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今天的内容来自《刘怡·全球大事报告》。
你看，既然是新年第一天，咱们总得打开格局，想点大事儿。而这门课就是要带你关注，全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儿。
最近，在全球局势中最值得关心的事件之一，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门危机。有人可能已经看过相关的报道，也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事儿。接下来就有请刘怡老师，来跟你讲一讲，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后续的影响。
来，有请刘怡老师。
欢迎来到《全球大事报告》，我是刘怡。
距离特朗普重返白宫还剩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坛的动荡已经提前开始了。12月19日，众议院以235票赞成、174票反对的结果，否决了特朗普亲自干预制定的临时拨款法案。
这则新闻听上去平平无奇，却包含了两项重要信息：第一，美国国会在两党的拉扯下，还没有通过2025财年的正式预算案，联邦政府的运转都是靠临时拨款在维持。上一笔临时拨款的有效期，就到12月20日。这意味着，如果新的拨款法案通不过，联邦政府从12月21日0点开始，就要关门停摆。
第二，特朗普的方案之所以过不了关，是因为他提出了一项捆绑条件：国会里的民主党人，要是想在临时拨款案里塞进1000亿美元的救灾开支，就得同意在未来一年，继续暂停执行美国的债务上限约束。
换句话说，离任在即的民主党政府，如果想在2024年最后一个月多花钱，就得默许即将上台的特朗普，在整个2025年不受限制地借新债。要是这一条谈不拢，特朗普宁可让联邦政府马上关门。
这场迫在眉睫的风波，直到12月21日凌晨1点多，才算勉强化解。特朗普松口同意，暂时不纠缠债务上限问题，让共和党人先给拨款案开绿灯。众议院随后以366票赞成、34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修改后的临时拨款案，参议院也没有阻挠。美国联邦政府在关门大限降临之际，惊险地避过了这场危机。
虽说关门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但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详情。政府关门，Shutdown，听上去是一个很吓人的词儿。光看字面意思，你可能会以为：美国政府是不是停止运转了，公职人员都不上班，国家机器整个瘫痪了？倒也没那么夸张。
自198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过10次关门，最短的几次只持续了一天，最长的一次是35天，就发生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2018—2019年。关门期间，40%的联邦雇员会被强制放无薪假，国家公园、国立博物馆和国税局会暂停办公。但美国的国防和警务系统、邮政部门以及美联储还是会正常上班的，国会、联邦法院和白宫也将继续履行职能。至于州一级的行政活动，就更不受影响了。
简言之，它是“伤筋而不动骨”，给普通人和企业带来的不便远远超过政府本身。毕竟，政府关门期间，美国的社保卡将停止更换，跨国并购交易将得不到政府许可，中小企业申请的政府贷款审批也会卡住。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2018—2019年的那次关门，造成了50亿美元的财政损失，平均每天1.4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这趟避免关门，至少可以规避这些直接损失。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特朗普不是刚刚凭借民意支持，赢得总统大选吗？他为什么非得在就职前夕，挑起这么一场可能影响普通人生活的政治争端呢？答案还是一个“钱”字。《全球大事报告》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已经分析了德法韩等多个国家因为预算之争导致的政治风波。美国的情况和它们有些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
从统计数据看，美国GDP的增长暂时还不是问题；联邦财政的赤字率虽然很高，2023财年超过6%，不过不像德国那样受硬性约束，所以短期内麻烦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联邦政府的开支上涨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光是过去一年，政府债务就新增了2万亿美元，总额超过36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23%。要知道，2021年之前这个比例一直是低于110%的。而且，联邦政府的“补窟窿”操作，越来越倾向于直接发新债，偿债成本在高利率下持续攀升，隐藏着结构性风险。
美国虽然没有像德国那样的“债务刹车”条款，但联邦政府借债也受到一项软性约束，叫做“债务上限”。这项指标目前是31.4万亿美元。一旦过线，国会就会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债务上限指标在过去20年里，已经上调了几十次，但还是架不住开支与日俱增。
这个时候，总统可以和国会协商，暂停上限条款的效力。比如2023年5月，拜登就和国会达成协议，把债务上限暂停到了2025年1月。听到这个时间点，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非要在年底横生枝节了。
