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3年2月22日
《苏联大清洗70周年祭》黄章晋
《逆臣录》明太祖
《大数据》涂子沛
师生恋凭啥违法？
今天的《罗辑思维》我们破解一下“真相”这个话题。
起因是曾经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非常尊敬的前辈，但是进门之后我就发现整个气氛好古怪，总好像哪儿不对劲。后来问了半天，老人家沉吟半晌，突然一抬眼，问我：“小子，你是不是在外面说我坏话了？”
我一听到这个话，五雷轰顶啊。然后赌咒发誓说：“没有，没有，坚决没有，肯定没有！”当然，到最后我也没打听出来是什么样的话，通过什么样的人传到了这位前辈的耳朵里。当然了，通过我一个多小时艰苦不懈的努力，我认为这位长辈还是相信了我，但这件事情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个感慨，真相的获得太困难了。
很可能我在某个场合确实说过某句话，但那是有前因后果的呀，那是有上下文的呀，可是一个恶意的传话者他不管，他只会把一个片段传到他要传递的那个人的耳朵里。然后从此你们之间就结了一个扣，结下了一个梁子。这还是我和这位长辈非常好，我们之间能够达成某种谅解。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人听到有人背后说自己，可能是装得很大度，呵呵一笑：“没关系！”从此也不跟你提，你也看不出来，但是一个梁子就这么种下来了。至于在你人生什么样的关键时刻，这个梁子会恶意地爆发，让你突然面对一个大挫折，你根本就不可能预测。
我们的人生总要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艰险。有一句话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要重。”经历了这件事，我的结论是，一个真相其实比一句真话还要重要。
因为一句真话只需要捧出一颗诚恳的心就可以了，而一个真相则需要一句真话穿越重重的社会迷雾，最终抵达公众和受众，这时它才能称之为一个真相。这件事情太难了。
至于什么东西遮蔽了真相的抵达，我想原因可能特别复杂，比如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断章取义，还有一种是研究的方法非常粗糙。
有这么一个笑话说，科学上有一个结论，蜘蛛的听力器官其实是长在腿上的。乍一听好奇怪啊，怎么会？你不信，我给你做个试验，拿一只蜘蛛来，在旁边敲一声锣，这蜘蛛蹭蹭蹭就跑走了，证明这只蜘蛛听力是好的。抓回来把腿切掉，再敲一声锣，你看蜘蛛不动了嘛，反复做几次试验都是这个结果，这说明什么？蜘蛛的听力器官长在腿上。你看，一个表面上非常严丝合缝，丝丝入扣的科学验证的过程，得出了如此荒唐的结论。
还有一个笑话说，科学上证明“人的生日过得越多这个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请注意这个“所以”啊，所以我们应该多过生日，这样有助于延年益寿。你看，好像也是一个科学推论的结果，结果却是那么的荒唐。
但从几千年来的历史来看，遮蔽真相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权力。
先说一个最简单的权力方式。比如前年，也就是2011年的11月9号，台湾的教育部门下了一个命令，说只要发生师生恋，我们在道德上就认为它不合法。任何教师只要和自己的学生发生恋爱关系，他的教师资格必须终止。
这句话听起来也好奇怪，因为人类获得自由恋爱的权力没多少年啊，而中国人获得这个权力就更短，才一百多年。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决定自己的肉身跟谁在一起了，为什么你们又不让自由恋爱？师生之间怎么了？我们中国的各种校园里，大到大学校园，低到中学校园可能师生恋都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吧，为什么就不合法呢？
其实这也不是台湾人发明的。1986年，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就做了这样一条规定，只要是师生恋，老师在道德上就不合法，就必须停止他的教师资格。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你拥有权力。这种权力不是给谁解决一个北京户口，不是给谁批一张条子，不是给谁弄点儿贷款，而是一种隐隐然，淡淡然的权力。老师毕竟可以给学生某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让他获得的利益，比如说表扬，比如说分数，比如说考试题的一点点泄露，比如说更额外一点辅导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权力在发生作用。既然权力在发生作用，所谓的自由恋爱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儿不自由了呢？因为自由意志很可能会屈服于权力，自由意志很可能会在权力面前变得非常谄媚，那你还能说这一对师生恋就一定是自由的恋爱吗？
就像前不久曝出来的某局长和女博士之间的爱恋，从结果来看这个女博士爱这个局长确实爱得死去活来啊。从很多文字上，是很好的当代情书作品啊。但是，你能说在一个有可能给她带来利益的局长和女博士之间，他们之间所有的话、所有的表达、所有的文字真的是出于自由意志吗？
钉马掌的兔子
我们接着说真相，接着说权力对真相的影响。先说一156个人，他叫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这个人可是少年成名啊，他26岁就写出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然后迅速成为畅销书，然后又迅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了文学圣殿里的大师被供起来了。
