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每次准备写新的作品时，都会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且乐在其中，比如，《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街头流动商贩的故事，于是他采访了很多服务员、卖酸奶或鸡肉米饭的小贩、电网检修工、退休警察和做冰淇淋的手艺人等等。接受法国独立媒体Mediapart采访时， 帕慕克说，写小说与做研究密不可分，有时他甚至会因为想去研究某个领域而决定小说主题，“我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自我打断，去做调查；我塑造我的角色，再转而采访他人，继而学习更多以便更了解自己的角色，之后再着手创作……要像人类学家一样工作才能真正理解那些不同的生活。” 帕慕克写《我的名字叫红》时会去研究古代史，查看无数画作并了解艺术史；写《雪》的时候会去土耳其东北部的卡尔斯住上一段时间；写《纯真博物馆》的那段日子，他经常去博物馆并读很多关于恋物癖的书。帕慕克认为，小说主要是用来理解人的，我们需要对每个人物都抱有兴趣，即便是对最卑微的角色，我们也要接纳并包容。
写作初稿时，帕慕克不会限制自己，既不觉得羞耻也没有尴尬，之后，当他重读初稿，再去修改那些写得太过的地方。对他来说，写作在于寻找一种适意的情调，他会远离那些强烈的戏剧冲突，试图在好与坏之间、平凡与戏剧化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有一个片段可以体现出他的这种风格：有人来到主角家搜查，但他们最后却聊起了足球。帕慕克说：“这有关于安排抑扬顿挫：有时要刻意强调，有时要平白朴实。将故事的核心要素稍往舞台边上挪挪，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轶事放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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