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6月刊的封面讨论了一个话题——“公司不平等”。在了解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说一下美国发生过的抗议事件。2013年12月,谷歌员工班车被一群抗议者拦了下来,抗议者控诉谷歌员工待遇太好,不仅随时都有免费自助餐吃,还创造了一个高物价的世界,而其他人只能艰难地维持生计。那段时间,苹果公司员工也遇到了类似的抗议,抗议者表示,这是为了让有钱的技术公司知道,自己造成了什么后果。
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就是“公司不平等”引起的后果之一。他在《哈佛商业评论》6月刊写文章提出,“公司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受到最好的教育、拥有最高技术水平的人才都聚集在最成功的公司里,他们涨薪的幅度也比其他人高很多。布鲁姆说,英国脱欧投票和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显示,由“公司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是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的原因之一,也威胁到世界各地政府和经济的稳定性。
布鲁姆和研究伙伴们以1978年至2013年间的美国雇主和员工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如果公司雇用的员工来自高收入人群,平均工资就会涨得很快,相反,如果雇佣的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员工,平均工资就涨得很慢。也就是说,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其实就是个人不平等的写照。布鲁姆说,人们之所以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工资差距在公司内部并没有外部那么明显。
那么,公司之间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呢?布鲁姆提出了三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外包的崛起。我们先来看看通用电气的案例。1960年代,通用电气雇用了工人、经理、高管等各类员工。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通用电气把很多职能外包,或实现了自动化,但员工总数依然维持在30万人左右,变化不大。也就是说,除了外包和自动化的部分,通用电气本身雇用的员工,偏向了工程师和程序员。这说明通用电气加倍投资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付钱让其他公司处理不太重要的工作。
这样就造成了业内两极分化的趋势,一边是知识密集型公司,他们的员工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稀缺技能,另一边则是劳动密集型公司,员工大多受教育程度低,薪资停滞甚至下滑,福利也得不到保障。
第二点原因是IT和自动化的应用。调查表明,公司之间的薪资不平等在IT投资力度大的行业中尤其明显,企业软件升级和日常工作自动化都让大公司的管理更加轻松,他们通过技术投资,迅速扩大规模并赚取利润。
最后一个原因叫做“赢者多吃”竞争。“赢者多吃”这个词原本是用来形容美国大选的一条规则,比如特朗普在某个州获得的普选票比别的候选人多,那他就可以赢得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表示掌握着大部分资源的大公司在行业内持续垄断,直到全面胜利。赢家公司给员工加薪,让他们解决认知层面的有趣挑战,但那些输家公司的员工,只能一直签订外包合同,拿着很低的薪水。
我们知道了造成公司不平等的三个原因,该怎么补救呢?布鲁姆提出,第一点当然是反垄断,赢者之所以能够多吃,就是因为缺乏竞争。
第二,从公司不平等的角度重新审核现在的政策。比如,美国有一个“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公司必须公布CEO和普通员工的薪水比例,为的就是减少公司内部的工资差距。但前面已经说过,内部差距其实并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这项法案可能没有太大作用。
第三个补救措施,是改革公司决策和招聘措施。并不是要让大公司停止外包和自动化,但高管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制定的战略和决定将在多大程度上加剧收入不平等。
第四点,投资教育。以教育背景和技能筛选员工,加剧了公司间的不平等,既然如此,帮助工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获得竞争的技能。
最后一点,布鲁姆认为应该通过税收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负所得税制度,就是当收入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直接获得政府补贴。
布鲁姆在文章的最后说, 公司的确在我们的经济命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刚创立谷歌的时候,曾经邀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加入谷歌。桑德伯格就是现在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当年桑德伯格认为谷歌的工作不够高端,施密特对她说,应该少关注工作的头衔,多关心所加入组织的发展轨迹。“如果你在火箭上有个座位,别计较坐在哪儿。先上去再说。”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加入大公司,肯定是要抓住这个机会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就是因为少数登上火箭的人的优势在不断积累。因此,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为他们争取一些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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