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最近有很多文章都在回顾这个城市在过去这40年走过的历程。我们经常说，深圳在40年里走完了一个国际大都市上百年的历程。对于一个不了解深圳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觉得，深圳因为享受了特区身份，所以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快车道，一路加速走到了今天。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深圳在这40年中屡次经历生存危机、身份危机，又屡次在危机中涅槃重生。与其说深圳走了一条快车道，不如说深圳是不断地快速切换车道，才走到了今天的地位。
要完整地描述这个过程，恐怕好几本书也写不过来。但是在10分钟的时间里，我可以从3个不同的切面入手，带你一起去感受一下深圳自我生长、自我迭代的过程。
第一个切面，是深圳的经济衰退。
如果你不是深圳人，你也许不知道，深圳在过去40年中，几乎每10年都会经历一次衰退。深圳前副市长唐杰多次回顾了这个过程。他从1998年到2015年期间在深圳市政府任职，其间历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等等职位，他自己就是其中几次衰退的亲历者。
（戳此查看：《深圳前副市长：研究了7000家企业5年数据，发现“深圳奇迹”的秘密》）
比如，1994年到1996年期间，深圳经历了一次衰退。这次衰退的一个原因是广深高速公路修通了，有大量的产业沿着这条公路向北，转移到了东莞。5年之内，东莞就取代了深圳，成为台商和港商的聚集地。在那之前，深圳主要做的是给外商做原材料加工和按照外商图纸进行装配的加工贸易产业。在东莞的竞争之下，这部分产业逐渐被转移出去。
不过，虽然产业转移了，但是深圳却从代工产业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东西，一个是合约意识，知道了凡事要按合同来；另一个是多样化的需求和产品，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在深圳装配，形成了深圳产业链的底子；再有就是，深圳人了解了外部市场，知道了在市场当中品牌的重要性，相当于给深圳本土的品牌完成了“启蒙”。在1996年以后，深圳切换到了另一条赛道，“模仿制造”，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山寨”阶段。
再比如，2010年到2013年，深圳又经历了一次衰退。2012年的第一季度，深圳GDP的增速仅仅有5.8%，比全国的增速低了2.3个百分点。什么原因呢？因为在那个时期，深圳开始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多的时候一年迁出过8500家，造成当地经济下滑4个百分点以上。
不过，这种调整带来的结果是，深圳真正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在新材料、新能源、无人机、无线通信等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技术创新。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低端产业的产能并没有被完全淘汰，其中有一部分反而在高新技术产业里发挥了作用。比如，当年用来生产小家电的特种塑料大量遗存，后来就在无人机产业里派上了用场。
所以你看，深圳并不是，一条快速路走到黑。而是在短时间内从代工切换到模仿制造，又切换到自主创新。每一次切换背后，都是一次衰退的危机，都让人捏了一把汗。这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深圳的第一个切面。
第二个切面，是深圳的城市中心。
我一直关注一个讲城市发展的公众号，叫“城市战争”。在一篇文章里（戳此查看），作者孙不熟讨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说你去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问当地人市中心在哪，大概率人们都会有一个统一答案。比如北京人会说是国贸CBD，上海人会说是外滩-陆家嘴，广州人会说是珠江新城。
但是，你问一个深圳人，他们的市中心在哪，深圳人可能就没有统一答案了。深圳人可能会给你5个不同的答案——如果我们统计一下，深圳什么地方的就业人口密度高，那么你就会发现有5个区域的就业密度，都超过了3万人/平方千米。
这五个区域，从东向西依次是：罗湖金三角、华强北、福田CBD、车公庙、高新园。其中就业密度最高的是最东边的罗湖金三角，不过就业人口最多的是，最西边的高新园，6平方千米的地段有31万人就业。高新园所在的南山区的公司市值也极高，高新南山区就有100多家上市公司。
深圳市政规划研究院对这些区域的产业结构做过统计，你会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说，最东边的罗湖金三角，核心产业是商务服务、批发、房地产；往西一点，挨着金三角的华强北，核心产业是商务服务、软件信息技术以及专业技术——你也知道，华强北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再往西一点，福田CBD，这个区域的核心产业相比起前两个区域，增加了货币金融服务以及资本市场服务，这相当于是深圳的陆家嘴；而到了最西边，高新园，核心产业几乎完全由软件信息技术和电子设备制造主导。
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5个市中心以及他们的产业结构呢？
因为你要知道，深圳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一直都是自东向西发展。像是深圳第一个火车站，第一个地标建筑，第一个口岸都在东边。所以越是靠东边的区域，越是特区经济初期的产物。而越是靠西，则越是近些年新兴经济的产物。
说到这你就明白了：深圳的市中心，正是这个城市发展历史脉络的记录，是深圳经济演化留下来的足迹。从东向西的发展，正体现出了前面所说的，深圳从贸易代工，到模仿制造，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过程。每一个市中心的崛起，背后都是深圳的一次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
