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李翔,这是我为邵恒代班的第15天。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怎么看待不顺利乃至挫折。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话题很鸡汤,每个人每天都在遇到大大小小的不开心的事,成年人世界的规则,牙齿打掉和血吞,没什么好说的。不过在心理学研究里,不顺利和挫折,对人和世界的改变,却是巨大的,而且不是那种让事情变得不顺的巨大。
必要难度
先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有一些包装得很像智力测试的脑筋急转弯题目,我相信你可能也听过。比如说,球拍和球的总价是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请问一个球多少钱?再比如,5台机器5分钟可以生产5个部件,那么100台机器生产100个部件需要多长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是涉及指数增长的,假设一个池塘里,荷叶生长的速度是每天增长一倍,到第八天荷叶会把整个池塘都覆盖掉,请问第几天的时候荷叶能覆盖掉池塘的一半?
这三个题目非常著名,它们是耶鲁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肖恩·弗雷德里克 Shane Frederick)2005年设计出来的一个测试,叫“认知反射测试”(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三个题目的共同点是,看上去非常简单,以至于你忍不住就要脱口而出答案,但其实它需要你停一下,运用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弗雷德里克教授在美国的一些大学进行了这套认知反射测试。如果答对一道题算一分的话,麻省理工学生的平均得分是2.18分;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的平均得分是1.51分;哈佛大学是1.43分。
后来,两个心理学家在普林斯顿大学重复了这项实验。不过,他们做了一个对比测试。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学生的平均得分是1.9分。经过调整后,他们进行了第二次测试,这一次学生的平均得分是2.45分。这个分数可以说是有显著的提高了。
心理学家做了什么调整呢?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把问题正常打印出来;第二次测试的时候,把测试题的字体加斜,同时变成灰度字体,目的是为了让人不能一目十行,必须放慢速度,才能把题目读完。
这种小动作,心理学家称作是“必要难度”。其中一名心理学家亚当·奥尔特就说:向人们展示不流畅的信息,有助于增加他们审慎思考的可能性。不流畅的感觉不再是一种不便或者烦恼,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心理信号,告诉你要慢下来,要专注、思考。
心理学家还设计过另一项实验,随机分配笔记本电脑和纸笔给听讲座的学生,告诉他们这场讲座很重要,一定要认真做笔记。讲座结束后,研究者再要求学生把笔记交上来,检查笔记的质量。结果发现,用纸笔写下来笔记的学生,对讲座的理解要更深入一些。因为他们没办法像用电脑的学生那样快速打字,所以他们必须先对讲座信息进行总结,然后再写下来。
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增加必要难度,反而有助于让人更加集中注意力,进而增加对事情的理解。
到这里这还只是心理学家的实验,如果我们把问题再扩展一下:某些困难或者打击,是不是反而会培养出人的竞争优势呢?答案是,yes。
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
我相信你肯定听说过,不少名人都有阅读障碍症。阅读障碍症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处理视觉和听觉信息不协调,因此导致阅读和拼写困难。很多小朋友小时候老被批评不好好写作业,或者没办法阅读,其实是被冤枉了。他们不是笨也不是不愿意学,就是有阅读障碍。像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思科CEO约翰·钱伯斯、演员汤姆·克鲁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都有阅读障碍症。但是,他们都取得了所谓的成功,而阅读障碍有可能帮助了他们。
为什么阅读障碍症反而有助于成功呢?格拉德威尔通过采访给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患有阅读障碍症,被迫去发展自己的其他技能。比如他采访的一个著名律师大卫·博伊斯,因为读写障碍,反而让他锻炼出了特别好的倾听技巧。他在法庭上,能很敏锐地通过对方的语调、语速、用词以及话语中的停顿,去发现对方是不是在隐瞒什么东西。另一个他采访的好莱坞制片人,也有阅读障碍,他发展出的特长是,非常善于谈判。老师给他判低分,他就会去找老师,跟老师谈判,讨价还价,从高中到大学都是这样,而且90%的情况下他都能如愿以偿。
第二个理由是,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患有阅读障碍,变得更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说更特立独行。社会心理学有一个经典的大五人格模型,列出了五种典型的人格,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尽责性和随和性。
