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3年6月21日
《国运1909》雪珥
《戊戌变法史事考》 茅海建
《戊戌变法的台前幕后》 马勇
颠沛流离的大内档案
从这一集开始我们一共用两集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戊戌变法。
先说点儿题外话。这个近代史啊是特别有意思的，好像历历在目、近在眼前，而且事实都是那么确凿。但研究近代史的史家的困惑恰恰在于：史实是不清楚的。就拿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戊戌变法来说，1895年从6月到9月下旬就那么100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1995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内史学界关于戊戌变法的会议上，朱维铮教授就讲到：其实这100多天发生了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眉目非常模糊。那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资料少，恰恰是因为资料太多了。
越早的中国古代史，留下的史料就越稀少。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信当时我们认为应该可信的人。比如说司马光，我们只能相信老人家应该不会说谎话。他应该用自己的学术功底对很多资料进行了判断和甄 别。没办法，因为资料少嘛。
可是近代史不一样，很多史料和说法都是因为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利益、意识形态争论的原因，都在扭曲事实造成各种各样的“罗生门”。
“罗辑思维”虽然不是什么讲历史的节目，但是好歹要尽可能让大家逼近真相嘛，那我替各位读书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去找那些接近第一手史料的作者写出来的书。
关于戊戌变法我也看了几百万字的内容，我自己都看糊涂了，几乎每一个史实至少都有两套说法，甚至是好多套说法，也不知道该信谁。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个地方：北京故宫西华门内，有一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那里面就存储了大量清代的大内档案。
说到这个大内档案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件。清代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他们把大量的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折保存起来形成了大内档 案。这些档案在清代的时候那是皇家的秘密，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清政府一倒台这批档案立即就变成了废纸。1921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因为经费紧缺，把这些档案当废纸卖了。八千麻袋的档案卖给了前门外一个收废纸的商铺，卖了四千大洋。
有一个人叫罗振玉一看说，哎呀！这些东西太宝贵了！所以用翻了三倍价格又把这批大内档案给抱回去了。后来因为他自己财政状况也发生了点儿问题又辗转卖掉了。最后又被卖到当时的政府手里，当时的政府也拿这个没有办法。没有经过任何整理直接用麻袋装了，而且在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当中，被销毁、被偷窃的情况时有发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八千个麻袋还堆在午门的那个城楼上。建国之后，政府派了大量的历史学者、研究生对它进行了整理，现在这批档案就放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供后人去查阅。这批档案被称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之一。三大发现就是甲骨文、敦煌经卷和大内档案。
我很佩服的一位近代史研究学者茅海建说：这个档案馆现在条件越来越好，阅档也不收费了，开水免费提供了，你去阅档还免费给你订午餐。但是他发现去真正查阅档案的人越来越少，这八千麻袋档案被利用的特别少。他也带着一丝感慨说：现在研究生、博士生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光每年生产的有关近代史论文就好几千篇，著作上百部，但是他在档案馆的阅档室里看到的来自国内的研究人员是越来越少。门前冷落鞍马稀。只有到什么时候人多呢？寒暑假的时候。而来阅档的是什么人呢？是日本人。
言归正传啊。近代史的难题恰恰不是史料的缺少，而是史料太多了，以至于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到底我们该信谁？
