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3年2月1日
《房产税不符合当前国情》许善达
《个税政治成本最高对社会公平毫无帮助》李稻葵
《一个帝国的生与死》夜狼啸西风
窗户税的诞生
近期中国的二手房市场又开始躁动，北上广深成交量暴涨。很多朋友就问我，说到底该不该买房啊？我说该买啊。还有人问那该不该卖房呢，我说该卖啊。朋友就纳闷了，怎么回事？前言不搭后语，你到底是主张买还是主张卖？今天我就把准确的逻辑说一下，如果你想买房，赶紧出手买，因为北上广深的房价我看不到丝毫可能性会像有的专家分析的那样腰斩、暴跌。但是为什么我又主张该卖呢？因为2006年至今，中国房产经过几轮暴涨，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投机机遇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算你想搏，这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房产投资有两大特点：第一，变现极为困难；第二，政策风险太大。既然如此，何必把大笔资金押宝在房子上呢？还不如卖掉，再用这笔钱做一些投资理财，这就是我完整的建议，该买就买，该卖就卖！
当然今天的主题不是房价，因为在中国只有神经粗壮得像钢丝一样的人，比如任志强，才有能力谈房价，我们这类人谈房价一定会被口水淹死。
今天谈房价当中的一个小因素——房产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它就像靴子，第一只靴子前两年已经扔出来了，重庆、上海已经开始征房产税了，这两年隐隐约约又听到要扔第二只靴子的声音。今天教授说一句话，明天专家说一句话，好像句句都奔着房产税来，感觉马上就要暴雨倾盆了。
先给大家讲一个税收历史上发生在欧洲的小故事。欧洲中世纪的那些国王，在城堡当中每天就琢磨两件事：第一是怎么吃喝玩乐，把生活搞得很美好；第二就是怎么侵占别人的领土，打仗。这两件事情最后归结起来一定要先做好另一件事情，那就是税收。国家财政经费不足，这两件事就都别指望实现啦。
如何收更多的税呢？第一种方式，国王派税务官去农民家里抽一堆粮食；第二种方式，根据摆在台面上的财产按比例征收。我们知道财富最主要的沉淀方式就是建筑物，比如说房子。中国有句古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要把庙按住了，基本上就能够分一杯羹，为君主所享用。
于是所有国王都开始打一个主意，怎么从房子中抽税？英国国王在1696年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征窗户税。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征房产税，为什么征的是窗户税呢？原因很简单，征房产税有难度。一个房子的主人有多少钱，收入有多高？怎么核定它的税率？这都是非常复杂的技术难题。中世纪那些君主们手下就几个税务官，打着草稿光是算税率都算不过来。干脆采取一个简单的办法，税务官进村数窗户。不要觉得数窗户这个方式好像很草率，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大户人家通常房子比较大，所以窗户就比较多；而穷人家的房子小，窗户就比较少。所以按窗户来记税，基本上能够兼顾公平。
没有窗户的房子
窗户税替代房产税开始在欧洲蔓延。1798年拿破仑从意大利引进窗户税到法国。刚开始的时候，拿破仑也觉得这个制度太粗糙，能不能分得更细致一点？于是就把窗户分分类，分成大窗户、小窗户、阁楼的窗户、房间的窗户、临街的窗户、背靠花园的窗户、一楼的窗户、二楼的窗户等等，税率定得不一样。试行了几十年之后发现成本大得吓人，于是在1831年又取消了，干脆回到最原始最粗糙的状态，挨个数洞，有几个洞就收多少税。窗户税对于法国财政来说，一直属于高额的税种，直到20世纪现代社会，窗户税一度还占到法国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点几，不是一个小数目。
税收这种制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老百姓不是稻草人，全部站在那里，等着税务官上前拔几根稻草。老百姓是有脑子的，法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什么办法呢？我不要窗户了。所以现在到欧洲去旅行，比如英国，你会发现有的房子外面看着没窗户，其实是暗窗。税收官一来，老百姓把窗户全关上，税收官一走，再把窗户打开。
法国人民相对来说比较实诚，真就去造那些根本没窗户的房子。后来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就写，可怜的法国人民，有180多万所房子带有3个洞，就是一门俩窗户；有150多万个房子有两个洞，具体数据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4.6万间房屋只有一个洞，也就是只有一个门，连窗户都没有。整整一个世纪，法国的穷人啼饥号寒，吃不饱睡不暖，终年生活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之中。所以任何社会公共政策，在社会中推行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政策制定者刚开始完全无法预料的。
我们再回到中国的房产税，应该怎么收？
