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4年4月25日
《李鸿章政改笔记》雪珥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
欢迎各位，罗胖摆摊卖艺，感谢大伙儿捧场。今天我们干一件以权谋私的事，替我们安徽人的老前辈李鸿章说一段。你可能会说罗胖又要没底线没节操替汉奸卖国贼翻案吗？还真不是。李鸿章已经死了110多年了，期间替他喊冤叫屈翻案的文章和著作，那是车载斗量，根本轮不到我们今天干这么一件事。
李鸿章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其实脑袋顶上就已经有这么俩大帽子了，第一是汉奸，第二是误国权臣。当时有两个对联，就把这个说得很明白。第一幅呢，叫“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杨三是当年北京城一个著名的丑角演员，正好马关条约签署之后他死了，所以老百姓就编了这么一个对联，你看对得多好啊，工整，“杨三”对“李二”，李鸿章在家行二嘛；“已死”对“先生”，“无苏丑”对“是汉奸”。你看，这就是一顶汉奸帽子。
第二幅对联呢，叫“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地上荒”。这“宰相合肥”指的就是李鸿章，合肥人嘛，你们家倒是肥，老百姓瘦；“司农常熟”指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兼管户部的翁同龢，也是一位重臣，他老家是江苏常熟人，而且大司农，就是管钱的，这在中国古代官职体系里就叫司农。你们家有粮食吃，老百姓地里是荒的。所以一个对联把当时的两个秉国重臣全给骂了。
但是隔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来看这两幅对联，多少有点当时人那种自作聪明的文字游戏那个特色。真要把这两顶帽子给李鸿章安上是有点不公平的，客观地讲。
首先说这汉奸，李鸿章这两顶汉奸帽子都是别人塞他怀里的，因为他当汉奸嘛，无非就是俩证据。第一，马关条约他签的；第二，辛丑条约他签的，第一跟日本人卖国，第二跟八国联军卖国，对吧？
可是要知道，老头也没办法呀，原来打甲午战争的时候，他说不能打不能打。光绪皇帝说什么不能打？跟英法打，打不过还好说；这跟日本，蕞尔小国，小日本嘛，这有什么打不过的？打！结果打输了，李鸿章已经为自己这场败仗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拔去三眼花翎，革职。
但慈禧太后说，革职，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啊？跟外国人谈判，尤其是跟日本人谈判，还得你去，就你有这能耐。所以李鸿章不得不又揣着一个帽子，特命全权谈判大臣，跑到日本去签马关条约。在过程当中他还遇刺，以前节目我们讲过，满脸血刺呼啦，他周边的仆人还说，哎呀，老爷子给你擦擦吧；他说甭擦甭擦，就带着这一脸血去谈判现场最好。果然，后来日本人因为李鸿章遇刺而不得不在谈判条件上还少做让步。所以你说他是汉奸吗？
庚子年签辛丑条约，老头就更冤了。当年慈禧太后带着端王这帮王八蛋跟义和团在北京胡闹的时候，李鸿章在哪儿呢？在两广，在广州当两广总督，他根本跟这件事没关系。慈禧太后把这摊子给弄得一塌糊涂，然后带着光绪皇帝跑到西安了，路上给李鸿章打一个电报，得，你回来吧，把屎给我擦了，把烂摊子给我收拾了。老头八十了，哆哆嗦嗦从广东赶到北京，去在这个卖国条约上签字，然后签字之后两个月，忧愤而死。所以你说，能说他是汉奸吗？这公平吗？
当然误国嘛，就更谈不上了，要说误国，那是整个晚清的官僚和皇家那个系统。而李鸿章在这里面毕竟扮演的是引导这个国家往近代化方向走的，说他误国，这个更不公平。
当然你可能会说，那李鸿章受贿那事你怎么不提啊？因为现在你到网上一搜很多人都在说，李鸿章在1896年到俄国去受贿了，当时俄国人为了签中俄密约，给李鸿章300万卢布，好大一笔钱的。
但是这事咱们得说，历史学界其实是没有定论的，直到今天还有大量的争论。因为所谓李鸿章受贿，无非是俄国财政部有一份文件，说为了签这个条约，沙皇拨了一笔基金300万，然后存在华俄道胜银行，然后这个基金的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至于后来给没给李鸿章，这就有很多种说法了，有野史的，也有个人记录的。但是事件的关键当事人，也就是俄国当时的谈判代表维特伯爵，其实他后来讲没有给。所以这个事你说李鸿章拿没拿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说这件事至少是一个悬案。
你可能会说，你这不还是翻案吗？还真不是翻案，因为我接下来就得说说李鸿章的坏话。
李鸿章虽然在中国我们看来，在当时是高大上、高富帅，已经属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好几个代表。但是在国际场合里面，经常就把底裤给露出来了，经常留下各种笑料。比如美国现在还有一道菜，叫李鸿章杂碎，因为他吃鸡嘛，拿手，不用刀叉上去。美国人看着也没办法，只好学他用手，外交场合为了礼仪。后来就干脆把西餐和中餐兑一块，发明一道菜，叫李鸿章杂碎，据说现在纽约的餐馆还有做这道菜。
我给大家讲几个他在俄国出丑的事。1896年，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到俄国去签中俄密约，在彼得堡。他刚到彼得堡的时候，去的是财政部，跟财政部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去谈判。维特在那个财政部大厅就接待他，说老爷子，抽不抽口烟呢？他说好。
然后据维特伯爵后来记载，说李鸿章当时发出了一声类似于母牛的那种嚎叫，上烟哪，然后就来了几个中国人，然后就伺候他抽烟，有的擦火，有的碰烟斗等等，抽那个水烟袋嘛。老头什么都不动，就动嘴，别人碰着烟袋，就这样。你说维特伯爵一个沙皇贵族，他哪儿见过这个呀，这是什么人呢？觉得他很粗鲁。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俄国有一个罩着的小国家，是中东的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它的那个埃米尔，就是那个国王，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世继位的庆典。这个人听说李鸿章在，就去拜会他。李鸿章就特别无礼，坐在那儿就不动，也不出门迎接，然后一直等到人家进了屋了，他才站起来，象征性的走了两步。对方一看也不爽，然后就跟他说，我可不是冲你面子来的，我是冲大清国的皇帝和太后陛下的面子来的。
