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在过去这一周，很多人想必都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经过4天的选票计票，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宣布在选举中胜出。美国时间的周六，他第一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发表了演讲。
不过这段时间一直有个说法，说无论入主白宫的是谁，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的政治遗产都会长期在美国延续。这是因为特朗普在任期中，成功地让3位保守派大法官入主美国最高法院。有件事你可能没注意：就在上周的11月2号，也就是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的前一天，特朗普最新任命的保守派女性大法官艾米·巴雷特（Amy Barrett），刚刚听审了她上任之后第一个案子。
有一种观点认为，就算特朗普落选也无所谓了。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彻底变成了保守派当家。9个大法官里，6个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派。 美国总统4年一选，但美国大法官可是终身任职啊。这必然会对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
那情况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就这个问题我咨询了《法律思维30讲》的主理人刘晗老师。刘晗老师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宪法学博士，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有深入的研究。
刘晗老师告诉我，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yes还是no，影响的可不单单是某一个政党的政治遗产。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对整个美国社会的一场重大考验，考题是，美国政治究竟还能不能够坚持法治？以及，在美国两党撕裂不断加深的今天，美国是否还能继续保留一个中立的裁判者？
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跟你分享一下刘晗老师的观点。
我们首先说说最高法院在美国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国家，最高法院是司法分支的代表。美国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就是美国一切法律问题解决的终点，与国会和总统相比，也是最中立、最独立的一个权力机构。
当然，这并不代表最高法院不掺合政治。我们都知道，这座法院不但审理社会、经济类的普通案件，也可以审判选举纠纷这种政治纷争。早在2000年，最高法院在布什诉戈尔案里面，还曾经介入到了总统大选之中，甚至对布什当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年的大选，很多人预测，大选如果出现纠纷，也很容易变成法律问题，最终打到最高法院。
而且还不仅如此。美国大法官虽然没有政党之分，但他们其实和政治家一样，他们会受到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可以被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个派系。
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刘晗老师概括了一下。首先，我们得看到道德文化问题。在道德文化问题上，自由派的大法官倾向于支持个人生活选择的自由。比如同性恋婚姻自由、安乐死自由、堕胎自由，对移民和少数族裔也相对友好。如果你熟悉美国政治，你肯定知道这些立场，恰恰和美国的民主党派立场相近。
保守派呢，在道德文化上，他们比较乐于维护传统价值观，传统的社会制度，他们的观点和美国共和党派的立场相近。什么叫传统价值观呢？比如说他们认为同性恋应该受到限制，移民政策必须要严格，在种族问题上不应该给少数族裔特殊优惠等等。在宗教问题上，保守派倾向于支持普通人在公众场合进行宗教活动，因为美国从历史上来说，一直是一个基督教社会嘛。这是两个派别在道德文化上的区别。
在经济问题上，这两派的立场就完全掉了个。自由派恰恰是支持政府管制，欢迎大政府。而保守派则会主张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不要管。
在这些问题上，大法官的立场那可是非常关键啊。因为在做出判决的时候，9个大法官一人一票，哪一种观点超过5票，就变成了法院的判决结果。所以，美国总统在提名大法官的时候，会反复估量大法官的政治立场。他们都希望所提名的大法官，不仅在自己任期之内能支持自己的政策，甚至在卸任之后也能维护自己政党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即便大选当前，也要那么着急提名大法官。
总体来说，过去二十年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分化非常清楚。一般来说是4个铁杆自由派，4个铁杆保守派，1个中间派或者摇摆派。投票的时候，基本上其他八个人4:4的对立非常确定，另外一票偏向哪边，哪边就赢了。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前段时间，自由派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于2020年总统大选之际去世，保守派大法官艾米·巴雷特接替了她的位子。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变成了6:3。刘晗老师说，这件事引发了人们对于最高法院彻底“保守化”的深切担忧。如果最高法院彻底保守化，那么特朗普这次大法官的任命，的确是划时代意义的。
但是，刘晗老师告诉我，事情也不是这么非黑即白的。
为什么呢？因为大法官经常出现“背叛”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些大法官真正上任之后，经常会违背提名他/她的总统的意愿，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发生转变，甚至在很多案件当中转而支持对方的立场。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0年代的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他的时候，寄希望于他成为一个保守派领军人物。然而上任之后，沃伦却领导了一场自由主义司法革命，推动了种族平等、刑事程序改革等一系列变革。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他最后悔的一次决定。
即便有些大法官不像沃伦那样翻天覆地，但在一些案件当中也会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出现所谓的“摇摆”的情况。
比如奥巴马卸任以后，他的医疗改革法案被告到了最高法院，面临被撤销的威胁。但是最终，9名大法官里有6名都投票维护了医疗法案。在这个案子里面，有两票支持票来自于反对党提名的大法官，例如小布什提名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刘晗老师告诉我，像罗伯茨做出这样的裁定是故意的。他是刻意地违背了自己原有的立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刘晗老师说，原因在于，美国最高法院必须维护自己中立的形象，这是它的“人设”。如果公众觉得他判案的时候，是按照党派站队来判案，最高法院是个党派机构，它的权威就没了，因为“人设”崩塌了。换句话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权力恰恰取决于，别人不把它看作政治机构。
听起来有点绕，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这就有点像《乘风破浪的姐姐》里的万茜一样。她现在很红，但红起来的一部分原因是她有一个关键人设：“我不想红，我不在乎红不红”。
同样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有大局观的大法官，要故意违背自己的立场。
比如，美国1992年有一个案子叫凯西案。这个案子涉及要不要否认堕胎权，要不要推翻之前的先例。这个案子里面，最关键的一票来自一位叫奥康纳的大法官。她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大法官，是共和党总统里根提名的，这自然是因为她的保守主义背景。她这样的背景，人们也都预测，奥康纳会否认堕胎权，要推翻之前确立堕胎权的罗伊案。
但没想到，奥康纳却做出了惊天之举，维持了罗伊案的基本精神。
刘晗老师告诉我，奥康纳做这个决定，给出的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哪怕美国最高法院之前判错了，也不能仅仅因为政治压力和社会呼声，就改判之前的先例，否则最高法院的中立性就荡然无存了，就跟政治机构没啥区别了。
在某种意义上，奥康纳背叛了提名她的里根总统，但却忠诚于美国最高法院。我们提到的，支持奥巴马医改法的罗伯茨，态度也是一样的。他的理由就是：不要让最高法院被人看起来像是一个党派机构。说到这里，你就能理解美国最高法院今天的情况了。
今天的情况是，即便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上任了，我们也无法肯定，美国最高法院一定会彻底“右转”，一定会彻底地向保守派倾斜。
刘晗老师告诉我，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最高法院这9个人里，谁会变卦，成为像罗伯茨那样的摇摆票，从而进一步维护美国最高法院内部的平衡。
实际上特朗普在任期里，任命的第二位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在上任之后，就在很多案子里面，跟罗伯茨看齐，经常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而很多人预测，特朗普任期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尼尔·戈萨奇也有这个可能。
因此，即便新近上任的巴雷特加入最高法院，即便形成了6:3的格局，我们也不能说保守派就完全当家说了算，因为6个保守派里面，有3个都有可能变成摇摆票。
刘晗老师说，如果的确他们能够形成2-3个明显的摇摆票，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就还是原来的最高法院。如果没有的话，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就会面临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公共形象危机，或者你可以理解为“人设”危机。甚至美国的法治也会受到巨大的挑战。关于美国这个变量，我们不仅要看谁入主白宫，美国最高法院的“宫斗”也值得我们关注。
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发表的观点吗？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