有人说按一户一套收，第一套房免税，第二套房再征税。于是人家就想办法离婚，两口子一离婚，爹妈再一离婚，岳父岳母再一离婚，一家六套房，可以六套房免税。于是，110房产税征不上来。有人说那就按人均面积收税。结果人把乡下的穷亲戚接来住，那么多外来打工的，一一去核对甄别身份，查查这一户到底多少人，那又会产生一笔天文数字的制度成本。还有人说那按房产价值征税，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中心地带的房价很高，可房主是穷人，是国营机构或者工厂的老职工，一辈子奉献国家，到最后就剩这么一套在市中心的房，房子是挺值钱，可自己退休工资没多少。你向他们征收高额房产税，你觉得征得上来吗？
这里只是举几个小例子，说明征房产税这个事情，从纸上做规划是很容易，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税收行动则很难。
房产税的“零和博弈”
对前几年新闻有印象的人都知道，2006年中国有一项德政——永远取消农业税。当时媒体一片欢腾鼓掌，皇粮国税的历史沿袭了5000年，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终于把它清理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农民不交皇粮国税。
这确实是一项德政。可是德政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农业税的成本。从税收技术的角度来看，政府的收税成本已经高过了税收收益，征收农业税已经不划算了。首先农民是弱势群体，本身就比较穷。有的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家里人生病，他就是交不上来。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这时就面对一个选择，是不是可以容忍一部分人不交？如果容忍一部分人不交，其他人凭什么又要交？其次，如果要保证制度严肃性，强行向交不起税的农民收税，就容易引发非常激烈的官民矛盾。
2006年之前，农村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实际上都因为这个矛盾点。所以其实在2003年之后，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基本把农业税取消了。
前几年国家税务总局前任副局长，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许善达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房产税不符合中国当前国情》。这篇文章非常长，讲了很多税务理论，我也不大读得懂，但是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他拿当年的农业税和房产税作了一个类比，反对征收房产税。
许善达先生用“零和博弈”这个词解释这个现象：老百姓辛辛苦苦把钱挣到兜儿里了，政府现在要以农业税的方式拿走一部分，双方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社会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收益。而且硬生生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拽走，其实征收难度极大。
房产税将来也会遭遇这样的困境。有的人就是交不起，那还收不收？如果非要上门收，既不符合道义，也不符合社会正义。但如果纵容一部分人不交，那其他人会不会援引此例也不交？这都是在我们推行房产税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的。在中国实行房产税，不要拿什么大势所趋来说事，也不要用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有所需来说事，关键要看我们的社会是否具备实行此制度的基础？是否能够支付因此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成本。
汉武帝的失策
有的人就反驳了，说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利用我们国家政府强大的行政能力，怎么会没办法把这笔税收上来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大帝就已经想到办法了。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去北伐匈奴，战争使国家财政支出非常大。可恰逢太行山以东的整个山东地区频发水患，民不聊生，很多税收不上来，怎么办？酷吏张汤就向汉武帝进言，说有钱人多的是，他们受我们汉家天子的德政，都挣了钱，占着房，躺着地。这些人为什么不捐一部分财产出来为国效力呢？于是在财政能臣桑弘羊的支持下，他们制定了一种税收法令，叫算缗。两缗的财产交一算，也就是6%的税率，按说不是很高吧，可是在推行过程当中，就应了上一段许善达先生说的“零和博弈”。