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几乎把所有的事实都给了一个描述，这些描述是来自于谁呢？来自于在后世握有话语权的那些人。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的战场，那谁站在后世认为是正确 的、进步的、革命的一方，他基本上就拥有了对事实的描述权力。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戊戌变法的一整套看法，几乎都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师徒二人的说法。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当你细细地去辨别的时会发现，好多细节都有问题。比如说“公车上书”这件事到底有没 有？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后党和帝党在争权夺利？所有这些，你真的细细考察，你会发现都有问题。但是，好多细节我们留到下一集去说，这一集我们主要去琢磨一下康有为这个人。
权力控康有为
康有为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当然他心怀报国之志，有一套匡计天下的方案，他肯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如果你从翻案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私德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虽然他天天讲男女平权，但一生纳妾无数、嫖娼无数。但是这也不奇怪，也不能在这方面说他什么。
关键他有点儿控制欲。比如他说他拿了所谓的“衣带诏”去海外筹款搬兵救驾这件事，后来被证明是假的，光绪皇帝没有给过他什么。但他就说他有，天天在海外华侨当中募款，扬言要回去救皇上。但是他拿着这些钱干什么了呢？这些钱供他去过一种相对来说并不节俭甚至是有点儿奢侈的生活，比如拿钱给自己盖小洋楼。
他在海外组织的保皇党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到了民国快要创建的时候，康有为这个小集团已经有点儿不像话了。比如华侨如果想回国内投资，那就得经过他同意。他同意通常都要附着一点儿要求，比如说“我要入股”。如果没经他同意你回国投资，他甚至能够派暗杀者回来把你干掉。
历史过去了100多年，我们再去苛责古人意义不大。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来康有为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当然历史就是这样，很多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业的人往往都不是正常人，多少性格是有点儿问题的。
轴人康有为因轴得福
康有为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轴，不是一个轴人他也干不出那些事 儿。一个举人天天上书要求变法，最后还能够掀起那么大的一个波澜，就像我这种性格的人能办得到吗？办不到的。
但轴也救了他，比如说他从北京经天津到大沽口准备上船逃跑的 时，他本来要坐一条中国船走，可是中国船不巧要晚十几个小时。他就生气不坐这个船了，准备第二天坐英国的船！他的仆人就劝他说你就坐这船吧！这么多行李都扛来了，难道再扛回天津？但康有为就是不行！他就是这样，一个主意定了之后就非得照这干。逼着他的仆人把行李又扛回了天津住了一天，第二天坐了英国船才走。可是恰恰这一点救了 他，如果当时他坐了中国船，就会被清兵追上抓起来。所以，轴人有后福啊，这就是康有为的性格。
当然我们今天不去做翻案文章，到底他在私德上是不是有亏，是不是一个“坏人”就一定在历史当中作用比较小？我觉得历史不能简单地这样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康有为关于戊戌变法的很多说法不见得是真的。
可当时康有为的对立面慈禧老太后和清政府为什么不出来澄清呢？这就是历史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政者在他权力的这片疆土上可以控制舆论，从这点看好像他是强者。但其实恰恰相反，从一个相对中长期的历史去看，当政者恰恰在舆论制高点的争夺战上是弱势的。你说朝廷能怎么说？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发谕旨、布告天下。可是他说的没人信啊，本来你在政治上就已受到质疑，你的言论的公信力已经开始动摇，你说谁会信呢？所以这事搞得清廷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康有为在海外的大名，跟清政府对他的那种痛恨是有关的。康有为的策略非常高明，他给外国人讲的是这么个故事：中国分成两种势 力，第一种势力叫慈禧，这是恶魔；另外一种势力叫光绪，这个是神 仙，是光明伟大的力量。所以他给自己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释空间。第一解释了他的祖国为什么恨他；第二，他为今后东山再起预留了空 间，又给自己所有在海外的筹款以及其他政治活动获得了一种正当性。所以康有为反而是得利者，也就是说清政府越骂他，他越得利。因为康有为能把这个故事说圆了，而清政府缺乏把这个故事表达得特别好的能力。
