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挑细淘，得到头条。我是李南南。
今天，我将从两个话题出发，为你提供知识服务。第一个是，三星迎来史上首次大罢工，目前已持续一个月以上。第二个是，全国多地试行时间银行养老模式。
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从7月8日到现在，韩国的三星集团，已经罢工一个多月了。估计三星的管理层肯定很着急，毕竟，这是三星集团史上第一次大罢工，这意味着他们以前根本没有应对经验，而且罢工的规模很大，已经有6500名工人宣称，要无限期罢工。
为什么罢工？主要是工人对加班和工资不满，要求三星对全体员工涨薪。好消息是，7月23日，三星与工会终于坐下来谈判了。坏消息是，没谈拢。工会要求涨薪5.6%，而三星只接受涨薪5.1%。结果，罢工在谈判的8小时期间短暂停止，谈判结束后，罢工又重启了。
尽管三星自己表示，罢工对生产没影响。因为最初参加罢工的都是面板厂的工人，这是芯片制造上相对初级的环节，对技术要求也不高。但问题是，随着罢工蔓延，现在一些核心工厂的生产者也开始加入。这就有点让人担心了。
还有人说，三星假如处理不好，可能会损害整个韩国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毕竟在韩国，三星是半导体行业的绝对领导者。在整个国际市场上，三星是全球排名前三的半导体制造商，占了全球12%左右的市场份额。2023年的全球500强排行榜中，三星排第25。在手机领域，它占据了韩国国内84%的市场，全球20%的份额。
说到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你看，全球市场上，跟三星地位相近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来自大国。就拿500强中排在前25的企业来说，大部分来自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少数来自德国、日本、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强国。三星在其中算得上是一个特例。那么，规模没有那么大的韩国，是怎么孕育出三星这样的全球超级企业的？
这在现代企业管理领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一个课题。一般来说，一个超级企业要想成长起来，得有充足的资金、强大的科技基础，以及深厚的消费市场。在这些条件上，曾经的韩国并不具备先天优势。看内部，它能给企业提供的资源有限。看外部，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很有限。
那么，韩国是怎么孕育出三星这样的超级企业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仪馥老师，在《战略决策研究》杂志上曾经专门发文章研究过这个问题。
我们看看罗仪馥老师的洞察。
三星发展壮大的路径，是先成为国内的冠军，再实现国际扩张。
在三星的国内崛起阶段，韩国用的工具咱们不陌生，就是产业扶持政策。
三星电子成立于1969年，在此之前，三星主要是一家从事轻工业的集团。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一步步把三星扶持上了国内的冠军地位。
比如，韩国政府靠调节外资，给三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三星先后和日本的三洋电器、美国持股的韩国半导体公司，以及美国的通信公司GTE成立了合资企业，借此获得了半导体和通信领域的关键技术。再比如，韩国政府还给三星提供融资支持和税收优惠。三星电子从成立开始，就是韩国产业振兴政策的主要受惠对象。
但是，韩国的产业扶持政策，只在韩国国内起效，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不是很明显。那么三星在海外是怎么扩张的？
三星成功抓住了两次很好的时机，也就是，两次大国技术竞争造成的市场空隙。罗仪馥老师还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渔翁效应。也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意思。
三星第一次做“渔翁”，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半导体之战。
首先，美国限制日本产品在美国的销售，能销售的，大部分也要征收100%的关税，因此，日本被迫腾出了大块的美国市场空间，这些份额，都被韩国吃了下来。
其次，美国限制关键技术流向日本，相当于切断了日本的技术升级渠道，这给三星的技术赶超打下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三星成功打败日本东芝，第一个开发出256兆存储卡，并且在之后，一直领先日本。
最后，为了打败日本半导体，美国还直接给三星提供技术支持。就是在这个阶段，三星和英特尔、苹果、通用等美国电子企业建立了技术联盟。三星不仅通过这些企业获得了前沿技术，并且开始在美国投资，构建起了自己主导的跨国产业链。
而三星的这个全球能力，在2018年中美科技竞争开始后，进一步获得了强化。这也是三星第二次做“渔翁”。
套路还是相似的套路。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做出限制，这就释放出一部分国际市场空间，这部分份额再次由三星占据。比如，2021年，华为手机在全球市场的比重下降13个百分点，而三星的占比，上升了2个百分点。
同时，因为美国切断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渠道，三星的半导体也成功进入了中国市场。更关键的是，这一轮技术竞争，还伴随着供应链的转移，美国要求不依赖中国供应链，三星就在越南建厂。美国提出重振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三星就在美国建厂，这直接促成了三星在国际层面上的扩张。它进一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超级企业。