然后这俩人越谈就越不投机，后来就谈到理想和这个精神世界的问题，李鸿章说，我就信孔子，别的都不信；那个人说，我就信穆罕默德和真主，别的我也都不信。俩人就谈不下去了，谈不下去了就结束吧，李鸿章还送到屋外，维特伯爵在旁边看着，说这还行，还知道点儿外交礼仪，知道自己前面有点儿失礼了，还送到屋外，这叫前倨后恭。
结果你猜李鸿章玩了一个什么？等人已经上车了，那马车夫已经准备走了，“嘚儿驾”准备走了，李鸿章说停，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那个穆罕默德，是被我们中国人打败的，是我们放了的一个苦役犯，然后掉脸就走，弄得对方特别难堪愤怒，下不来台，但是已经要走了，人家也不跟他一般见识，就走了。这维特伯爵说哪有这么干的，在外交场合这也太失礼了吧。
今天我们看这个记载，你可能会说，这是不是俄国人黑我们李鸿章大人？我觉得还真不是，因为李鸿章就是这样。他一贯有一个主张，跟洋人打交道，要用痞子腔，就是犯点痞，犯点坏。他第二年，就是回国之后，从俄国回国之后，确实也干了这么一件事。
据记载，还不是别人说，他自个儿说的，法国驻北京的公使叫施阿兰，也是一个法国贵族的后裔，年轻人嘛，火气比较冲。所以恭亲王当时办交涉，跟这个法国公式打交道，就特别头疼。
结果李鸿章说，得，我来，我来跟他打交道。老爷子往那儿一坐，小孩儿啊，你几岁了？李鸿章后来记载，他说我知道，西方人最忌讳别人问他几岁了，我就这么说，拿大架子，倚老卖老。然后说，你不就是施阿兰吗？去年我在法国的时候，我跟你爷爷说过话，我们谈了好半天呢。然后据李鸿章自个儿说，这个施阿兰马上气焰就没了，就俯首帖耳而去。
这个我觉得李鸿章也在意淫，怎么可能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我跟你爷爷同辈的，大家觉得那我是孙子。那法国人讲这一套？你跟我爷爷聊过天怎么了，人家就气焰没了，这是李鸿章自己的幻想。但是你想也没办法，你作为一个弱国，你搞外交，有的时候你只能用点耍无赖、打痞子腔的方法，让别人至少接收到一个信号，说我不怕你，我给你胡来。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维特伯爵当时这个记载也是可信的。
后来还有一件事，因为李鸿章1896年到俄国是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当时俄国就搞一个庆典，在霍登广场，结果民众太多了，人踩踏，一下死了两千多人。李鸿章当时作为贵宾，是在观礼台上，一看，看完之后就跟旁边这个维特伯爵讲，说这事儿你会报告给你们皇上吗？维特说当然，这么大事，死了两千多人。
李鸿章说，傻呀，别说呀，然后还说呢，说我当年在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那儿发鼠疫，瘟疫，死了好几万人，我就不说。我为什么要给皇上他老人家增加这种负担呢？皇上吃不好睡不好，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就不要说。他们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没事，我给朝廷上奏折的时候，我都说好着呢。他把这种中国官场欺上瞒下的事当做先进经验，然后倚老卖老，跟人家维特伯爵，后生小子，你们不懂事，我传授给你。
维特伯爵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说这番谈话之后，我才觉得俄国还是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我说刚才这几个故事不是为了黑李鸿章，其实我想说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国是一艘原来孤独行进的文明的航船，突然在1840年之后遇到了西方这种现代文明，它是整个张皇失措的，你不能怪当时的人。
所以维特伯爵后来还有一句话，说李鸿章是一个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这个我承认。但是在我们欧洲的观点来看，他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什么文化；当然，在他们的国家，他是受过很高的教育，是很有文化的人。
你看，这段话很有内涵的。就是在你的文明系统当中，你再怎么牛，你跟现代化的文明一比，马上就土得掉渣了，你就显得没文化，没受过教育。这就是现代化端到中国人面前之后，我们这个民族遇到的最大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隔着一百多年，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李鸿章，说你卖国啊，不懂事啊。他死了之后两个月，梁启超不就写的那本著名的，虽然很短，不算一本书，一篇长文吧，叫《李鸿章传》，里面就讲的三句话，叫我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啥意思呢？就是李鸿章你很有才能，但是我很可惜你的见识不够；而且呢，我很为你这一生的遭遇情境、境遇感到悲哀。
这个话作为知识分子说，当然是可以说的。当然作为同时代的人说，就缺一份叫谅解。什么叫识不够呢？每一个人都是在具体的经验中，具体的传统中和具体的境遇当中，你作为外面的人你去观看，你悲也好、惜也好、敬也好，这都是旁观者。一旦你置身到他的那个环境，你遇到的全部是每一个时刻最具体的选择。而当时，他不像我们现在回去看李鸿章，你们改革啊，你们维新啊，我们现在当然好讲。
可是在当时谁都想富国强兵，可是眼巴前这一步，遇到最具体的一个决策，你怎么做？你不是说造舰造炮造工厂，推动市场经济，马上国家就繁荣的，具体的人有具体的难处。包括写《李鸿章传》的梁启超，后来民国了，他不也当过什么司法总长、财政总长，怎么样？文章写得好，干政治你干得一塌糊涂嘛，对吧？所以每一个具体情境里的人，都有他具体的难处。
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寓言，叫愚人船。说有这么一种船，船舱是密闭的，所有的驾驶的仪器、船台全部在这里头。而一个陌生人走到这个船舱之后，他根本一团漆黑，他只能慢慢摸。好不容易搞出了一点点亮光，知道这个船是怎么操控的，一点一点学。但是要知道，他仍然是在底下的船舱里，他根本看不到外面，也没有任何外面的信号。
而船上甲板上有一帮人说，哎呀，你往那边开，那边有礁石，不能往那边走。你喊，你喊破了嗓子，他在船舱里他听不见，他也很着急。突然撞到了什么，船剧烈地摇晃，他也很着急，他也似乎想听听外面怎么喊，但是外面喊的声音隔着那个厚厚的甲板，传不到船舱内。