当然，康有为最后的政治身价也开始没落。什么时候呢？就是到慈禧死了之后。1909年，清政府自己已经搞立宪改革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他反对的那个人成了他的同志，这样他的身价一下子就暴跌了。而这时候清政府的摄政王载沣又采取了特别聪明的策略。载沣吸取了慈禧太后的经验，他对康有为的政策就两条：第一条，不骂你；第二条，不理你。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对清政府抛媚眼了，成立各种协会预留总裁之位让载沣去当，载沣哪会睬他呢？这时候康有为就没招儿了，所以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双方在争夺话语控制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很短的时间内是谁有权力谁赢。但是在一个中长期的时间内，你会发现谁有权威、谁站在时代进步的一方谁赢。而站在更长的时间内，你会发现，时间迟早会把真相给到我们的公众。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了布莱希特的一句话：真理是谁的孩子？真理是时间的孩子，真理从来就不是权威的孩子。
八股的好处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从1898年6月11号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一直到9月21号慈禧太后突然还宫发动戊戌政变。请问这103天的戊戌变法到底变了什么？有什么雷厉风行不得了的成就吗？其实你细一想，好像没有啊！
其实就做了这么几件事：第一个是建立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进行教育改革，这个慈禧太后给保留下来了。第二件事是裁汰冗官，这件事我们搁下一集去讲，这也是闹了一个大乱子。第三件事是各地的经济改革。这些事儿大家要搞清楚啊，这可不是康有为或者光绪皇帝此时此刻发动的改革，当时上上下下、各地督抚都在干，康有为只不过是把别人正在干的事儿写到纸上而已啊。
在戊戌维新期间最重要的改革是康有为力主的“废八股”，这个改革受到了巨大的争议。100多年后我们再回去看这个改革，确实觉得当时有点儿过于草率。大家可能会说你罗胖子要替八股文翻案了？这个没 有，八股文肯定是个坏东西。这个东西摧残无数代中国有才之人士的智力。
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当时的秀才是不读儒家经典的。你别觉得他们天天在读四书五经，他们直接到书店里买几本“高考习题集”，背熟了就可以上考场写出一样的文章了，这就是中国人牛的地方。你如果考我们英语，我们搞个新东方，直接背题、背单词，考出来的成绩让美国人目瞪口呆。他们说这是作弊了吧？没有作弊，我们中国人一千多年就练出这个考试的本事。
不用说，八股、科举肯定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中国社会结构而言，它是一个已经沿用了一千多年并浸入到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一种制度，突然一下把它整个拿掉，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八股、科举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废八股、废科举在历史上有没 有？有过呀！什么时候？康熙早年的时候，当时以鳌拜为首四个顾命大臣说说搞什么八股？废掉，直接来策论。这个方法是好的，但是康熙亲政之后就把八股文给改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八股、科举有好处。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造成中国社会上下游的流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家都可以靠勤奋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让每个人都觉得有前途，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剩下一个好处很多人没讲，武汉大学陈文新的教授有一篇文章说：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为国家的官员选拔赋予了一种虚拟人格。什么叫虚拟人格呢？你考取也好、考不取也好，你既感谢不着谁，也赖不着 谁。要知道，整个社会人才是越来越多的，而朝廷能够提供的官位是有限的，那些没有得到岗位的人他就怨恨啊，可是如果你把它变成科举制度之后，你怨老鬼去啊？没有一个具体的人不要你。
