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4年9月26日
组织机制就是信息机制。更多效率就意味着更少权力，你怎么选？
李源
《叫魂》[美] 孔飞力
《曹寅与康熙》[美] 史景迁
《乾隆帝》[美] 欧立德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最近我们几个联合创始人在全国搞了几场巡讲，在巡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一个企业如果想完成自己的互联网时代的转型，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改变观念啦，什么搭建自己的电商平台啦，开发几个APP软件啦，这反而是一些细枝末端。最重要的问题是，改变自己的组织结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互联网是人类传播方式的大转型，一种组织架构就匹配一种传播样式，组织架构不变，转型就不要谈了。
这个道理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好像有点空，对吧？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能不能通过一期罗辑思维的视频节目，我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想来想去，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故事和一本书，那就是这本《叫魂》，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孔飞力早年的著作，它的副标题是“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你看，妖术，有趣的故事吧？对，我们先讲故事，回头再来讲道理。
1768年是哪一年？是乾隆爷在位的第三十三年。这一年的夏天，北京太热，他老人家一溜烟就去了承德的避暑山庄避暑去也。这一年的七月份，他就收到了山东巡抚叫富尼汉打上来的一份奏折，这里面就跟皇帝打小报告，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一些好蹊跷的案子，有一些妖人作法，给人叫魂。这咋回事呢？就是通过剪人发辫的方式来叫魂。
因为大家都知道，清代的男子都拖一条辫子嘛，说把人的辫子给剪了，不是卖给猪鬃厂去做刷子，而是回家念咒，什么唵嘛呢叭咪吽、天灵灵地灵灵、蓝精灵格格巫，念一通之后，去夺人魂魄。
你说这个事我们作为21世纪的人当然不会去信嘛，乾隆爷他老人家也不会信。但是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他要担心这种事会引起民间恐慌，因为民间的那些没知识的愚夫愚妇们一听这些事，他们会害怕，所以会引发骚动。所以乾隆爷一看，这个事还是得重视一下，就发了一封上谕圣旨，通过全国的大小官员，说你们要注意这种案子，但是要不动声色，暗暗查访，以免中了那些奸人的奸计。
但是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最来劲的是谁啊？就是这个山东巡抚富尼汉。你看，我给皇上打了一个小报告，皇上马上就重视，领导特别重视这件事情，马上就批转了。你看，我是不是要干出点好样的来？这是我得到政绩的大好时机啊。
于是从五月份一直到八月份，这个富尼汉可就撒下了天罗地网，在山东地面，说给我找，一定要找出这种案子。你当时的那种司法制度下，你如果一定要找，那哪还有找不出的呢？于是从五月到八月，就真的找出来了三桩案子。
这三桩案子当然各自案情不懂，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模式，就是有革命群众在街上一看，这儿有一个乞丐，身上有一条断了辫子，那你是不是割人发辫做妖术啊？革命群众就给扭送到衙门了。衙门的县太爷一看，我们的巡抚大人正在找这样的案子，送上门来，想睡觉来枕头，然后就问，说你是不是割人发辫要作法行妖术啊？不承认。不承认没关系，打，一打就承认了。