换句话说，三星在国际市场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来自其他市场主体间的博弈。在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一句，这是一场动态的竞争，现在的情况不代表最终结果，而且中国的情况也与当初的日本不同。一来，我们有非常全面的工业品类，而芯片制造更像一场开卷考试，技术路径是相对确定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去年我们在7nm上的突破，就已经是关键的一大步。二来，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这让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撑芯片研发的过程。
好，最后，回到今天的主角三星。简单说，三星能够从韩国长出来，主要是分阶段解决了对内、对外的两个问题。在国内发展阶段，它靠国家的产业政策成为行业头部。国际扩张时，它抓住了两次大国竞争带来的发展机会，建立起了自己的全球地位。抛开三星本身，罗仪馥老师提出的那个概念，渔翁效应，也很值得关注。每一场博弈，都意味着资源的再分配，其中都有可能释放出新的红利。
再来看今天的第二条。最近，时间银行这个词在新闻上出现的频次很高。全国很多城市都在做相关的尝试。也就是，年轻的时候花时间去照顾老人。等老了以后，就可以支取，请别人花时间来照顾自己。这就不是用钱买服务，而是用时间换时间。
时间银行这个概念，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美国、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都已经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时间银行体系。再看咱们国内，北京、南京、杭州、青岛，都在落实相关的措施。
今天，咱们主要就讲一个国内的城市案例，这就是，南京。时间银行在南京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全市已经有1400多个时间银行站点，覆盖99%以上的城乡社区。目前南京“时间银行”的注册志愿者人数是6.1万人，注册服务对象超过13万人，完成订单量在95万单左右。
那么，南京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南京的养老需求足够大。根据《2023年南京市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南京市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是209.72万人，占总人口的21.97%。65岁及以上人口是152.87万人，占总人口的16.01%。你看，养老需求足够大，而且65岁以下的活力老人足够多。这就意味着，既有足够多的需求，也有足够多的供给。
同时，南京的大学多，这就让南京的志愿者文化特别发达。早在2005年，南京就公布了 《南京市志愿服务条例》，这也是全国第一个针对志愿者行动的省会城市法规。截止到2024年3月，南京市注册志愿者人数大约330万，志愿队伍11688支，志愿项目超过24万个。换句话说，南京本身的志愿者文化，也给“时间银行”提供了氛围。
其次，南京市政府给时间银行设计了一套保障制度。要知道，时间银行的本质就是把时间换算成货币。这就牵扯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换算标准是什么？低强度劳动和高强度劳动之间怎么换算？怎么保证志愿服务的质量？
说白了，时间银行有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信任和公平。
怎么解决？这就要说到南京市政府的设计。
比如，在志愿者的资质审查上，南京的民政局和公安部门，会对比志愿者的信用情况和违法记录。再比如，在服务开始和结束时，需要双方确认服务的真实性和质量。
同时，南京还给时间银行设置了退出机制。比如，理论上，志愿者储存在时间银行里的时间，是本人达到60岁时用来兑换服务的。但南京就规定，假如本人愿意，志愿者也可以将时间币转赠给本人配偶、直系亲属，或者捐赠给政府平台。再比如，南京2019年公布的《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中，就明确规定，志愿者因户籍迁离本市等原因需要注销账户时，按照最新公布的非全日制小时工工资标准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
换句话说，时间银行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要想让它有效落地，不仅需要一个好的开始，更需要一个能够闭环的结尾。
最后，总结一下，今天说了两个话题。
第一，三星集团是怎么崛起的？主要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来自韩国政府的扶植，让它成为韩国本土的行业头部。二是在国际的市场博弈里抓住机会，让自己坐上牌桌。
第二，南京是怎么发展时间银行的？一来，南京有成熟的志愿者文化，这为时间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氛围。二来，南京市政府设置了从开始到退出的一整套保障机制，让时间银行可以完整闭环。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头条》，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