宋代的皇帝看不上柳永，柳永只好“且去填词”，他这一辈子在妓院里混的时候心里都恨恨的。一个具体的人你不让他当官，就容易造成社会的一种对立情绪，可如果是一个虚拟的制度呢？那就不一样，所以这是科举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皇帝在科举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永远是只栽花不栽刺的，他干的事儿就是你考取进士了，我主持一个殿试给你们考取进士的人排排名次，他从来不黜落谁。所以在中国古代的科举文化里有一些很好玩的事儿，参加过殿试的进士，理论上都是天子门生。比如说晚清的张之洞和慈禧太后之间关系特别好，为什么？他们之间就有这么一层薄薄的情 分。张之洞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是慈禧太后主持的殿试，所以张之洞一辈子老跟老太后说，我是你取中的进士，我可是你的门生哦。
贸然废掉八股的后果
科举这种制度和中国社会结构结合严密，如果你贸然把它拿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中国在唐朝之后历次大的农民起义都跟这个有关 系。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这三个人都是什么人？要不就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要不就是被革职的底层干部。如果一个社会不让这种底层人员有出路的话，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你不要看今年大学生签约率不到30%好像只是一代人找不着工作，以后慢慢会好的。这个事情如果长期不解决，长久积淀，让一帮有文化的人看不到出路，这对社会而言是个炸药包啊，这个现象在今天也是值得重视的。
你别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推翻科举、八股这个努力没有成功，但1905年慈禧老太后自己开始把这事儿干了。什么结果？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所有那些原来背四书五经的、考八股文的举人没出路了。清政府说：我给你们一条出路，你们去留学。留学回来之后拿文凭来，我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官位给你。
留学去哪啊？去日本呐！多简单，菜又好吃，路又近，文字基本上还能看懂一点儿，又比较好学。所以那帮原来走科举没有出路的人，就一窝蜂去了日本。
很多历史学家分析近代所谓的留学其实分了两派：一派是留学欧美的，他们回来之后基本上都成了各科门的专才，回来当教授和科学家。
这帮人基本的政治态度都是相对保守，不愿意暴力革命。
另外一帮就是留日的。日本人当时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有点像今天的英国，给中国学生开办了大量的速成班。比如鲁迅在学医，你想现在学个医学要花多少年工夫去学啊？后来鲁迅没当医生大家都说他是因为有感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要操起笔来干革命。其实医生他干得了吗？你想想看，他在日本速成专科学校能学多少医术？
当时日本回来的这帮留学生基本都成为了革命家。慈禧老太后亲手废掉八股本来是寄希望于用这一招保住清政府，结果却培养了一帮自己的掘墓人和革命家，这是一个后果。
海外一个叫金观涛的学者，他有个观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说：中国近代的底层社会出现过一种动荡，甚至是一种腐坏。原来村里的几个有钱士绅，他们会通过考取秀才、举人和进士来实现他们的登天之 梯。但现在科举一撤，他们也没有那么开化去留洋，那怎么办？最后就变成土豪劣绅。所以这是为什么军阀混战时期和民国期间中国底层社会那么败坏。没有在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制度性调整的时候就把八股废掉，这是有问题的。
再回来说康有为这一辈子其实就见光绪皇帝一次，最后却被他弄得跟光绪皇帝多么惺惺相惜似的。其实就见了一次，时间还很短。他见了光绪皇帝之后，光绪就跟他聊当时的一些变革的事儿，他就提到了废八股。康有为问光绪皇帝说：八股、科举要不要废？皇帝说：应该废啊。他说：如果你要废我就建议你不要把这个改革方案下到什么礼部。皇帝你就自己直接下诏，一定要强行推行。
这说明什么？康有为是知道的呀，他这一套别说顽固派，改革派也都受不了。这些人都是实用派官僚，他怎么能容忍你直接撼动这个王朝的根基呢？
我们即使在历史上不吝于给维新变法非常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从出发的那一天，就是一次鲁莽的、一次草率的、一次不负责任的改革。
光绪只见了康有为一个小时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历史场景，1895年6月15号，《明定国是诏》颁布的四天之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件事儿可不得了，康有为这后半辈子就指着这一天活着了啊。拼命跟外面说，光绪皇帝多伟大，他对我多么好，多么信任我，而慈禧太后多么混蛋，来阻止改革。他这一辈子都在描述这个事儿。
