支出售的难题，用更巧妙的方法来减少枪支的暴力。
总结一下，今天的《邵恒头条》，我跟你分享了新趋势，在美国有很多学者正在尝试用公共健康管理的思维模型来解决控枪的难题。
公共健康的思维模型，强调的是从系统的层面来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它并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推出强力政策，而是通过调节系统中的其他“参数”，来降低问题发生的几率。公共健康思维模型，是一个系统性的思维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枪支管控之所以难以有进展，是因为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如何减少枪支购买”上。美国的步枪协会之所以寸步不让，也是因为减少枪支购买动了他们的“奶酪”。可是公共健康思维模型聚焦的，却是如何让使用枪支这件事变得更困难，变得没必要。
当然，这些政策可能依然没法阻止那些故意要行凶的人，但是它们却可以从其他的维度，减少人们被枪支夺走生命的可能性——这本身，不就是枪支管控的最终目的吗？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