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得到头条》，我是徐玲。
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做了一系列动作，要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硬脱钩”。
比如3月1日，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向国会提交报告认为，美国必须要限制中国制造最先进计算机芯片的能力。4月中旬，拜登政府以安全为名，对中国实施关键领域的供应链脱钩。6月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把中国单列为科技竞赛和产业竞争的对手。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加快发展科技、补齐先进制造业的短板；而美国目前的首要目标，则是想办法吸引制造业回流，在国内重建自己的产业链。总之，大家都在想办法补齐自己的短板。
我们来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到底是追赶先进科技更难呢，还是吸引制造业回流更难呢？可能你会凭直觉认为，吸引制造业回流这事儿不难，因为这不涉及什么科技创新，就是个产业政策问题。相比起来，后发国家想要追赶先进科技，这谈何容易，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问题。
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情况。美国奥巴马政府从十多年前提出重振制造业计划，2009年颁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颁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特朗普上台后接着搞制造业回流，但时至今日，基本没什么进展。
我看到过一份报告，《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中国商业报告》，里面说超过200家在中国有生产活动的受访美国企业中，有70.6%的企业表示不会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14%的企业则表示会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至美国以外的目的地；仅有3.7%的受访企业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由中国转移至美国。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迄今是雷声大、雨点小。
再来看中国的先进制造，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在手机操作系统、手机移动服务框架、半导体材料、指令集、EDA软件、光刻机、硅片、模拟芯片、射频芯片等领域全面开花。有人说这几年是中国“民族工业党”的春天，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有国内公司在做，都有产业资本在注入资金，做出来了还都有公司用，中国科技创新的路径已经跑通了产业闭环。
可以下一个粗浅的结论：截至目前，中国追赶先进科技的成绩，比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成绩更好。
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维度去思考。
一是从成本收益角度。五道口金融学院高滨教授曾经说过，可以把技术研发看成是一个由时间与金钱组成的函数，靠“砸钱”砸出高科技产品的概率，比我们想象得要高很多，这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比如日本1975-1985年十年间，靠举国之力把DRAM芯片的全球份额，从0做到60%；还有中国大力发展光伏、高铁，都在十来年的时间内，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科技产品比大路货更容易用钱砸出来。道理在于，高科技产品的利润空间大，只要往上突破一点，就能有更高的利润；而大路货规模大、利润低，基本理论大家都懂，但却很难进一步优化产业链，要长期忍受基本不赚钱，才能坚持到把量做到足够大、把平均成本降下来的那一天。这就是为什么吸引制造业回流这么难。
二是从人才的角度。是引进相对少量的高技术人才更难，还是培养大批合格的技术工人更难？我之前看到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说，苹果选择在中国生产iPhone，并非因为低工资，而是因为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多的熟练技术工人。富士康在美国设厂就遇到了招工难问题，能够通过必要技能测试的技术工人严重不足。
反过来，在高技术人才领域，我看到《日本经济新闻》几天前的一篇报道，说华为目前正在海外，尤其是欧洲大批招募人才，其中包括慕尼黑的芯片工程师、伊斯坦布尔的软件开发人员、加拿大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以及国内外数百名博士生。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在参与全球科技人才的竞争。
三是从共识的角度。追赶先进科技这件事情，虽然很难，但容易凝聚国内共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而制造业回流这件事，看似容易，却很难在美国形成普遍共识，因为它本质上并不符合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最优配置资产的要求。
所以，当我们从成本收益角度、人才角度和共识角度来看这件事，会发现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做困难的事情，反而更容易。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在国内很火，叫做《寻找薇薇安·迈尔》，讲的是一位传奇摄影师被发现的故事。贾行家老师在上周的《文化参考》里，介绍过她。
薇薇安·迈尔生前做了40年的保姆，一直独身。人们意外地发现，这位老太太居然是位成就很高的摄影家，曾经拍下过美国上世纪中叶最好的一批街头肖像摄影。有人说，她是梵高之后的又一大艺术发现。今年，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为她举办了摄影展。
这个差点被埋没的大摄影师，是怎么被意外发现的？过程很传奇。
2007年，美国芝加哥有一个叫马鲁夫的小伙子在一场拍卖会上买到一大箱子底片。那不是艺术品拍卖会，是临时寄存仓库在甩卖过期的物品，这一大箱子底片只要380美元。马鲁夫的艺术感觉很不错，他发现这些照片构图简洁，充满魅力，仿佛是来自名家的摄影展。而且，数以千计的照片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他跑回去找拍卖行，对方只给了他一个名字：薇薇安·迈尔。马鲁夫在纪录片里说，从此，我的人生使命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薇薇安·迈尔。马鲁夫建了一个网站，上传这批作品，同时继续寻找更多的照片和线索。
后来，薇薇安·迈尔这个名字在网络上渐渐发酵，最后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网络热点。等到她的身世浮出水面的时候，她本人已经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了，享年83岁。
关于发现薇薇安·迈尔的具体过程，你可以去看纪录片。我听完她的故事以后，突然想起历史上一个高度相似的故事，就是德国大音乐家巴赫。
巴赫生前是一名宫廷乐师，主要服务于宫廷贵族的上流社会小圈子，他创作的大部分音乐作品是宗教题材，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默默无闻。
那巴赫是怎么被重新发现的呢？据说是在他去世80年后，一名叫门德尔松的年轻音乐家，有一天陪老婆上街买猪肉，肉铺老板随手拿了几张废纸把猪肉包好给他。回到家后，门德尔松突然发现，包猪肉的这几张纸非同寻常，上面是一排排极为精妙的乐谱。门德尔松极为震惊，马上冲回猪肉铺，买下所有带乐谱的废纸，按顺序拼好，发现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这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巴赫的代表作《马太受难曲》。
门德尔松立刻组织了《马太受难曲》的首场音乐会，自己当指挥。演出取得了极大成功，人们对巴赫的关注度大大地提升，还成立了“巴赫研究学会”，专门挖掘巴赫的作品。
这则故事已经不知道是真是假了，也有人说，门德尔松是通过他的外祖母，从巴赫的后人那里买到的曲谱。但不管怎样，确实是门德尔松重新发现了巴赫，没有门德尔松，就没有巴赫今天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再来说一件历史上确实有证可考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本书叫《浮生六记》，是一个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被誉为平民版的《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名。沈复死后半个世纪，几乎没有知道他的这部作品。后来有个叫杨引传的文化人，在苏州逛旧书摊，随手翻阅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文笔之好，简直欲罢不能。
杨引传在苏州城里四处打听，得到唯一能确定的信息是：作者已经去世半个世纪! 巧的是，杨引传有个亲戚叫王韬，王韬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当时正为上海申报馆印书处搜集各种逸书。这样，《浮生六记》才被印出来，从此得以流传，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听完这几个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叹，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多少默默无闻的伟大作品，在苦苦等候自己的伯乐呢？当我们聊薇薇安·迈尔的时候，别忘了马鲁夫；听巴赫，别忘了门德尔松；读《浮生六记》，请记住杨引传。
广播两条“得到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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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聊到这儿，《得到头条》，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