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帕特南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学著作《我们的孩子》，从家庭结构、父母、学校条件、邻里社区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实地去采访不同阶层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社会，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机会不平等。
在这一系列的调查中，罗伯特·帕特南发现，其实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会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时期是在进入学校之前。这个时期孩子心智和大脑的发育，极度仰仗于家庭环境。他引用最新的神经学研究来证明，婴儿的大脑其实已经具备了学习能力，成长环境对他们很重要。另一个时期是，离开中学之后。这两个阶段都在政府提供的公立教育涵盖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阶段，一个孩子受到的影响，更大的来自于他的家庭、邻里、亲戚、社区和关系网络。或者说，来自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名词，它指的是个人的社会关联度，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和熟人这些关系，也包括对社会组织、协会、宗教机构等的参与。帕特南本人就是研究社会资本的大家。他的名著《独自打保龄》，研究的正是美国社区中社会资本的衰落问题。
有一句谚语，养活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其实就是描述社会资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当年轻的父母难以承担起养育小孩的责任时，社区是否能够站出来帮助他们。当孩子要决定是否申请大学，申请那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时，如果父母没有能力提供知识支持，是否有社区中的其他人站出来给予指导。帕特南这本书的名字“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社会资本对于穷人和富人而言也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分三个方面。
社会学家把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指的是亲密的朋友，紧要关头可以伸出援手，付出时间和金钱帮助你。帕特南引用的数据显示：同一种族内，处于社会经济顶层1/5和底层1/5的父母，前者亲密朋友的人数要比后者多出20%到25%。帕特南说，贫穷并不会让人更加相亲相爱，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下层阶级往往变成了社会关系的孤岛，即便是邻居彼此都不认识。强关系的不平等是社会资本不平等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在弱关系层面，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认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比如教授、老师、律师、医生、企业管理者。不仅是这样，比如像警察和邻居这样的社会关系，传统上大家会认为下层阶层更容易认识，但事实是上层阶层家长更有优势。唯独在认识看门人这一项上，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才表现出微弱的优势，但差距也极小。
也就是说，“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仅有更多的好朋友，也有更多的点头之交。”
在社会资本上第三个不平等是导师资源的不平等。所谓导师，就是年轻人认同并且愿意当做自己榜样的人。导师可能是一个事业有成的远房亲戚，社区里一个企业家或教授。上层阶级的孩子这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遇见非正式导师的可能性是穷孩子的两倍到三倍。帕特南说，在他们为写这本书做访问时，发生了一个让他们一想起就很心碎的事情。他们原本要去访谈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子，结果，男孩的父亲问他们，是否可以把小女儿一起带来，因为这样她就可以见一下真正的大学毕业生长什么样。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解释社会资本不平等对孩子的影响。
当下一代进入青春期时，其实富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接触到毒品和酒精，因为他们更有钱。但是，富裕家庭和社区提供的社会网络，能够把这种危害性降低。比如，一个好社区中，邻居肯定不会坐视青少年吸毒；但在一个坏社区，邻居自己可能就吸毒。
因此，帕特南说，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如说是社区间的不平等，“我们的孩子，曾是邻里各家各户的孩子，现在裂变为一家一户的子女，而这种观念的流变对富家子和穷孩子来说完全不同的影响。”
在《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最后，帕特南也试图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来帮助缩减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这些建议分别针对他提出的会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四个方面。
在家庭结构上，他建议还是要从工人阶级的经济复兴上着手，工作和收入增长，“不仅会推迟他们的生育时间，甚至还会鼓励穷人阶级的男女更多走入婚姻。”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变家庭结构。
在父母层面，帕特南建议，直接给贫穷家庭提供现金帮助。他引用一个研究数字，从孩子出生到5岁这5年中，家庭收入每增加3000美元，他们的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就能增加20分，进入社会后的经济收入也能增加近20%。
在学校层面，为在穷人学区工作的老师，提供更好的、超出在富人学区工作的老师的激励。
但是，最根本的其实还是要重新建立社区，把每个家庭的孩子，重新变成“我们的孩子”。只是在这方面，一直在研究社会资本衰落的帕特南，也并没有什么良方。
这就是在美国精英阶层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书《我们的孩子》中所讨论的阶层固化和机会不平等问题。希望对你理解不平等问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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