那接着问，有没有同伙？不承认。不承认没关系，打，又把同伙给招出来了。你是不是想造反？有没有大本营？再招，再打，最后又招出远在天边的一个大本营，谁谁谁要造反。
这三桩案子都是这么回事，你比如说第一桩案子的犯人叫蔡庭章，这是一个落魄的书生，后来就当了乞丐了。那你既然会法术，会叫魂，你总得有个师父吧，教你这一套吧？这人是谁呢？一打，招出来了，叫通元和尚。那既然有师父 ，师父还得有师父吧？谁教的他呢？你们总得有个大本营，有个老窝吧？一打，又招了，原来远在浙江有一个叫吴元和尚，据说这吴元和尚可不得了，纠集了十几个人准备造反，你听这可信不可信？
第二桩案子，这个犯人叫靳贯子，又是个乞丐，那一打招出来的那个同伙，教他法术的人，是一个叫张四儒的算命先生，老窝据说是在安徽的宿州，叫玉石和尚。
第三桩案子，这个犯人叫韩沛显。一打，招出来的那个同伙，教他法术的人，叫法孔和尚，老窝是在江苏的海州，叫明远和尚。
你看，这三桩案子往乾隆皇帝面前一摆，很快就分析三大共同点，这三个共同点都触及到了乾隆皇帝的痒痒肉，都是敏感地带。
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发辫问题。你不是作法吗？搞邪术吗？你干吗老跟这辫子过不去呢？这辫子在清代可是一个重大意识形态问题，满清入关的时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嘛，所以辫子就是一个老百姓服从不服从的一个标志，等于是刻在脸上的良民证。
那如果纵容这些民间的奸徒剪人发辫，会带来什么后果？大家想想，如果我要反清复明，那我有一个办法，就是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辫子给剪了。反正你没辫子，出门之后也得让官府给杀头，那你还不如就跟我造反呗。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逮着一些造反的人，发现没辫子，正要砍头。那个人说冤啊，大老爷，你看，有人使邪术把我的辫子给割了，我不是要造反。
所以就让清代在对民间进行统治的时候，这个原本黑白分明的分界线变成了灰色地带。所以你说，乾隆皇帝能不紧张吗？
更何况，清代的历史到了乾隆的时候，虽然我们称之为全盛，乾隆自吹我有十全武功，打这个打那个，都赢了。但是越到后来，乾隆越发现，赢得好难啊。比如说打大小金川战役的时候，金川是什么地方？是在川西，就是今天的四川的西部，就是说白了吧，跟那个西藏接壤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仅仅几万人的一个小部落造反，结果大小金川战役派了六十万人，花了七千万两白银才搞定。而且这个搞定的代价吓人，比如说乾隆皇帝光杀高官杀了好几个，比如说当年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甚至还有乾隆的辅政大臣，也就是雍正皇帝留给他的那个辅政大臣，叫讷亲，都是军前处斩。就是说最高统帅打不赢这场战争，直接在军前把最高统帅给杀了，一共杀了三个，最后才把大小金川给拿下。
而在这个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前两年的时候，当时清朝正在和缅甸打清缅战争，这也是所谓十全武功当中的一件。当然乾隆晚年自己也说，说这个十全武功就是这个缅甸战役打得不算太成功。确实，你想，1776年开始打，然后一直打到1778年，已经打了三次，全部是惨败，光云贵总督就杀了三个，有的是因为兵败畏罪自尽，有的是被他押到北京，然后给赐令自尽，有的是重伤死在战场上，光云贵总督就死了三个。
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乾隆皇帝那个时候，满清的军事实力已经出现那种叫江河日下的情况了。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凭借的就是拳头，等你的拳头已经露出败相的时候，那你说他心里能不虚吗？那这个时候再出现这种夷夏大防上出问题，就是辫子上出了问题，他当然要重视，这是第一个原因。
