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4年8月28日
菁城子
《新卖桔者言》张五常
《生活中的经济学》[美]加里-贝克尔 吉蒂-贝克尔
《免费：商业的未来》[美]克里斯-安德森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我们的话题从一个我们当代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事物开始，它就是灯塔。我们今天大洋上航行的轮船已经完全用不着灯塔了，因为GPS、卫星导航定位这些设施，高精尖的已经出现了。
可是要知道，在人类的早期大航海当中，灯塔可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船长，你想一想，你怎么来确保前面没有暗礁呢？你怎么能确保自己没有偏离航线呢？所以你只能看岸上的一些标志物，比如说教堂的尖顶、某种特征的建筑，甚至是岸上的一朵树丛，你只能这么去判断，对吧？所以一来二去，人们就想，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些标志物，它挺立在岸边，甚至夜里也可以起到作用，于是就发明了灯塔。所以灯塔是大航海时代人类重要的航海基础设施。
那为啥今天我们要说它？因为灯塔这个物件引发了经济学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始作俑者，刚开始挑起它的，是一个英国的经济学家，名字叫庇古，名字不能念错，不能念成屁股。他是一个生在19世纪，主要学术成就是建立在20世纪的这么一个英国的经济学家，是剑桥学派扛大顶的人。
这个庇古一生创造了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他的论证的起点有的时候就从灯塔开始的。他说人类的经济生活好像就是一买一卖，用整个市场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东西靠市场的自由交易是没法解决的，比如说这个灯塔。
因为灯塔的使用并不要双方密切的身体接触，我作为一个船长，我在大海上远远地瞄一眼，这就算用了。可是请问，我咋找你收费呢？你离我还有十几海里，我怎么去追上去找你收费？这是一条。
第二条，有的船长缺德，他明明看了灯塔，等你找他收费的时候，他说我没看，我生就没看，我闭着眼睛过去的。你怎么办？你又没有充足的证据让他把银子给掏出来。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就需要一次调整，那谁来调整呢？出来一个彪形大汉，名字叫政府。政府说，放开那个姑娘，我来。不是你们没有办法收费，我有办法，我可以收税啊。把税收上来，然后我来建立灯塔，大家免费使用，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后来从这个思路出发，辟谷他老人家就推出了一整套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思路，甚至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的词汇，就叫庇古税，就拿他来命名的。
啥叫庇古税呢？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很多交易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个叫溢出的效应，外部性。比如说一个污染的工厂，他做生意好像只是一买一卖的关系，但是你往空气当中排放的那些污染物，公众利益受损，这就叫交易的外部性。
那怎么解决呢？彪形大汉又出来了，政府说交税，交税，给银子，我把你对社会公众福利的破坏，对公众效益的减损，我用税收的方法收回来，然后再还补到社会当中。这种税，在历史上就称之为叫庇古税。
好吧，这听起来好枯燥，但是听着又是那么的有道理。但是在20世纪，他的冤家对头出现了，又来了一个经济学家，这个经济学家跟庇古一样，都是英国人，但是他后来主要生活在美国，是一位老寿星，活了103岁的科斯，科斯去年9月份才去世。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经济学当中的灯塔问题》，就专门跟这个庇古老先生抬杠。这里面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庇古他原来学的不是经济学，他是学历史出身的，后来受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感召，才改行学了经济学。
而这个科斯呢？偏偏是一个专门学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可是科斯研究灯塔问题的思路，反而更像一个历史学家。所以科斯一生的学术主张是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就是很多东西你们经济学家是在黑板上推导的，是想当然的。我们能不能回到真实的历史当中，看原始史料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灯塔。
