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最近，国外的很多国家都在拼尽全力应对疫情，但是美国却频频在军事上有动作。
比如上周，我注意到两条军事新闻：一条是关于《开放天空条约》的。
这项条约由美国与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北约国家在1992年签署，条约的签署国，可以按照规定，在彼此的领空上进行非武装空中侦察。但就在上周，美国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将从《开放天空条约》中退出。
另一条军事新闻，是关于核武器的。上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进行1992年以来的首次核实验。虽然仍然是“讨论”，但也引发了不少人对核战争风险的警惕。
我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共识”的缺失。因为特朗普政府的不少操作，其实都在打破此前国际社会已经达成的共识。
那么，如果遇到“共识分裂”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恰好，最近我一直在听一个英文音频节目，主播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也就是《异类》和《引爆点》的作者。他从2016年开始做播客，现在已经出了4季。在最新一季里，有一期节目很有意思，叫“标准情况”The Standard Case，我觉得它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回应了我们前面提出的共识问题。
格拉德威尔认为，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达不成共识，是因为他们总在纠结原则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不在于原则，而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格拉德威尔德的观点。
简单介绍一下，格拉德威尔做的音频节目，主要是讲历史，因为它的主旨是要挖出那些曾经被人们忽略或者误解的历史案例，看看这些历史案例对今天有什么价值。我们今天分享的节目，The Standard Case，也是从一个历史案例开始的，就是12年前，美国棒球选手的“舞弊案”。
2007年底，美国的棒球行业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George Mitchell的人，发布了一份长达400多页的深度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揭露，美国棒球大联盟里的89个球员，使用过体能增强类的药物，比如说兴奋剂、类固醇激素。这些当然都是不合规定的。
美国棒球大联盟是个什么组织呢？其实它就是棒球里的NBA，是北美地区水平最高的职业棒球联赛。所以这份报告涉及的球员，都是美国顶尖的棒球队队员。
比如，其中一个人叫Barry Bonds，号称是棒球史上最棒的球员。他使用的禁药，据说让他的体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本来穿42号的衣服，结果后来穿52号的衣服。他一个赛季里的本垒打（home run），本来平时是30多次，但是在使用药物之后，翻了一倍多，到了70多次。
可想而知，这份报告一出来，震动了整个美国体育界。美国当时的总统小布什也站出来回应，说类固醇玷污了我们的体育赛事。
不过啊，在这份报告涉及的球员当中，有一个人的案例却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这个人叫做Andy Pettitte，是纽约洋基队的一名投手。报告称，2002年，Andy Pettitte的训练员曾经给他注射过2-4次的增长激素——增长激素是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禁药，因为它可以增加肌肉、增加体力等等。
那Andy Pettitte的案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一般球员注射激素或者使用兴奋剂，都是为了在比赛当中超常表现，但据Andy Pettitte自己说，他注射增长激素，是因为他之前手肘受伤，一直在休息期。为了能尽快恢复，早点回归赛场，他这才采取了注射激素的方式帮助身体复原。
于是有人提了一个问题，说假如我们相信他，认为他说的情况的确属实。那这种情况下使用激素，还能算是违禁吗？算不算一种例外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决断呢？
当时，Andy Pettitte也是这么给自己辩护，说用药不是为了变得更好，就是为了治疗。可大部分人接受不了这种说法，因为人们觉得，运动员不能用兴奋剂，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你跟我说你因为什么原因不得不用，这都是借口。你就是用了，用了就是错了。
不过，格拉德威尔认为，Pettitte这个案例，仍然有讨论的空间。他介绍了一种思维方式，叫做“casuistry”，翻译过来是“决疑术”（决断的决，疑问的疑）。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后来在16到17世纪的神学领域非常流行。而今天，它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工具。
