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罗振宇老师的新书《文明：1000年—1029年》，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历史。为什么要读历史呢？罗老师曾经有一个洞察，读历史，是为了了解当事人的处境，理解他们的挑战与无奈。换句话说，很多今天人们遇到的问题，在历史上可能早就出现过，而且也早就有了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答案。而从这个视角出发读历史，你或许会有很多新奇的发现。
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个视角来读读《文明》这本书，我们为你请到了一位领读人，就是这套书的编辑战小车老师，请她来带我们读读这本文明。
你好，我是得到图书的编辑战小车，今天为你领读的是罗老师的新书《文明：1000年—1029年》。
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通常我们觉得，读历史是为了洞悉人性、知古鉴今，但这本《文明》有些不一样，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可以帮我们突破思维定式。具体来说，有三种方式：一是看到事情背后的复杂变量，打破“简单化思维”；二是通过穿上他人的鞋子，跳出“框架思维”；三是回归常识，避免“认知偏差”。接下来，我就展开跟你说一说。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看到事情背后的复杂变量，来打破“简单化思维”。
什么是“简单化思维”呢？万维钢老师给过一个描述：我们对于自己的事情，总会觉得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可不能随便下结论；但是对于别人的事情，很容易做出简单粗暴的判断和评论，尤其是，对于不熟悉的人和事，我们更容易得出简单的结论。
就像某个公众人物传出了一些负面新闻，网友们就很容易评价说“这种人就应该封杀”，支持者又会坚信“他/她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深入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不会去探究背后的各种因素。
那我们怎么通过看到事情背后复杂变量的方式，来打破这种简单化思维呢？
我举一个《文明》书里的例子。提起宋真宗，很多人会得出负面的评价，因为他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不顾成本地大建道观，看起来不务正业，还劳民伤财。尤其是他主导修建的玉清昭应宫，甚至有人推测花了上亿两的白银。反正看起来，宋真宗就是昏君一个。
但是，罗老师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劳民伤财的事情，当时的士大夫们没有跳出来冒死直谏、拼命反对呢？为什么当时的百姓们也没有叫苦连天呢？
先来说下老百姓的感受。修建玉清昭应宫用的是职业士兵，而非普通百姓。这样一来，不仅老百姓可以正常种地、生活，日子一点也没被耽误，士兵们还能拿工资、得赏赐，大家都不吃亏，自然不会怨声载道。
而士大夫那边则是碰到了一些顾虑，让他们不能提反对。浅层的顾虑是，当时宋真宗还没有皇位继承人，修建道观是为了向上天祈福、传宗接代，对此，士大夫当然没法反对。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宋真宗这些迷信的做法，其实都是在模仿唐玄宗。他是想通过一比一还原唐玄宗的做法，来唤醒老百姓们对“开元盛世”的记忆，让天下人都知道，大宋开启了新一轮的太平盛世。你想想，有了这个动机，士大夫是不是更不好反对了？
当我们看到士大夫的顾虑和老百姓的感受后，再回过头去看宋真宗搞出的那些迷信活动，是不是在单纯的批判之外，又多了一些“理解之同情”呢？宋真宗的做法也许不符合我们对于古代明君的想象，但他并非是一个毫无建树、一心享乐、昏庸无度的帝王。他做出的种种选择和决策，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为了解决皇权面临的挑战。
这样的例子，《文明》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比如，对于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宋真宗太懦弱，只能花钱买和平。却没有考虑过，这笔钱花的究竟值不值？带来的好处是不是远远超过付出的金钱本身？也没有考虑过，如果真的打起仗来，北宋内部会不会碰到其他的危机、出现其他的漏洞？更没有考虑过，对于当时北宋的老百姓而言，他们是更希望看到皇帝出去打个胜仗，还是自己的日子能过得安安稳稳、平平和和呢？
当我们多去看到事情背后，有哪些复杂的影响因素、制约条件、多重目的，把这些变量综合起来考虑，而不是急着用单一的标准做出忠、奸、善、恶、是、非、贤、愚的判断，就能避免对他人的“简单化思维”。
接下来，我再介绍一种突破思维定式的方法，那就是“回归常识”，它能帮助我们避免“认知偏差”。
还是以《文明》为例，书里提到了被称作“圣相”的李沆。虽然你对李沆这个人可能不太了解，但在中国历史上，能用“圣”字来称呼的人，他一定在自己的领域里有过什么登峰造极的成就。那李沆做了什么呢？
他自己说：“我觉得我做宰相时，没什么了不得的功劳，唯一的贡献是，朝廷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提过的，所有关于兴利除害的建议，我一概不听。”
这话可太奇怪了。“一概不听建议”怎么会是功劳呢？这明明是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呀！这背后难道有什么符合常识的地方吗？
我先把答案告诉你，李沆不听建议的原因在于：当周围人对一个有权力的人提建议，背后往往都有他们自己的盘算和目的。而且，李沆不仅要提防着下面的人打他的主意，作为宰相，他更要替皇帝挡住那些经过精美包装的利益谋算。
比如，过去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当20万的辽军南下攻打北宋时，朝廷里有人主张皇帝应该逃跑，有人建议跑去南京，还有人建议跑去成都。提议的人当然会列出各种建设性的理由，都会说这是为了皇帝好。但只要往下看一层，主张去南京的官员叫王钦若，他本身就是江南人，而主张去成都的官员是个四川人。你说，当权者能不能只听表面的建议呢？