这科斯，一个经济学家干历史学家的活，考证来考证去，大家就傻眼了。原来，在英国早期的历史上，灯塔居然大部分都是私人建造的。你庇古老先生刚才不是说私人没法建造，因为这个钱收不回来吗？那在历史的真实情况当中，它是怎样的呢？这就让我们把时间切换回去。
其实在17世纪之前，英国沿岸是几乎没有灯塔的，大家摸着黑往前走。后来大家发现这样不行啊，我们的海运事业这么发达，总得有灯塔。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名字叫领港公会。最早其实领港公会也是海员的一个集体组织，比如说有海员死了，他的老婆，他的遗孀，他的孩子由谁来抚养呢？有海员受伤，怎么给建立一个医院，给他做医疗呢？所以大家出点钱搞了这么一个工会。
但是后来政府一看，这活你们别干，我来，彪形大汉又出来，所以这个领港公会就成了英国当时的政府办的海事机构，来主管海洋的一些事务，其中就包括建灯塔。
那建了吗？建了。建了多少呢？建了一个，然后后来就不干了。这个事你说可以理解吧，尤其是中国人，是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都知道，政府有时候干事情效率是比较低的，这确实也是这样，所以后来才用市场经济来补足嘛。
到了1614年左右，很多船员、船主，包括码头上面的一些工作人员，300多人就向政府请愿，说你们多建灯塔吧，要不然我们繁荣的海洋贸易就没法持续啊。领港公会就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什么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船员的福利优先，总而言之就是不建。
那这帮请愿的人一看，你这个说得也是事实，那怎么办呢？我们出钱来建行不行？所以又不跟领港公会请愿了，跑去跟当时的英国国王请愿，说我们自己能不能出钱，来把这个灯塔给建了？英国国王一看，反正你们自己出钱呗，要不你们就自己干。
所以在17世纪的初年开始，很多英国的那些大船主，就开始自己凑份子，去建这个灯塔。你看，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那谁出钱呢？那肯定是大船主出钱。你想啊，那个大船主，装的货又多，吃水又比较深，对吧？触礁的风险又比较大，一旦触礁之后，损失又比较惨重，所以当然他们出钱。那很多小船主呢，就愿意搭顺风车，那好，你不出钱就不出钱，大船主把钱掏了。
那怎么收费呢？也很简单，只要你入港，那我就算你是用过灯塔了，我就收你一次费。那你说，那还有搭便车的，没关系嘛，你如果非要好意思腆着脸就是看着灯塔，我就不进港，我就在外洋漂着，也行，你真要这么想占便宜，这便宜就让你占吧。
所以就这样把钱给收了，而且收了之后，也给领港公会，就是政府那个海事机构，也给它分一部分，这就算我们特许经营权的一个租金，剩下的作为资本收益，大船主们把钱给分了。这就是当时灯塔建设从投资到收益的一个整体的逻辑。
那么他们的建设灯塔的成绩怎么样呢？从1610年到1675年，这些私人的灯塔建了十个，在英国的沿岸。而政府的灯塔呢？一个都没有建。
时光荏苒，几百年就这么过去了，一直到了19世纪的30年代，就是英国人当强盗，打到我们中国人门口之前那会儿，英国的下议院的议员先生们突然明白过味儿来了，说这个事怎么行啊？这明明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可是你们这帮奸商居然拿来盈利，而且挣那么多银子，不行，我们得收归国有。所以1830年代之后，英国的私人灯塔就基本绝迹了。
故事就讲到这儿，但是它留下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老先生的解释，他说这盘生意不挣钱，所以政府挺身而出，作为一个彪形大汉，英雄救美，是政府把市场干不了的事给干了。
可是科斯先生提出来的另外一个版本不是这样，是这个东西它完全就是一盘生意，而且可以挣很多钱的，是你政府不让他们挣这笔钱，这盘生意才结束的。那请问，哪个版本更能说服人呢？
说到这儿，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林林总总的现象当中，我们往往在直觉上判断，有些事务必须政府来干，私人部门，也就是市场经济，它干不好，也不会干，所以政府这个时候必须挺身而出。那请问，真的结论就是这样吗？
好，那让我们再回到灯塔这个案例。那请问，政府建灯塔有哪些坏处？我们可以给三个答案。第一，政府干事嘛，相对来说效率比较低，这个大家都好理解，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从30多年改革开放过来的人，特别能够看清楚其中的利弊。
第二点，就是政府用抽税的方法来建公共基础设施，有的时候它带来一些不公平的含义。比如说就拿建灯塔来说，对吧？要知道政府抽税，是在国境内普遍去收的。那如果我是一个住在内陆的公民，这是不是对我就不公平啊？税我交了，可是灯塔带来的好处，我是毛也没沾着啊？那凭啥呢？
