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梁斐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今天是2021年1月28号。自从新冠疫情开始大范围传播，已经过了一年。和去年相比，我们应对疫情的“弹药”已经多了不少。比如，截至1月20号，中国新冠疫苗接种量已经超过了1500万人。全国现在有将近8500个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开展核酸检测，相当于去年3月底的4倍之多。
我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一个全新的挑战面前取得这么大进展的呢？
我看到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标题叫作《科学如何打败新冠疫情》How Science Beat The Virus。这篇文章说的是，在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科学界如何作出快速反应，攻克一个个难关的。
不过我发现，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可能会永久性改变科学界的质变。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讲一讲在科学努力打败疫情的同时，疫情又如何改变了科学。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科学界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我们可以用一家公司的运作来打个比方：过去的科学家们做研究，就像是一家公司里各个不同的事业部门，自己干自己的事。针对业务的具体需要，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合作。但是，在过去的一年，科学界里相当于各个部门的人都放下了手里的事，全公司一起干一件事，打了一场“攻坚战”。
比如，诺贝尔奖得主詹妮弗·杜德娜从事的研究领域是CRISPR基因编辑。去年3月份，当疫情开始在美国迅速扩散的时候，她和她团队里的几十个研究人员都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把精力集中在研究新冠病毒上。他们试着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来研发一种新冠检测方法。而且，因为当时美国的新冠检测试剂短缺，杜德娜还把自己的实验室改造成了一个新冠检测中心，为当地的老百姓做检测。
疫情防控期间，原本一些不相关领域的专家也纷纷加入了新冠研究大军。比如说，研究嗅觉的神经科学家暂停了原来的工作，开始研究为什么一部分新冠患者会失去他们的嗅觉。物理学家搭建模型，模拟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趋势。研究细菌的免疫生物学家，则把注意力从细菌转到了病毒身上。
这场攻坚战的成果，我们可以从一个数据来看：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生物医学资源库PubMed上，新增了74000多篇和新冠疫情相关的科学论文。这个数量是麻疹、霍乱、登革热等其他传染病相关论文的两倍之多。那你可要知道，这些传染病都已经存在几百年了。
这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参与到一件事里，最直接的影响肯定是加速了问题的解决。
不过除此之外，更多研究人员的参与还带来了另一个好处，那就是群体能力的进步。
科学家们把各自的知识共享出来，产生了溢出效应：虽然大家研究的都是新冠病毒这一种病毒，但是研究成果却让整个病毒医学界都广泛受益。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新冠患者有一部分就算在初步康复之后，还会出现长期的后遗症，比如疲劳乏力、心率不稳定等等。
其实，病毒感染带来后遗症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2003年非典病毒袭击香港几年以后，仍然有四分之一的患者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症状包括极度疲劳，以及一种叫脑雾的现象，也就是思维迟钝、不清晰。
但是，像慢性疲劳综合征、自主神经紊乱这些后遗症，长期以来一直被研究界所忽视。这些后遗症带来的症状，很难被证明是由病毒直接引起的。比如你跟医生说，我经常感觉特别累，医生可能会认为这是由于工作压力大或者某些其他疾病引起的，而不是病毒感染的后遗症。
除了诊断难之外，这还导致病毒感染后遗症的研究资金长期不足。
但是，新冠病毒的到来有可能改变这个情况。
美国科学家安东尼·福奇就说，这么多人同时出现后遗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症状是由同一个病毒引起的。另外，新冠肺炎的感染群体，基数要比其他传染病大得多，患有后遗症的人数，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超过几十万人。这不仅会为病毒后遗症研究提供充分的样本，而且也引起了科学家的充分重视。
这是新冠疫情为病毒研究带来的一种“溢出效应”。
除此之外，新冠疫情还为科学界带来了另一个维度的进步，就是产生了新的协作机制，而这样的机制大大提升了新知普及的效率。
在过去，新研究发表的过程非常慢。新的研究论文大多数在特定的行业期刊里发表。要登上期刊，论文必须先通过长达好几个月的同行评审。这就导致刚刚出炉的研究，可能要等好几个月才只能被一部分人看到。而且，期刊大部分是收费的，费用非常昂贵，这又构成了另一个门槛。
