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斯宾诺莎，生于1632年，卒于1677年，荷兰犹太哲学家，年轻时因为信奉笛卡尔哲学而被逐出犹太教会堂，只好隐居乡下，靠磨镜片为生，但他的思想在18世纪成为了许多革命理论的火种。
【正文】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常常达到无法调解的程度，双方都据理力争说自己是对方不宽容和偏见的受害者。首先，双方都坚信自己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其他民族的神都是伪神。其次，双方互为对方商业上的死对头。
像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样，犹太人来到西欧也是在寻觅新家园。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犹太人进入各行各业，所以他们只好开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可是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两个行当是不正当的，宗教也认为它们是邪恶的职业。这样，这些可怜的流放者被迫干上了不光彩的行为，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富人和穷人的敌人。
在基督徒同胞的压迫下，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迫铤而走险，在怒火冲天时起来反抗压迫者。他们被称为“叛徒”“忘恩负义的恶棍”，之后受到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它让心怀怨恨的犹太人变得越来越多。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所以他躲过了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受的苦难。他先是被送进犹太教会掌管的学校。在学会希伯来文的动词变位以后，他就被送到学识渊博的弗朗西斯库斯·恩德博士那儿学习拉丁文和科学。
弗朗西斯库斯博士教小斯宾诺莎拉丁语，但他热切地追求科学领域的一切新发现，对布鲁诺也很崇拜，因此博士毫无疑问教给了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不会提到的东西。
和当时习惯不同的是，年轻的斯宾诺莎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很博学，家人对此印象深刻。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教授，毫不吝惜地给他零花钱。斯宾诺莎没有把这些钱浪费在买烟草上，而是用来买与哲学相关的书。
有一个作者特别吸引他。
这就是笛卡尔。
笛卡尔的哲学被称为笛卡尔主义，在十七世纪的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这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很像。在1680 年，如果一个人是笛卡尔主义者，那是件很可怕的事，很不光彩。这表明此人是当时社会制度的敌人，是下等人。这样的人因为自己的信仰将自己与正派的邻居隔绝开。这并没有能够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祖父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几乎从来没有人提起这些问题，因此笛卡尔主义相当于不存在。如果有人能看到斯宾诺莎的脑子里有笛卡尔主义，犹太教会当局一经调查，就会采取官方行动，这个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当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教会觉得不能再冒险惹出另一桩丑闻了。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被笛卡尔的新异端学说所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的反应是应该先将事情掩盖起来。有人找斯宾诺莎谈话，说只要他发誓不捣乱，继续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有悖于法律的言论，就可以每年给他一笔固定的奖金。
斯宾诺莎最讨厌妥协，他干净利落地就给回绝了。结果，根据著名而古老的《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面对各种咒骂，斯宾诺莎泰然自若地待在家里。
这对犹太拉比们的威信是个沉重的打击，情急之下他们诉至市议会，要求和市长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逐出教会的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他拒绝信仰上帝，阿姆斯特丹这样体面的社会容不下这种人。
但当局的诸位大人们有自己办事的好习惯，那就是凡事都不插手，而是踢给了教士们组成的二级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违反城市法律的事，便如实向当局官员们汇报，向市长建议，请这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就像他窗外的景色一样波澜不惊。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烟斗，兴之所至读写一番。他一生未婚。传说中他和他前任拉丁文老师的女儿有一段私情，但这个传言并不靠谱。
他有几个挚友，每年至少接济他两次，让他能把全部的时间用于研究。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愿意独立，除了每年从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那儿领八十元的补贴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他的一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在令人尊敬的贫穷中度过的。听说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都拒绝了。
就这样，斯宾诺莎一直平静快乐地过着流放的生活。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荷兰海牙。
1677 年，他孑然一身地死去。
斯宾诺莎之所以伟大，靠的是他的勇气和力量。
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视为普遍问题，将它们看作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意志体现，一种终极真理的体现。这个真理适用于创世之初，也适用于世界之末。
就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宾诺莎和之前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教设下的狭隘界限，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大胆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崭新的思想体系。这样一来，他恢复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起就被歪曲的人类本质，再次让人类成为宇宙真正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