就像中国的现在很多城市的政府抽税，然后建公路。可是很多没钱买车的人他心里就会不爽啊，路都是替那些开车的人修的，我又没有车，我凭什么要交这部分税呢？所以他多少会带来一些这样的社会争议。
那么第三个回答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大家琢磨琢磨，私营部门有没有可能去建立免费的灯塔呢？跟政府一样，看起来都是免费的，有没有可能？答案是可能，关键是你给私营部门赋予的经营范围有多大。如果你不仅让他经营灯塔，而且可以经营整个码头的话，那私营部门、企业，用市场行为，真的就可以建免费的灯塔。
大家可想而知，如果你是一个商人，把整个码头都包给你，那你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哪儿啊？它就是船舶在码头停泊，什么修船、上下货、提供船员的娱乐、卖点东西给他们，可能会成为你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这个时候，你在码头的周围去建了一些灯塔，让这个码头变得更便于停泊，吸引远方的船只来到这儿，这不是你的利益所在吗？所以你建几个免费的灯塔，又有什么问题呢？
这就是很多人对于商业的实质很少了解的结果，你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个趣闻。我曾经就问过一个邮轮公司，我说如果我是一个大土豪，这个邮轮我全包了，所有的船舱的票我全买，我就一个人坐着一艘邮轮在公海上玩耍，可以不可以？
那个邮轮公司的人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价格得上浮。我说为啥？你不是一间舱、一张床，就那个票价，我全买了还不行吗？说不行。为啥？因为邮轮公司的收入一共分三块。第一块是船票，第二块是邮轮靠岸之后，岸上的一些旅游项目，再卖票给你，这又是一笔收入。另外在船上还有一些酒、餐，还有一些手表，一些免税的商品，这也是一笔收入。
这三笔收入基本上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买的票当然可以，可是你一个人上船，剩下两个收入邮轮公司都没有了，所以他肯定不能按照那个价格卖给你船票，他的整体收入会受损。
从这个道理你再琢磨琢磨，当一盘生意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实际上企业已经有着内在的动因，在调整他不同的这个收费区段之间的收费策略。所以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在私营企业的生意当中，其实也是可以出现的。
而且说实话，随着人类经济变得越来越发达，整个企业经营的思路越来越宽广，人类各个经济领域之间的连接越来越丰富，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多。举个例子，比如说广告。广告可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发明，仅仅靠广告，可以把很多原来没法收费的事情，把它变成一盘大生意。
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原来学的广播电视。广播刚开始，1920年刚开始，很多政府官员，包括私营企业主拿它是没有办法的，说这玩意儿你只要无线信号往外一放，他只要自己做一个小收音机，他就可以在家接收，这玩意儿怎么收费啊？所以当时的政府就非常头疼。
那解决方案现成的，从税收当中补贴广播电台呗。你看，这又回到刚才讲的庇古老先生的那套方法，政府出来，英雄救美。但是事实怎么样呢？随着广播的渐渐的发展，出现了广告，于是私营部门去办广播，就变成一盘很大很大的生意。它不仅不是有经营的难题，而且成为人类重要的一个产业分支。所以你看，广告就转移了这个价值链上的价值。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说经营厕所挣钱吗？经营厕所，肯定是很难挣钱的。因为厕所在一个城市的分布是那么的分散，而每一个上厕所，它的价格的刚性又很强，甚至有很强的外部性。一个人都快拉裤裆里了，你好意思不让人上厕所吗？人家如果没带零钱，你说你怎么办？所以给经营厕所的企业是带来很大的难题。所以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厕所一定是政府来干。
但是在德国，就有这么一家奇葩的企业，叫瓦尔公司。这瓦尔公司就跟政府说，你敢做，我就敢接，你把厕所包给我，而且我承诺免费。要知道，当时德国政府的很多公务员是算过一笔账的，如果把厕所包给私营企业，就算是你每个上厕所的人收0.5欧元，一年光在柏林这一个城市，这家企业就要赔100万欧元。
但是这个瓦尔公司就敢吹这个牛啊，说我敢接，而且承诺免费。好，那你去干，我看你怎么干。怎么干？用广告的方法干呗。人家瓦尔公司把柏林的很多厕所的外墙变成了广告墙，什么香奈尔，什么苹果，什么诺基亚，这些高大上的公司都在这儿做广告，样子还很好看。