要是放任民主党人在临时拨款案里，塞进1000亿美元的救灾开支，那一个月之后，债务上限恢复，削减短期开支的压力就会落到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头上。与其到那时陷入被动，不如现在就亮明立场。
那么问题来了：这笔1000亿美元的新开支，是民主党人给特朗普挖的坑吗？还真不是。今年10月，美国东海岸遭遇飓风袭击，好几个州出现了桥梁倒塌和洪水。中西部农业产区因为龙卷风和干旱，也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所以，民主党人就想拨出290亿美元，修复损坏的基础设施，再拨335亿美元给受灾的农业区。
另外，拜登政府还想给全国的农场提供100亿美元的额外补贴，补偿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损失。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支，总额就膨胀到了1000亿美元。作为交换，未来四个月的联邦例行预算也被打包在了拨款案里，让政府可以运行到明年3月中。
现任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来自共和党，他是赞成让临时拨款案不加修改地过关的，为此还在12月17日发表了乐观的声明。没承想，特朗普和他的助选干将马斯克在12月18日，对约翰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攻击。
约翰逊被迫让步，同意把特朗普主张的暂停债务上限的条款塞进拨款案。这一回轮到民主党人不干了，12月19日的风波就是这样出现的。虽然特朗普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但可以想象，明年债务上限恢复之后，美国政坛又将有一场乱斗。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风波中，表现最活跃的并不是特朗普本人，而是目前还没有政府头衔的马斯克。他在18日连发了一天的社交媒体，抨击国会的拨款案是“政治分赃”，约翰逊是在“犯罪”。20日深夜特朗普松口后，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共和党议员去投票的，也是马斯克。考虑到马斯克已经承诺，将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中出任政府效率部（DOGE）联席主管，而且负责的就是削减联邦政府的雇员数量和开支，这不免让人好奇：面对美国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马斯克有点石成金的法术吗？
本期专栏，我将从美国这场擦肩而过的政府关门风波讲起，带你了解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在美国目前的联邦预算中，有哪些项目值得精简和优化。第二，马斯克的改革计划可能面临哪些阻力。另外，本期专栏还安排了一个轻话题，相信你也会感兴趣，那就是《大西洋月刊》12月号的封面文章，题为《长春藤联盟如何摧毁美国》。
先简单介绍一下马斯克即将出掌的政府效率部。严格来说，它并不是联邦政府的正式机构，而是总统用行政命令设立的咨询委员会。像这样的国家级咨询委员会，整个美国有将近1000个。它的负责人不用在国会走提名程序，既可以是全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
根据1972年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委员会成员不必向政府披露自己的财务状况，他们可以注册为“特殊政府雇员”，每年在委员会出勤130天。有了这些前提条件，马斯克就可以在继续执掌SpaceX和特斯拉，继续承接政府订单的同时，兼职管理政府效率部。实际上，这个部门目前的办公室，就设在华盛顿的SpaceX办事处里，招募职员也是通过马斯克自己的HR在进行，还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加持。
这样说来，马斯克岂不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部长？那倒也不是。毕竟，政府效率部这个点子，是他在选战期间主动提出来，并被特朗普采纳的。
特朗普在今年9月就承诺，一旦自己顺利当选，会立即批准成立这个机构，由马斯克帮他规划，怎样“重组联邦机构，给过度监管松绑，砍掉浪费的开支”。换句话说，政府效率部不仅要管“增效”，还会负责给“降本”出谋划策，对削减政府开支有很大的发言权。美国国会在11月下旬，已经成立了几个工作小组，专门用于和马斯克的新委员会对接，可见他们的重视程度。
从10月底到12月中旬，马斯克和他的伙伴拉瓦斯马米先后放出话说，政府效率部只会运行到2026年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天。但在那之前，他们会制定各种计划，帮助特朗普裁撤3/4的联邦政府机构，淘汰中央政府里的冗员，并给联邦预算做2万亿美元的“瘦身”。这些可都是实实在在会影响政府运转的大事。从马斯克在这次关门风波中的表现看，他已经成为特朗普在预算问题上的头号发言人，地位比普通的顾问要高得多。《经济学人》杂志送给马斯克一个头衔，叫“首席颠覆官”，Disrupter-in-chief，显然也对他的政治作为充满了好奇。
本期专栏，我先不谈马斯克的政府裁员计划可不可行，只说他那个削减2万亿美元预算的承诺。这个数字是马斯克自己在10月28日提出来的，听上去非常惊人。因为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支出，也不过6.8万亿美元。这么大幅度的“瘦身”，短期内根本就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呢？这里我结合公开数据，给你粗略地算一下账。