这三桩案子还有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它都是牵扯到和尚，你发现没有？和尚是怎么回事呢？在清代，按照官府的规定，和尚都应该有官府发的度牒，就是官方证明你的和尚身份证。但是很多当时的乞丐没有啊，为了自己乞讨的方便，那就不叫乞讨，叫化缘，就把头发剃了自己当和尚，所以没有度牒的和尚有很多。
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历史背景，在1700年的时候，中国的总人口大概是1.5亿。可是到了18世纪末期，就是乾隆皇帝死之前，中国的人口已经是3亿了，一百年翻了一倍。这么多的人口，就会出现大量的流民，而流民，尤其是流民以和尚这种带有一点点宗教色彩出现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它就容易产生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你看，这三桩案子里面到处都是和尚的影子，这个皇帝也不得不紧张。
第三个共同点，就是当山东地面发生的事情，大家说老窝，全部往南方指，而且一指都指到当年的叫江南地带，这又触及了清朝统治者心中的一处隐痛。清朝入关之后，一直就在提防，说江南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读孔老夫子的书，不管这些书你删来改去，这个夷夏之大防的思想一直是在的。你看，一直到雍正皇帝时期，还出现了像曾静案，这样的明目张胆的逆案，就是宣称要造反，因为少数民族，我们要把他们撵走，对吧？这个概念在乾隆皇帝时代仍然是清楚的。
所以我们去看，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什么修四库全书，自己天天做诗，他忙活这个忙活啥呢？说白了，就是跟江南的士人在争夺谁是文化的制高点。乾隆皇帝一直就想证明我才是，你们那些江南的士绅，你们修什么藏书楼，都给我运到北京来，老子要编四库全书。其实很多当时的重大，今天我们看来已经是一片风花雪月的文化事件，当年都是政治制高点、文化制高点，争夺战。
所以乾隆皇帝对于江南的士绅一直是不放心的，当然这种不放心也是有传统的。你比如说雍正皇帝就经常会说这个大臣，这个大臣不好，他就会给他来个批语，说此人沾染了点江浙气息，所以江南这俩字在清代的皇帝心中一直是不详的标志，乾隆也不例外。所以你看，所有的大本营都指向江南，就不由得他不紧张。
那好啊，山东的事富尼汉干得不错，天予褒奖，然后乾隆皇帝就把注意力投到江南。这个时候的两江总督，两江总督的治下就是今天的安徽、江西和江苏，是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两江总督叫高晋，这个人可不得了，大有来头，因为他的叔叔叫高斌，不仅在朝中是大学士，多年的高官显宦。更重要的一层关系是高斌的女儿嫁给了乾隆皇帝，而且贵为皇贵妃，这在后宫的级别可是仅次于皇后。
所以说如果按辈分排，这高晋算是乾隆皇帝的堂大舅哥，这是自个儿人。但越是自己人，乾隆皇帝就越不舒服，我正因为你是自己人，我才把你放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可是你看，人富尼汉查出来的案子，根子全在你们江南，什么安徽的宿州、江苏的海州，是不是你的治下？可是，你为什么蛛丝马迹都没有感觉到？来，速速给我查来。
这皇帝一发火，高晋就吓尿了嘛，对吧？一方面跟皇上说，真没这事，我这儿从来没听说过这事。一方面，就把皇上的注意力往隔壁引，说今年我听说隔壁的浙江确实好像有这么两桩案子。这浙江的两桩案子，说白了也是捕风捉影。
咋回事呢？一件事是发生在浙江的钱塘县，据说当地有一些石匠会叫魂，当然这也是民间传闻，查无实据。还有一个，是浙江的萧山县，这故事就更加狗血了，咋回事呢？有四个和尚路过萧山县，看见一个小孩，就觉得挺好玩，逗这小孩玩儿。跟小孩说，说你将来要是当大官得记得我们哦，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一问不得了，小孩的娘不干了，说你们这四个和尚哪儿来的？是不是那种叫魂的邪术，那些妖人啊？是不是要叫我们家小孩的魂呢？所以问他的名字？所以一帮村民就把四个和尚给围住了。
