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3年1月4日
《贸易造就和平》李子旸
《帝国的回忆》郑曦原
《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依勒
快到年底了，看到一则财经新闻，说因为中日之间的关系不好，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开始下降，尤其是汽车业。很多国人看到现在日本经济哀鸿遍野，很高兴。我倒觉得，这恰恰应该让中国人忧心。因为中日贸易一体化，说得更大一点是东亚贸易一体化，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这样的一体化进程被阻断了，会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认知，就是贸易到底让敌人更强大，还是让和平更强大。
这在中国古代，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比如汉朝人跟匈奴之间打成那样，到最后不是还得和亲吗？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汉家公主和亲呢？其实本质在于贸易，做生意嘛！
打仗好还是做生意好，这是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博弈，早有定论的事情。这个博弈的最后一幕，就是所谓的“隆庆和议”。
明太祖建立明朝之后，把蒙古人打跑了，但实际上他们的势力没有消灭，甚至到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还把明英宗给抓起来了。明朝中后叶的时候，来自北边的边患越来越厉害。最猛烈的一次是1542年。这一年俺答汗的蒙古部队打开长城之后，纵横三十几个州县，光杀掉的男女就二十多万，还有几百万头牲口，摧毁八万间房屋等等，这在史料上面记载得都很清楚。
最开始提出停战谈判的人是谁呢？并不是汉王朝，而是蒙古人。这就牵扯到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打仗的算计。首先农耕民族打仗是不可能赢的，或者很难赢。因为农耕民族不会骑马，尤其是汉民族一旦失去河套地区这片最好的养马地，基本上就没有坦克装甲车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游牧民族在打仗的时候，是没有后勤的。比如蒙古人打仗是一个战士有三匹马，一匹驮辎重，两匹换着自己骑，这样可以夜行千里。没有辎重和粮草的战士，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抢不到粮食就杀马吃。
农耕民族打仗，一般来说一个士兵至少有两三个后勤人员。所以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三百万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就是农耕民族打仗时候的辎重团队，而游牧民族是没有这个负担的。
所以到明朝中叶的时候，史料就有这样的记载，只要出边一次，基本上当年财政收入的1/4就报销掉了，而战果又非常寥寥。因为农耕民族尽管打赢了，斩首几十个，其他敌人见状打不过，就骑着马跑了，所以不可能获得本质上的胜利。这是农耕民族的劣势。
游牧民族也有劣势，这也是他们打仗的原因。游牧民族整个经济生活受天气的影响太大，一场大雪可能让牲畜死掉大半，只好南下去抢，否则就没有活路。可是光靠抢不能达到目的，因为抢到的人口、牲畜是他们最不缺的。他们要的是茶叶、粮食、丝绸、铁器等。可大部队一到，老百姓早就把这些能带走的带走了，他们抢不到，再加上一些人命的损失，这对游牧民族来讲也不划算。
所以到明朝中叶的时候，挑起谈判的是蒙古人。蒙古人反复派使臣对明朝的朝廷说：“我们做生意吧，不打了好不好？”不料这边打红了眼，抓到一个使臣“咔嚓”就杀了。蒙古人就再派一拨，这边抓到之后“咔嚓”又杀了。蒙古人又派了一拨，一直到三拨之后，明朝的朝廷才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此时，朝廷上立刻分成了忠臣和奸臣两派。嘉靖皇帝时期著名的忠臣杨继盛，就是后来因为跟严嵩对峙而死的那个忠臣，他坚决反对停战谈判，认为一定要跟蒙古人死磕。后来有的杂文作家评论杨继盛是“爱国贼”，这个词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有个奸臣叫仇鸾，这个人在道德上很不堪。他当时讲过一句话：“杨继盛凭什么说打杀？他见过几个贼人，上过几次阵仗？他哪知道能不能打得过？”
这件事在朝廷上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达成了所谓的《隆庆和议》。这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战争，但是自打《隆庆和议》之后，塞北就变成了江南，为什么？因为贸易开始了。蒙古人不必南下去抢掠，就可以用自己多余的毛皮、牛羊来换得生产资料。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财富到底是哪里来的？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取财富是最便宜的方式？大家说那当然白来的最好，抢来的最便宜。
其实不对。
举个例子，假如比尔·盖茨的Windows 98问世后，所有人都不付钱而是去抢，尽管对我们来说很便宜，可结果是比尔·盖茨再也不会去开发WindowsXP了，更何论我们现在用的Win7和Win8，以及未来的Win9和Win10？这样一来到底谁合算呢？所以五百年的世界历史，甚至更久远的历史，都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用贸易更合算。贸易能够造就和平，而不是所谓的大棒和吓阻。