首先，上一个财年，美国政府花在支付国债利息，发放军人退伍金，承担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医保开支，以及为低收入人口提供救助和医疗补助计划上的费用，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这笔钱属于强制性支出，很难立即削减。更何况，特朗普已经主动承诺，他上台后，不会下调养老金、医保费用和退伍金的增幅，也不会延后美国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就给马斯克出了一道难题。
去掉5万亿美元的强制性支出，剩下的1.8万亿美元里，有8700多亿是国防开支。考虑到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大幅上调军费，想从这里下刀怕是也很难。剩下的所有开支，加起来不过9300亿美元，还囊括了从科研、司法、交通到教育等林林总总的费用。即使把它们统统砍掉，距离2万亿美元也还有很大的差距。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马斯克的豪言壮语，莫非都是空话？倒也不能那么说。11月3日，独立智库“负责任预算委员会”（CRFB）的总裁麦吉尼亚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马斯克说的“2万亿美元”，没有设定年限。
美国国会在计算财政目标时，通常会以10年作为一个窗口期。如果马斯克的意思是，在未来10年削减2万亿美元的联邦开支，那完全可行。要是非得卡在2026年7月之前，恐怕会有点吃力，但也有发挥空间。接下来我就结合《经济学人》和《大西洋周刊》的三篇文章，为你做进一步分析。
第一项可以降本增效的开支，是医保费用。美国医保体系历来以复杂和低效著称，它分为两块：一块是普通医保，另一块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补助计划。普通医保在不同机构间的收费标准，差别非常大，账单审核很粗放，竞标过程也不规范。据麦吉尼亚斯估算，光是这一块，每年就要浪费55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完全可以把水分挤掉。如果政府把处方药的价格也谈下来，每年还能再节省200亿美元。至于医疗补助计划，它的浪费就更严重了，因为联邦政府没有给每位参保人设定支付上限，等于是在无限制地兜底。从这块开支里，每年也能抠出数百亿美元。
除了医保开支，军费也有可以做文章的地方。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AEI）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每年的军费，有40%花在了发放军人工资和福利上，而英国的比例只有23%。五角大楼每年用在军人医保上的支出，比他们采购装甲车辆的费用，高出近100亿美元。如果马斯克的改革能把医保开支打下来，那军费也可以得到节省。
另外，美军在装备采购方面，严重依赖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等五大国防承包商。这五家企业都是行业巨头，它们只擅长推进高投入、长周期的研发项目，采购价格还定得非常高。军队每年拿到的装备采购预算，80%花在了四五年前就决定好的大项目上，对实际需求的反应严重滞后。臃肿的大项目，还吃掉了生产弹药、小型无人机等低成本装备的开支。这导致美国的军费虽然逐年上升，却还是会出现弹药库存不足、生产速度偏慢等反常现象。
对军费问题，马斯克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他的SpaceX在承接军方发射订单时，跟五角大楼打了十几年交道，对美国军事采购体制的毛病相当熟悉。在研发和生产大型装备上，马斯克也有一套控制成本的心得。假如他能借助特朗普的力量，在装备研发和采购中引入充分竞争，同时削减人力成本，那即使美国的军费本身不再大幅上涨，资金也会利用得更加有效。
除了医保和军费，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国税局（IRS）也可能成为预算改革的方向。联邦政府大约96%的运营资金，来自国税局的收入；但美国国税系统的数字化程度却很低，官僚作风也很严重。马斯克已经表态说，他希望用技术手段，比如AI工具，来简化普通人的报税程序，打击税务欺诈，并取消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间推出的企业减税优惠。这几项措施加起来，不仅能节约开支，还可以创造额外进账。这对高喊减税口号的特朗普，无疑是双重利好消息。
好，讲到这里，马斯克可以打的预算“瘦身”牌，我就为你分析完了。相信你也发现了，医保费用超支、军事采购体制僵化、国税系统漏洞多，这些都是美国的老问题。早在1984年，里根总统组建的格雷斯委员会就宣称，每年的联邦预算至少有1400亿美元是被浪费掉的。这都过去40年了，为什么总也改不掉呢？答案是四个字：政治需要。
要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才刚刚突破50%。它进入急速上升轨道，就是从那次危机中的救市“输血”开始的，后来又被新冠疫情救市推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巧的是，两次危机中，在任的总统都是民主党人。
《彭博商业周刊》的分析指出，正是民主党人最先发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成为政治武器。形形色色的补贴和福利支出，在“救市”的名义下发放到选民和企业手中，收获了可观的政治回报。像这次关门风波期间，拜登政府强推的1000亿美元救灾拨款，尽管不能说是浪费，但也带有向农业州示好的色彩。反过来，共和党人虽然反对政府兜底，但为了把选民拉回来，选择了长期坚持减税路线，造成财政进账缩水。债务于是水涨船高。
