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3年10月11日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
死磕自个儿，愉悦大家，这里是咱们的《罗辑思维》。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我跟吴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始他写企业史《大败局》，然后是中国经济史，一段一段地往前写，先是《激荡三十年》，然后《跌荡一百年》，最后是《浩荡两千年》。我们所有朋友跟他开玩笑，你这在下面写这个“荡”，拿“荡”再组词，后面都没什么好词了啊。当我们大家正等着他再捧出一本什么荡多少年的时候，他突然就捧出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前不久遇到吴老师，我就请教啊，我说这么枯燥的专门史，又是这么古代的，有多少人看啊？你为什么要写呢？吴老师告诉我，他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他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济史，你就没有办法现在的中国经济。这话听着吧，有道理；但是，牵强。你想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那多简单的经济结构？现在多大的经济体量，多么复杂的博弈环境，多么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以及多么复杂的产业结构，这东西你非说有联系也行，但是借鉴意义不大。
但是呢，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我就仔细拜读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我的认知发生了大翻转。这本书至少给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微观，一个宏观。微观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那个计划经济残留的国营企业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死蛇翻身，现在越活越健康，那真叫是“垂死病中惊坐起”啊，返老还童了，为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宏观问题，当中国经济体量变得这么大的时候，在GDP这个单一指标上要赶超美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你总不能说中国崛起之后，就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美国或英国吧？它总会有自己文明的特质吧？那请问，这个特质是什么？这可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全世界都关心，你到底往哪儿走？你将来的变形方向到底是什么？就像关汉卿写的那首小曲里讲的，那个整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颗铜豌豆，从历史带来，又一定会带到未来的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呢？
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经济，我们从这本书当中得到了一些阶段性的解答。中国经济现在好可怕啊，西方人也觉得看不懂，因为越长越大。就像今年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103岁，死前写的一本书，得出来的结论让我也大惊失色。他说中国经济三大特征，第一伟大，第二非计划，第三是意外的，说白了就是看不懂，他说这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第二个美国人萨默斯，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这么一个人，今年好险当了美联储主席。他说，如果300年后看21世纪最初这十几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要被颠倒过来的。第三流事件是什么？冷战结束，现在觉得很热闹，到300年后一点都不重要，不就是两个国家竞争，然后有一个趋势吗？第二流事件是什么呢？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这也只是二流事件，真正的一流事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所以你看，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看来，中国崛起，经济总量突然的膨胀，是一个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那怎么办？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来了，我们自己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和深处，我们自己去看，什么东西导致了有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是什么呢？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那么那粒铜豌豆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还摆脱不掉的那个内核呢？吴晓波老师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大一统。中国其实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那你说分裂为什么不可能是好的呢？历史上有证明，分裂的时候，任何好的、良善的统治者，可能有善治的开始，但是结果一定是结出一个恶果，对吧？最典型的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他当时在华东一代，江苏、上海，苏松府嘛，是张士诚的治下，那治得很好的，他老人家轻徭薄赋、礼贤下士，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当你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权，你被朱元璋打败了，你的老百姓最后还是受苦嘛。