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个捕快，姓蔡，叫蔡捕快，路过的时候，说这事就归我管了，把和尚交给我吧。然后这捕快就讹诈这四个和尚，说这么着吧，今天该我发财，你们交我点儿钱，这事就过去了，我就把你们给放了。
这四个和尚说才不成呢，我们行得正坐得端，对吧？又没有干什么坏事，走，打官司去，结果就扭送到县衙门。在路上，这个蔡捕快就使坏，就给他们的行囊里面放上了什么剪刀、什么发辫，就这些东西，栽赃嘛。
结果这县大老爷明察秋毫，一看就是这捕快使坏，说得了，打一顿吧，然后枷号三日，在县衙门门口，给人带上那大枷站着，把和尚就给放了。
就这么个事，高晋就把这捕风捉影听来的两桩事告诉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说，你这个汇报倒是不错，但是有一条啊，你怎么光说人浙江的事，你江苏就真的没有事吗？要知道，人富尼汉查出来的可有两桩案子老窝在你两江总督的治下。这么着吧，我也不问你了，我问我自个儿的密探，就是苏州织造萨载，就通过自己的秘密管道问了苏州织造，有没有在两江总督的任下，有这种叫魂案。
这萨载你想，给皇上办差，又是包衣奴才，对吧？皇上都问了，你能说没有吗？怎么着，就是所谓的叫山穷水尽也得上一份见面礼吧，就多方打听，找出来当时江苏的胥口镇，好像民间传说有这么一桩案子。
然后就给皇上报上去了，皇上一看，怎么地，一翻两瞪眼，你高晋不是抵赖说没有吗？这你看，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呀。你高晋原来官当得不错，怎么一到两江总督的任上，就沾染上了江浙习气呢？就把这高晋臭骂一通，你给我查。
这高晋一边忙活着，现在就轮到浙江出事了，因为高晋捅了浙江的两桩案子嘛。浙江这个时候的巡抚叫永德，这永德也在那儿叫冤，说皇上，我真不知道，当时发生这事的时候我还没当浙江巡抚呢，那个时候我是布政使。但是这两桩案子我好像也跟前任巡抚提过，让他向你报，他不报，但是这事没我责任。
皇帝说什么没你责任？还在这儿跟我废话，赶紧去给我查。看来这个事情已经不仅仅是山东那几个案子那么简单了，大有蔓延全国的趋势啊。
你看，一个大组织它的最高领导人一旦开始特别重视一件什么事，这就意味着新树立了一个KPI指标，也就是关键绩效指标，只要你皇上要，那还怕全国的官吏给你生产不出来吗？他们就是专业干这个的。
你看，筛选突破的是安徽巡抚，这个人姓冯，叫冯钤。大家可能记得我前面讲过的，在山东抓到了一个叫靳贯子的案子，他招供出来的那个同伙，就是教他法术那个人，叫张四儒，据说是个算命先生。
这个冯钤就在安徽宿州一带找，找来找去，发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一打听叫什么名字？叫张四。张四和张四儒，哎呀，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嘛，那就是他吧。而且一看老家，距离宿州也不远嘛，不过三百里。你想，三百里多远啊？就是他吧，就把这个人给抓起来了。
认不认呢？不认。不认就打嘛，一打就全招认了，跟富尼汉查出来的那个靳贯子的案子，你看，严丝合缝，对上了，赶紧给北京报喜，今年的KPI指标我拿到了。
冯钤这么一干，那还了得？全国的官吏闻风而动。首先就是这个浙江的巡抚，新上任的这个倒霉蛋永德，那就照冯钤这个法子来呗，这还不容易吗？比如说叫明远的和尚，大家知道，这个和尚的法号他是有限的，大概就是那几个名字，什么圆通啊，那是快递公司，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名字嘛。
所以就满浙江的找，哪儿有和尚叫明远？那还有逮不着的？很快就逮着了，一个和尚曾经用过一个法号叫明远，逮着了。然后法号叫通元的和尚有没有？又很快逮着了。
当然逮着，是不是真逮着了？其实也不知道，为啥？因为这个明远和尚给他弄死了。乾隆皇帝就着急，不是说不让打吗？这样大的逆案，一定要押送到北京，人犯和卷宗我亲自审，你怎么打呢？说真没打，就上了几次夹棍，他身体不好，就死了。
不管怎么着了，所有这全国，当时全国，按照这本书里讲，可不只是几个案子，十几个、几十个案子都有。因为各地官员都要拿这个KPI指标啊，什么湖广啊、山西啊、陕西啊，包括什么热河，甚至当年的河道总督，就是他专管运河的，运输的，其实没有治下的区域，他都逮着这样的叫魂案，都拼命地往北京送。