而且瓦尔公司算是把厕所是吃干榨尽，因为德国人在厕所，上厕所的时候有阅读的习惯，他们干脆把那个厕所的手纸都印上了广告，这个都能卖出钱来。当然我估计，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是不会在厕所做广告的，那个引发的联想不大好。
但总而言之，瓦尔公司一年在德国的五个重要城市，居然靠这种广告收入，每年可以盈利3000万欧元。所以你看，价值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了，私营部门正常的，它就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建设公共基础设施，而且是免费开放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办法。这个事就这么成立了。
那除了广告之外呢？你放心，商人有的是办法，一边去建立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一边还把钱挣了，因为挣钱人家是专业嘛。比如说，把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冠名权给拍卖了；再比如说，把一些像灯塔这样的设施改造成旅游景点。比如说在今天山东的日照、福建的鼓浪屿，你都可以看到，灯塔就是景点，这不也可以把钱收回来吗？所以市场有的是办法，他们办法的空间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好，再让我们回到科斯老先生的主张，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我们这期节目的策划人陈新杰先生给我看一本教科书，那是经济学著名的教科书，曼昆先生写的《经济学原理》，他就指着其中的一段话给我看。
这曼昆算了一笔账，说美国7月4号国庆日，美国很多小镇上的居民都要看放烟花。曼昆就算了一笔账，说这烟花一定得政府来放。我们假设每个小镇居民看烟花的收益是10个美金，如果这个小镇是500个人的话，那政府只要花1000美金，就可以把烟花给放了。但是收益呢？每个人10个美金，这不就5000美金吗？你看，等于一个人赚了8块美金，所以这事就得政府来看。
这个在黑板上推演，这么算是好算的，可是你回到真实世界当中，你发现经济真的是这样在运行吗？至少我个人的体验就不是这样。很多人并不在乎自己放烟花被别人看到的，你搭便车就搭便车呗。比如说我在三亚的那个亚龙湾的海滩上，就看见一个小伙子向姑娘求婚，或者是表白，我给你放烟花，很贵的，五万块钱，人家就把钱拍那儿，放烟花，整个亚龙湾的所有游客都看得见，都可以祝福他们这段婚姻和爱情，那又何尝不可呢？政府所担心的那个搭便车的情况，在放烟花，至少在这个情景里，其实是不存在的，这就叫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再比如说，如果放烟花可以按照曼昆先生这笔账这样算下去，那政府就可以收一切税。比如说政府说，我们在我们小镇门口塑一个维纳斯的雕像好不好？我们在广场中间搞一个喷泉好不好？你们可都有收益，你们眼光看到了好的东西，你们有收益，所以我们政府就要来干这个事。
那如果这个推导成立的话，政府可以创造福利。只要他认为我可以给你制造福利，他就可以无止境地收税，无止境地创造那些也许你并不需要的福利。所以讲到这儿，我们就提到经济学当中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好像是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听了刚才那一段，你心里可能会在说，你罗胖就会拿什么已经现在不用的灯塔，或者厕所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说事。如果那些天然应该由政府来操办的事，市场还有没有介入的空间呢？比如说监狱，这个玩意儿总不能由私人老板来办吧？你还真搞错了，在美国现在的实践当中，有8%的犯人，可是13万人之多，真的就住在私人老板办的监狱里。
当然它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两任总统，一个是尼克松，打击毒品犯罪；然后是里根，大量打击非法移民。所以导致美国的监狱里面犯人爆棚，床位也不够用了，整个管理措施也跟不上了，政府经费也不够用了。怎么办？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所以就允许私人开始办监狱。而且办的效果，几十年运行下来一看，还不错。
给大家列举一些数字吧，比如说建造一所监狱，私人的企业通常只需要5000万美金；可是如果政府来干，对不起，6700万美金打底。从时间上来讲，私人老板只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而政府来建，大家可以理解吧，为了防止各种跑冒滴漏，所以监管得要严一点，所以建一所监狱的平均时间是四年到五年。
如果从看管犯人的成本上来看，私人监狱至少要节省10%-30%，那效果如何？还有两组数字，一组是每10万个犯人自杀率，私人监狱里面是30人，而政府主办的监狱里面是48个人。
