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3年2月8日
《白人的负担》[美]威廉-伊斯特利
《协和医院的诞生和成长》李子旸
《十个人的德意志》孙世龙
尴尬的救助粮
当大家都在忙着过年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迎头碰上一个词叫“春晚”，不管你看还是不看，爱看还是不爱看，它就在那里。
曾有一个著名的媒体人发微博说：“春晚”办得太烂了，那么难看，不如把央视账上的那笔钱划出来捐给穷人吧，办几个希望小学也是好的。这句话老百姓当然爱听了，一边轰“春晚”，一边用央视的钱做慈善，这是好事啊。
我当时就发了一条微博反对这个观点，我当然不是替“春晚”辩护，我针对的是这个观点的后半段，这样做慈善真的有用吗？
我们先来听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的一个演讲吧。周教授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奇怪的结论，他说非洲很多国家的农民吃不上饭，往往是因为西方国家大笔的粮食援助。
好奇怪啊！你这边啼饥号寒吃不上饭，我给你饭吃，反而我还害了你？这不是那个谁和吕洞宾的关系吗？
周教授有他的推导过程。一笔援助款来到非洲，靠谁发放？粮食不可能直接进入田间地头和每家的锅里，而是需要靠政府机构来发放。可是有些非洲国家的政府机构，无论是管理水平，还是遏制贪污腐败的能力值得研究。所以，很多来自联合国的援助粮就被层层的官员瓜分，中饱私囊。
可是这些官员要的是这堆粮食吗？不，他们要的是银子。所以还得把这批粮食以极低的价格在市场上甩卖掉。可是这样遭灾的就是那些还可以靠辛勤劳作种粮、卖粮维生的非洲土著农民，因为他们的粮食在市场上面对的是那些白来的粮食的竞争，他们怎么竞争得过？所以这批本来还能活下去的农民，现在也活不下去了，也沦为了赤贫。
这就是慈善的难题。正常的商业活动构建和谐社会，是因为每笔交易都是你情我愿，大家都很乐呵，所以它是一种财富的正常流动。而慈善不是。慈善是生生地把富人的钱通过某一种社会管道转移给穷人，而这某一种社会管道，就是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癌变的症结。这些财富是否能够穿越这个社会管道来到穷人那里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慈善的两大难题
做慈善通常会有两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是：原来穷人社会结构中的缺点能否克制住。比如上面讲的贪污腐败，这个缺点克制不住，对非洲国家援助越多，就会把这些贪官污吏、独裁者喂养得越肥，继而他们对国家的控制能力越强，穷人越不得翻身。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Nunn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很好理解，因为一个底层的贫民，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一部分援助粮被政府官员贪污走，另一部分就是权力大的是哥哥，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些反政府武装、游击队，这些有组织的暴力会劫持这些粮食，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最典型的就是索马里，大量的捐助粮都在半途被武装组织，比如海盗、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劫持。底层老百姓的境况几乎没有改善，这就是慈善的一大难处。
慈善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处就更加麻烦了。穷人们原来的社会结构当中有一些好的因素，而外界大量慈善资源的到来，会破坏这些好的东西，从而让当地的情况变得严重恶化。
这就要说到非洲的一个地区——萨赫尔，就是从布基纳法索到苏丹，再到埃塞俄比亚这一带，也就是农耕和放牧两个经济带结合的地区。由于20世纪西方白人的统治，扰动了当地社会生态，萨赫尔陷入了几乎是绝望一般的贫穷。
发生的机理是什么呢？又是因为慈善。当年这里主要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发现这个地方缺水，就决定用他们的高级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打井。井也便宜，20万美金一口，打了好几千口井。
原来这一带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形成了一个共生的生态。游牧民族走来走去，一旦出现干旱欠收就卖一些马匹、皮毛给这些农耕民族，双方都还活得下去，甚至萨赫尔曾经也是非洲大陆上一个非常强盛的商业帝国。
可是这些水井打了之后，情况就变了。因为一口水井可以更多地攫取地下水，这些地下水打上来之后，那些游牧民族还游什么牧呢，他们就不逐水草而居了，转而盯着这口井开始定居生活。然后发生的就是过度放牧，导致草原更大规模的沙漠化，当地的气候、生态进一步被破坏掉。最终，这一带成为非洲最主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的策源地。
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我今天要补一句：一辈子做好事，让好事真的产生好的结果，这才是最难的啊。
那到底该怎么做慈善？这可能是中国红十字会，还有我们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
很多人说，中国人就是道德水平不高，搞什么慈善？得继续教育。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中国人道德水平一点儿都不低。
