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达利欧是著名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有投资界的乔布斯之称。他管理公司的方式，以及他观察经济运行的方式，都很独特。达利欧就前者写的书《原则》，在中国也是一本畅销书。他把自己对经济运行的理解也写成了一本书叫《债务危机》。这本书从债务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繁荣和衰落。达利欧跟中国也有很深的渊源。在《原则》这本书里，达利欧专门谈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在中国的一些经历。
《财经》杂志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记者金炎对达利欧的专访。在专访中，达利欧分享了自己对美国政治经济的观察，以及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达利欧把贫富差距视为美国产生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的原因。因为制造业转移受到损失的白人中产阶层，以及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层，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是外国人和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这部分人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按照达利欧的说法，这个群体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因为鸦片类药物和自杀，死亡率上升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状况恶劣，而且他们认为自己被精英和全球主义者们忽视。这部分群体是民粹主义的基石。
技术发展目前来看也没有改变这一点。那些掌握科技的人收入越来越高，而那些被技术替换的人，收入就少得可怜。技术的发展会让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却不会转化为制造业的就业数量增加和收入的增加。因此，挑战在于，如何让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具备广泛的包容性，也就是让更多人受益。否则，即使平均收入数据在上升，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得不到改善。
达利欧说：“关于资本主义，有一种说法是，可以有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可以有资本主义，但你不能长期同时两者兼有。资本主义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现在资本主义面临着挑战。这是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
达利欧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但是，目前为止，贫富差距问题在美国并没有被作为优先事项，得到充分重视。因此，他很悲观地认为，历史就像钟摆，在奥巴马时代，钟摆在全球化推进上摆到了极致，现在，钟摆在向反方向摆动，也就是从全球化时代向民族主义时代摆动。“这个钟摆的摆动会带来无序和痛苦，我们会看到更糟糕的情况和混乱。”
我们再来看下达利欧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达利欧把竞争关系分成两种。一种是竞争但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双方会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充分协商，因此能绕过对抗，最终使每一方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另一种是对抗性关系，这种关系中，双方会互相威胁对方，算计如何伤害对手。对应到贸易关系中，双方交换各自的需求，就是贸易谈判；威胁“除非你这么做，否则我就会打击你”，就是贸易战。
达利欧说，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都希望变得伟大。但是，“两种变得伟大的方式截然不同”。两个国家的竞争，更像是两种不同系统的竞争。按照《财经》记者的转述，达利欧认为，美国的竞争优势来自，创造良好的环境，构建完善的法律，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和资源。而中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运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
他的建议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遵循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在专注于这条路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竞争力。”同时，努力把竞争关系转化为建设性的竞争，可以让双方都变得更好。
不过，他的判断同样悲观。因为根据他的观察，美国的两党都对中国发起了挑战。即使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不再执政，换成一位民主党总统入主白宫，“民主党人在传统上与中国更具对抗性”，“现在看起来，中美关系不大可能会回归到合作关系上”。
以上就是传奇投资人达利欧对于美国政经和中美关系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他并不乐观，一方面他认为历史的趋势正在从全球化走向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他对中美关系回归到合作关系也持悲观态度。希望达利欧的观点对你理解宏观局势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