爱国还是卖国，是一百多年来都打不清的官司，这就说到李鸿章，一个卖国卖出品牌的人，以致西方列强找清朝政府签不平等条约，都得让李鸿章来。最典型的就是《马关条约》了，日本人点名让李鸿章到马关来签，这把李鸿章气死了。
李鸿章也是爱国的，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真的愿意去签那个不平等条约吗？只是因为打不过，没办法嘛。
那什么叫爱国呢？就是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妈一样。有人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怀，你说伟大就伟大喽，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基本情怀。只有人格极不完善的人，才可能不爱国，所以爱国是一种正常情绪，伟大是一种过奖之词。
李鸿章在签完《马关条约》之后的1896年，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后来的历史书很少提及这次航行。实际上他从中国到了俄国，然后又到了英国、普鲁士（现在德国），接着又去了美国，然后从美国到日本最后回到中国。他见到了俾斯麦、俄国的皇太子、美国的格兰特总统等等。
老人家坐着美国轮船到横滨，准备换招商局的船回国内。老头倔得不得了，说：“我就不上日本土地，我终生不踏日本土地！”
这就给很多船员提了一个难题。最后把美国船和招商局的船拼在一起弄了个跳板，老头冒着生命危险，颤颤巍巍走跳板过去的，没有踏日本土地。
你说此举是不是爱国呢。
就在老头这一趟行程中，他不断地接受记者采访，跟所有的西方人都表态说欢迎到中国投资，欢迎和中国进行贸易。
比如在英国的时候，汇丰银行搞了一个酒会欢迎他，他就鼓吹大家到中国来投资。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他也是这个观点。我记得他讲过一段话，这段话用文言文说出来可能没法听，但是看美国记者的报道，就会觉得老头是非常具有现代眼光的。
他说：“只有当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这四样得到最好的搭配时，我们才能够创造财富。欢迎到我们国家投资，让大清国的很多劳动力、土地资源能够发挥它的潜能。”他还说：“不过像什么铁路、矿山、电信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不要在一百多年后轻易地骂李鸿章卖国，因为连一个像李鸿章这样著名的“卖国者”都知道该怎么爱国，怎么去推动国家发展。
爱国还是不爱国涉及一个基本常识，就是用强力去改变大势所趋，除了增加国家的崛起成本，我们将一无所获。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签署《凡尔赛和约》的时候，法国人心里满腔仇恨的怒火，想办法要把德国踩在脚下，踏上一万只脚，在油锅里反复炸，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法国人的想法。
法国当时的总理叫克列孟梭，号称“老虎总理”。在设计《凡尔赛和约》所有体系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德国挤压住。可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不这么看问题，他反复劝克列孟梭说：“如果我们把一个大国挤压成那样，在这个结构里，大国迟早要获得属于它的权益。你现在压得越狠，将来它反弹得就会越厉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的国家都试图在德国周边搞一堆小国作为缓冲带，而这些小国有什么用呢？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里面生活着几百万的德国人，而且政治上又不稳定，这样的国家作为缓冲带，不是给德国人崛起的机会吗？所以后来希特勒一上台就吞并奥地利，然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这些缓冲带反而成了帮助纳粹德国崛起的工具。
法国也有明白人，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元帅福煦。他看了《凡尔赛和约》之后就说：“这哪叫和平协定，这不过是一个二十年的停战协定而已。二十年之后就这一纸合约，迟早会给法国招来一场更大的战争。”果不其然，战争发生了。
格局问题是真正的大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谈到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东亚经济的一体化，这是一个长远趋势。随着石油价格越来越高，远距离运输变得越来越贵，所以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全球贸易成本很可能会上升。那么相对应的这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就是一个趋势。
在这个大势之间，我们试图去遏止它，这到底是聪明呢，还是笨呢？
要知道日本是一个特别佩服强大者的民族，比如很多制服控都觉得日本女孩的校服特别好看，可是你知道那个校服是怎么来的吗？日本女生的校服跟美国海军的军服是一样的。因为当年第一拨打开日本国门的就是美国海军，当时日本人没见过西方人，只觉得这个衣服好看，而且美国强大。所以后来明治维新搞学校的时候，给学生穿的衣服就照着美国海军的军服做，就有了今天制服控都喜欢的日本小女孩的校服。
今天这个区域一体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把强大展示给日本人？是通过贸易。把它的经济体系嵌入到我们的大系统中来，把它溶解掉，这是真正的“武器”。
有了武器不用叫自残，用自残的武器进行自残的人就叫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