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梁斐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过去一年当中，有好几家明星上市公司卷入了财务丑闻。我给你简单复盘一下：
今年1月，瑞幸被曝出伪造了高达3.1亿美元的销售收入。随后，瑞幸股价跳水，今年6月底从纳斯达克退市。
今年3月，阿联酋医疗公司NMC Health被曝出隐藏了超过40亿美元的债务。大约两个月后，公司宣布破产。
今年6月，软银投资的德国Wirecard 公司被曝出，公司现金账户里少了19亿欧元。后来，公司宣布破产，德国政府的调查到现在还在进行中。
再往前倒一点：2019年9月，共享办公巨头WeWork的财务数据受到投资者质疑，上市失败。随后，创始人兼CEO亚当 · 诺依曼被驱逐，公司大规模裁员。
表面上看起来，这几家公司之间好像没啥关联，先后出现暴雷似乎只是偶然事件。但我注意到，最近《华尔街日报》发布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点出了这些公司背后的一个共性，是此前没太受到公众关注的，就是给这几家公司做审计的都是同一家公司，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
那么，为什么在这几起事件当中，安永都没能在一开始的审计中就发现问题呢？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给你转述一下《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内容。
如果你已经忘了前面说的几起造假案的来龙去脉，不要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就拿大部分人比较熟悉的瑞幸来说吧。
安永在瑞幸2019年5月份上市的时候，就负责审计瑞幸的财务报表。当时，安永公司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瑞幸顺利上市。到了今年1月底，一个叫做浑水调研公司的做空机构在网上发布了一篇调查。调查指控说，瑞幸在财报数据上做了手脚，夸大了公司的销售额。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做空报告发布的不到一个月前，安永还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和瑞幸合作的投资银行。信里表示，安永在瑞幸2019年前3个季度的财务数据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直到报告已经发布了两个月左右，也就是今年4月份，安永才公开改变了说法。安永声明说，它在审计瑞幸2019年财务数据的时候，发现了高层管理人员夸大收入的现象。
类似的情况，在Wirecard和WeWork都发生了。WeWork上市之前，它的财务报表顺利通过了安永的审计。可是资料公开后，投资者对WeWork财务报表里的数据提出了很多质疑。最终，WeWork取消了上市计划，差点破产。而在Wirecard的案件当中，安永在超过10年的审计报告里，都没有揭发Wirecard的造假行为。发现Wirecard造假的是做空机构和媒体。
我在财务方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外行，完全不懂审计，所以我看到这些新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上市公司造假肯定是大错特错，但审计公司怎么着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吧？审计师难道不应该确保公司的财务数据是真实的嘛？
还真不一定。我看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才知道，原来从欧美的法律来说，“审计员有没有责任揭发造假”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存在很多争议。
争议大致分两派。一派的说法是，审计师的主要责任，是保证公司上报的数据符合会计准则。至于数据本身的真伪，这个责任在公司身上。而另一派的说法是，审计员除了保证数据符合会计准则之外，还应该检查数据，保证数据本身准确无误。
所以不能说，审计事务所没有揭发造假，就等于它没有尽到职责。在三起案件当中，安永确实按照相关的会计准则，审查了公司的财务报表，没有发现不符合准则的地方。从安永的角度来看，它也被公司的假数据蒙骗了。
但问题又来了，为啥别的审计师事务所，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安永也是受害者，但为啥偏偏它老被骗呢？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可能跟这个问题有关。
什么现象呢？就是相比其他三大审计公司，安永的客户里科技公司更多。2019年的数据显示，安永审计的科技类公司，总共加起来有139家。其他三个公司当中，科技客户最多的普华永道，只有106家。
安永审计的科技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不过除了这些科技巨头之外，《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安永对于年轻的、增长快的科技公司似乎有特别的偏好。
为什么呢？这就是它的一个商业策略，我管它叫“先下手为强”。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首席会计师，林恩•特纳 (Lynn Turner)，他分析说，安永的策略是先把审计费用压得很低，吸引即将上市的科技公司成为客户。客户成功上市之后，公司做得越来越大，未来预期的收入自然越来越高。相当于前面吃个小亏，丢个芝麻，为了能到后面捡一个西瓜嘛。
从竞争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有狼性的商业策略啦。不过，这个策略却给审计本身带来了两个风险：一是审计公司把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跟客户的前景挂上了钩，相当于押注押这是一个好客户，未来能发展得好。这里面显然有利益冲突的风险，因为审计公司对于客户，按理说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嘛。
另一个风险是，安永为了竞争，刻意把审计费压低，所以能投入审计的人力和资源相对有限嘛，这就有可能造成疏漏的风险。
这是《华尔街日报》提出的一种解释。概括一下就是，安永用低价的竞争策略争取年轻科技公司客户，这个策略有可能影响审计过程中的客观性和严谨性。
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也会增加审计风险。不过这不只是安永一家需要面对的问题，其他审计公司也有可能遇到。
具体是什么因素呢？——审计公司这几年的收入结构，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和德勤四大审计公司，近年来非审计部门的收入占比都越来越大。这些非审计服务包括税务服务、法务服务和咨询服务等等。《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统计说，10年前安永的审计部门占公司总收入将近一半。但是到了现在，安永的审计部门只占公司总收入的34%了。其他三大公司的业务收入占比也相似。比如说，去年德勤和毕马威非审计业务的收入，都超过了整体业务收入的60%。
我看到英国竞争监管局去年在一次调查里，做了这样一个分析，说它担心由于这种业务结构的改变，审计公司有可能不愿意客观、严谨地做审计工作。理由很好理解呀，审计太苛刻了，让客户不爽了，那岂不是有可能损失掉非审计部分的业务嘛。
你也能想到，随着审计公司的业务版图扩张，这方面的利益冲突风险自然会越来越高。
好消息是，这一系列企业的暴雷也引起了欧美审计行业监管部门的关注。
就拿英国来说吧，在英国，监管部门今年7月份刚刚推出了一项新规定。规定要求说，四大审计公司在英国的业务，必须在2024年以前，把审计部门和非审计部门的业务完成运营上的分离，审计部门必须单独披露它的盈亏数据。这样的政策变革只是一个开头。在德国的Wirecard造假事件之后，德国监管部门也在商讨改革审计行业的政策。这方面的发展，我也会持续为你关注。
总结一下，今天我给你介绍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篇报道指出一个现象：在过去一年中，曝出财务丑闻的好几家明星公司，背后的审计师都是同一家，安永。在这些事件当中，安永的确可能是财务造假的受害者。不过，这个过程也不免暴露出了审计公司本身的挑战：本来，审计公司和客户之间应该是“监督和被监督者”的关系，但是随着审计公司扩张它们的商业版图，它们和客户之间的共生关系日益紧密，审计公司和客户之间，越来越像“商业合作伙伴”。这就很容易造成审计上的利益冲突。
抛开审计公司复杂的业务结构不谈，我觉得这篇报道给我提了一个醒：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往往会相信所谓的“专业”机构，毕竟现在社会高度复杂，相信专业机构是最优选择之一。但做判断的时候还有另一个维度，那就是看一看商业角度上“利益相关”的程度。面对一个高度复杂的事物，我们进行判断的维度越多，最终得到的结论就离真相越近。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