你看，有明一代，苏宋二府的赋税是非常之重的，那带有惩罚的意义。甚至张士诚的铁杆部下被朱元璋贬为贱籍，就是很多工作你们不能干，你们只能干最下贱的事，什么掏粪桶这些事，你们去干，这个现象一直到清代才解除。你看，在分裂的地方政权下，是没有绝对的安生日子的。老百姓知道，真想过安生日子怎么办？全国统一，天下太平，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至于为什么中国要大一统，你回头再想？我们先以这个为逻辑起点。
好了，如果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都是要解决大一统，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建立了哪些制度呢？吴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制度。第一项，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制度，郡县制嘛。第二项，全民思想的控制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第三，精英的控制制度，这个在隋唐年间通过科举制解决了。好了，最后一项制度，也就是宏观经济制度，这个问题遍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其实都没有从根子上解决，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叙述框架。
讲完这个叙述框架，我们回到公元前，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管仲。管仲大家都知道，辅佐齐国的公子，后来的齐桓公登上了齐国的宝座。齐桓公其实这个人也谈不上什么雄才大略，这个人就一个好处，特别信任管仲，只要我吃饱喝好，剩下的都不管，你来管，给你钱、给你权，你来操持这个国家。
这管仲啊，我越读他的事迹，我觉得他可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因为他的那一整套的经济的控制管理方法，那你不在哈佛大学经济学习、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读个几年的博士，你都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水准，我一直怀疑这件事。你看啊，管仲的所有的智力，按吴老师的总结，基本上就是八个字，叫“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听着有点熟悉吧？对，我下面说的，你就对照中国的经济，你就琢磨一下，有多少神似和形似的地方。
放活微观很好理解，老百姓做生意，到处发财、做买卖。管仲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发动全天下的商旅，都鼓励你们到齐国来做生意，那真叫投资环境极好，你只要拉一车货来，吃住在我这儿免费；如果你拉三车货呢，你的马草料、饲料我供了；如果你拉五车货，那是贵宾，那是港台商人到内地发展投资，给你派小厮，给你派丫鬟，供你驱使，投资环境就这么好。投资环境最好的是在齐国的临淄，管仲一口气开了七家妓院，每家妓院有女市一百人。所以一直到后来，妓女界的祖师爷你知道是谁吗？就像木匠供鲁班一样，妓女供的就是管仲，号称祖师爷，也不知道管仲教了他们什么技术，总而言之祖师爷。投资环境很重要，经商环境。
第二，管仲这个人特别重视用价格杠杆来调整市场。比方说他就跟国君讲，他说你征税别傻不愣登的征，比如说你国库里已经征了很多布了，你就不能再对布征税，你对什么呢？对麻征税，对布的原料进行征税。一征这个麻的税，这个麻的价格就涨。你想，原材料一涨，制成品的价格就涨，那这边麻的价格涨个五倍，没准儿布的价格能涨个十倍，这个时候你再把国库里的那批已经征上来的布在全国一甩卖，你挣钱了，所以征税得这么征。你看，多么聪明的市场经济的价格杠杆。
当然管仲的事迹非常之多，总而言之，刚才我们描述的事迹都会告诉你，管仲是个什么人，是一个自由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师，对吧？可是你以为管仲只有这一面吗？NO，还有四个字呢，放活微观之后，还有管制宏观呢。怎么管制？就是还是收税的事，税制。有一天齐桓公就跟他聊，说咱们得收税啊，不收税怎么俩哪有好日子过，对吧？咱们得收税，咱们收人头税、收物业税、收遗产税，包括家里养个猪、养个羊，咱都给他征税，好不好？
管仲说不行，说你这么征税，管仲就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叫使人不怒，就是你征税，你不能让老百姓有感觉，征得人嗷嗷叫有什么用呢？在以前的《罗辑思维》的节目里我们就讲过，对吧？西方人不也讲吗？征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就是征税的技巧。管仲说你不能这么征，那怎么征呢？管仲提出了一套办法，这个办法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管仲？就是因为这个办法是管仲发明的，叫“官山海而已矣”。什么叫“官山海”？就是把山和海变成官家所有的就可以了，说白了，盐铁专卖。在农耕社会那会儿，盐和铁这是农家自然经济里面不能生产的东西，它一定得通过市场经济去购买，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看住，国家的赋税就不可能缺，对吧？
管仲就算了一笔账，他说你说啊，像我们大国，好像有多少多少人，比如说一千万人，但是我们真正能征人头税的，不过就一百万人。你就一个月征他三十钱，不才三千万钱吗？可是我看，只要在盐价上稍微动点手脚，我一个月可以征到六千万钱，老百姓还没感觉，你何必征他那三十文钱呢，对吧？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的，然后下乡的各种贪官污吏还要中饱私囊，你何必呢？你要这大头。