所以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和李鸿章对话这种困境，李鸿章当时能做出的选择，只能基于他当时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去苛求古人，是夸李鸿章还是骂李鸿章，其实都毫无意义。
那我们今天还要做这期节目干吗呢？我们恰恰是想说，就在这样一种愚人船上，就在这样一种前景不分明，现状很纠结的情况下，李鸿章是怎么干的，而他的干法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启发的意义呢？
我们接着聊聊李鸿章，李鸿章的大名中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说到他的具体经历，可能就比较模糊了，所以我们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这一生叫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大概可以分成三段，1870年之前，他是读书、做官、带兵打仗，跟太平天国捻军死磕，这是一段。1870年的时候，他47岁，调到天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展开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实验，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
甲午战败之后，他被拔去三眼花翎，到北京投闲置散，当一任闲散的京官，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嘛，这时候既没权也没钱，也没威风。但是到风烛残年的时候，又回光返照了一把，慈禧把他派到广州，当了一任两广总督。时间不长，又调回北京，签完辛丑条约之后两个月去世。这就是他一生最简短的介绍。
晚清的时候，有三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曾国藩，一个就是这位——李鸿章。特别凑巧的是，这三个人都属羊，一个喜羊羊，一个懒羊羊，一个美羊羊。后来的革命党人就开始造谣，说羊，属羊命苦，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天民间还有。
但是确实你回头看，这三只属羊的确实命苦，三只羊拖着中华民族这么一个破车，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毫无方向感地往前赶，能不难吗？更何况，周边还那么多反对的声音。而且只要你具体干事，承担具体的责任，那反对的声音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
给大家举个例子，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当时已经混到了叫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但是说杀他的理由又不一样，有一派观点说，你汉奸嘛，要不你怎么畏战、避战，打败仗呢？肯定是日本天皇给了你钱。这是一套说法，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声音。
另外一派说法，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的名气不够大，他儿子名气够大，大诗人陈三立；他孙子名气就更大，大史学家陈寅恪。陈寅恪的爷爷陈宝箴当年就给朝廷上表，说这个李鸿章可杀我同意，但是我理由跟别人不一样。他明明知道打不过，他为啥不说呢？他说他也没大声说，应该死气白咧、就地打滚地说。他如果伏阙沥血直陈，他如果以生死去就力争，十七八可回圣听。
啥意思？就是你应该抱着光绪皇帝大腿摇啊，你听老臣的吧，不听我就死给你看，我就上吊，就抹脖子，就碰死在你面前，那没准儿光绪皇帝就听你的呢。这套理论。
你现在听着有道理，但是你不觉得这对当事人太苛刻了吗？李鸿章作为人家的臣子，他能怎么办？他告诉朝廷打不过，不能打。朝廷说，下决心了，非打不可；那好，就拼命去打。然后败了，我承担责任就好了呀，你站在一个局外人和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他横加指责，没有道理，不太公平。
当然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后来看历史的人，我们就不能用我们今天来讲的是非去判断当年人的是非对错，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讲李鸿章，我们就要回复到当时的一人一时的具体情景，更好的方法不是讲是非对错，而是讲当时的对比，我们把几个当年的大牛人跟李鸿章搁一块儿，我们来看看李鸿章给我们今天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对比一个人，左宗棠。左宗棠不得了，湖湘大才子，他自己说嘛，古时候有个诸葛亮，今天有个左宗棠，所以我是今亮。当然确实他功绩也很大了，早期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后来又带兵收复了新疆，战功卓著。
但是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他一生都生活在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和人情恩怨之中。比如说他西征的时候，他就老觉得跟曾国藩过不去，曾国藩虽然跟他有矛盾，但是对他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给他办理后勤尽心尽力，而且把自己手下的湘军大将刘松山派给他用，整个部队划给他，那对他真是没话说。但是左宗棠不管那一套，每天升帐之后，跟将领们三言两语就岔到骂曾国藩身上去了，破口大骂，搞得这些湘军将领面面相觑，也没办法，你打狗也得看个主人嘛，你当着这些原来曾国藩的下属骂曾大帅，搞得这些人耳朵都生茧。
后来西征结束，新疆也收复了，这北京的恭亲王一听，哎呀，这个左宗棠不得了啊，这是人才啊，天天看折子说到他，听人说到他，咱爷们儿把他弄北京来得了，入军机处天天给咱们说说故事，给咱们出出主意，诸葛亮嘛，一定得在朝廷嘛，这就把他弄到北京当军机大臣。
