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全球化遭遇了很大的困局。《经济学人》和一家互联网全球民调机构在2016年底做过一个调查，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反对全球化的人超过了一半，其中不仅有丢掉工作的蓝领工人，以及像特朗普这样比较极端的人，甚至还包括了很多精英阶层的人士。全球化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得到订阅专栏“硅谷来信”的主理人吴军在斯坦福大学旁听了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教授关于全球化困局的讲座，并且在专栏里介绍了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
斯宾塞教授是斯坦福商学院名义院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出生于马来西亚，在英国接受的本科教育，在美国从事研究。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受益者。
首先，斯宾塞教授简要地回顾了全球化的起源，一共有三点。
一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在全球的自由流动的本能需求。全球化不是像一般人想的那样，大家互相进行交易，互利互惠。如果是这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就不会存在了。之所以会有贸易逆差，就是因为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在全球的自由流动的本能，这种动力比国家意志还强。
二是技术和数据（信息）本能的传播。过去发明技术的人，只希望自己用，这样他就能获利。但今天，发明者希望全世界都用，这样全世界都要向他交知识产权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全球化。
三是人员的自由流动的需求。一般人们关注全球化的时候，大多数集中在商业上，但是其实人员的自由流动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很多国家之间互免签证，特别是像欧洲大部分国家之间开放边界，这种开发带来了很多便利。
其次，斯宾塞教授介绍了全球化的现状，也可以概括成三点。
第一，欧洲一体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二战后全球化的主要成果。这让全球经济能够稳定的增长，以及不少国家摆脱了贫困。这是好的一面。
第二，发达国家为了吸引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化，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间里保护自己弱小的产业，这其实是发达国家需要为全球化支付的成本。按照协定，发展中国家会逐渐开放相应的市场。但是，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也就是说，一些发达的经济体在国家层面的付出，从来没有获得预想的回报，这是现实，也是矛盾的一面。
第三，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的消失，两极开始分化。一方面，全球化让发达国家内部产业发生巨变，比如美国失去了几百万个制造业的工作。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进入，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所以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几乎没有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信息和技术可以从全球赚钱，华尔街、硅谷等地的从业人员收入剧增。这一点可以说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结果。今天欧美很多人反对全球化，也是由于这些原因。
那全球化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斯宾塞教授认为，问题之一，是欧美很多国家的人开始反对全球化，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让大家措手不及。另外，自由流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人员的自由流动本来是件好事，结果发生了中东的难民问题，欧美国家对此毫无准备，而且开放的边界很难重新关闭。再比如，知识和数据自由流动带来了知识产权的问题，由于各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水准相差很大，全球化信息开始自由流动后，导致了偷盗知识产权比开发知识产权更有利可图。此外，资本的自由流动导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逃税。这些都是流动带来的问题。
作为经济学家，斯宾塞教授是赞同全球化的。但他认为，如果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全球化就要进入寒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斯宾塞教授也说了自己看法。他表示，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只能想办法补救。虽然斯宾塞不同意特朗普的很多做法，但有一些政策他觉得是往好的方向努力，比如降低企业税率，在拉平世界各地的税率后，资本的流向可以比较均衡。
斯宾塞也专门对中国的角色进行了说明。有人问他，中国能不能代替美国来主导全球化？他回答说，不太可能。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够大，更重要的是，主导全球化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斯宾塞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付出过那么大的义务。如果它不承担巨大的义务，不会有国家跟它走，如果承担了巨大的义务，比如开放自己的市场让贸易伙伴们能够获益，那么国内企业界和民众是否愿意为此牺牲，就是个大问题”。
斯宾塞教授还提到，由于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了。按照现行的税收政策，经济上进一步的两极分化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收重税不是解决办法。斯宾塞教授认为各国必须要重视对失业者的职业培训，政府扶助的对象应该是弱势群体，而不是大企业。
总之，斯宾塞教授认为全球化的问题，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发展太快，加上之前我们过多地看到它的好处，而低估了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任何事情，哪怕再好，也有坏的一面。
吴军说，从斯宾塞教授的讲座里，我们除了对全球化有了更系统的了解，还要学习他广而深地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能否全面、完整地看问题，思考答案，决定了我们能有多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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