铁也很重要，老百姓的农具，包括妇女做针线用的针，管仲说，你看，就这一口针，我就征它一钱，一个钱，三十口针就是三十钱，这就抵上一个人人头税，你何必去征那个人头税？你就在针上做文章就可以了。更何况，我们齐国靠着大海，主海为盐嘛，只要是买我们齐国盐的，等于都是给我们齐国交了税，当然干这个事了。
所以你看，在管仲的很多他留下的事迹当中，你会觉得是一个奢侈、自由派、开放派。对，可是管仲有他残酷、严厉，绝不妥协、退让的地方，那就是关于这个官山海。管仲发布的政令当中可有一条，任何地方只要发现有铁矿的矿苗，这个地方就立即圈起来，归官家所有。老百姓你要开采，对不起，先问你，左脚先伸进来的，还是右脚先伸进来的？伸左脚砍左脚，伸右脚砍右脚，严刑峻法就用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底线。
所以你看在管仲的整套这种治理结构当中，有非常微妙和当前经济很吻合的地方，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抓大放小。不知道你听到这儿会不会会心一笑，当然，你说拿个几千年的事和今天比有多少现实意义？没有。我们今天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讲管仲的这套做法，是因为他天才的发明了一个先例，这个发明太天才了，一个税收制度上的先例。要知道，税收制度分两类，一类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税收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我交税，我要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对吧？所以有两句话，第一，无代表不纳税；第二，无议会同意，没有政府拨款。
所以在西方现代国家运行当中，税收一定要单摆浮搁，放在明面上。在美国买东西，商品的价格是商品的价格，我交的税前你是单算单付的，OK？可是在管仲这里，他有九个字的心法，叫“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我偷偷地收，让你没感觉。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国营企业，盐铁专营，就是这一套。那么这一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政府直接冲到市场当中，扮演市场当中的一个与民争利的角色。那什么是国营企业呢？就是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什么是政府呢？就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那么民间资本，所谓自由市场的力量的博弈环境就变得特别的凶险，这是中国几千年经济架构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管仲这套做法，它并不是从那个时候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在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之后，这套做法基本上就被搁置了，为什么？因为春秋战国当时的国际博弈形势变得特别的残酷，因为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国际之间的暴力冲撞变得特别厉害。这个时候管用的就不是管仲这一套和风细雨的做法了，而变成了商鞅那一套，更没有人伦底线，更反人类的法家的那套做法，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一架暴力机器，所以打造一个虎狼之秦嘛。所以管仲这套做法实际上是断绝了几百年。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它呢？想起来《喜羊羊》里面灰太狼那句台词吗？我会回来的。对，管仲这套做法会回来的。
有人说为什么烟瘾和毒瘾几乎是戒不掉的？要知道，那不是生理问题，不是对于海洛因和尼古丁的生理依赖，那个东西很好戒除，以现在的戒毒技术，两周就摆脱生理毒上瘾，真正难戒的是什么？心理。因为这个人只要他吸过毒，他就知道那好爽啊，那抽完了之后要什么有什么啊。所以即使他在生理上摆脱了毒瘾，此后但凡他再看见那东西，他就知道，这时候来一口就好了，特别好，所以这些瘾终身无法脱瘾。
对呀，管仲这一套所谓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给当时齐国带来的那种繁荣，它就是一口好处啊，这一口好处历朝历代都不会忘。所以你看，管仲这套做法的复活，是要到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统治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也就是西汉之后，它的整个轮回就又开始出现了。西汉初年，那真叫是穷啊，据说皇帝出门，天子六骏嘛，那六匹马的颜色都配不起，平常的官员出门经常要坐牛车的，因为长期战乱，打得十室九空。所以怎么办？就像三十多年前中国人熟悉的那个词，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字——放。当年我们是联产承包家庭责任制，西汉那个就是放，黄老之术，文景之治，轻徭薄赋，原来不是说十税一吗？三十税一，而且有十二年，就是连续十二年不征田赋。
更重要的是，在《史记》里面记载，叫开关梁，就是路上不设关卡征税了；弛山泽之禁，就是不再有那一套所谓官山海，没有盐铁专营了，你们老百姓随便采盐、随便贩铁。好了，于是《史记》里面就记载，汉兴七十余年，非水旱灾荒，老百姓是家给人足，京师里太仓里面的粮食陈陈相因，致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那个府库里面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国家就富成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学中学历史的时候，大家都告诉我们，文景之治好啊，那是一代善治啊。没错，可是历史书没告诉你的反面。文景之治也有害处，什么害处？七国之乱。你想，当民间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中央反而就变得比较弱了，这就叫若干强枝，这种局面一出现，地方挑战中央的苗头就会出现。所以七国之乱来自于吴王刘濞的挑战，刘濞是什么？吴王嘛，他在东南沿海那一带，既能自己铸钱，因为他有矿；又靠着海，他能煮盐，所以他就非常富有，他就有向中央发起挑战的能力。