再看另外一组数字，就是管教的结果怎么样呢？就是犯人放出去，在一年内重新犯罪，又二进宫，这样的比例是多少？私人监狱是17%，而政府主办的监狱是34%，整整高了一倍。所以在美国近几十年的实践当中，发现私人完全可以介入监狱看管犯人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由政府来管的领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你可能又会问，那如果是那些紧急救助服务，举个例子说，消防队能不能由私人来办呢？这就要说到2010年发生在美国的一桩新闻。在美国田纳西州有这么一个县，叫奥拜恩县，前几年他们县的公民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不要花这么多钱养这么大一个政府？很多设施，很多服务我们也不需要。算了，少交点税，把政府的这些功能给它砍掉算了，比如说消防队，不要了。那如果失火怎么办呢？隔壁有一个县，叫南富尔顿县，他们有消防队，我们给他们交钱，万一有火灾，让他们来救。你看，这样的一个安排，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2010年，有这么一家子叫吉尼，我估计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就是普通老百姓，手头还有点拮据的老百姓，他们家就失火了。他赶紧抓起电话给隔壁南富尔顿县的消防队打电话，说赶紧来救火。人家说没问题，10分钟就到。
但是紧接着电话就拨回来了，说吉尼啊，你有没有交每年75美金的火灾保险？他说没有啊，但是你们赶紧来救火啊，救完火多少钱咱好商量啊。人家说那可不成，没有交保险，我们是不救的，“啪”就把电话给撂了。
哎呀，这个吉尼正在抓狂的时候，一看一会儿那个消防车就到了，说没准儿人家发了善心。没想到，让人感觉到极其纠结，而且在道德上引发后来剧烈争论的一个场景发生了，人家消防队的车到了之后，不是救吉尼家的火，而是吉尼的邻居，因为一看邻居失火了，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消防队一查底册，没错，这个人交消防保险了，赶紧派消防车来到他们家来保护。
所以你就看见，消防队员拿着消防水管，对着一个没有着火的房子在那儿滋水，而旁边烈火熊熊的吉尼一家，消防队就生看着它烧为一片白地。
你看，这个场景让人感觉到在道德上好难接受吧？你不要以为美国人他就不争议，他也有争议。所以当时在美国，舆论界就掀起了两股风暴，一派就会严厉地批评消防队的做法。我们是有文明底线的国家好不好？你们就见火不救，哪有这么干的，为了75美金，好意思吗？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沦落。
而另一派意见，这个往往我们在中国就听不到，你听听他说得有没有道理。他说像吉尼这种人，其实在美国社会当中很多，他们平时就习惯了白吃白喝，至少是蹭吃蹭喝。平时让他交钱他不交，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紧急情况，他们又搬出道德大旗来说事。这种人他如果失火，就让他烧为一片白地，挺好的，这种人不惩罚，以后谁还买火灾保险呢？
你听听看，我们没有结论，但你不觉得这两派意见都有它的道理吗？当然，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只出现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中国其实也有一个范例。
这就得说到1999年的时候，这已经十几年前了。在吉林省的公主岭市，下面有一个镇，叫范家屯镇。你听着好像赵本山那一套又出来了，范家屯。
范家屯的人口并不多，12万人。但是因为政府的消防设施其实是布不到这种镇级单位的，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聪明人，他一算说这事干得。这个人叫孙国华，他带着自己的两个兄弟凑了将近50万块钱，买了四台水罐消防车，招了十几个消防队员，就把这门生意给干起来了。你听听，这可不是政府的消防队，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民营公司。
那他算的账其实也很简单，说我们这个范家屯这个镇子上一共12万人，一个人一年给我交一块钱，不多吧？就12万。然后还有一些政府机构，还有一些厂，他们再多交点，这样一年我大概能收到个20万。维持这个消防队的日常开支，大概成本是14万，这样我们兄弟几个一年还能挣上个6万块钱。你看，这个账算得挺好吧？
那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也比较支持，既然这个政府办消防队，这个成本受不了，那民营干也挺好。政府刚开始就帮他收这一个人一块钱。
但是可想而知，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国情下，这个钱肯定不能足额地收上来。但是也还算不错了，政府的官员们吆喝吆喝，一年大概还能收上个10万块钱左右。所以刚开始消防队虽然赔钱，但是赔得并不多。