哎呀，这可叫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哥们儿一天坐到朝房里，就是吹嘘自己西征的战绩。有一次，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叫筹议海防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建设现代化海军的第一份大型规划案，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恭亲王拿出来，说咱议议吧。议议吧，拿来一看，这个海防很重要，陆防其实也很重要啊，想当年老夫在西征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说就是一整天。恭亲王也没办法啊，岁数又大，又是大功臣，又是我请来的，笑眯眯听着。
听一天可以，可是他老人家连续这么喊了十五天，半个月。恭亲王实在受不了了，把折子干脆收起来了，不议了，不议了，算你狠。恭亲王有一个小弟兄叫宝鋆，也是个军机大臣，当时就给左宗棠起了一个外号，他不是那个棠嘛，草字头吗，说一团茅草，说算了，咱爷们儿惹不起他，把他外派当封疆大吏去算了，所以左宗棠就出了军机处，去两江当总督。
到总督任上还是这样，甭管来一个什么客人，三言两语他老人家就有本事转到两件事，第一，西征，我多牛；第二，曾国藩有多坏，开始骂。从早一直骂到晚，一直到天色擦黑，左宗棠的仆人一看也不是事儿，直接喊，老爷送客，就走了。那客人事没办，第二天还得来，接着又骂一天。他的晚年基本就是这么度过的，所以他晚年一直致力于跟曾国藩死磕的伟大事业之中。
虽然在曾国藩死的时候他还送去一幅挽联，上联，表现得还很谦虚，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他这不是真心话，因为曾国藩死了之后，他一直在骂。包括朝廷给曾国藩上了一个谥号，叫“文正”，他一听说，什么？他叫文正，那我死了，我什么谥号啊？莫非我叫武邪不成？一生都在跟历史上的恩怨较劲。这也是个人生悲剧吧。
反过来我们再看李鸿章，李鸿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他虽然有敌人，也有恩怨，但他从来不沉在里面难以自拔。比如说，他其实跟曾国藩之间就有一段恩怨，原来他是在安徽一代办团练，但是办得很失败，六年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就入了曾国藩的幕府，跟湘军一块儿打仗，给曾国藩起草一些奏折，办一些文案上的事。
曾国藩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摆一桌菜，一直等所有的幕僚齐了再动筷子。这个李鸿章爱睡懒觉，所以经常不来，这曾国藩就一遍一遍地派人去催，这个双方可能——据野史记载——闹得有点不愉快。但这是小事，他俩真正的矛盾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曾国藩大营驻扎在安徽南部的祁门的时候，这个李鸿章说，祁门这个地方是个绝地，四周都是山，一旦被围，非常危险，不能驻在这个地方，曾国藩不听，这是一个矛盾。
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当时湘军有一个将领叫李元度，在安徽南部当一个道台。当时没有什么文官了，都是带兵打仗的。他就不听曾国藩的教诲，非要出兵跟长毛，就是当时太平天国作战，最后大败而归，把徽州给丢了。曾国藩气得要死，一定要上表弹劾他。
当时周边的湘军将领都劝曾国藩，说不能这么干，出生入死的老弟兄，哪能犯个错你就这么干。曾国藩不听，一定要弹劾。李鸿章不是负责给他写奏折的吗？李鸿章说我不写，曾国藩说你不写我写。李鸿章说，你写了我就不干了；不干你就不敢，滚。李鸿章就走了。
走了之后果然，你会发现李鸿章说得是对的，祁门真的不能待。所以后来曾国藩真的是出生入死，被湘军力救才突出重围，后来把总司令部设在安徽长江边上，一个叫东流镇的地方，才转危为安。
这个时候曾国藩也缓过劲来了，就给李鸿章写信，说这个去年走的时候你也没说不回来啊，我现在很多难处，而且我身体也不好，你就不能回来一下吗？
你看李鸿章接了这个信之后，二话不说，因为当时他老婆病着，老婆的病稍微见好，立即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所以后来才跟曾国藩形成了这种师徒父子的关系。曾国藩一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说办大事第一是找替手，他就找了李鸿章这么一个替手。这就是不往后看，向前看的一种人生观。
看李鸿章的很多事迹，这两本书里都讲，你会发现在他身上，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从来不沉浸在自己过去的恩怨之中。这是第一个对比。
第二个对比，那个人也是一个大牛人，张之洞。张之洞河北人，也是一个词臣，科举，文章写得非常之好，而且跟慈禧太后关系私交太好了。为啥呢？因为慈禧太后刚开始当太后，有权力来主管当年的科举，那一榜的时候，张之洞本来是二甲第一名。慈禧太后一看他的文章觉得写得好，其实慈禧太后认字不多，不知道她为什么就觉得好，就亲手把张之洞从二甲第一名点到了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所以老太后和张之洞之间，实际上是有一点叫门生关系，这是很隐秘的亲密关系，是其他朝臣根本赶不上的。
张之洞比李鸿章小十岁，但这个人就是属于狂生。比如说他第一次到山西当巡抚，外方当地方官，他当时就写了一个对联，说我经营八表去也。经营八表，八表就是指神州大地，这一般只有帝王能用这样的称号，张之洞就这么说。
张之洞有一个堂兄，叫张之万，有一次上朝的时候戴了两块挂表。有人说你怎么戴了两块表啊？张之万说，哎呀，我这还不如我那个堂弟呢，人家是戴八块表。所以这就是张之洞当年的形象，特别狂。
后来他当了湖广总督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封疆大吏，但是他一生行事都是这样的特征，叫什么？大言不惭。他虽然没有左宗棠那个毛病，老往后看，他往前看的时候，经常是给自己设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至于能不能办得到，不管。所以当时晚清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三图，岑春煊是图官，经常弹劾别人，让人官做不成。袁世凯是图名，因为他杀义和团的时候下手特别狠。而这个张之洞呢，叫图钱，花钱如流水。