当然七国之乱很快被剿平，但是这个问题算是摆在桌面上了，就是原来这么放，对中央的集权，对于全国的统一，原来是不利的。所以汉武帝第一件事，推恩令嘛，就是诸侯自己生孩子，要把土地都均分给大家，越分越小，最后你们不就没有实力挑战中央了吗？所以这是当时政治当中的天字第一号问题，如何解除地方割据。你不要以为汉武帝这个说法，这个想法是多虑啊，真的就是这样。往后再传几百年，盛唐时代，唐玄宗的开元时代，那是多么的富有，天下的经济活力是多么的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啊。对啊，可是呢，紧接着随着中央在全国财政当中的重心位置的下降，若干强枝的局面再度出现，于是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次安史之乱，把整个大唐帝国击垮。所以汉武帝当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那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字，收啊，把权力和财权、财富全部收到中央来。这个时候他就任用了一个人，叫桑弘羊，主管天下财政。要知道汉武帝这个人刻薄寡恩，那也是一代英主，就这性格。他前面十年用了六任大农令，主管财政的官员，两个被他宰了，四个被他废了，唯独这个桑弘羊执政四十年，得君专宠，哥儿俩关系好。
用的什么办法呢？第一招，金融管制，从此铸钱这个事，私人、地方政府就别沾手了，这得中央来。所以那个时候铸的五铢钱，一直用到六七百年后，到唐代之后才被废掉，那个钱特别好，现在在文物市场上也很值钱。第二，平准和均输，说白了，就是建立国营的商业机构，饲料的土特产你都得卖给我，统购统销，要买也得从我这儿买；而平准呢，指的就是价格管制，国营企业，就是百货商店、供销社，我们三十多年前都知道那套体系。
更重要的就是管仲那套方法的复活，盐铁专营。当然了，汉武帝与时俱进，又加了一条——酒，酒也得专营。要知道，专营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整套发展，管仲的时候盐铁，汉武帝的时候加了个酒，到唐代加了个茶；到宋代，把醋、矾、香料、象牙这些外贸用品，都全部给它专营掉，因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烟瘾、毒瘾这事，尝一口知道好，那这个瘾是戒不了的，所以层层加码。
汉武帝就干了这些事，当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木字旁加一个仙鹤的“鹤”的半边，什么意思呢？仙鹤不是脖子长吗？指的就是这种栏杆，这种独木桥似的东西，两边石头，中间架一横木。老百姓、商旅经过这儿收税，所以榷实际上就是一种管制手段。今天我们经常说商榷商榷，什么意思？老百姓，老太太挎一篮子鸡蛋到关卡这儿，跟士兵商量，你看我这一篮鸡蛋到城里卖，我交几个鸡蛋？这大家得商量，所以这就叫商榷，后来就延伸为探讨一切问题，都叫商榷。所以，当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
这套办法实行之后怎么办呢？那当然好了，中央就富了，卫青、霍去病打匈奴那就有钱了。但是结果呢？结果就是天下疲弊，盗贼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不干了，造反。所以盗贼它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地方挑战中央，就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汉武帝临死的时候也好伤心啊，下了一个叫轮台罪己诏，对不起大伙儿，这事错了，认错。认错之后，然后汉武帝死了之后再放开。
所以从汉初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历史走过了一个大循环。你看这其中的规律，穷怎么办？搞活经济，得放；放了之后，民间拥有了财富，地方开始酝酿一种可能，挑战中央，一统的趋势面临瓦解，那怎么办？收。一收之后，国民经济的活力整个降低，然后国富但是民贫，国进但是民退，结果就是天下再度陷入不安定，那怎么办？再放。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个经济学家讲，说这几十年宏观经济就是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其实你放眼到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在西汉的初年到汉武帝死的时候，给我们完整地又演绎了一遍。
所以你看，中国政权只要维持大一统，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前提不变，那么历史的河流永远在河床当中左冲又突，但它跑不出这个河床。这个河床的左岸是什么？是发展是硬道理；右岸是什么？稳定压倒一切。吴晓波老师这本书里，用小平同志这两句话把这河床的两岸都给你标定出来了，就在这当中走，因为这个矛盾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的、逻辑性的矛盾。
所以你看，西汉初年这个故事在后代的历史上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演。唐代也是，开始放，然后地方挑战中央，安史之乱，到刘晏改革的时候收。宋代也是这样，刚开始放，民间活力很好，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一收收得最后也是北宋整个崩溃，当然也不止这么简单的原因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皇帝老子一看，算了，反正王安石变法也把我们搞伤了心了，看来在现有的体制内搞全面配套体制叫做这一套是行不通的。你看，王安石变法当时条件多好啊，工商经济很发达，王安石非常得到皇帝的器重，王安石自己的才能又非常好。这样的人搞变法都搞不成，后来皇帝说，算了，所以明清两代怎么办？对外变成铁桶江山，北边造长城，那边片板不得入海，干脆海禁，我把国家封闭起来算了。对内呢？就是把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这方面做得最绝的就是朱元璋，朱元璋说，这个老百姓最好不是动物就好了，最好就是植物，就把你栽在那儿，你最好不会动就好了。所以他就发明了一套制度，叫路引，就是只要你出门，你得让当地地方官给你打一个介绍信，你要没这介绍信，你出门连饭都吃不上，当地饭馆都不敢卖饭给你。用这套办法，把所有的老百姓全部像植物一样栽种在他们的土地上，这套办法几乎一直持续到明清。