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在2000年左右开始，政府，尤其是乡村的底层政府，开始要禁止农民收入进行乱摊派，乱收费。虽然说一块两块的，说多不多，但是它毕竟属于政府在正常的税收之外的摊派费用，所以政府说拱拱手，孙国华，孙总，您这钱我们没法帮您收了，您自个儿想招吧。
那就纠结啊，所以这个孙国华只好又多了一项任务，跟各个村去签一个防火协议。说你们村一户能不能交一块钱？然后我来给你们提供这种消防服务。但是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政府背后的那个背景做背书，这种钱收起来就更困难嘛。所以孙国华这个消防队经营起来就更困难。
话说到了2005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范家屯这个镇下面有一个村，叫尖山子村——怎么说着又是赵本山那一套——就失火了，然后大家就给公主岭市的消防队打电话。消防队说，你给我打电话，我们消防车至少一个小时，你黄花菜都凉了。你赶紧，范家屯有一个民营的消防队，你去找他。
结果就打到孙国华桌面上的电话，孙国华一看，说你们村这火我不能救，为啥？因为你们村如果按户数来说，我今年应该收你们3700块钱。但是说到头，说到底，你们也只肯交1000块钱，那1000块钱我看这生意做不成，我给你退了。已经就退了，所以我跟你们没这份儿交情，这火我不救。
你看，跟刚才我们讲的美国吉尼那一家子的情况，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在报纸上报道的人，人家就说，你是干消防队的好不好？你跟大夫一样，好意思吗？病人在你们家门口，你就活活看着他死？消防队你良心何在？
所以你看，消防队这个案例跟前面讲的什么监狱、灯塔就有区别，它其中叠加了一个道德因素。当然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讲，是不是孙国华也有他的道理呢？因为对他来讲，这叫一盘生意，作为生意人来讲，他陷入一个困境，就是如果你不交钱，遇到火灾，我也救。那大家平时就不交钱了，那些原来交钱的村子也不会交了。
那总不能说，你们家失火了，我去救，然后我就现在救的这个火我给你讨价还价吧？给一万，因为要烧掉的东西是两万，那不显得更不近人情吗？如果不是提前把这个钱收了，现场再去讨价还价，那引发的道德争议会更剧烈。所以这是孙国华这方面的道理，我是盘生意，你总不能说我开医院的，我就应该无止境地救死扶伤，那这盘生意它就做不成。所以从道德上讲，对孙国华的指责，我们要看，他其实是有商量余地的。
当然，还有人从另外一个道德角度来说，说这个消防队这种事，如果让私营企业来办，它会引发道德风险，你会不会自己去纵火啊？我觉得这样说事的人就有点不讲理，明明靠救火能够挣钱，他干吗要冒着犯重罪的风险去纵火呢？如果这个推导成立的话，那所有当医生的人，他就有可能去下毒；所有开棺材店的老板，他就有可能去杀人，那整个市场经济还成何体统？所以这种道德指责虽然它会永远存在，但是我们要听到另外一派来自市场发出来的声音，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先把道德搁置起来。好，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那总得有解决方法吧。很多人上嘴唇一磕下嘴唇，说办法还不简单？政府包起来啊，政府收了老百姓那么多税，救火这种事，你政府不干谁干？
道理是这样，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你觉得现实吗？中国每年的火灾有60%是发生在乡村，或者是村镇一级。可是中国90%的村镇一级，是没有消防设施的。中国你看到那个消防队，它主要是集中在城市里面，至少是一个县城，或者是比较繁华的镇子。那下面那个广大的农村，他们的救火怎么办呢？你说让政府来解决，给每个村政府办一个消防队？那政府这笔开支可就海了去了。所以这个从道理上它是推不通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经济学，我们往往要把道德搁置，我们就看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如果私营力量，民营企业的介入可以部分地解决问题，你为什么不允许它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行呢？至少它可以作为政府力量的一种补充，在市场上存在。
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吉林省的农民企业家孙国华先生，他的思路到底如何呢？一个人一年只需要交一块钱，就可以享受全年的救火队服务，好便宜。虽然这只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在中国草根的创造，可是不得了啊，他暗合了人类几百年来解决类似问题的一个基本思维，那就是保险思维。