但张之洞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贪污，特别清廉。他当两广总督的人上，他府衙的后头还开了一片菜园子，自己种田。甚至很多人当时弹劾他，说他花钱无数，肯定是靡费贪污。朝廷就派很多人去查，包括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去查这张之洞，后来发现清廉得很。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还记得《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就讲过一句话，说这个其实清官有时候比贪官还可恨。贪官嘛，无非就是贪点钱，但他毕竟要找各种机会让钱生出来他贪一点。清官不一样，清官就仗着自个儿我不贪钱，所以带有强大的道德正确感，胡作非为。
其实刘鄂说谁呢？就是说这张之洞。张之洞确实，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办洋务，说洋务好啊，这个东西时尚啊，办洋务吧，然后就办了一个汉阳铁厂。这个故事有机会以后我们讲给大家听，汉阳铁厂是规划不清楚，路径不清楚，技术不成熟，市场不知道的情况下，仓促上马。上马之后亏得是一塌糊涂，最后底儿掉。最后把汉阳铁厂救回来的还是李鸿章的一个小兄弟，这个故事以后我们给大家讲。
总而言之，张之洞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旦看到未来有什么好的前景，贪婪无度，设一个巨大的目标让自己够不着。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未来永远是怀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恐惧。当然咱们不能赖他，因为在当时的风涛险恶的官场里，你也不得不如此。比如说戊戌变法的时候，张之洞的表现就很让人齿冷，作为局外人，很让人齿冷。
他一方面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投机机会，因为光绪皇帝上台，新皇帝，你跟太后关系好，你跟皇上关系好不行，那是冷灶，这是热灶，你得赶紧烧。所以他干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把自己的一个门生叫杨锐派到北京，想尽办法送到了军机处四小章京。大家知道戊戌六君子被杀的其中有一个人叫杨锐，四京卿之一，这个人就是张之洞的人，他要派过去，就是搞改革，这里面有我的人。
第二，改革我得支持，但怎么支持，他其实知道康有为这帮人有点不靠谱，所以他采取一种绕弯策略。首先呢，你们不是要办什么会吗，印什么报纸，我捐钱，但是入会这事别写我名，我不入会。你看，他永远在骑墙首鼠两端。
包括后来，他发现百日维新变法已经有点感觉到味儿不对了，于是赶紧写了一本书，叫《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但是你回到这本书背后的，就是它诞生时候那个动机就有点，就是我刚才用的那个词，令人齿冷。他那个《劝学篇》总的意思是什么？维新是好的，但是目的是为了维护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就讲了这么个东西。就是说白了，万一戊戌变法搞失败了，我看在这里，我起的作用那是中流砥柱的作用。包括光绪皇帝一看这个《劝学篇》，写得好啊，印行全国。后来据说在晚清的时候，光这一本书印行了二百万册，这是个天量数字，现在哪个出版社一本书出二百万册，高兴疯了。
这就是张之洞，包括后来他还有一些事，在庚子事变的时候，他那种首鼠两端，包括当时有一个早期的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得自立军，其实这帮人很多都是张之洞自己培养的。他也知道这帮人要造反，他就是不杀，也不抓，就搁在那儿。因为没准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北京让八国联军给弄死了，他手里有一股势力，没准儿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就是他张之洞。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有一点投机心理的，等他一旦得知说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已经跑到西安，知道政局稳定了，立即把自立军唐才常这帮人围捕，然后全部杀掉。所以这个人出手也比较狠。
当然我刚才讲的这几个事，历史学界也有一些争论，我们不提。但是确实张之洞这个人，当他面对未来，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眼光很超拔的人，是看到未来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当他面对未来的时候，他是有两种心态。第一种贪婪，第二种恐惧。
可是我们再对比回来李鸿章这个人，李鸿章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规划，也从来不提什么伟大的设想。他搞洋务运动跟张之洞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巨大的动静，但是他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从来也不说我这伟大计划受到挫折之后，我受伤，我一颗玻璃心碎一地，从来没有。只要他想干的事，他就是有机会就拱一截，有机会就往前走一步，他是这个特征。
最重要的，最著名的就是他修铁路。1875年的时候，他其实就跟朝廷提过修铁路的事，那时候已经很早。朝廷当时恭亲王当政，恭亲王说修铁路其实我也觉得挺好，恭亲王还有一个重要的助手，当时的常务副总理叫文祥，文祥是旗人当中晚清最好的一个官员，文祥叫什么？目笑而存之，他说这想法挺好，但是还是算了吧。
恭亲王也说，他说你这想法挺好，但是谁来主持呢？谁主持这玩意儿不挨骂呀？而且太后都不敢支持你这事，你就算了吧。李鸿章说算了就算了，这计划就歇了。
1880年的时候，五年后，他又给提出来了。但是他不是自己提，他叫他一个手下，一个淮军的将领，叫刘铭传，刘大麻子。刘大麻子原来是一个土匪，后来淮军整编的时候，被李鸿章收到旗下，刘铭传后来是第一任台湾巡抚，也是一个晚清的名人。他跟刘铭传说，说你反正没文化，粗人一个，你来提。刘大麻子说我来，就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说修铁路。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东西，说这样吧，反正这玩意儿也不能统一意见，就发下去给所有封疆大吏，说你们说能不能修。这里面就好多千奇百怪的声音，包括一些后来的著名的洋务派都反对。那基本上弄下来之后，慈禧太后看意见不能统一，说那就算了，就“着毋庸议”，说这事就算了。