俗话说：“眼珠子是黑的，银子是白的。”谁看到已经挣到自己兜儿里的银子还要被拿走，肯定心不甘情不愿。因此民间开始大量掩藏财富，老百姓哭穷，天天穿破衣烂衫。政府明明知道大量银子藏在地窖里，挖不出来，因为挖的成本很高。怎么办呢？汉武帝有办法，两年之后，即公元前117年，他推行了一个新的法律——告缗令。很简单，你不是说你没钱吗，你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你们家邻居知道啊，街里街坊知道你天天吃肉吃鱼，你能说你们家没钱？只要告发谁家有钱，一经查实，收上来的税分得一半以作奖赏。穷人们就开始相互揭发了，邻居告街坊，互相告，甚至儿子告老子、老婆告丈夫等等，按司马迁的说法“一时告缗遍天下”。告缗令推行几年之后，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之”。只要有点钱的基本上破产破家。以至于汉武帝的上林苑里面堆满了从民间告缗收上来的财产，一时国家财政非常宽裕。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从此以后民间没人再去积累财富，因为积累到最后也是被没收了。人们挣到点钱赶紧胡吃海塞消费掉，与其存的钱到最后都给皇帝，还不如自己先把它消费掉，于是天下一片凋敝。所以汉武帝临死前发了一个著名的轮台罪己之诏，大意是说：朕继位以来，实行的政策，天下为之所累，从今之后，所有扰民的政策全都罢掉。
我们说，一项社会政策，从它的设计到它的推行，再到它产生的结果，其实会有很多政策制定者根本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税收政策作为社会政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能不小心翼翼吗？
一箭“三”雕的“印花税”
在人类税收史上，有一项非常巧妙的发明，就是印花税。我们今天买卖股票的时候都知道，每一笔交易都要交一笔印花税。印花税起源于荷兰。1624年，荷兰政府出现财政危机，当时的王公大臣们坐在那儿发愁，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商人居多，怎么让这些商人们交上税来呢？总不能搞汉武帝那一套吧。想不出办法，只得公开征集方案，就跟今天搞征文大赛一样。最后征上来一个很聪明的方案，就是收印花税。
设计这个方案的人观察到，在荷兰这个商业社会，民间有大量的交易。比如卖个房，买卖双方会签个契约，可是总觉得信用得不到保障。如果这个时候，国家能在上面敲个章，这事就有法律保障了。很多商人都有这个需求，这不就是收税的一个好机会吗？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印花税，政府在契约上贴个条、印个花、盖个章，就收一笔税。
这个税收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商人心甘情愿，因为我交了税，政府给了我一部分政府的公信力，我们双方是利益互换。第二，民间的交易形式特别丰富，所以整个税期非常广，虽然每一笔钱收得并不多，但是累计起来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更重要也是这个设计最聪明的地方还不是这些，而是这种税收的成本非常低。你想甭管是收窗户税还是其他税，税务官都得亲自跑到民间去收，印花税则不用。税务官弄个办公桌，所有要做生意需要政府敲章、贴印花票的，都得自己来找税务官。一个税务官就足以应付一个城市的印花税的征收工作。一笔好的税收政策，需要满足这么多条件，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政策的设计。
“多拔点鹅毛，少听些鹅叫”
现代社会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不是已经把税收制度成本问题解决得特别好了呢？其实也未必。
在美国有一个概念，叫税务自由日。美国的税务自由日通常是4月初，有的是4月1号或4月10号或4月12号。从1月1号到这天为止，你挣的所有钱都是作为税收交给政府的。而从这一天开始就自由了，今年接下来的日子你挣的钱才是给自己挣的，才是给自己的孩子挣的奶粉钱。所以这一天叫税收自由日。美国的很多城市在4月16号这天要搞大规模的庆祝，要放烟花、大家上街跳舞，为什么？庆祝税收自由的到来。加拿大这个税务自由日甚至更迟，大概在6月份。
最近我看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的所得税制。李稻葵先生在美国生活了20年，其间他做了一个统计，说大概一个普通美国公民，每年要把闲暇时间的4%花在一件事上，那就是整理自己的税收记录。美国公民家里都有个筐，平时买东西的票据来往都存在那儿，因为要报税。报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从这个州到另一个州，或者买了房，或者换了一下工作，一般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报税的，必须去委托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帮忙算这笔账。所以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税收制度成本也是全社会每一个公民非常沉重的负担。李稻葵先生讲：“不要说什么所得税制就一定是大势所趋，时代不同了。其实美国人也在酝酿改革这种税制，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去学习这种税制呢？”
这就让我想起英国的一个著名学者叫哥尔柏，关于税收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什么叫税收？税收就是拔了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老百姓都是大白鹅，身上的毛都很好，政府想拔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拔得太狠，让鹅有太敏感的感觉，或者太疼。怎么拔，拔多少？这就是税收的技术。