虽然孙国画先生不敢说自己办的是保险公司，因为那玩意儿需要国家批的牌照，但是它实质上就是啊。保险有两个天大的好处，第一，它可以把一个巨大的风险分摊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要交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很好的服务。
第二，它把那个可以产生巨大的伦理难题的商业交易场景，把它给弱化了。比如说你们家房子着火了，你再叫救火队来，临时谈判救火的价格，这个玩意儿可能更不近人情吧。所以把交费这个机制前置，在你们家还没有着火的时候，咱俩心平气和就能把价格谈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商业上的智慧。
要提到火灾保险，最早发明它的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伦敦发达得比较早，房子造得又比较密，曾经一场大火把半个城都烧掉了。所以英国的商人就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办这样的保险公司啊？你们平时给我交钱，我给你发个牌子，你挂在家门口或者商铺的门口，一旦失火，我们保险公司办的救火队就可以去给你救火。所以你看，最早的消防队是没有政府什么事的，它就是市场自发成长出来的一支力量。
随着后来英国人的足迹遍及全球，这一套方法就传到了美国。随着英国人殖民的步伐，它传到了世界各地。比如说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火灾保险公司，就成立于香港，1866年，它就是英国人带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在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保险和火灾救助机制里，就起到了很多作用。
当然，在这儿我们得添一条，现代化的保险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它不仅仅是着眼于把一个巨大的风险给大家平摊了就到此为止，现代化的保险它其实已经演化成为一个金融手段。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像巴菲特，那个著名的投资大佬，他的那家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你知道它的底子是什么？那可不是什么风险投资基金，它的底子就是一家保险公司。巴菲特为什么投资的生意能做那么大？因为手头有钱啊，钱是哪儿来的？大家交的保费嘛。
所以现在的保险公司已经不仅仅是靠那个风险的红利在挣钱了，所以现在的保险公司往往愿意把保费压低，把承保的范围大大地扩张，目的只有一个，你们都给我交钱，这个风险我来背。但是我把这个钱搜集了之后，我在其他的投资渠道把钱给挣回来。
所以你看，商业的力量不仅可以就地解决问题，而且它可以着眼于各种各样的产业，是着眼于整个市场和人类的全球化交易，来解决问题。所以在政府手里，有的时候是一个大难题，但是用商人的那种逐利的动机，也许在道德上我们给他的评价并不高，但是这种逐利的动机和商人的本能，可以促使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
听完了刚才那两段，我估计有的朋友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你罗胖就会宣讲无政府主义这一套，就会讲什么市场万能论，替资本家说话。如果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真感觉到万分的惭愧，因为这真不是我的想法。
无政府主义那肯定是扯淡，市场万能论那也肯定站不住脚，我们的主张非常简单，就是在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应该归政府管的领域，我们能不能用一个相对开放的姿态，让市场的力量，让民营企业的力量来试一试呢？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有很多这个方面的成功实践。如果你连这个也反对，那你不仅在理论上不承认20世纪经济学的长足的进步，而且你在事实上也是个睁眼瞎。
就拿中国现在来说，中国的政府现在来说是比较强大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市场的力量介入政府原来统管的那些领域，它也是一个既成事实。
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你说维护社会治安，这是谁的责任呢？按道理来讲，肯定是政府的责任，应该警察来管嘛。但是在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当年看新闻，说是1984年，在深圳有一个外商的引资洽谈会，来了一个外商，说我到你们中国来有没有保安呢？