但是李鸿章通过这件事就闻到了一点政治风向，老太后不是反对，老太后让大家商量，说白了老太后是站在我这头，试验大伙儿的反应。那好，那我就偷偷摸摸上马。当时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不是直隶总督吗？唐山有煤矿，他说我修一条唐胥铁路，我运煤。有人说不能修铁路，反对派、顽固派都说不能修铁路，这个震动陵寝，然后抢夺旗人的土地，让老百姓家里祖坟风水都不好了，不能修。
李鸿章说，那你们怕什么呢？说那个火车呜呜呜那样叫我们怕。李鸿章说，不要火车头不就完了吗？我们就铺两条铁轨，让驴拉，这总行吧？这样就没什么意见了。所以1881年的时候，修了一条叫唐胥铁路，唐山到胥各庄，修了这么一段，不长，这也是人类铁路史上一个奇景。当时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主持修建的，最开始还弄了一个火车头，他是用一堆废旧材料拼出一个火车头，叫中国火箭号，李鸿章还到了那个上面主持了一下那个开工典礼。
后来说不用，不用，行，用驴拉。后来因为其他的事件，李鸿章又拼命公关，用驴拉，其实虽然很荒谬，但是也就几个月，很快就又装上火车头，又接受了。包括李鸿章跑到宫里跟老太后说，说法国人要孝敬您，在宫里给您修条铁路。慈禧太后说这个东西可以试试，法国人没要钱，在故宫里面修了条铁路，也是没有火车头，找太监拉着，一共也没多长。
其实慈禧太后，后来史学家分析，这个动作就是做给封疆大吏看的，说你们反对，我也不说我就支持修铁路，但是我让宫里修铁路。老太后的态度不是很明显吗？地方封疆大吏的心思都是七巧玲珑心，都明白了，所以铁路的阻力瞬间就变得很小。
到了1884年的时候，当时清廷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上的分水岭，叫甲申易枢，就是恭亲王下台，醇亲王上位。这醇亲王原来也是一个小愤青，反对一切西方事物。但上台之后当家，他就知道柴米油盐不容易，然后就跟李鸿章搞到一起去了。李鸿章一看中央换人了，又跑去给醇亲王左讲右讲修铁路这好这好，那好那好。醇亲王就开始很有兴趣，就支持他。
然后逐渐地，包括这个修铁路，这个规划案改了好多次，有时候李鸿章说我们修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又说从北京修到关外，最后张之洞又出来捣乱，说咱们应该修北京到汉口，变了好多次。你会发现李鸿章在这里面，他都是随时变方案，从来没有激进的口号，但是突然发现哪儿好象松动了一点，他就往前拱一点，叫日拱一卒，就是这样的方法，推动中国的进步。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对比这两个人，一个人沉浸在历史里，一个人对未来充满了贪婪和恐惧，而唯独李鸿章，这个人既不跟历史叫板，也不跟未来较劲，他就活在当下，这就是李鸿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
刚才我们说到，让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得自由，有两个牢笼。一个是过去的历史，以及对它的贪恋；一个是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它的贪婪。其实还有一个牢笼，那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空间里的人际关系，对你的自由意志的绑定。
在这儿我们也做过对比，就是翁同龢和李鸿章。翁同龢这个人在晚清的政治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为啥？因为清代皇室一直有一个传统，非常尊重帝师。只要你给皇帝当过老师，那什么事都高看一眼，犯了错也是网开一面。翁同龢家是帝师世家，他爹翁心存就是帝师；而他自己不仅是个状元，而且是光绪、同治两任皇帝的帝师，所以那你看那个位置，皇上家的教书先生，那牛坏了。
但是翁同龢这个人一生是被各种各样的官场关系纠缠着，比如说他跟李鸿章关系死活不好，你如果追本溯源，怎么回事呢？就是当年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事，就是翁同龢的哥哥叫翁同书，当时任安徽巡抚，犯了一个很大的事，具体什么事咱们在这儿不说了。最后曾国藩就参劾他，但这稿子谁写的呢？李鸿章写的。就因为这么一件事，翁同龢恨了李鸿章一辈子。
当然他恨他不主要是这个原因，还有就是他是清流党，清流党就是靠写字的、骂人为生的一帮公知。而李鸿章是干事的，他觉得我们是这一派的，所以我就跟你不对付。而且清流党里面也分派，比如说分南派和北派，当时翁同龢属于南派的，因为他是江苏人；北派的是以河北人李鸿藻，以他为首。
当时李鸿章特别好的一个清流的人，后来当了李鸿章的女婿，就是那个张佩纶。张佩纶当了李鸿章的女婿，生下来的那个女儿，孙女就是著名的张爱玲。张佩纶也是北方人，所以跟李鸿藻关系好，结果翁同龢看着又不爽，在清流里面我们俩也不是一派的。所以他跟李鸿章之间那个对头关系，真的是持续了一生。
那为啥呢？其实也不为啥，对吧？李鸿章政坛的行迹跟他之间也没有什么交集，双方也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他就是被这些人际关系绑定。那他一旦绑定之后，他就会做出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比如说他当户部尚书，管着钱袋子，所有北洋舰队要的任何，买枪买弹药、换船，不批；甚至有一度两年间，连一颗子弹钱都没有给到北洋。李鸿章也没办法，他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钱都是朝廷批下来的。到后来战败之后，大家说责任，翁同龢还说这个话，说那你要是缺弹药，你跟我说嘛。李鸿章说，我说了呀，天天打报告。那你要是真缺，你就要反复说嘛。不讲理嘛，对吧？所以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之后气得要死，当面就跟翁同龢说，说你们这帮人，小钱不愿花，爱花大钱。其实哪是不愿花钱呢，他就是要作弄你嘛。
翁同龢甚至跟自己的一个小党羽，也是他的一个小门生讲，说这个打仗，李鸿章搞这个北洋舰队搞了几十年了，让他到战场上试试，打败了咱们就有理由收拾他。这叫什么话？这是一个正色立朝的大臣，为国家人民考虑的大臣该说的话吗？这不行，他就是一个官场巧宦。