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如果你眼前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别简单地套用旧原则，而是应该想一想，这个新问题，是不是一个新问题？如果是新问题，它是个什么类型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历史案例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这么说，有点抽象，我们用具体的案例来说，你就明白了。格拉德威尔讲了这么一件事：
16-17世纪，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盗开始在世界各地兴盛起来。很多商人为了确保他们的货物不受损，或者起码做到“保值”，都想给货物买保险。但问题来了，当时在欧洲，天主教会有一项规定，就是明令禁止“高利贷”。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保险费用也是一种高利贷，是带着一点赌博性质的高额收费。所以按照不能收高利贷的原则，保险也得禁止。
那这怎么办呢？搞海运的商人当然是不干的，他们觉得，现在海盗那么猖狂，你不让我买保险，不是让我承受损失吗？天主教会也不干，他们觉得原则就是原则，放高利贷的这个原则我们是不能违背的。
两方僵持不下，后来，有人想到一个主意，说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想让你的货物更安全，那你是不是愿意付高价，找一个靠谱的船长？给好船长付一笔钱，让你的货能安全抵达，这一点，我们谁都没意见吧？这么说来，买保险，是不是跟找一个好船长很相似？都是为了增加你的货物安全抵达的概率。既然没人反对给船长付费，我们干嘛要反对保险呢？保险，并不是一种高利贷，保险就是一个好船长。
就这么着，买保险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过程，其实就用到了决疑术。概括一下，决疑术解决冲突的流程，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 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达成共识的参考案例，比如人人都愿意给好船长付工资，把这样的案例，设定为所谓的“标准情况”，The Standard Case，也就是格拉德威尔这期节目的名字。
第二， 把你眼前要解决的问题，跟“标准情况”进行对比，看看它们有多接近？
第三， 如果足够接近，那么你就可以基于这个标准情况来解决疑难，达成新的共识。
这就是所谓的“决疑术”。决疑术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让人把原则上的冲突放在一边，因为原则的冲突往往都是最激烈的。它会让你从问题的细节入手，根据这些细节重新找到一个新的评判标准。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说说棒球手Andy Pettitte。格拉德威尔按照“决疑术”的思路分析了一下，判断说，其实Pettitte的案例，表面上看，就是一个运动员用兴奋剂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琢磨这个案例的细节，你会发现这不是问题的本质。
我们不应该拿他跟其他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相比，而是应该给他找一个新的参照系，一个人们可以认同的“标准情况”。
那格拉德威尔找的标准情况是什么呢？那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一个医生发明了一种叫做Tommy John韧带重建术的手术。
Tommy John也是美国一位顶尖的棒球队员，一次比赛，他投球的时候，手肘尺骨的韧带拉断了。这种问题当时很常见，也非常难搞定，没人能解决，按理说，他的职业生涯应该就此终止了。但是没想到，一个外科医生，想到了一个妙招。这位医生把Tommy John身体其他部位的韧带，换到了手肘上。就这么着，一项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伤病，获得了医学突破。Tommy John的职业生涯因此又延长了14年，现在在棒球队员里面，这种手术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格拉德威尔说，其实Pettitte使用增长激素康复让自己进行康复，跟Tommy John用手术修复自己的韧带，目的和效果都是相似的。两人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到原来的正常情况，并且，无论是手术修复，还是使用增长激素康复，这两人事后的表现，都没有出现异常——比如说，没有出现远远超过此前水平的情况。既然我们能接受Tommy John的手术，为啥我们就一定要认为，Pettitte的行为不可接受呢？
当然，这是格拉德威尔的思考，只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这背后的逻辑有多缜密，能不能经得起推敲，当然还有很多探讨的空间。
不过，我听了他的这期节目，倒是有一个重要的收获：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工具，让我能更仔细地审视自己平时的思考方式。
大多数时候，人的思维都是懒惰的，是有惯性的。每遇到一个新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用以前屡试不爽的方法来解决它，用以前已经验证正确的原则来评判它。而格拉德威尔介绍的“决疑术”，我觉得最有用的一点就在于，它让你暂时把旧的原则搁置在一边，尝试用新的框架来理解眼前的挑战。说不准一个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这么着找到了突破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