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得到头条》，我是徐玲。
今天我们从两个话题出发，为你提供知识服务。一是新能源车主遭遇充电桩难题，二是法拍房新规出台。
先来看第一条。最近，新能源车主遭遇的“充电桩难题”引发媒体关注。事情是这样的：广州的一个威马车主在微博上吐槽说：“今年10月提的车，但是将近两个月过去了，我的充电桩还是没法在小区装上。找了各方，但物业就是不批，以车位无法安装和用电配额等理由，始终不肯盖章。我非常苦恼，甚至都有点后悔了。”对此，威马汽车CEO沈晖在微博回应说：“每次听车主向我抱怨充电桩安装难问题，心情都很沉重。今年，威马交付了4万多台车，但随车配送的充电桩，却有近2万根送不出去。”
可见，这位车主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而是很多新能源车主都面临的难题。我看到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的一个数据：截至11月份，全国有超过四成的新能源车主，没有安装个人充电桩，需要到3公里之外的公共充电桩充电。央视财经也报道说，有北京的新能源车主凌晨四点起床，就为了抢到一个公共充电桩。
消息就是这样，我们来看看能学到点啥知识。
先来解决一个疑问：为啥物业不让车主安装个人充电桩呢？物业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排在前几位的理由是停车位不足、电容量不够、有安全隐患。我稍微解释一下。首先，很多小区物业规定，你得有自己买的停车位才能安充电桩，租的不行，这就难倒了一批人。第二，有些老旧小区，电网容量不足，如果大量安装个人充电桩的话会超出电网负荷。第三，充电桩多了，会造成消防安全隐患。
应该说，物业提出的这些理由，乍一听都有道理。但如果你真要较真的话，会发现都不成立。首先，谁说租的停车位就不能安装充电桩？没有哪条法规有明确规定，这是物业自己的规定。其次，小区电容不足，可以联系供电部门扩容，增加变压器和重新布线。第三，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总有消除或者降低隐患的办法。
也就是说，这三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如果你站在法律法规的角度和物业公司死磕，去起诉它的话，赢面是很大的。但是没有几个车主会这样去做。因为时间成本太高，耗不起嘛。
法律方案暂时走不通，我们来看看别的，用技术方案来解决行不行？目前媒体对这件事的相关报道，最后给出的都是技术解决方案，比如，第一，推进大功率的高压快充技术、减少公用电桩的等待时长；第二，把更多的公共充电桩直接安装在小区内；第三，将私人充电桩升级为智能共享充电桩，你的充电桩在闲置的时候可以让邻居们来充电；第四，推动超级快充站和换电技术的发展，等等。
从长远看，新能源车的充电难题肯定是靠技术来解决。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像前面那位吐槽的威马车主，已经提车俩月了，没地方充电，总不能说等这些充电技术发展起来了再用车吧。他现在唯一的诉求，就是要尽快在小区里安一个充电桩。但是，法律方案和技术方案都太慢，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有，可以考虑经济学的解决方案。我们来捋一下：安充电桩，车主有迫切需求，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供电局也配合安装，现在唯一的卡点是在小区物业。那为啥小区物业不同意呢？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很简单，缺少激励嘛。
我们来画一个利益相关者地图，就是一个坐标轴，横轴表示利益大小，而纵轴表示影响力大小，然后把安装充电桩的各方都放进去。你会发现，车主的利益很大，但影响力比较小；供电局的利益中等、影响力也中等；而小区物业呢？它的利益为负，但影响力很大。
你想，安充电桩，车主方便了，供电局也算是一块新业务，但小区物业得到了什么？它没得到任何好处，但是需要投入不小的成本，比如扩大小区电容、增加消防设施；另外，还需要承担额外的管理责任。你要是小区物业负责人，你也不愿意。
怎么办？要么，减少小区物业在这件事上的影响力，前面说了，这得靠打官司，比较慢；要么，想办法让小区物业在这件事上的利益由负转正，这就是经济学上天天说的激励。之前汪涛老师在《纯电动》这本书里就提出过一个建议：国家对新能源车的补贴，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补贴给小区物业？
比如，每安装一个充电桩，小区物业可以收500元管理费，逐年递减，10年后不再收取。这笔费用由车主交给物业，车主拿收费单找车厂报销，由新能源补贴支出。这样一来，估计小区物业会挨家挨户上门去问，你家要不要安充电桩。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由车企直接和房产开发商搞战略合作，让开发商分享新能源车的收益。比如就在这个月，雅居乐地产给威马汽车投资了1.4亿美元，并且在雅居乐物业管理的所有小区内集中安装充电桩，鼓励小区居民购买新能源车。
总之，不管你具体用什么方式，只要改变小区物业的激励机制，让它能够从中获益，小区物业就会从安装充电桩的最大阻力变成最大助力。这就是经济学家解决问题的思路。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新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竞拍法拍房必须要有购房资格了。所谓法拍房，是指房主因为破产、断供、债务等等原因引起了纠纷，被法院强制收房拍卖。这两年法拍房交易火爆，因为拍卖成交价格通常来说会低于市场价格，很多没有购房资格的人，也想方设法虚构资格来参与竞拍。这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新规明确指出，以后虚构资格参与竞拍的，会依法处置。