可是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就跟到山西喝了醋似的，心里可不是滋味了。然后渐渐地就出现了一个流言说，不对，肖洛霍夫这个书根本就不是他写的，是一个白俄军官的手稿被他偶然机会发现了。然后他窃为己有，是个窃文大盗！
其实这种怀疑说实话也不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它是有一点点影子的，比如说肖洛霍夫非常年轻，26岁就写出这样的巨著，通常来说确实有点儿古怪。再有，肖洛霍夫从来没到哥萨克人的社群里面生活过，所以他怎么可能以哥萨克人的生活写出那么壮阔的一个史诗般的著作呢？这都是疑点。
但是肖洛霍夫这个人一辈子对于这个质疑都没有回答过，没有回应过，也没有澄清过，就这么让这种叽叽喳喳的质疑伴随了他的一生。一直到1999年，俄罗斯发现了肖洛霍夫的手稿，再发现了《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原形叶尔马科夫。这两个东西一旦发现之后，这才算真相大白。但是很可惜，这时候肖洛霍夫已经作古15年了。
这也在告诉我们，真相的获得有时候需要时间，只要时间自由地流淌，信息自由地披露，真相总有一天会获得。
但肖洛霍夫这个人也并不是一辈子都这么潇洒。1938年那年他就不潇洒过一回。大家都知道1936年到1938年那是苏联的大肃反时代，无数的人负冤成为刀下之鬼。而斯大林突然一下不知道哪根筋就动了，他就保护了一下肖洛霍夫。那时候肖洛霍夫也很危险啊，因为也有人举报他，告密说他是人民公敌。那时候的司法审判过程非常粗糙，动不动一个人头一天被契卡抓走，第二天就“咔碴”一刀没了。
但是，斯大林保护了他，而且还接见了他。斯大林说：“肖洛霍夫同志，不要怀疑人民嘛，也不要怀疑政府嘛，要相信法律嘛，我们总有办法会获得真相的。”
肖洛霍夫苦笑了一下说：“斯大林同志，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个笑话啊？”
斯大林同志说：“你说你说。”
肖洛霍夫说：“有一只兔子在森林里狂蹿，一只狐狸看见它，说兔子兔子，你跑得那么着急干什么呀？兔子气喘吁吁地说有人在追我，要抓住我，给我钉脚掌。狐狸就好奇怪啊，说你不是个兔子吗？你又不是一只骆驼，又不是一匹马，怎么会抓住你钉脚掌呢？兔子说：‘嗨！这是我没被他们抓着，被他们抓着之后我到底是只兔子还是只骆驼，我说了就不算了。’”
据说听到这里，斯大林哈哈直乐。确实，在权力的阴影笼罩下，你到底是只兔子还是一匹马、还是一只骆驼，你自己说了真的是不算。
莫斯科大审判
1936年到1938年，所谓的莫斯科大审判，要知道摊在桌面上的都是非常严谨，守程序的司法审判。
当时苏联的总检察长叫维辛斯基]，这个人在二战之后当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他是一个法学家，非常有学问，但是他风度不是很好，经常在联合国的会堂上咆哮，他最开始咆哮就是在莫斯科大审判。因为那时候他是总检察长啊，天天指着被告说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渣子！
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在莫斯科大审判的法庭上，骂自己是渣子，说自己是人民叛徒这样的声音，发声最大的是谁啊？是被告本身。档案中，大量被告在法庭上都拼命辱骂自己，说我不配活着，一定请求要枪毙我，我这种人渣怎么还配活在世界上？不仅我不配，我的家庭也不配，我的老婆也不配，在枪毙我之前能不能给我一把枪，我先把我老婆打死！
后来一个德国人写了一本报告文学，就在讲这个场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结论：“即使是一个导演，带着专业的演员，经过长期的排练，最后也不大可能会训练出那么默契的在法庭上的配合。”
所以后来在莫斯科大审判当中，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拼命地积极配合维辛斯基，对自己泼脏水、泼粪，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很多西方的研究者说可能吃了药，威胁、刑讯，后来发现其实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如果说那时候的科学水平都能发明这种药，那现在这种迷魂药，或者让人说假话的药，还不泛滥？但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可以非常特效地达成这样的效果的药的证明。而从这些人上庭以后拍的照片看，也没有刑讯的痕迹。但是当时确实就做到了这样的一幕。所以你说，如果法庭只信证词，只信这种所谓自我的招供，你觉得能获得真相吗？
蠢透了的《逆臣录》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大家知道朱元璋在明朝初年曾经大杀功臣，掀起过所谓的“四大案”，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蓝玉案”。
蓝玉是朱元璋的起家将领、功臣，封凉国公。蓝玉事发以后，朱元璋就大搞株连，株连上万人最后被杀掉。后来朱元璋觉得这事儿也不大对啊，杀了这么多人总得给舆论和千秋万世一个交代啊，于是就把当时所有司法审判的供词编了一本书，叫《逆臣录》。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把这个《逆臣录》出版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看的真是觉得可笑之极。
比如当时我记了一个笔记。有一个人叫王阿定，他老爹是个乡村的穷秀才，叫王行。这个王阿定就招供，说我老爹随着蓝玉造反了。
供词上写的：有一天我老爹到蓝玉家去，遇到凉国公，凉国公说我要行大事，我要造反，你愿不愿意参与啊？我父亲就说，你现在掌握这么多兵马，什么大事行不得？你肯定行得，而且我老秀才也饱读兵书，我也可以帮你！然后蓝玉说：好！如果我成功了，我当皇帝，封你们父子官做，等等。