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听过保安，有事找警察叔叔，说我们有警察，可以保护你的安全。人家外商就说了，警察这玩意儿不好吧？在我们那个国家，是出事了警察才出现，你搞个警察陪着我，这客户还不得吓跑了？我们需要的是专业的保安。
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也就是整整30年前，当时深圳的政府就跑到香港去学习，一看这个地方原来保安，维护社会秩序这个事，也可以用市场的力量来做，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安公司遍地都是。所以最早的保安公司就在深圳，那就是1984年的事情。
到现在来看，我看到的最新数字，现在中国有三万多家保安公司，有400多万人的从业人员。而且有些高精尖的领域，比如银行、钞票押运，很多保安公司甚至国家可以给他佩枪权，他们可以解决很多退伍的军人和警察的就业问题，这不挺好吗？现在就算是像鸟巢、水立方，中国的什么奥运会，这些大型的国家的赛事和典礼性的活动，也会在民间的保安公司当中进行大量的招标。
你说这跟过去古时候那个自由市场发育出来的镖局，它不是异曲同工之妙吗？民间的力量它不就是在保护现在我们千家万户的安全吗？城市里面稍微上点档次的小区，聘个保安不也很正常吗？为什么政府原来划定的势力范围，就不能让民营企业进入呢？
再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问你，国家主持社会正义的那些所在，比如说法院、法庭，可不可以引入市场的力量呢？乍听此言，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总不能两个有钱人当着法官互相拍钱，来决定谁有理吧？对。但是要知道，在中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当中，就有一个领域是用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它就是仲裁嘛。
在很多企业签定的合同的最后一句，我们往往能看到这样的话，就是对本合同有任何争议，我们双方约定，选择某仲裁机构来进行裁决。仲裁机构可不是国家办的，它理论上是一个民间机构，至少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
你可以想象，如果企业和员工之间，两个企业之间就合同上的一些纠纷，大家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法院打官司，那玩意儿首先是费钱、费时、费力，而且商业秘密无法保守。但是到仲裁机构，这些忧虑就都没有了，双方选择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仲裁机构，双方一起去选那个仲裁员，都能接受，然后仲裁员他的裁决就是一审终局，他的裁决结果是国家和法院也承认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这个解决方法是一个非常省成本，让双方都免去很多烦恼的方法，你看这是法律。
当然了，我们往下扯可以扯得无限远，甚至国家的安全保卫这种事，它可以也有市场力量的介入啊。你总不至于让我今天再给你讲讲雇佣军的历史吧，对吧？
所以，市场和国家它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想的那样，是完全敌对的两种势力，要么就是国进民退，要么就是民进国退，对吧？在人类几百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当中，这两种力量千姿百态的变化关系，彼此渗透、彼此合作，也彼此博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对所有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们都应该采取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
更何况，人类社会再往前走，各种各样的技术在生长，各种各样的市场机制在发育，商人的智慧也在往前走。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二者能跳出多么美妙的双人舞呢？
所以今天罗胖给大家讲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主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对市场采取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给市场的眼神能不能稍微温暖一点？我们从来也不会主张，市场是万能的，但是人类社会往往会给我们这样的教训，那就是漠视市场的力量，是要吃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