本来，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应当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来定。然而，美国两党在立法议程上的激烈对抗，已经使财政调控失去了弹性。每当执政的总统想要变革旧体制，大幅削减开支，在野党就会在国会制造压力，破坏相关计划。
举个例子：2010年，奥巴马政府组建的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曾经提议，通过延迟退休、削减医保开支和取消税收优惠，在10年里减少4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但这项方案在众议院过堂时，直接被共和党人否决了。这就是马斯克的前车之鉴。他或许能制定出一份预算“瘦身”计划，并说服特朗普参考，但他左右不了国会的态度。
毕竟，共和党人在下一届众议院里，只有9个席位的优势。在关门风波期间，还有38名共和党议员反对特朗普提出的暂停债务上限的要求。马斯克接下来要面对的，不光有民主党人，还有共和党内的不同派系：这些都不是他能从外部控制的。
《经济学人》11月21日的社论指出，美国的国会议员不仅关心党派利益，他们还会留心，削减预算会不会影响自己所在选区的就业。马斯克可以说服特朗普，用行政法令来强推改革，但特朗普会有自己的时间表。
迄今为止，马斯克的商业传奇，都建立在技术革新和颠覆传统模式的基础上。但政治活动没有技术工具可以依仗，华盛顿也不是硅谷，它不鼓励彻头彻尾的颠覆。不仅如此，据《经济学人》估算，马斯克36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有10%来自美国政府订单，在国会和政府内部大量树敌，对他的商业蓝图是有害的。
像美国军方就表现出了对马斯克的敌意。国防部和空军部已经发起了3项针对他的审查，理由是马斯克身为国防承包商SpaceX的实控人，没有如实报备联络和会见外国官员的行程。这在商业活动中完全不是问题，但沾上五角大楼，就得受束缚。可以想象，假如马斯克把矛头指向国防采购体制，触动更多传统利益，SpaceX受到的审查只会变得更多，让他更加不省心。
除了这些因素，马斯克和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也是一柄双刃剑。在美国政治史上，商业大亨与强势总统先结盟、后决裂的例子，曾经反复出现，比如“钢铁大王”卡内基与老罗斯福，报业巨头赫斯特与小罗斯福。考虑到特朗普和马斯克都有频繁解雇下属的习惯，他们能否长期相安无事，并不是没有疑问。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对马斯克依然相当推崇；他的胜选演说，有17%的内容在谈论马斯克，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会对马斯克言听计从。马斯克提议任命金融家卢特尼克为财政部长，特朗普则只承诺了商务部长的职位。马斯克对俄乌战争发表看法时，特朗普也没有立即呼应。
仔细想想，这两个人的结盟，本身就有偶然性：马斯克代表的是科技自由主义者阵营，而特朗普需要同时满足大企业CEO和蓝领阶层的喜好，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对马斯克的改革计划来说，这也是一种不确定性。
好，讲到这里，马斯克变革美国预算体制的机会和风险，我就为你大致分析完了。接下来，我想为你讲解今年12月号的《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标题叫《常春藤联盟如何摧毁美国》。它的作者戴维·布鲁克斯，是美国资深文化评论家，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知名报刊撰稿将近40年，特别擅长分析美国公众的群体心理。它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两句话：当下美国的精英培养机制，出大问题了。这一点在常春藤名校（简称“藤校”）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里先介绍一下，布鲁克斯眼中当代藤校教育模式的起源。结成常春藤联盟的8所名校，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虽然是17到18世纪创办的，但到“二战”结束为止，他们的招生和培养模式，一直是向富裕的特权阶层倾斜的。学校录取新生时，看重的是家庭背景和社交能力。学生在校时，并不关心成绩，而是忙着挤进社交俱乐部，好为将来的职业发展积累人脉。当然，他们的职业发展，依然离不开家庭背景。这让1933—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科南特感到极为担忧。
科南特校长认为，美国要是想在20世纪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上风，就得挑选和培养真正优秀的人才，破除世袭特权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他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我们熟悉的“优绩主义”，用学业成绩来评估人的智力水平，再把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投到智力水平最高的学生身上。
这种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有一定的进步色彩的。从那时起到今天，美国藤校的精英培养模式，基本上是由优绩主义塑造的。它还进一步渗透进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形成了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