那你也知道，和新冠疫情相关的研究可等不了这么久。于是，疫情促进了另一种论文发表流程的普及：按照这个流程，研究人员先把论文的预印本发表在特定的网站上。预印本你可以理解为还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的初步研究结果。
其实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先发表预印本的情况早就有，只不过在此之前这种做法相对小众。数据显示，2020年初，一个叫作medRxiv的预印本资料库只有1000份预印本。可是到了10月底，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2万。
而预印本发表的网站不像行业期刊一样设置费用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访问。这就大大加快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共享和普及。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团队还发现，相比一般的生物医学论文，和新冠病毒相关的论文更有可能来自从来没有一起合作过的研究员。这可能也是跟更快、更透明的论文发表机制有关。
当然，这样的新机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
你肯定也能想到，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未经评审的新信息里，夹杂着一定的“噪音”甚至是错误的认知，这可能会误导公众。
比如在2020年就出现过一次，低质量论文误导了人们认知的情况。3月16号，两位生物地理学家在网上发表了一份预印本。他们预测说，新冠病毒会对热带地区产生比较轻度的影响。原因是病毒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下不容易生存。
这个预测被5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甚至得到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关注。但是疾病专家很快指出，这两位研究人员使用的方法其实不适合模拟新冠病毒的传播。他们的研究方法只适用于模拟动物或者植物病菌的传播。而事实证明两位科学家的结果并不准确，像巴西、印度尼西亚等热带国家也遭遇了新冠疫情。
这些研究噪音不仅是误导公众，还给真正的疾病专家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一方面，当噪音误导老百姓的时候，真正的专家得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打假”。另一方面，大量其他领域专家的参与，意味着疾病专家们收到的同行评审的请求翻了倍。
美国一个著名医学研究机构的一位传染病研究员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说，以前她每个月可能会受到两三个同行评审请求。而去年9月份，她每天都会收到至少3个请求。你看，这么一来，疾病专家们本来可以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有一部分就浪费在了“降噪”上。
这可能会是“后新冠时代”当中，科学界需要处理的一个“后遗症”。
而除了信息准确性的问题以外，新冠疫情还给科学界带来了另外一个后遗症，就是它加深了性别不平等。
在文章里，一位社会学专家莫莉·金接受采访时指出，女科学家一般要比男科学家承担更多的育儿和家务责任，而疫情增加了这方面的负担。女性科学家很难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新研究领域里。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去年由于疫情带来的压力，女性科学家的研究时间相比男性的多下降了9个百分点。在咱们前面提到的，预印本资料库medRxiv当中，2020年4月份和2019年底相比，女性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比例下降了将近44%。
我们当然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情况。不过你肯定也能想象到，对于一个发展特别迅猛的研究领域，比如新冠来说，如果一开头就落后，那么后面追赶起来难度必然不小。科学界也存在“马太效应”。
好，《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的内容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了。
总结一下，新冠疫情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尝试“集体出击”，用“攻坚战”的模式解决一个科学难题。
这种合作模式的好处是，它大大加速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孵化了新的协作模式，而且科研成果还产生了溢出效应。不过它的缺陷是，给科研带来了更多噪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学界的“马太效应”——那些无法全力参与其中的研究者，后面追赶起来会比较难。
我觉得在未来，我们也许会面临更多需要“群策群力”解决的挑战，比如气候危机或者其他大型流行病。这一次的疫情让科学界来了一次实战演练，其中的成果和教训都特别值得被沉淀下来。
当然，为应对疫情出力的不仅是科学界。我也想邀请你回顾一下，你所在的领域，去年是如何应对疫情的？这些应对方式有没有给你的行业带来质变呢？欢迎你把你的思考在留言里跟我分享。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