其实民国时候也有这么一轮，民国不能算一朝代了，算一个历史阶段，民国38年，比隋朝多一年，它也分两段，1927年之前，就是国民党上台之前是一段，那个时候就是放，中央政府颜面尽失、权威尽失，收税也收不上来，连国债都发行不出去，当时的中央银行完全私有，99.9%的股份都是民间股本。当时，当然民间经济非常发达，就像汉初那个时候，汉初司马迁不是写了一个福布斯排行榜嘛？有二十一个大富豪，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前四个都是钢铁大王。
民国初年也是这样，很多富商，比如说荣家垄断了面粉业、棉布业；张謇纺织业做得非常好，刘鸿生火柴业，轮船卢作孚等等，各种大王涌现。然后什么陈光甫、张公权这些人在银行业，那也是声名卓著，所以民间资本非常活跃。可是1927年，罪恶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到了上海，1927年基本上全国表面上统一了，之后他也使了几招，再收，那放怎么行呢？这是国民党整个的意识形态也是偏向这边的，搞国有、搞专营。
就是这几招，银行收归国有，然后利用各种经济危机把私营企业搞到国家手里，我们一直在批判的官僚资本主义；然后把商人的自治组织，那也是蒋介石的恩人虞洽卿搞得上海总商会解散，成立官办的组织，到这儿来报道。再然后整顿什么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等等这些方法。蒋介石上台，从1927年到1935年，一顿三拳两脚把国家全部统治到自己手里。结果呢？当然，这里面有抗战的因素，结果就是继续国富民穷，最后老百姓只好抛弃这个政权。所以短短38年，又把这个逻辑演了一遍，中国老百姓这几千年这日子过的，反正就是离不开这个像迷魂阵、鬼打墙一般的内在的逻辑缺陷。
让我们回到一个场景，公元前81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六年了，他死于公元前87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桑弘羊，在朝堂之上就组织参加了一场辩论，就是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很多地方的儒生上来就挑战他，你这40多年搞得什么玩意儿？搞那套盐铁专营制度，搞得国穷民贫，有三大害处。第一，国营企业与民争利，民不聊生；第二，国营企业产品质量太差；第三，国营企业导致权贵横行。这三个好像我们听着比较耳熟，反正当时儒生就这样批判。
桑弘羊一句一句地对答如流，一条一条地反驳，但是最有力的是桑弘羊最后的发言。老头那时候也70多岁了，老头说，你们说我这套不好，那好，你们给出建设性的方案，有吗？我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不这么干，请问，战争的开支从何支出？第二，如果不这么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第三，如果不这么干，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避免？你们告诉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性的方案。儒生没戏了。
在吴晓波老师的这本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当中，把这一段提问称之为叫“桑弘羊之问”。如果桑弘羊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还得不到解答，那么中国经济不管总量有多大，有多么的现代化，其实都没有走出这一段历史的左冲右突也不得突围的河床。
正如吴老师所讲，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写历史，而是为了理解现在的中国。前面我们讲的中国历史当中这个死循环，这个闭环逻辑，在当代中国你以为不存在吗？不，我们也能找到它的影子。话说30多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放啊，当时的话叫放权让利、分灶吃饭，激发各地的活力，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说。经过了十几年，农村也吃饱饭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贫穷的帽子也摘掉了，国家开始蒸蒸日上了。到了1992年的时候，新问题就出现了，不是说中央遭到地方的挑战，而是这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
你看在1992年那一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500亿，中央只拿到1000亿，地方诸侯是2500亿。然后分配还特别不均匀，像共和国的长子，没有启动改革的，比如上海，一个上海一年要交120亿；而广东经济当时已经那么好了，只交10个亿。所以当时有一句戏言，说中央财政叫讨饭财政，每年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得到各个代表团去慰问，多交点，没钱嘛。按照当时财政部部长刘仲藜的回忆，说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已经到了不借钱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程度了。
