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和危机在历史上总是周期出现，总是近似重复，那么，为什么人类始终没有办法避开萧条？人类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吗？
达利欧的回答是：“事实上，可以。”
如果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算的，那么，决策者其实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让周期更平稳，而不是经历过山车般的起伏。
在达利欧看来，事实证明决策者是有办法来应对危机的。“当你遇到一些危机，你做了一些事，然后危机会过去”，就好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携手拯救了岌岌可危的经济。那么，想一下，如果提前做这些事情呢？
在《债务危机》这本书中，达利欧还专门列出了妥当和不当的应对策略对比。
比如，在萧条阶段，妥当的应对策略是，央行要迅速调低利率，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政府要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同时，保护系统重要性机构免于倒闭。这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作为。
不当的作为，对央行而言，包括过早收紧货币政策，降息速度缓慢，为市场注入的资金也不够；政府这边，仍然在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同时任由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
把周期的阶段再提前一些，管理妥当的决策层，应该在泡沫阶段就开始控制债务的增长，比如通过提高利率来收紧贷款，减缓债务增长速度，财政方面则要收紧财政政策，不再大手大脚花钱。管理不当的措施，就是在经济繁荣的欢欣鼓舞中，继续为市场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这相当于继续鼓励借贷行为，提高债务水平。
那么，为什么决策层并不总是做出达利欧所提的明智策略呢？
达利欧的答案是，在有些国家，是因为人们不理解经济机器运行的原理，不明白怎么去运用和掌握杠杆，也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在法律上是分离的。美联储独立于政府之外。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分离的。这让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之间，并不总能很好协同。
接着，他给出了第三个原因：政治。“制定财政政策涉及到政治，会产生很多的政治争论。他们几乎总是需要一场危机，才能推动行动。”
周期的下行会自我强化。非常好理解，资产价格下跌，然后经济被削弱，经济不景气，资产价格会进一步下跌，然后经济更加不景气。就好像房价下跌造成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加剧房价下跌，然后房价下跌让经济更加不景气。需要有人采取行动来干预周期下行的自我强化。所以，决策层必须采取逆周期的行动。比如，在经济下行期，财政反而要扩大支出，去市场上收购资产以抬高资产价格。
但是，很多时候决策层的举动是等待。“他们需要危机，以推动他们能超越政治，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从而逆转危机。”
总之，决策者难以做出好的决定，原因在于“知识和权威”。
因为缺乏经济机器如何运转的知识，所以，当身处泡沫中时，每个人都认为经济还会继续繁荣，没有人愿意主动戳破泡沫。泡沫被扎破，他们采取行动时，还会低估问题。
因为权威不足，等到要采取行动时，决策层会争论不休，“这就是政治”，“直到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去逆转周期，让经济上行。”
在达利欧看来，经济机器的运行有它的原理，但是多数政策制定者并不理解。然后，还会发生政治上的争辩。知识和权威问题总是会存在。政策制定者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做关键决定，因为事情已经糟糕到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停止争论达成共识。他说：“我曾经目睹过好几次，危机中，大家在凌晨三点才决定坐下来谈。因为那是最后还能采取行动的时刻。”
该如何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个问题不仅仅适用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干预周期、避免萧条。
达利欧用了相当长时间来解释他的“创意择优”原则（idea meritocracy）。这是《原则》中给出的做出明智决策的方法。通过创意择优原则，你就可以避免在决策时被情绪绑架，或者，把决策权交给等级制度，让职务高的人说了算。
达利欧耐心地给出了一幅决策路线图。
首先，要停止对自己想法的自我欣赏。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避免那种对已有观点、想法或结论的自我感觉良好。达利欧说，事实上，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总是聪明、正确的概率，其实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大。所以，要能跳出去，走到更高的层级，然后自问：究竟如何才能得到最佳想法。把自己和自己的想法分离开，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要掌握“深思熟虑的意见分歧”这项艺术（the art of thoughtful disagreement）。简单来说，就是你去寻找那些严肃的、聪明的反对意见，用这些意见来磨砺你的意见。
第三步，打造一个可信度加权决策的系统。所谓的可信度加权，是达利欧的第一本书《原则》中，重点阐述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对有些人的意见或观点，要比对另外一些人的更加重视。如果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是个专家，或者他成功解决了很多次相关问题，那么他的观点就比其他人更重要。再或者，一个人提出的观点背后有系统性的论述，那他的观点也更值得重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决策流程，达利欧举了一个例子。就好比你生了一场病。首先，如果你认为你能很好应对自己的病，这显然就很蠢。正确的做法是，你对自己的病很担心。然后，去找三个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听他们的建议，他们觉得应该怎么做。
如果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显然，你最好听他们的。
如果他们的意见不一致，这时候，你需要高亮出他们的分歧之处，集中注意力，去思考为什么会有不同意见，背后是什么逻辑？
接下来，就要运用可信度加权的决策方法。比较不同医生的建议，听那个经验最丰富、解决过相关问题的医生的意见。
通过这个决策系统，人就可以借助集体智慧来进行更加明智的决策。它要好于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最聪明，也要好于完全凭借等级制度来做决策。
那么，这个方法，可以被用于处理中美关系，让两国的决策者做出更好的决策吗？
达利欧的回答是，任何决策情景，都可以借助这个决策系统，来做出高质量的决策。但是，“真正的问题是：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为了共同利益（common good），还是我的胜利要建立在你付出代价上。”
在达利欧看来，人们可以通过更好地做交易，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威胁要伤害对方，那么，另一方的反应就是，可能会提出要加倍报复。这样，双方的关系就会进入到自相强化的下行过程。结果就是双输。
以上就是达利欧关于面对萧条或遇到分歧时如何制定明智决策的分享，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