翁同龢最后为什么被撵回家？现在很多历史学解释其实都是错的，说这是因为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是帝党；那个慈禧老太后顽固派，看不惯他，把他搞掉。其实根本就不是，是因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当中前前后后的表现，让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包括恭亲王这些人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恭亲王临死的时候，光绪皇帝到他家看他，光绪皇帝跟他说，说那个家伙不能用，是个坏蛋。所以恭亲王前脚一死，过了没几天，宫里就下令说你走人吧，开缺回籍，回家，因为你毕竟是帝师，我们朝廷对帝师也有优待的传统，也不折腾你了，你就回家吧。所以这件事在历史学上一直是被错误地解释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翁同龢死的时候，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替他请恤典，就是总得拨点银子给治个丧吧，赏点什么，因为老大臣死了嘛，又是帝师，对吧？光绪皇帝带头反对，那时候他已经被囚禁瀛台了，其实也没什么权利，然后在朝堂上说我不干，然后就历数他甲午前后的罪责。慈禧垂帘听政，在后头也不吱声，那意思我同意。所以到最后，翁同龢其实是晚清重臣当中，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犯罪，但是没有恤典的人。所以你看，这就是被他一生的那个官场的那个思维给绑架。
翁同龢有一个发小，也是晚清的一个重臣，大学士，叫潘祖荫，好像苏州人，他俩为什么是发小呢？我也闹不清楚。这潘祖荫就讲，他说我们俩年轻的时候，都是总角之交，都是发小，我们都是贵公子。他对我都好用巧妙，说这个人迟早今后会败在好用巧妙之上。
那我们既然是对比，那李鸿章好不好用巧妙呢？当然好嘛，一个老官僚、老滑头，他能不好用巧妙吗？但是李鸿章有一条，他用巧妙，他不是为人，他是为事。比如我要干这个事，我要造铁路，我要造北洋舰队，我要去谈判一个什么具体成果，他是为这些事好用巧妙。不是说他不为自己考虑，是他考虑的基础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
给大家举个例子，18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距离庚子大乱，就是义和团闹北京那会儿也没几年了，然后光绪皇帝刚刚百日新政失败，慈禧太后把他撵了，去，一边儿去，我来吧，又出来垂帘听政。然后慈禧就有一次问这个李鸿章，说有人可弹劾你，说你是康有为那一党的。李鸿章说是啊，我就是他们那一党的，如果说搞新政就是康党，那我就是康党。因为他跟太后关系很好嘛，所以他也不在乎承认这玩意儿。慈禧太后反正就不爽，不爽然后就作弄他。
1898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一边这边在闹，然后一边黄河决口，就是夏秋季节，在山东段的黄河决口，淹了几十个县，民间疾苦。慈禧太后这时候，机会来了，老头，你去吧，去治黄河去。
你想，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李鸿章已经75岁了，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不太能走了，他1796年的时候到美国，下了火车还有过这么一段戏呢，当时那火车站的人就是不抬他。但是李鸿章实际上到哪儿都必须有人抬着，最后是没办法，是接站的官员最后找了几个外面的小哥们儿才把他抬出去，车站里面的人就是不帮忙。
李鸿章就是走路不行，毕竟是75岁的老人嘛。那老太后说去，你去勘河去，就是勘探黄河，看怎么治理。据这本书，这本书记载了李鸿章很多有趣的奏折，李鸿章上了一个折子，说我老了，岁数大了，真是不行，而且精力什么都不够。但是这个折子写得很有意思，非常短，就几句话，前面引了圣旨，下面就几句话，意思就是我最好别去，你别让我去。那什么意思？就是我表示态度，你让我去我就去。后来果然，清廷就驳回，你去，就是折腾他，甚至惩罚他。
75岁的老人家，秋末从北京出发，一直到三月份才回到北京，整个一个冬天，行走了两千多里，而且带着一帮外国顾问，是真的按照现代科学方法去勘探黄河，提出了一整套治理黄河的科学方法。当然后来也不采用了，那是后话。
但是你看，李鸿章这个人就这样，就是我不跟你扯什么闹义气啊，这不能去，怎么跟你争啊，生谁的气啊，他就是，你让我去，我说最好别让我去；你非得让我去，那我就去。而且我去，我不管我多大岁数，我踏踏实实地把这件事干成。这就是李鸿章这一生最狠的地方，你看，他不被任何所谓的周边关系的巧妙而绑定，他所有注意力都在事上。
好了，我们把李鸿章的事基本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生出各种各样的妄念，通常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么一条，过去、未来、同时间的人际关系。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办公室的人，在公司里打工的人，他心里就不爽，觉得工资也少，也没有前途。你会发现，他很多想法其实都是妄念。
如果说非要进大组织，考公务员，跟过去的组织较劲，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左宗棠的教训，因为你活在过去。如果你天天想着，我要创业，我要有一个什么想法，我去拿风险投资，对不起，你也许犯了张之洞的毛病。
有一句话嘛，当时晚清的时候也是一个对联，说“李鸿章张目而卧，张之洞闭目而奔”。什么意思？就是李鸿章办事他躺在那儿眼睛都是睁着的，明白人；张之洞呢，跑的时候闭目而奔，就是完全没有目标感。对呀，咱也不能贸然创业。
但有的人说，那我就在这儿就地搞办公室政治，各种巧妙，好用巧妙，往上奔行不行？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李鸿章的故事告诉你，也许这三条路都错了。
那你说，那不就没有路了吗？不就是绝路吗？错。前不久，我就参加了一个会议，全部是一些传统媒体做新媒体的一些，就是新建的那些部门的那些小编们，新总编们的一个会议。大家就跟我聊，说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传统媒体转新媒体，这也不怎么好弄啊，跟罗辑思维想学习吧，觉得好像你们也没有什么可复制性。
我说对呀，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给大家讲一个心法，叫临行喝妈一口奶，不是临行喝妈一碗水。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想未来怎么样，你就利用你现在的资源，做一件在现在这个岗位上最漂亮的事。