但是说白了，他后面所有这些说法其实是有水分的。比如说时间上就有水分。他自己说光绪皇帝跟他谈了四个钟头，而后来历史学家一考证说怎么可能？皇帝接见大臣不可能用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康有为倒霉就倒霉在哪呢？那天其实接见了好几个人，大内档案里面都有记录的。他后面那个被皇帝接见的人是谁呢？也是当时的一个著名的维新派张元济。康有为更倒霉在哪呢？张元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每天的事儿就给记了下来。他说康有为其实不过被接见了一刻钟左右。当然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时间概念可能不太一样啊，可能在外面等皇上接见很着急，所以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觉得就一刻钟。历史学家基本上说大概也就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的见面，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瞬 间。打个比方，就相当于现代人见网友，要说刚开始在外面隔空靠QQ 聊着，哎呦！非常来电。康有为不断地呈《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二书》，光绪皇帝觉得这个人有想法啊，非常欣赏他。那就见见吧！就约网友见面。网友见面通常都是什么？见光死嘛，对方不是恐龙就是青蛙，对不对？说白了，那天光绪皇帝就见着了一个青蛙。
哈哈！说他是一个“青蛙”有很多道理，第一，康有为即使再能说会道，见了皇上多少有点儿紧张。你说我罗胖子能说吧，你真让我给政治局常委讲课也哆嗦，是人都有点儿这个缺陷。再加上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啊，那个时候可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小给我们做普通话训练，他讲的是一口广东官话。光绪皇帝北京人啊，所以你要想造成一种非常顺畅的交流是很困难的。
在当时的记录当中我们发现：康有为见光绪皇帝这一个小时他讲的内容，根本就没有跑出此前他上的那些奏折上的内容。光绪皇帝最关心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怎么兴利、怎么挣钱，怎么为朝廷的财政开源？康有为基本上拿不出靠谱的方案，他怎么可能拿得出来？你想想看，他又没有实际的经验，这方面的经验他能比张之洞这些人多吗？所以自然他就绕回来说那个不重要，关键在于维新。所以光绪皇帝实际上是不解渴的。
结果光绪皇帝给了他什么官呢？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仍然是个芝麻小官，康有为和他弟子觉得，怎么着也得来个军机大臣？至少把翁同龢赶走，我坐翁同龢那位置，然后我来主持变法。哪有那么容易哦？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是一套非常完善的格局，你想直接绕过那个官僚阶层直达天听，直达皇帝身边，那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了。要知道，光绪皇帝想见康有为可不是第一次，早就想见，看着康有为奏折写得好啊。但当时的恭亲王奕訢还没有死，他就挡住说，这不符合朝廷体制，你怎么能见这么小的官呢？要见让大臣们去见，然后向你汇报。
所以一直憋到了奕訢死掉，《明定国是诏》发布，戊戌变法开始，这两人才能会面。
皇帝和大臣的权力拔河
康有为指望皇帝直接提拔他，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件事情很难，即使做到了，他的位置也坐不稳。举个例子说，唐朝有一个皇帝叫唐中 宗，这个人是一糊涂蛋，天天被一帮小人包围。那些小人就经常给他递条子让他提拔这谁、那谁。皇帝也糊涂，就提拔啊。直接给中书门下省发条子。可即使皇帝是个糊涂蛋都知道廉耻啊，在批这种条子的时候，他都不敢把这种信封正着封，要斜封。还不敢用朱墨，要用黑墨。所以当时称这种官叫“斜封黑墨官”。唐中宗一死，就有人提议把一千多个斜封官罢官。于是一千多顶乌纱帽就落地了。
所以，即使有人在皇帝的权威下达到了那种绝顶高层，但他的政治权威仍然是不稳固的。这就是康有为当时面对的局面。那他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局面呢？有！康有为不是一般人啊，也是熟读经书的。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制度演化史当中，有这样一个机会：皇帝不断地会用自己身边的秘书班子，来替代外朝的宰相的权力。因为皇帝是孤家寡人，他一个人处于深宫之中，他对外朝的臣子是不放心的。江山是我的又不是你的，你上了台你没准贪污受贿，没准要挖空我的江山，没准还想替换我，于是皇帝对外朝的那些高官，一直是怀有警惧之心的。所以皇帝们都有一个用自己身边的人去替代外朝人的冲动。从中国古代政治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一直有这样一个趋势。