别说宋真宗可是处于古代权力金字塔的塔尖儿上，就连退了位的溥仪，身上仅剩了些权力的光环，他下面的人都要处心积虑地把自己的如意算盘包装成贴心的建议。当时，溥仪的六叔有个门客，一直给溥仪写折子，建议他重用法学家，说这样做如何如何符合时代潮流。最后溥仪打听到，这个门客是个律师，那根本就是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现在，我们再回头想想李沆说的那句话——“对所有关于兴利除害的建议，一概不听”，是不是并非独断专行，而是遵从了人之常情：当一个人有权力时，其他人就容易打着提建议的幌子，来为自己谋私利。
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时，不妨试试回归常识，也许就能拨云见雾。
除了简单化思考和认知偏差，我们在做决策、做分析时，往往还会受到一种“框架思维”的干扰。通常情况下，“框架思维”其实是个褒义词，它意味着一个人有着系统性的、强逻辑性的思考框架，能够对新奇的、复杂的事情快速得出靠谱的分析。但有时候，这种思维里的框架反而会框住我们，让我们在头脑里先存储下一些默认的前提，然后干扰我们的判断。
要想跳出这种“框架思维”，读历史是一个特别好的训练方式。我们要想真的读懂历史和历史中的人，需要放下今天的标准、今天的“框架”，换上古人的鞋子，回到他们所处的时空、面对的现实。
就比如《文明》这本书开篇讲到的一场政变。宋太宗去世后，本来该太子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谁知道，李太后联合了宫里的几个重臣，想要拥立新皇帝，最后被宰相吕端给阻止了，宋真宗顺利登了基。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这场政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第一，李太后要推举的新皇帝，并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要知道，政变可是“不成功就死人”的买卖，李太后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她图什么呢？第二，吕端对着李太后讲了两句道理，这场政变就破产了。这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政变吗？怎么会如此儿戏呢？第三，政变失败后，李太后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还是继续当她的皇太后，宋真宗对她还是很尊敬。这是通常对谋逆大案的处理结果吗？
这三个奇怪之处，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方式看，怎么都解释不通。但如果穿越回这件事发生的那个时刻，穿越回吕端跟李太后对话的那个现场，我们会恍然大悟。为什么这样说？
请问：吕端跟李太后身处哪个朝代？当然是宋朝。那么，是哪个宋朝呢？是我们在历史课本里学到的“唐宋元明清”的那个宋朝吗？不是。是被很多设计师推崇的“宋代美学”的那个宋朝吗？也不是。在吕端跟李太后那群人的感受里，他们身处的是“五代”之后的“第六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接下来的“后宋”。
在他们那一代人心里，还深深存着“五代”留下的阴影——短短53年，换了14位皇帝，平均下来，一个皇帝都做不到4年；更别提，在皇位上正常死亡的只有5个人，剩下的，要么被废，要么死于非命。
所以，李太后想换皇帝，并不是为了自己掌权，也不是要图什么私利。她就是觉得，太子还太年轻了，换成一个年纪更大一些、经验更丰富些、更能镇得住场子的人做皇帝，老赵家的统治能延续得更稳妥些。而吕端讲两句道理就能摆平政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大宋毕竟都建立40年了。这40年里，皇权和整个社会都在演化。五代乱世的历史阴影终于可以退散开去，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文明》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能让你跳出预设框架的解读。比如，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四川的交子，而且会下意识地认为，交子最早出现在四川是因为当地贸易活动发达、经济水平高，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发明创造。但其实，纸币的发明是因为当时主流的铜钱系统出了个大问题——铜钱不够用了。
再比如，对于古代的游牧文明，我们总觉得它没有农耕文明先进。但其实，代表了游牧文明的辽，对于如何完成草原和中原的民族融合这个考题，交出了一份具有独创性贡献的答卷。
至于这些案例，罗老师究竟是怎么分析的，我就不在此一一展开了。强烈推荐你去读这本《文明》，相信我，这本书可以帮你跳脱出思维定式的局限，给你不一样的启发和帮助。
当你拆掉头脑中的一些墙后，跳出经验的束缚，摆脱惯性的限制，就更容易发现新的可能性。当你敢于打破常规思维，敢于从不同维度思考问题，就可能触及别人看不到的机会，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方案。
好，内容听完了。
眼看着年底了，假如你想挑选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朋友，那么《文明》图书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书里除了文字之外，还有大量精美的插图以及其他的视觉元素，阅读体验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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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精选》，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