哎呀，这个全国的官吏天天满大街逮和尚、逮乞丐，真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时北京有两个军机大臣，一个叫刘统勋，一个叫傅恒。这刘统勋是谁呢？就是后世非常著名的刘罗锅刘墉他爹。这刘统勋也是当了很多年的军机大臣，是一个非常经验的行政官员。刘统勋跟傅恒俩人一商量，说这样弄下去不是事。很明显，这全部是胡搬乱扯，无根无由，甚至是去残害良民。
大家想想，确实在民间，如果全国的官员都动员起来了，就抓所谓的叫魂案。那民间，比如说我们俩做邻居，对吧？世代有仇，那我就诬陷你们家，说你们家叫魂，我曾经在你们家见过剪下来的辫子，这不就把你搞掉了吗？
在那样的司法制度下，又没有什么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可言，对吧？一句话就可能把一个人送死。所以当时已经是民间骚然。
那这个刘统勋和傅恒就跟乾隆皇帝讲，说你看，送到北京这些人犯都对不上。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靳贯子，和那个抓到的张四儒，其实就是张四，这张四送到北京已经打得不成人形了，两条腿全部都残废了。说一对，俩人互相之间就不认识，一个说前门楼子，一个说胳膊肘子，所有的情况都对不上，一看明显是屈打成招，各地送到北京的案犯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在卷宗上一看，你看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再一问，全部喊大老爷冤啊，全部是屈打成招。说这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胡闹的、狗血的一个大冤案。
乾隆皇帝又不傻，对吧？一听这俩大臣这么说，一翻卷宗，也就是这么回事。说算了吧，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虽然你们经常瞒我，这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事也是我让你们查的。虽然你们又打了人，但谁让是我让你们查的，就前言不搭后语，下的几封上谕，这事就算是揭过去了。
整个《叫魂》这本书，说的就是这么一个狗血的故事，不知道在里面你有没有听出一个大组织，尤其是大组织的领导人他的难处。
听了刚才那一段，你可能会说，乾隆皇帝也太昏庸无能了吧？怎么能指挥官僚系统干得出这么个狗血大案呢？你还真别这么说，因为我们得去体察一个皇帝的信息困境。他作为一个孤家寡人，身居在九重禁院之中，高居在一个科层化组织的顶端，他又能怎么办呢？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作为一个信息反馈机制，有一个天然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民间经常说的报喜不报忧，各层官员都倾向于把那些要惹事的信息给压住，给瞒住，不让他知道。
所以皇帝就像拿着《红楼梦》里写的那个风月宝鉴一样，那面镜子，正面看一个美人。但是他心知肚明，只要绕过去看，一定是个妖精嘛。可是官僚系统怎么会把这个镜子翻过来，让他看见那个妖精呢？所以他就必须得防范这件事情，那个妖精会经常跑出来惹事的。
比如说在乾隆皇帝的晚年，就真的爆发了川楚白莲教起义，那个起义就跟今天我们讲的叫魂案一样，就是利用的民间的迷信和宗教，最后惹出的一场泼天大祸。所以乾隆在晚年当太上皇的时候，居然被逼到了，因为起义镇压不下去嘛，去念咒，用迷信去对抗迷信。这场起义一直到他的儿子嘉庆皇帝的时候，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镇压下去。
所以你说，乾隆皇帝去注意民间这种邪术、邪教的风吹草动，风起于青萍之末，你难道说他错了吗？他真的没有错呀。只不过他在信息困境当中面对官僚系统，他陷入了一种抓狂的心态。一方面他又不信任，一方面又不得不去拼命地压榨这个系统的信息潜能，所以他才会显得那么神经质，所以这个案子才会办得那么狗血。
这可不是乾隆皇帝一个人的困境，这是从古代中国的那些帝王，一直到今天那些大公司的CEO，只要你是科层化组织顶端的那个Leader，只要你是通过系统逐层给你传递信息，你就会必然面对的一个处境。
