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最近看新闻，经常会看到“黑天鹅”这个词。有一种说法，说2020年虽然刚开年，但是最大的黑天鹅已经出现，就是新冠疫情“大流行”。
黑天鹅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形容的是意料之外的事件，概率极小，不可预测。
但有趣的是，2015年，比尔-盖茨在一次TED演讲上就做过一个“神预测”，他当时做了这么一个判断：全球灾难最大的风险，最可能来源于一个传染性极高的病毒，而不是一场战争。这个判断，言外之意是“大流行”是个大概率事件，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我们得时刻做好准备。
那黑天鹅的说法，和比尔·盖茨的说法，到底哪个更有道理呢？
如果你也对这个问题好奇，我给你推荐一篇《三联生活周刊》上的文章，叫做《全球大流行：无人能在病毒面前独善其身》。这篇文章回溯了将近4000年中的重大流行病事件，从这段历史当中，作者刘怡提炼出来一个理解流行病的视角。我总结为：流行病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这种副产品一直 “潜伏”着，一遇上人类社会暴露出脆弱的环节，流行病便“趁虚而入”。
今天的《邵恒头条》，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里的内容。
一说到“大流行”这个概念，很多人都有一种印象，觉得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事件。但如果回顾历史，你可能会发现，大流行发生的频率比想象中得要高。
14世纪暴发了黑死病，欧洲1/4的人口死亡，全球人口减少了1.25亿。
从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在美洲大陆，暴发了天花、麻疹、肠道沙门氏菌等等一系列流行病。90%的美洲大陆原住民由于这些疾病死亡。
紧接着，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底，全球又暴发了7次霍乱大流行，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20世纪初，我们又经历了著名的西班牙大流感，自此开启了 “流感世纪”。
所以你看，从14世纪到现在，严重的大流行几乎每个世纪都会发生。说大流行是一种“天灾”或者偶然事件，似乎说不过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按理说，人类社会一直都在进步，无论是医疗、科技还是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为啥就是没能搞定流行病呢？
在这样的想法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流行病是落后的社会才会出现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流行病生存的概率应该就越小。
但情况真是这样吗？并不是。
这篇文章引用了《枪炮、病菌与钢铁》那本书的观点指出，其实恰恰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扩张带来了流行病。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大流行的发生，经常和人类文明的里程碑相重合，比如城市化、贸易以及重大的战争。
我们先来说说，城市化为什么会带来流行病。
流行病最初的温床是农耕生活，原因很好理解，因为相比起狩猎和采摘生活来说，农耕生活的人口密度要大得多，据估算是狩猎生活的10到100倍左右。人口密度大了，疾病的传播就更快。而且，一定居下来，生活里的粪便、污水就在周围的环境聚集，很多人还用粪便作为肥料洒在农田里，这些因素都给病菌传播创造了巨大的便利。
那你肯定也能想到，相比起农耕生活，城市生活的人口密度又高了不止一个量级。在西方历史上，第一场有可靠史料记载的传染病，正是发生在城市里——也就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左右的“雅典大瘟疫”。当时，一年时间里，雅典就有10万人死于一种神秘的传染病，而雅典也在此之后告别了黄金时代。
那这场瘟疫怎么发生的呢？发生的契机，是当时的一场战争。
熟悉历史的人可能已经猜到了：这场战争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了对抗斯巴达，雅典统帅把居民迁回到城内，仅仅开放了比雷埃夫斯港。这么一来，雅典城邦内的人口密度陡然增加，而且因为迁移仓促，无论是居民自己还是城市的基础设备都准备不足，导致公共卫生设施资源紧缺。在这种条件下，某种病毒随着雅典舰队进入了城邦，开启了这场大瘟疫。具体是哪种病毒，到现在还有争议，有说是腺鼠疫，有说是斑疹伤寒。
雅典的情况，就是很典型的流行病暴发的条件。在地中海地区，发生过不止一场类似的大流行，暴发的地点都是欧洲城市。当城市的系统受到战争活动的冲击，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导致公共卫生设施跟不上的时候，城市里的高密度人口就成了流行病的温床。
不过，在雅典城邦时代发生的大流行，还只是1.0阶段，因为地中海地区的流行病都属于“内循环模式”，基本上都是由非洲的牛群传播给欧洲人，在欧洲城市暴发。
流行病进入下一个阶段，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染，就得说到人类文明的另一项重要发明了，就是贸易。
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欧亚大陆的交往打通了，大流行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
541年，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暴发了一场鼠疫，超过40%的居民死于非命，东罗马帝国总计死亡人口2500万。这场鼠疫怎么来的呢？刘怡的文章解释说，是中亚山地的淋巴腺鼠疫杆菌，乘着埃及运粮的船，进入了君士坦丁堡，恰逢查士丁尼统治下，帝国不堪重负，因此“查士丁尼大瘟疫”暴发了。
直到后来阿拉伯帝国崛起了，丝绸之路西进的路阻断了，鼠疫才在欧洲消停了600年。当然，后来随着蒙古帝国西征，鼠疫以“黑死病”的身份卷土重来，这又是后话了。
在流行病后来的发展史上，贸易反复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19世纪的霍乱，就和贸易有关。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孟加拉湾沿岸暴发了霍乱，商船把霍乱弧菌带到了欧洲各大港口，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越发达，病菌传播的通道也就越畅通。
在2.0阶段，我们看到大流行的范围已经从欧洲的“内循环”，进入欧亚大陆之间传播的阶段。
咱们通过这些案例看到了城市化、战争和贸易在大流行中扮演的角色。不过，要说全球大流行，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提。这件事恰恰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也是在这件事发生后，流行病的传播途径再次扩张了，从欧洲到美洲、澳洲的传播路径也被打通了。
说到这，你可能已经猜到我要说的是什么了，没错，就是大航海时代。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抵达了美洲新大陆。《枪炮、病菌与钢铁》那本书里，有几段话很精练地概括了这段历史带来的“大流行”：“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战场上死于欧洲人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
所以说，欧洲人不是靠贸易，也不是靠武力征服了新大陆，而是靠那些印第安人没有抵抗力的传染病。从后来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在墨西哥一个地方，就有500万到1500万的印第安人，在3年之内因为肠道沙门氏菌而死亡。
大航海时代虽然开启了新世界，但是也产生了一个很可怕的副产品。
大流行的历史，我们就先回顾到这。如果你对更多的案例感兴趣，你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的原文，链接我放在文稿里了。我觉得不用再多举例子，你也能明白，大流行的阴影为什么一直挥之不去了，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那些促成大流行的因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被强化。
今天，我们有更大、人口更加密集的城市，更便利的交通，更频繁的贸易。大流行，只是在等待某一个时间点，等着人类社会的系统暴露出它的脆弱点，然后趁虚而入。
当然，相比起几百、上千年前，我们的医疗体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发明了疫苗，我们有隔离措施，我们有公共卫生防范机制，这些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不过，我们面临的对手，也是一个格外狡猾的对手。刘怡在这篇文章里说到，地球上每平方米的空间，都存在着8亿个病毒，并且从未停止复制和突变。从2009年到2014年，流行病学界就发现了1000种新病毒。就说流感吧，我们花了整整100年的时间，才确认甲乙丙三种基本流感。
所以，回到这篇文章最初的问题，“大流行”到底是不是个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我不认为是。我觉得，大流行其实更像是日本的地震，虽然你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震，但是你知道，它总会发生。我们可能要更多地想想，怎么更好地运用已经积累的经验进行事先防范，而不仅仅是事后应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参考文献：
《全球大流行：无人能在病毒面前独善其身》，刘怡，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