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VR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它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在影视创作、心理治疗和社会学研究等领域。有研究人员认为，VR技术可以让人变得更有同情心，让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联结更紧密，从而培养人们的同理心。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VR技术只会让一类人同情另一类人，很难让他们产生真正的共鸣和同理心。
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评论文章，探讨了VR作为一项虚拟现实技术，能否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作者认为，VR技术有助于人们产生同情心，但真正同理心的建立，要放下自我，全身心地体察别人的感受。
文章介绍了关于VR技术唤起人们同情心的一些研究案例。
美国企业家克里斯-米尔克（Chris Milk）是研究虚拟现实技术的影响力的专家。几年前，他曾用VR技术，拍摄了一部关于叙利亚难民营少女真实生活的记录短片。这部片子让戴着VR眼镜观看的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难民营生存的艰难，对女孩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位企业家随后在TED发表演讲，他认为，VR的真正强大之处，在于能改变人们对彼此的看法，让人们在更深的层次上联系起来。
这一观点，大大启发了心理治疗和医疗陪护领域。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开始运用VR技术，来协助治疗抑郁症患者，帮助他们学习换位思考的能力，减缓自己的抑郁情绪。
在医疗陪护领域，VR技术还运用在对医护员工的培训上。美国阿尔茨海默协会就开设了一些VR模拟项目，让从事护理工作的年轻人，通过VR技术了解和感受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痛苦，看到了更多老年人和老年痴呆症的斗争。这种尝试，让年轻的护理人员减少了对患病老人的偏见，他们对护理老人的热情提高了，和老人之间的互动也加强了。
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学的虚拟人类交互实验室也发起过一个实验，先后邀请500人参加一个VR体验项目，请他们借助VR设备，体验流浪汉的生活。体验结束后，实验人员又花了8个月时间对参与者做后续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有了明显改观。比如，有人不再刻意避开路边邋遢的流浪汉，也有人主动参加了帮助流浪汉的公益活动。
文章作者也引用了VR技术反对者们的声音。这些反对者认为，虽然VR的体验形式多样，但最终，它们只能为人们制造出“同情的幻觉”，而不能产生“真正的同理心”。
在反对者们看来，VR只邀请参与者沉浸在感官体验之中，但参与者不需要面临虚拟空间中的任何结果。参与VR体验的人，不会真的被流浪汉抢夺走财物；他们也不会因为看了一部VR纪录片，就真正感受到难民营或边缘弱势群体的命运。“同情的幻觉”和“真正的同理心”之间，是有差别的。
文章作者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差异。同情心（sympathy），更多是指一种关怀与爱护的情感；同理心（或移情，empathy），则更多是指一种认知和理解的能力，能感受到“你的喜悦就是我的喜悦，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作者举例，当朋友失去亲人时，你会去表达安慰。你不需要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就可以产生同情和关爱的心，同时自己获得了心安。但是，当看到电影中的人物失去双亲时，如果让你联想到自己亲历过的失去亲人的痛苦，甚至能体会到痛苦的程度，这时你产生的是真实的同理心。同理心，更多地建立在一种跟自我经验相关的认知模式上。
作者认为，VR技术如何虚拟现实，也很难真正让一类人，进入另一类人的内心，感受对方的感受，从而真正帮助到对方。当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用VR技术来培养同理心时，更说明了现实社会存在的冷漠。尤其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来说，病态的同情心，会比漠不关心更加伤人。
就像电影《触不可及》中描述的，一个遭遇意外瘫痪在床的富翁，想招聘一位全职护理。他拒绝了形形色色的人选，最后选择了一个刚刚刑满释放黑人小伙子。面对大家的疑惑，富翁回答说，“因为他没有同情心，他总是忘记我瘫痪的事实，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怜悯没有特殊对待没有歧视。”
作者认为，通过VR技术对他人产生同情心，不如真正去接触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放下自我，在现实生活中构建彼此理解、尊重、关怀的关系。这是同理心生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