当然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在这项课题下，还是搞出了一些高科技的研究成果的，是怎么样去补充官僚信息制度的天生缺陷？那第一个办法，当然就是派密探了。
比如说明朝的皇帝就先搞了个锦衣卫当皇帝的眼线，后来觉得不过瘾，又把身边的太监给派上去，于是又搞了个东厂和西厂。现在我们在影视剧和小说当中，一旦提到什么锦衣卫、东厂、西厂，都觉得好反动。但是你站在皇帝这个角度看，那不是这样啊，如果没有这些眼线，我怎么知道你那些大臣，那些官僚系统有没有骗我呢？
当然，清代吸取了明朝的很多教训，锦衣卫和太监这玩意儿他知道不能玩，但是密探系统清代也有。比如说康熙就搞了这么一个织造的制度，就是把自己身边信任的那些包衣奴才派到江南，设立江宁织造、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来给我私下汇报一些信息。就是风月宝鉴的另一面，派一个信任的人到那边看着那个妖精，一旦有什么异动，你随时告诉我。
其中最著名的织造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曹寅与康熙》，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先生的著作，就把这一部分史料梳理的非常清晰。
这个曹寅是谁啊？他的亲妈，叫孙氏，是康熙皇帝的奶妈。所以你想，从小这俩孩子在一块儿长大，算是发小，但是身份上差距很大了。所以长大成人之后，康熙皇帝就非常信任这个曹寅，把他派到江宁当织造。你可不光是买衣服，去织造衣服，是要给我汇报信息的，这种信息汇报就极其的细致。
今天不跟大家讲更细的了，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康熙皇帝有一个大臣，叫熊赐履，后来告老还乡了，回到江南。这皇帝对江南的那些知识分子从来也不信任，就派这个曹寅给我看着他。能看到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熊赐履去逛窑子、去写诗、去跟朋友见面，所有的大事小情全部要汇报给皇帝，包括曹寅跟皇帝说，说最近他病了，听说是拉痢疾。
皇帝说你去，去给他送个礼，去看看他，都打听打听最近见谁了？曹寅就去打听，包括生什么病，什么样的大夫给看得病，开了什么方子，最近写诗都写了几首什么样的诗，都小字抄给皇上。所以这是织造制度。
但是织造制度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依赖于皇帝和这个包衣奴才之间的私人信任。比如说曹寅死了之后，先是他的儿子叫曹颙接位。但是曹颙很快也死了，然后就是曹雪芹的爹，叫曹頫接位。
但是曹頫这个人他天生不是这块料，而且又是曹寅的继子，所以皇帝跟他那个感情就没那么深，所以皇帝就一直骂他。说你看你干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好好干，让你写小报告，你也不好好写，你哪怕把那些民间传闻的笑话写几个上来，让老主子开开心，这就是原文，让老主子开开心，也是好的呀。
结果这曹頫就是脑子不灵光嘛，还真的就给皇帝写了几个笑话。皇帝哪是要听笑话？他是要派你在眼线，在江南给他汇报情况的。所以康熙皇帝死了之后，你看，雍正皇帝一看，我跟你可不认这个，我跟你没有交情，你在任上拉下了几十万银子的亏空，对不起，你得补。补不完怎么办？抄家，就家道中落嘛，于是就造就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佳公子，这就是曹雪芹。所以今天，我们才有一部《红楼梦》可以看嘛。
不过这件事情也反映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用包衣奴才去当织造，当密探这套制度，是不稳定、不牢靠的制度。所以清代皇帝又想出了第二个补漏补缺的方法，那就是密折制度。
啥叫密折呢？密折对应的就是明折。你比如说在明代，大臣给皇帝上奏折，那都是明折，是在内阁要明发的，皇帝的批示也是要在内阁明发的，其他全天下的官员都看得见。