随便举个例子。1930年的时候上海已经善堂林立，上海民间捐赠的各种慈善基金当年的支出大概是300万大洋。听着好像也不多，不就300万吗？现在在北京也就一个两居室的事。可是要知道，在1930年，整个上海市的公共财政支出才700万。换句话说，民间的慈善资金已经达到了政府公共支出的40%，这样的比率世界上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
所以中国人是坏人吗？根本就不是。因为善行这件事情，恻隐之心嘛，孟子说人皆有之。利他和自私是人性的两面，它们根植在每个人的人性深处。理解不了利他就理解不了自私。所以，慈善这件事情，每个人心里都有。我们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建设要做的是，把每个人的善心和善行，整合起来变成一件真正对社会有利的事情，而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那么，今天的中国红十字会到底应该怎么做慈善？爆发郭美美事件之后，他们也很委屈，因为郭美美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社会上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直线下降。那他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不用我们今天想，一百年前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了，而且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到协和医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协和医院是个好医院，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百年前协和医院创办的时候，它不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协和医院不是中国人创办的，是美国巨富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晚年的时候开始向全世界捐赠，捐赠最多的当然是美国本土，第二位的就是中国。当时洛克菲勒就想在中国捐助一项医疗事业，准备花很多钱。在1909年，还有皇上的时候，他就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搞了一次大摸底调查。后来又派了一次，在1912年到1914年期间，而且是派他的亲儿子小洛克菲勒到中国来。后来写了一份报告，叫《中国的医学》，这份报告至今还是中国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献。
调查团最后给老洛克菲勒提供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用这些钱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多建一些医院，来服务更多的中国人。第二套方案，用这笔钱在北京建全世界最好的一家医院，一切都按最高标准来，给中国医学界树立一个标杆、一个高峰。洛克菲勒几经思考选择了后一个方案，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来历。
协和医院创办之初所有的标准都是最好的。花重金买下王府井口的豫王府，由世界最著名的设计师设计，包括每一个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本土运来的。当然硬件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协和医院创办的时候集合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包括全世界最好的医学学府——金医学院霍普斯的院长，在协和医院开院的时候都来了。医院里到处充满了大鼻子，到处都是专家、教授。这么多人在中国要干什么？不是办医院，而是要办医学院。
1914年协和医学院开班的时候只招了7个人。而8年之后，第一届协和医院的毕业生只毕业了3个人，就是这么严格。协和医学院从创办，一直到抗战停办，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它的那种严谨、苛刻，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当时协和医学院内部有一个词叫“协和脸”，就是整天一张苦瓜脸，因为学习太累了。
吴阶平这些人的回忆录里记载，到协和医学院当学生，意味着暗无天日。早晨起来读书、学习、做试验，中午匆匆忙忙扒一口饭，下午学习、做试验，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回宿舍。
协和医院给学生，包括教授、老师提供的伙食非常好。下午4点多钟一道茶点，晚上10点多钟还一道茶点，但是根本没有人有食欲去吃。
协和医院的教学管理制度极其严酷，它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淘汰。
协和的学制非常奇怪，不是60分及格，而是75分及格。每一学年都会有大量的人被淘汰掉，这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残酷。它的目的，就是要用一个还算大的基数，筛选出极少的精英，要在中国的医学界培养几座高峰。
协和医学院的另外一种精神，就是仁心。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妇科创始人林巧稚女士身上。据说当年她报考协和医学院的时候，参加一门笔试，正好在门口遇到一个病人晕倒，她到底是参加笔试呢，还是把病人送医院呢？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后就回家了。她觉得没希望了，因为一门考试没有参加。但非常意外的是，她居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因为校方看到了这个行为，认为这才是一个大夫的品行。