作者布鲁克斯自己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也是美国的顶尖名校，平时常年和藤校精英打交道。他发现，这个信奉优绩主义的群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新阶层。毕业于精英大学的父母，最大的心愿是把子女也送进名校。这些孩子在读书时，就懂得如何给简历“镀金”。等到大学毕业，他们的就业方向，也高度集中在金融、法律等少数行业。
举个例子：2016—2023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有1/5进入了金融业。这对个人来说当然是好出路，但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却没有让美国变得更好。益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在2024年的美国，有59%的人认为国家正在衰落，69%的人认为精英阶层不关心民众。这也是反精英的平民主义浪潮，在过去十几年的美国政坛日益兴起的原因。
藤校模式的毛病，究竟出在哪儿？作者布鲁克斯列出了它的“六宗罪”，分别是：
（1）高估智力因素；
（2）忽视学业上的成功不等于生活中的成功；
（3）学生的学业表现，被父母投入教育竞赛的资金过早“催熟”；
（4）精英教育催生出封闭的“高学历种姓”；
（5）自我评价完全由外部反馈决定，缺少真正的意义感；
（6）精英与大众的对立撕裂美国社会。
这些弊端并不是布鲁克斯率先发现的，相信你在许多教育学书籍里都有读到。我这里着重补充一个和美国政治有关的视角，那就是：为什么藤校精英觉得自己的观念很进步，很开放，却还是被大量美国公众批评甚至敌视？
这么说可不是我在夸张啊。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哈佛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中，有65%的人认为自己是进步主义者，他们关心堕胎权问题，关心俄乌战争，经常和朋友分享政治观点。但这些学生在课余时间，几乎不会加入蓝领阶层的社交组织。他们接触、交流甚至缔结婚姻的，基本上都是教育程度和自己接近的人。
布鲁克斯评论说，这是一种精英化教育导致的隔离机制，而教育隔离又带来了收入、社交和认知上的隔离。自诩为进步主义者的藤校生，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自己在讨论的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在附和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喜好，却对美国社会的深层分裂视而不见。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一生赚取的收入，要比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多至少100万美元。这种收入优势，还会伴随精英的自我隔离机制，传承到第二代、第三代。科南特校长当初担忧的世袭式资源垄断，或许已经得到改善，却又出现了另一种基于教育的隔离。这就难怪，美国民众会对知识精英愤愤不平了。
问题是列完了，有没有改善的希望呢？布鲁克斯提供了他的思考。他认为，长期以来，美国教育体系评估成绩的手段太单一了，主要是标准化考试。它或许可以分辨学生在某个阶段的认知技能，却无法筛选非认知技能，比如好奇心、动力和使命感、社交才能以及敏捷的感知力。这四项技能对成就一个真正的精英，有时会比每次考试都得高分更重要。
那非认知技能要怎样培养呢？布鲁克斯建议，从中学时代起，增加需要团队合作的学习项目，比如几十个学生一起做一个展览，让他们自己安排分工，反复试错，逐渐找到投入一项事业的感觉。
在大学阶段，学校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元的考核指标和更开阔的眼界，要让他们认识到：人生的道路不是攀登金字塔，不是沿着唯一的上升通道，做零和博弈。它更像是在广阔的山脉中穿行，有许多可以追求的目标，也有不同的前进方向，都值得尝试。
当然，文章里的许多看法，只是布鲁克斯的一己之见。他提到的许多问题，比如美国的贫富对立和文化战争，根源也不在藤校或者大学教育身上。但这篇文章的确指出了一个反常的现象：18岁以前，每个美国人只有13%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但教育军备竞赛却让学生和家长只关心，怎样在学校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即使一个好学生如愿进入藤校，他的认知能力、社交习惯和思维模式，依然被学校的“同温层”环境控制着，让他的眼光变得狭隘，并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完全一样，不过布鲁克斯的分析，也可以为我们理解教育的社会属性，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好，内容听完了。
假如你想在新的一年里面，搞懂世界大事，紧跟国际议题，那么在这向你推荐《刘怡·全球大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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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精选》，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