好，消息就是这样，来看看我们能学到点知识。
说起法拍房，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捡漏”。早几年，知道法拍房的人还不多的时候，利用这个信息差，真可以捡到漏。但这两年，加入竞拍的人越来越多，法拍房价格也越来越接近市场价，这时候“捡漏”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搞不好还会倒贴。
比如今年6月份的时候，深圳龙岗区有一处法拍房挂出来，起拍价为223万元，当时市场价约为320万元。经过50多轮竞价之后，有买家以286万拿下。听着还不错是吧，比市场价低了30多万。但是没想到，房子里还有人住，虽然法院出具了强行清退通知书，但买家竞拍成功半年后还没能住进去。而这半年，深圳楼市一直在跌，市场上的同类户型已经跌到了275万左右，比286万的竞拍价还低了。
这种在竞拍当中赢家变输家的情况，在经济学中有个专业名词叫“赢家的诅咒”。这个概念是由行为经济学家、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的。我们知道，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人的非理性。那么，“赢家的诅咒”是不是说，由于我们在竞拍当中没有保持理性，争强好胜、杀红了眼，从而报出了不合理的高价，以至于赢家变输家？
并不是。“赢家的诅咒”是一种客观规律，即使参与竞拍的人都是理性的，也可能出现这个结果。塞勒举了一个酒吧实验的例子：你可以拿一个存钱罐，里面塞满硬币，然后到酒吧去拍卖，价高者得。假设存钱罐不值钱，那么，大家出价多少，取决于他们估计存钱罐里的硬币总共有多少钱。
这次拍卖大概率会出现什么结果呢？第一，所有竞拍者的平均出价，会远远低于罐子中硬币的总价值，这表明，竞拍者作为一个整体，其实是风险规避型的。但是，第二，最后胜出者的价格，会超过罐子中硬币的总价值。而且，即使事前告诉所有人，竞拍中存在“赢家的诅咒”，大概率还是会出现这个结果。塞勒把这个“酒吧实验”重复了几十次，所有赢家平均下来都是亏的。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不复杂，一说你就明白。假设所有人都是理性的，那么他们对罐子中硬币的估值，会呈现一个正态分布的状态。也就是，低估的人和高估的人差不多，所有人估值的平均值恰好等于罐子中硬币的价值。假设罐子中的硬币值100元，那么对它估值80元的人，可能出价到75元就退出了；而对它估值120元的人，会至少出价到110元。所以，竞拍的赢家，往往就是估值最高的人，这就是“赢家的诅咒”。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只要有竞拍，就涉及竞拍品的估值判断；只要有估值判断，就会有高低差异；只要有高低差异，就大概率会出现“赢家的诅咒”。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而不是一个非理性的问题。个人难以避免，机构也不行。事实上，在企业的并购、球员的工资、畅销书的预付版权等很多领域，经常能看到“赢家的诅咒”。
那么，作为竞拍者，怎么才能避免“赢家的诅咒”呢？有一种情况：就是竞拍品在你的手里，比在别人手里有更高的价值。比如，前面那个存钱罐拍卖，在别人眼里存钱罐不值钱，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存钱罐收藏爱好者，那你多20元拍到手就是划算的。再比如，一本畅销书，别的出版社签下来，只能卖20万册，而你有特殊办法可以卖到100万册，那么你当然可比别的出版社预付更高的版税。
所以，如果拍卖品对你来说只有“共性价值”而没有“特性价值”，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不参加竞拍，因为大概率会落入赢家的诅咒；而如果你能看到它对你的“特性价值”，那不妨大胆出价，放手一搏。
来说说咱们得到的事儿。
前几天，脱不花在得到内部的知识库文档“我就随便问问”里，回答了一个问题，值得跟你说说。有同事提问，怎样在直播的时候克服心理障碍，找到“真交流”的状态？
久经沙场的脱不花给他支了三招：
第一，做好强准备。稿子一定要试讲，对稿子越熟悉，越能分出精力来解决临场表现问题。而且试讲过，才知道哪些地方捋不明白，需要迭代。
第二，要有对象感。学会盯死镜头，把镜头想象成站在你面前的一个人，实在盯不住，就找一个同事站在对面，盯住他。千万不要目光闪烁、眼神游离。
第三，要有正式感。化妆、发型、服装，一定要正式准备，因为这是给自己一个暗示，接下来是有人在审视“我”的。直播开始前，要准备好大幅度的笑容，直播开始时的问好，一定要“喊出去”，就像冯巩老师的“我想死你们了”，这不是俗套，而是一个方案。
直播这个场景，你可能平时很难遇到。但是开会、竞聘、述职这样的公开表达，每个人都会经历。怎样在公开表达中展现自己最大的魅力？你也可以用上脱不花的方法。
最后，推荐你报名脱不花主讲的《6天沟通实战特训营》，也就是《得到·沟通训练营》的体验课，花9.9元，系统性地提升沟通能力。报名链接我放在文稿区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得到头条》，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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