但是你的所有注意力不是张主任满意不满意啊，王总高兴不高兴啊，今天的KPI考核怎么样啊，这都是组织内的人际关系指标，不要想。也不要想我原来的本事能不能未来用啊，也不要想，因为情况变了嘛，新媒体、旧媒体时代完全是一个大变样。更不要想，我是不是不在这儿干，我搞个什么创业项目。实际上最好的方案是学习李鸿章，叫什么？看住当下，就从这一点出发，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我自己做事有一个心法，原来给人打工的时候，我老跟别人讲，我说其实所有的事都是做给现在老板用的，但同时都是做给下一个老板看的。
你听明白这个话了吗？就是我现在做任何事，即使为现在的公司、单位做贡献，但与此同时，是打造我的个人品牌，让下一个老板自然看到。也许是老板，也许是风险投资人，他们会找上门来，来利用我这个本事。
其实李鸿章就是这么办的，而且李鸿章后来在国际上的那些声名浩荡，完全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事作风。1896年，实际上中国战败，那个中国已经是面子丢到地了，然后李鸿章，就是刚才我们讲去俄国签密约那一回，其实他那次是一次环球航行，他在全球受到的那种礼遇，那种高规格的接待，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国王那个标准来接待，尤其在德国。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人家觉得中国可能会买他们的军火。
但其实李鸿章最潇洒的是在美国，美国人民，哎呀，东方的李鸿章。因为李鸿章长得也好，一米八的大个儿，仙风道骨，山羊胡留着，特别有东方老者那个派。美国人把李鸿章捧到天上去了，一个战败国的这么一个老头来了。
当时好几个事，比如说当时的很多广告都是用李鸿章，一个麦乳精的广告，说李鸿章特爱吃我们这个麦乳精，吃了之后牙口倍儿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么一个广告。
还有一个当时纽约的新闻报专门登了李鸿章的照片，说李鸿章从来不会错过我们的周日的新闻报，这是当时的广告。甚至当时有一些卖东方瓷器的，都公开打广告，我是李鸿章的副官等等，都是拿老头说事。
那你说这为啥？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你想，为啥呢？因为李鸿章办一件事办出了名，就是他的注意力在事上，所以所有的全球的西方人都知道，李鸿章是中国办洋务最棒的人，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看得最远，站得最高的一个人。这个品牌竖起来了，那说白了，整个市场都认你。
所以在一个市场极其动荡的时代，我们是在一个组织内为现在的老板打工，还是利用现在老板的资源为整个市场制造一个高地，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们呢？这其实是比贸然用一个妄想的计划出去创业更高明，也比枯守在原组织内，希望得到现有组织认可更高明的做法。
今年时代周刊二月份的封面文章，叫正念革命，The Mindful Revolution。什么意思？正念，Mindful，Mindful这个词英文，大概就是全神贯注，整个意识是满的，这个意思。实际上这是西方企业家正在兴起，而且热到疯狂的那个程度，是一种企业家减压的心法。
当然你在那套系统里，心理学系统里，它是一种减压、禅修、玄想，那套东西。但实际上它的方法就是告诉你，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你不要想前面，也不要想后头，你就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他们的很多修习的方法非常简单，一颗葡萄干，我们都吃过葡萄干，其实葡萄干什么味道，我们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没有认认真真吃过一颗葡萄干。
好，你先坐那儿打坐，静默，然后闭上眼睛，拿上一颗葡萄干放在嘴里，用牙齿轻轻地挑破它的表皮，一点一点感受它的滋味。如果你这么吃葡萄干，或者吃任何东西，真的，你会发现你原来其实从来没有吃过这颗葡萄干。这都是Mindful，正念的力量。
其实正念我们也不用讲更多，其实就是“念”字，你用汉语，你看，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念怎么写？上面一个今，下面一个心，什么叫正念？就是把心放在现在，今天，此刻。
为什么这一套心法在这个时代愈加重要？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变化的惊涛骇浪之中，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和一百多年前李鸿章所处的那个时代其实差不多，都是愚人船，我们在船舱里都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也没有人隔着船舱告诉我们应该往哪里走，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趟着脚往前试，往前走。
就像去年，2013年9月，诺基亚卖给微软，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他们的老总就讲了一句很让人心疼的话。他说我们其实也没犯什么错，但是不知道怎么就输了。
对，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过去的经验没用了，对未来的预测基本都是瞎扯。基于原来人际关系获得的所有的那种巧妙，几乎也都失效了。那怎么办？今天我们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案，学习李鸿章，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当下，不管过去，不管未来，不管周边，做当下最该做的事。
最后引用胡适先生写的一首诗，叫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大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过河的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