那怎么办？只好收。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的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经济强人，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那就通过分税制的改革，把税务部门一劈两半，一半叫国税，一半叫地税，把相对好收的，资源丰厚的税源放到国税里，把一些不太好收的放到地税里。所以中央财政，你看这次改革1993年启动，到1994年年底的时候，一算帐，中央财政当年增长200%，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从22%上升到56%，所以解决了若干强枝的问题。
地方也没钱啊，所以从1994年之后，地方财政也发不出钱，很多乡村教师发不出工资，就是指的这一段。那怎么办呢？中央开了一个口子，土地财政，你们可以经营城市，可以卖地，可以搞房地产。所以现在我们的房价的飞涨，又是植根于此。所以你看，理解当代中国，你不理解几千年来的那个闭环逻辑，你就没法理解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国营企业是怎么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一切一切的前提都是，只要你想维持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安定的局面，那这个逻辑你就走不出去。
那你可能会说了，那干吗要统一？民国的时候不就有文人提出，联省自治啊，中华大地像美国那样各个省都自治，这多好？咱们别要中央集权呗。在不可见的未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们今天话题的范围。在可见的未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等待中国人民的，我老罗敢铁口直断，一定是一场灾难。中国历史上多次地方自治，它不是没有好事，有啊，比如说残唐五代的时候，唐代南方藩镇割据。是，南方地方经济发展很好啊，老百姓也有安居乐业。但紧接着，就是五代的残杀。
民国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地方联省自治，广西模范生省；阎锡山在山西搞得很好啊，但是怎么样？一个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向心力，它仍然会把这个局部的繁荣、富庶和安定，卷入到一个大乱流当中，这个真值得《罗辑思维》我们专辟一期来讲，为什么中华文明一定需要一个统一的局面。如果统一是前提的话，那换句话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那个闭环逻辑。
在这本书的最后，吴晓波老师提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结论，下面我讲的这段结论一字一句都很重要。他说，中国式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你听这段话，每个词都很重要，“在可见的未来”，太久了咱们说不清，少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个已经大政方针已定；但是底线和前提是“维持统一和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然后平衡点很重要，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之间找平衡点”。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词，“非西方式改革”。中国这头大象冲进了全世界体系的这个瓷器店，没有任何过去的框框条条能够框定它的未来，这就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局面。传统的风险我们今天仍然面对，现代化的机会我们也正在接纳，这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现实。
所以说关于中国的未来，有很多知识分子的说法，极左和极右我们都不去说它，因为那刚才说了，它只是配饰。但是对中国的前途，有两派主流的观点，一派是典型的，我老乡唐德刚先生，历史学家，他讲的，他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几千年来的体制大概分三种，第一种叫封建，第二种叫帝制，第三种叫做民制。第一种，从封建到帝制，转型用了三百年，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汉武帝死，汉昭帝这一段时间，三百年。第二段，从帝制到民制，也就是说白了，中国的全盘西化需要多少年呢？唐德刚老先生说，大概要200年，那就是从1840年到哪一年？2040年，我一算那年我也70多岁了。他说那个时候，这一段叫历史三峡，是剧烈的动荡期。好，到2040年前后，中国人如果运气好就冲过去了，从此变成自由、民主、富强、法制的国家，这是一派说法。
这派说法说白了，你刚才听，它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的气质，其实也没什么依据，凭什么上一次300年，这次一定200年，对吧？但是它背后的前提是，中国一定会变成跟现在世界主流国家一模一样的一个国家，至少基本的内核是一样的。这是一派。
另外一派，则是费正清老先生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美国学者当中研究中国应该说到现在成就最高的，他曾经在中国行走了十几年，对这个国家了解非常深。1948年的时候，他写的一本书，叫《美国与中国》，这本书里他讲了一句话，也是吴晓波老师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费正清说，中国可能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切历史事件可能流经的渠道，也许是一条比我们可以轻易想象的一条更窄的路。
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我们从历史当中带来的那些东西，一定还会带到未来。所以中国人面对的一定不是一条宽广的大门，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一条通向一个窄门的道路。吴晓波老师最后这句话说的，也许费正清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