一块石头引发一场起义
刚才说的都是税收，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一个词“制度成本”。任何社会政策在纸上推演的时候，左看右看好得不得了，感觉似乎尽善尽美。可是一旦在社会当中执行的时候，也许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而有些可能是政策的制定者们刚开始根本想不到的。
宋代的王安石搞变法，他老人家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富国强兵，给国家挣钱，但又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有的人就投其所好，跟王安石讲，如果我们能把山东水泊梁山八百里的水全部排空，这得造多少粮田，一年得打多少粮食啊。王安石一听眼睛一亮，说好主意。旁边有个人冷笑一声，说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是排出来的水往哪儿搁？出主意的那个人说，这还不好办，再挖一个八百里水泊梁山把水搁进去。王安石听到这儿才哑然失笑。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任何一件看似完美无缺的好事，其实背后都有成本，只不过刚开始你未必觉察而已。
王安石之后，宋代出了一个极品皇帝宋徽宗。文艺青年一个，天天喜欢花鸟鱼虫，写诗作画。他个人有个小爱好，喜欢太湖石，就是上面全是眼的那种石头。他起造御花园——需要大量太湖石。这种石头出自江南，于是供奉太湖石就叫作花石纲，童贯这些人就帮他去干这件事。皇帝的这个小爱好一旦变成一项社会政策——供奉花石纲之后，就引发了北宋最大规模的一次民变——方腊起义。
按理说好奇怪啊，仅仅是一个小爱好，要几块破石头怎么会把老百姓逼得民不聊生要造反呢？要知道宋徽宗不是自己去找太湖石啊，他依靠的是当时那种庞大低效而又腐朽贪婪的官僚系统。一个衙役最爱听到的事情就是上面又要办事了，无论什么事，底层的衙役们都能想办法把它转换成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围着一个大户人家转一圈，看这一家有钱，进门就说您家这块石头皇上一定喜欢。其实管它是什么破石头，只要说皇帝喜欢，能敢跟他顶嘴？衙役们又说这块石头太大，抬出去要拆门，拆门还不行就得拆墙。真要等衙役来帮着拆门、拆墙，最后一定是连房也拆了。大户人家又无处诉苦，这是皇帝交办的工程啊。那作为一个富户怎么办？给点钱嘛！这几十两银子先花着，这个石头就不要搬了。衙役们就这样把江南人民搞得民不聊生。
任何一个上层的社会政策，如果没想得特别明白就在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去推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始料未及的。
万恶的地沟油
在中国现代社会当中，也有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的专家学者、媒体经常会抛出一些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比如关于地沟油问题，很多媒体说，严刑峻法，加强管理，发现使用地沟油就判刑，两年不够10年，20年不够25年，不行就无期，实在不行就枪毙。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风险背后一定是有着巨大的利益诱惑的。何况判刑枪毙就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放了地沟油？这就产生了一个监管成本问题。总不能在每个早点摊、每一家包子铺、每一个小餐馆的后厨里都派一个公务员看着吧。又怎么避免这个公务员和老板勾搭成奸呢？每10个公务员后面还得派一个纪检干部，那又怎么保证这个纪检干部不会腐化堕落？是不是还要再派一个纪检干部看住前面的这个纪检干部呢？这个系统一旦搭建成，整个社会要付出的社会制度成本会有多高呢？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希望。靠市场经济的自我发育和完善，把那些零散的商家整合成几个寡头。就像美国现在这样，几乎所有的餐馆背后都是几个寡头。一方面职业经理人不会为了股东的利益去冒坐牢的危险做坏事。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小型的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导致股价暴跌，令整个品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我认为，当市场出现寡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或许就能把地沟油赶出餐桌，这件事情不只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有时候还需要耐性。
我的一位媒体界的前辈告诉我，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复利时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两句话：第一，做的任何好事，不要以为只会收获当下的收益，一定是在好处之后还有好处，利润之外还有利润；第二，就是任何成本一旦支出，成本之后还会产生成本，只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