当时的供词都是用半文半白的话写出来的，非常有意思。你会觉得这是个典型没什么文化的人对自己父亲参与的一场政变，或者凭空想出来的一个供词。
可能吗？一个大将要造反，随便家里来一个人说我要造反，你肯不肯参与？成功之后我跟你分什么。怎么可能？
但是就像这样的证词，在整本《逆臣录》里面，在上千人的证词汇集在一起之后，在当时看这似乎都是真相。但千秋万代之下，我们一看，这不是笑话吗？确实，很多事情当你孤立地看的时候都是铁证如山，摆在面前，桩桩件件是那么的实在，你看有证据、证人、口供，有严谨的司法证据，但这就真的是真相吗？
斯大林被揭穿的谎言
又要说到莫斯科大审判。要知道当时斯大林有个政敌叫托洛茨基，在南美跟斯大林隔空进行论战。斯大林一边在国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边对托洛茨基上万公里之外的所有言论都非常重视。托洛茨基一说什么，他这边就要赶紧看。
斯大林搞肃反罪枪毙人的时候，基本上都说他是受托洛茨基的蛊惑，反人民，成为人民公敌，搞各种暗算。托洛茨基就说过非常经典的一段话，他说：“好奇怪啊，我这么一个人，逃亡在外，但我一个眼神就可以让《真理报》资深的老记者叛变他的党，然后替我当传声筒；我只要一个暗示，所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替我服务；我只要一个命令下去，所有的铁路工人都开始替我在远东破坏铁路、工厂；我只要一个眼神暗示，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就开始毒害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如果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有这么多的魔力，为什么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是斯大林而不是我呢？”
据说斯大林看到这一段文章之后，气得暴跳如雷，骂莫斯科大审判的主管者叶若夫，说他是个白痴等等，爆骂了一通。
确实，所有的真相，当你在一个权力的影响下，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看的时候，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一旦拼起来，一旦成为一个整体，一旦经过时间的考验，最后都是一个笑话。
王安石败给一幅画
说到这儿，很可能您会问，我们获得真相是不是就不大可能了呢？因为权力这个东西似乎永远在啊，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也看不见权力退场的可能。
我觉得没有这么悲观，因为有一个东西正在人类的历史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我们称之为互联网，你也可以称之为大数据。这是人类第一次有可能看到真相通过某一种技术方式彻底浮现出来的可能。
当然，这就要说到，为什么在没有互联网的传统社会里真相是如此难获得。因为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是要靠人格为节点，这时候真相就容易迷失在半途。
我们讲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驱动者是宋神宗，但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就这么一个人。他看外朝哪个大臣都可能是贪官，都有可能是贼子，都有可能叛乱，谁都不能信任。他坐在深宫中的御座之上，他何从判断真相？
比如说在王安石变法当中，当时争执最激烈的一件事情就廷上就分成了清晰的两派，这边一派都是那些硕学鸿儒，都是正色立朝的老大臣们，什么欧阳修啊、司马光啊、韩琦啊、富弼啊、苏轼啊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都说青苗法害民，“咣咣咣咣”举一大堆例子。而这边是王安石和他的改革派，他们也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说青苗法有益老百姓。
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到底好处是九个指头，还是坏处是九个指头呢？对于宋神宗来说，在那样的朝代里，他又没有统计局，对吧？也没有什么社会调查小分队，他何从从数据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变法总会对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造成损害，总会有一些社会上的扰动，但是这种扰动到底是好的方面是主要的，还是坏的方面是主要的？他无从判断。
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流民图》事件。有一个著名的反对变法的大臣叫刘安世，他觉得没法说服皇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诉诸于视觉。不能诉诸于事实，只能诉诸于视觉。他画了一幅《流民图》，老百姓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辗转于途，然后死于沟壑。画了特别凄惨的这么一幅图，然后到皇帝面前，跪地把《流民图》呈上。
据史料记载，宋神宗看到这个《流民图》之后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然后非常悲摧地把这个《流民图》收下，到深宫之中灯下展读，看一眼流一滴眼泪，看一眼流一滴眼泪。此后就第一次停止了变法。