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妇科有一个美国科学家，这个人对门诊、住院病人一点兴趣都没有，天天埋头在实验室里搞试验。他取笑林巧稚说：“你们这些女人，搞妇科？这是一门科学。不要以为给病人擦擦汗、捏捏病人的手就能当教授。这是一门科学，你能当得上教授吗？”结果第二年协和医学院就把这个教授开除了，聘林巧稚当教授，当妇科主任。
这就是协和医院的精神。它无论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在医学精神上，都按照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事实上，协和医学院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但是在中国的医学界，协和是一座多么高不可及的高峰！
慈善是一件百年大计，甚至是千年大计，要相信某些精神上的高峰一旦耸立起来，它的效果、光辉照耀之处，将是千秋万世。
慈善为啥让西方精英不爽？
每一年大家都要过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什么叫节？节就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又可以安放一个小小的界碑。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放宽历史的视角，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反身来审视我们今天谈的慈善。
我们中国这一代人提到慈善，都认为是好事情。富人把钱给穷人，哪有不好的事呢？它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名词。
可是在西方主流社会，关于慈善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相信以后还会一直辩论下去。因为，慈善确实也有它的负面作用。很多西方的精英分子就会想：我干吗养活穷人？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我用勤奋、智慧挣来的。一些穷人天天躺在那儿生孩子，靠政府补助生活，我心里也不平衡啊！
在欧洲、美国这样的西方主流社会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有些少数族群，就靠生孩子维持生计。孩子一出生，政府的补贴，奶粉钱、食品券、房屋补贴都下来了。一旦没钱花，再生一个孩子就解决了，反正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高。这让那些主流精英们心里也不平衡。
关于慈善，关于富人该不该补贴穷人这样的争论，在历史长河每流经一段的时候，它的面目都不一样。就在短短一百年前，在英国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是英国的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是马克思、达尔文那一代人生活的时代。
一个牧师就曾给议会写信，他说应该把国家办的救济机构变成人间地狱，那个地方伙食就应该是最糟糕的，每个人在里面受尽屈辱。为什么？因为要用这种地方吓唬穷人，不能让他们犯懒，要勤奋工作，要为国家，为自己的家庭做贡献，而不是躺在救济机构里混吃混喝。这样他觉得才有益于世道人心。
你要知道，牧师是以博爱他人为终身志业的一群人。居然一个牧师会给议会写这样的信。所以，我们看，慈善这个观念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流变当中，也已经改变过面目。
真理真不真？
回到今天来说。我个人仍然认为慈善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深植在人的内心，它和自私一样是人性的两个面。但是面对这么多社会政策的争执，我们是不是要回到一个原点，那就是只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再重新定义慈善。而不去对社会政策作过度轻率的诠释。比如把“春晚”的钱捐给穷人这种主意，应该少出。
比如说曾国藩一生就不主张捐钱，不主张大张旗鼓地做慈善。他认为，如果要做慈善，最好偷偷摸摸地，不让任何人知道。不能像某位慈善家一样，恨不得让全城的穷孩子都排着队，一张一张地发钱。曾国藩觉得这个事儿千万干不得，因为会扰乱当地的社会结构。
他怎么做呢？他说很简单，我看到就做。我看到一人没饭吃就给他几两银子；看到一个人没房子住，也许就把他接到家里来住一天。这就是所谓恻隐之心。看到就去做，看不到就不要管，因为后者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不是个人善心大发的成就。
想起前不久看到一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料。1918年的7月15号，德皇威廉二世登基30周年纪念日。那天凌晨，威廉二世长途跋涉赶到德军前线，此时距离马恩河战役打响还有三天。他在前线发表了一份热情洋溢的公告。
这份公告核心就讲一点：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我们进行的是人类两种前途、两种道路的战争。一种前途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它是日尔曼人的，是我们普鲁士人的，是君主制的这样一条人类发展道路，它意味着尊严、自由、荣誉。而和我们战斗的另一条道路，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他们的胜利就意味着金钱的胜利，他们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败坏的自由。
你看，1918年的7月15号，距今还不到一百年。在不到一百年前还有人这样去看待君主制。所以说，一旦退回到历史长河的远方，看着这条河流奔涌向前，我们心中对现在认定的那些道理，那些颠扑不破的所谓真理，心中能不抱一丝怀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