心理学家认为,对于发明家和革新者而言,必须要有开放的性格,同时又必须是不随和的。但是不随和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会很容易感受到来自周围人,尤其是跟自己差不多的同辈的压力。巴菲特就特别喜欢讲一个段子,他说,我刚给一个103岁的老人过完生日,我问老人家感觉怎么样,老人回答说,感觉特别好,因为再也没有同辈压力了。
阅读障碍症患者因为从小就会被同龄人排斥,认为他们很笨,反而可能对环境和同辈的压力产生免疫。
比如阅读障碍症患者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1950年代中期,宜家因为低价销售家具,被瑞典的家具制造商联合起来抵制,大家都不愿意再给宜家做家具。结果宜家创始坎普拉德直接在波兰建立了一个工厂。要知道,当时还是冷战的高峰期,波兰属于敌对的苏联阵营。
格拉德威尔把这种不顺利反而带来优势的现象总结为“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
把这种理论再进一步推而广之,童年的不幸经历,比如父亲或母亲的早逝,也会意外地帮一个人培养出某种优势。
美国心理医生艾森施塔特用了10年的时间,查阅了573个名人的传记,包括诗人,比如济慈,也包括政治家,比如肯尼迪,结果发现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在10岁之前父母中有一方去世,如果扩大到15岁时,这个比例达超过三分之一,20岁时达到了45%。
此外,历史学家统计过,从19世纪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首相中16岁之前父母中有一个去世的比例达到67%。从华盛顿到奥巴马的44位总统中,有12位在幼年时经历了父亲去世这样的悲剧。
当然了,必须要说一句,在成长的经历中失去父母亲中的一位,对人带来的打击绝对很大。不是说它就反而对个人成长是好事。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对比数据,精神病学家布朗(Felix Brown)就指出,在囚犯里,童年时期经历过丧父或者丧母的比例是普通人的2~3倍。
空袭反而让伦敦人更勇敢
这种困境反而激发出补偿性的其他优势,不仅仅适用于个体,对集体也适用。
格拉德威尔就讲了一个关于二战时期德国空袭伦敦的案例。当时的军事专家和政治家们都对德军空袭伦敦忧心忡忡。一方面是因为空袭会带来人员的伤亡,另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空袭可能会让恐惧在伦敦蔓延。
1937年时英国军方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警告,空袭可能引发极度恐慌,因此产生连锁反应,比如没有人愿意再继续工作,生产因此停滞。本来政府想在伦敦建一个巨大的防空洞,但是后来没建成,因为担心大家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伦敦市区外建了一些精神病院。
这当然也是纳粹德国想要达到的目的。1940年纳粹的空军真的对伦敦进行了空袭,也真的给伦敦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有4万人去世,接近5万人受伤,100万栋建筑被炸毁。但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伦敦人却一点都没表现出恐慌,恰恰相反,他们生活得很镇定、有人在一次空袭警报声响起时发现,大家该干嘛干嘛,甚至都没有抬头看看天上是什么情况。
后来有一个精神病专家写了一本书,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受到空袭影响的人可以被分成三种:第一种人是被炸死的人,这些人非常不幸,但是人都死了,没有办法再扩散恐惧了;第二种是侥幸逃脱的人,他们会受到空袭的影响,其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会产生恐惧的反应;第三种则是没有受到空袭影响的人。这批人是绝大多数人,正是第三批人决定了所谓的“士气”。
伦敦有800多万人,4万人死亡,4.6万人受伤,其余的全都属于第三类人。第三类人的反应,在开始时可能还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在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空袭发生之后,他们只会觉得,他们不会受伤,任何炸弹都伤害不了他们。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有点像我们在电影或小说里看到的,有人因为曾经大难不死,就认为自己会对灾难免疫,所以格外勇敢。
伦敦人的勇敢,对盟国当然是好事,对纳粹德国就是个悲剧了。
总结一下,在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必要难度,也就是说,增加了一定的信息接收难度,反而会让人对事情的理解更加深刻。必要难度理论再泛化一点,就是“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一些人生中的苦难经历,反而让人产生了其他补偿性的竞争优势。这一点,不仅对个人如此,对集体也会有,比如二战时对伦敦的空袭,反而让伦敦人变得格外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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