这是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二个切面。
第三个切面，是深圳的城中村。
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过去这40年，深圳这个城市一直被一股巨大的推力裹挟着，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这股推力很复杂，有政策，有市场经济，有资本，也有移民到深圳的那一代人想要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总之，这股力量所到之处，都要以最高的效率褪去旧的，长出新的。
但走得快了，深圳也免不了遭遇城市发展中一些绕不过去的瓶颈和矛盾，比如城中村问题。城市的规划者，往往会试图控制城中村。但结果常常是越控制，居民越抢着建，城中村就在这种奇怪的博弈当中膨胀起来了。
那深圳的城中村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注意到，今年《三联生活周刊》发起主办了一个新奖项，叫做“三联人文城市奖”。深圳一个城中村的改造实验，入围了这个奖项的提名。这个城中村的名字叫做“南头古城”。
《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介绍说，在历史上，“南头古城”曾经是一个一线城市，控制珠三角很大一片地区，包括香港、珠海、澳门等等。但由于它位置比较偏远，经济发展滞后，在过去40年中，这个区域变成了一个被深圳快速发展落下的地方。
之所以这个项目能获得提名奖，是因为在实验中，南头改造的方式并不是传统的大拆大建，而是最小限度地改造。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被改造的不是居民的住宅，而是一些公共空间。
比如，据负责改造的建筑师孟岩介绍说，城中村里原来有一个“大家乐舞台”，在深圳打工潮最热的年代，工厂的工人会在这里进行表演、唱卡拉OK等等。孟岩的团队对这个舞台进行了修缮，把它变成了一个阶梯式的开放空间。2017年12月，深港双年展的开幕式论坛，就是在这个新的大家乐舞台举办的。
除此之外，孟岩的团队还打造了一些其他的公共空间，比如把一个曾经是打谷场的空地区域，改造成了一个广场，有居民可以坐着休息的大台阶；附近旧的铁皮屋被改造成了文化中心和议事厅，供居民举办公益活动；改革开放初期的厂房，被改造成了一个创意市集和展厅。
那这么改有什么用意呢？一是在保护这个地区的历史前提下，给新的东西以生长空间。二是在当地创造一种公共意识和机制，让老住户也能在城市的革新中有参与感和尊严感。
三是让这个城中村本身的活力有处释放，能被看见。
孟岩在《三联》的文章里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说南头的城中村活力特别强，同一个地段，不同时间做不同的事情，村里的篮球场白天打篮球，晚上出烧烤摊；街边的商店，一个时段卖豆腐，一个时段卖衣服。这背后是城中村独特的生存模式，也是它的活力所在。孟岩认为，这种活力甚至有可能给未来的城市提供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城市空间不足的问题。
当然，南头的改造只是2017年深港双年展的一次实验。双年展结束之后，这些改造大部分并没有保留。
不过这个实验却给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不一定要大拆大建，而是给它们自我变化和发展的充分空间。后来到了2019年，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台了新的城中村整治方案，规定到2025年之前，方案划定范围内的城中村不得纳入拆除重建计划。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城中村怎么改造，其实抽象一下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深圳这样一个自我迭代速度如此快的城市里，新的和老的应该怎么融合？怎么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归属感，而不是在看这个城市里别人的背影？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深圳仍然在摸索的一种文化叙事。
好了，关于深圳这个城市的三个切面，我就给你分享到这里了。
总结一下，在过去这40年中，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几次关键的迭代，从最初的贸易代工模式，到后来的模仿制造模式，再到后来的自主创新模式。这个发展脉络也体现在整个城市的地理上，每个阶段，深圳都演化出了对应的城市中心区域以及新的就业和生活的生态。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就写在这个城市的表面。
而对于深圳来说，它可能也在持续地探索，用什么样的叙事方式、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能给这个城市建立更清晰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让它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有温度。
当然我也知道，用10分钟来说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连挠痒痒都算不上。所以在这里我想邀请你，在留言里分享一个你跟深圳的故事，或者用一个词概括你对深圳这个城市的印象。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参考文献：
深圳前副市长：研究了7000家企业5年数据，发现“深圳奇迹”的秘密，《深圳梦》/《全球风口》
统计了这些大数据，发现深圳有5个市中心，微信公众号：《城市战争》
拆除之外，城中村的另一种可能性，《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