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前后是两次，王安石罢相也是两次。这件《流民图》事件就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但你说这《流民图》就呈现了事实吗？就呈现了真相吗？未必啊。到最后，获取权力中心者的意见偏向只有靠这种纯文艺的方法，而不是诉诸于真相的方法，这就是那种传统时代手段的粗糙。
永远搞不清的妈
再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的阵营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叫李定，新派大佬。当然新派大佬出来之后旧派的人肯定要攻击他，就开始找他的问题。查了半天，突然发现这个人有道德瑕疵，什么瑕疵呢？说他母丧不奔。什么意思？就是他娘死了，但他不回家奔丧守孝。
这个事情在今天我们有时候有些单位还说，母亲死了还奋战在工作岗位上应该进行表扬。但在宋朝，一个人娘死了都不回家，这就是猪狗不如的伦理败类啊。所以古时候的官员都有丁忧守孝三年的规定。你父母死了，不管什么大事，一定要辞官然后回家守孝。
但是李定没有这样做，所以反对派大臣们就把他告到宋神宗那儿，说这个人道德有问题。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至今仍然是一个悬案。
李定的这个母亲姓仇叫仇氏。这个人也是宋代社会里诞生的一个女性奇葩。她一生嫁过很多次人。第一次嫁了一个人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有名，就是跟苏轼一起花天酒地的那个和尚，佛印。
第二次她又嫁人，就嫁了李定的父亲李问。是不是生了孩子？也不知道。李定是不是这个仇氏所生？也不知道。后来仇氏死的时候，也已经不是李问的老婆了，她又嫁了一个人，这人姓郜。
所以李定说，这不是我妈，她不是我亲生母亲，所以我没有为她守孝三年的义务。仇氏死了，他就象征性地回家看了看然后就回来了，没有在那儿待三年。反对派就揪住这个事情追查。
在今天的技术手段下，这个事情好简单啊。宋神宗对这个人道德有怀疑，派一个调查组下去嘛，回来写一份报告，这个事情不就很清楚了吗？但是宋神宗有那么傻吗？要知道在王安石变法两派政治斗争已经激化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知道你派出来的调查组偏向哪一派啊？你知道他的政治倾向会对真相扭曲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宋神宗非常聪明，根本就懒得派调查组，因为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可能获得真相了。于是这件事情就永远作为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个著名的公案，流传下来了。李定到底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是道德卑污的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就是传统社会的一大局限。
我们今天谈真相的问题，其实也可以从周边的社会事件当中找一些模糊的影子。比如说，前一阵河南有一个平坟事件，后来有一份著名的报纸《环球时报》去调查，说老百姓很赞成啊，你看我们的记者下去调查，百分之多少的老百姓都赞成这个事情，没有多少人反对啊，那你说报纸的调查是不是真相？可能是。老百姓确实就是这么回答记者提问的，我们坚决拥护政府的这个主张，我们同意平坟。可是，这又回到我们前一节讲的，在权力影响下有没有真相可言？有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可能这件事情真的在未定之天。
大数据撕开真相
那么我们指望什么？我前面讲到，只能指望互联网，指望大数据。比如说，有段时间北京、上海很多大城市豪宅的二手房交易量突然暴涨，有知道内情的人士说，中央开始反腐了。其实据我所知，反腐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一方面要求官员自己去申报，你和你的直系亲属名下有多少房产，多少股票，多少现金，多少存款。一方面通过银行、房管局一系列的大数据后台抓取，可以自动形成一份列表，然后逐渐对呗。你说这个房产是不是你的？为什么这栋房产的房产证上证明是你的，你自己又不报？有些贪官可能有很多财产他又不敢报，等等。这当中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就可以产生很多缝隙，然后我们的纪检团队就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和引子去追查到底。
所以说，只有依靠大数据时代，我们人类才可能获得一种真相的可能。这种可能正在地平线上出现。如果你读过《大数据》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在大数据时代，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想要掩盖真相已经不太可能了。
那本书里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一个银行的一台取款机在街角，就发现这个取款机老是出现现金的过量取用，出了什么问题呢？后来一调查发现，哦，原来附近有一家风月场所。很多正人君子是不好意思跑到那里刷卡的，因为信用卡记录是要被老婆知道的，所以他都会拿信用卡到门口离得最近的那个自动取款机上取现金，然后去付现金。
你以为，私下无人，三更半夜，你就可以捂住嘴巴吗？对，你可以，具体你在哪一天取了多少钱，去嫖了谁？这些行为可能在一时一地可以被掩盖。但是对不起，大数据时代来了，银行在后台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台取款机是谁在什么样的夜晚，取了多少钱。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你真觉得真相的浮现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