“尚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皇帝身边有一些服务人员，如尚衣、尚食，其实就是伺候着穿衣、吃饭。尚书就是伺候他看书的，其实就是皇帝秘书。比如官员名称中但凡带“中”这个字的，基本上原来都是皇帝身边的人，如侍中。
到明代时就更明显了，朱元璋说设什么宰相？拿掉，以后不设宰 相，谁敢奏请复设宰相就直接杀掉！他设置了一个内阁，找几个品级很低的五六品的官到内阁来给皇帝帮帮忙，其实就是皇帝自己的秘书班 子。外朝是没有宰相的，官员们直接听命于皇帝。一直到明朝灭亡的时候，内阁大学士还是五品官，当然变质了，大学士都是由各部的尚书来兼任，但大学士的本官仍然是五品。
到清代又来了一轮，雍正皇帝觉得内阁渐渐的也是外朝官了，也不好用了。所以他组建了一个军机处，在三大殿的后头搞了一小房子，找几个亲近人到身边商量办事，商量妥了让外朝官去执行。这就是军机处的来源。
南海先生画大饼
中国的古代政治史这个发展的轨迹康有为其实是知道的。他一直就想干这么一件事：我能不能在皇帝的身边搞这么一个小班子呢？皇帝不是要改革嘛，我就在皇帝身边当个小官，我可以通过接近皇帝获得权力啊。
戊戌变法100多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叫开制度局，一个叫开懋勤殿。本质上就是要绕过当时的军机处体制和官僚阶层，在光绪皇帝身边搞一个顾问班子为他做制度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那个空位搁在那来坐。康有为自己当不了正根的宰相，当不了正根的军机大臣，他就想当这个秘书班子的头。
可是康有为把账又算错了，历史上能干这种事儿的皇帝那是一般的皇帝吗？能是光绪皇帝这种弱势的皇帝吗？你看都是什么人？都是朱元璋啊、雍正这种大权在握，乾纲独断的皇帝，光绪是万万做不到的。
所以对于康有为来说，他这样一个念头，虽然在理论上成立，但实际上办不到。办不到怎么办？他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就是不断地给皇帝画大饼，描述伟大的前程。再说到6月15号光绪皇帝见他的那一个小时里，他就跟光绪皇帝：说欧洲那帮人变法，花300年国家富强。日本人变法30年而天下富强。咱们俩变法，3年大清就富强了，从此国事蒸蒸日上，富可凌驾于万国。
你说这话康有为自个儿信吗？我觉得他自个儿都不信。但是怎么办呢？他是一个小臣，没有办法去绕过那么庞大的官僚体制，他又有那么强大的权力欲望，只好给皇帝上这种眼药，让皇帝去相信只要用了自 己，国家就会兴旺发达，一切顺利。这就是戊戌变法悲剧的真正根源。虽然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但他的注意力却不在维新变法上，而是在怎么样获得改革维新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上。权力落到这种人手上，舆论的控制权落到这种人手上，这样的变法还能够成功吗？
其实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经常会相信一针顶破天。因为我们是一个拥有漫长、悠久历史的民族，一些历史故事在民间酝酿之后，往往最后都会归咎于一些非常简单的原因，比如孔明借东风，曹操83万兵马就没了。现在网上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叫“什么事儿怎么破”？中国民间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简单的破法。
精英知识分子虽然不来迷信这一套，但基本上也差不多啊。比如“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何有利于我国？”孟子说：“仁义而已。”所以，你看孟老夫子这个人，口才又好， 周游列国，讲了半天就是说：“你别扯什么兴利？什么富国？答案就是仁义，有仁义什么都有。”
到晚清的时候，国家已经被欧洲列强打成那个样子，有个儒学大家倭仁他还提出个方案：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就是说只要我们有忠信礼义，国势蒸蒸日上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儒家式的简单思维和康有为这种简单的改革方略，其实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试图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想做到药到病就除、一针顶破天。但是，真正有脑子的人会信吗？
小说家冯唐，外号“冯金线”，他说他发明了一种识别骗子的方法。如果一个人他告诉你一套方法，你不用努力马上就能发财，这人肯定是骗子。如果有一个人说，你想知道前生后世吗？你想知道世界的真理 吗？这个人就是要骗你的思想，骗你的灵魂。对！我想这个道理可能千秋万代之后都适用，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方法可以立即让我们众生得救，一个国家马上用他的方法，什么问题都会解决，一切都风平浪静、风和日丽，这个人不是糊涂蛋，就一定是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