这就导致明代政治的一个毒瘤，很多官员写奏折，明明读者是皇帝，但他心中的读者是其他官员。所以骂皇帝，说一些不讲理的话，往往是为了沽名钓誉。更何况，官僚系统就可以集合起来去干一件事，比如说攻击某一个人，你是奸贼，你是贼党，然后就一帮官员一哄而上，发奏折，拿唾沫淹死人家，搞得皇帝非常被动，这是明朝政治的情况。
那清朝的皇帝呢？尤其是那个聪明的雍正皇帝，就发明了一套密折制度。啥叫密折？就是这个信息通道只是我皇帝和你单个臣子之间的，你的奏折上来，我的朱批过去，然后你还要把我的朱批封还给我。整个这套流程，所有的信息只有我和你知道，你不许有一字一句泄露在外，如果泄露，马上就是掉脑袋的罪。
你看，这就让皇帝处于在信息系统当中一个优势地位。因为他站在山顶，他知道所有的情况，而大臣之间互相是隔绝的。
比如说江苏出了个事，江苏的官员没有上报，但是浙江的官员报上来的，皇帝就想，你江苏的官员你想瞒什么。再比如说，同一件事情，两省的官员都报上来了，但是说法不一样，皇帝就可以通过比对，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以方便他去掌握情况。
所以全天下的官员在密折制度下，也就不敢瞒皇上了，你不说，其他有人可能说，所以就尽可能要把自己知道的信息上报给皇帝，这样风月宝鉴的另一面不就可以看清楚了吗？你看，整套算盘是打得非常精的吧？
但是，运行下来的结果是没有用。比如说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魂案之前的二十年，1748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叫伪奏稿案。那奏稿就是奏稿，怎么出来个伪奏稿呢？假的嘛。这份奏稿是假托当时的一个大臣，叫孙嘉淦的名义写的，写的骂皇帝的话非常之难听。
这孙嘉淦是清朝前期一个非常著名的二杆子，人长得又丑，脾气又不好，跟领导说话也不注意个方式方法。但是清朝的皇帝觉得，反正这个人就是个傻，对吧？经常说点儿过头话，说就让他说去吧，反正给我们树立一个标志性建筑，表示我们皇帝还是虚怀纳谏的，所以孙嘉淦在康雍乾三朝混得还不错。
但是这份奏稿流传民间，骂得实在是太难听了，而且上上下下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孙嘉淦写的。但是皇帝非常生气在于，我看到这份奏稿的时候，已经全天下传得到处都是了，什么走街串巷的、补锅的、补碗的、剃头的，大家都知道，都在传抄，甚至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已经在传抄了。所以把个乾隆皇帝气得是三尸神暴跳，拼命地，就玩了命的，跟疯子一样在全国去抓，布下天罗地网，抓了几千个传抄的人，最后也找不出到底这个奏稿是谁写的。最后不得不找了几个倒霉蛋杀了，就算结案了。
但是这件事情在乾隆皇帝的心里，那可是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这是乾隆十三年的事情，所以乾隆执政时期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都跟这个心理阴影有关。你官僚系统不可靠嘛，不管什么样的制度，你们都有些事不告诉我，把一些我不爱听的话给瞒住。那怎么办？我干脆，我不信任人了，我信任字总可以吧？你们不是不告诉我吗？得，你们把所有的文件都报上来，我自己亲自看行不行？我算你们狠。所以这就有了后来的编撰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皇帝搜集天下的文字资料来看，有没有违碍字句，有没有什么反动言论。所以刚开始皇上也装得特别爱文化，跟这个什么两江总督讲，你看，我特别爱看书，你们江南那么多藏书楼，可不可以把你们的书送来到北京我看一看？借我看完我还还你们。还个屁啊，后来就没还，当然这些官员也不傻，就到江南的士绅家把那些书借到北京让皇帝看。
可是皇帝带着那个目的来看书，看来看去，皇帝说这玩意儿不行，为啥？居然看了上万本书，其中没有反动言论，这怎么可能呢？所以皇帝就发动全天下的官员，我也不指着你们什么两江总督了，全天下的官员都得给我送书，把你们能够搜集到的所有的书都给我送到北京来，我要编撰四库全书，而实际的目的，就是寻找这些反动言论。
这其中最积极的一个官员，是江西巡抚，这个人叫海成。这海成也真是个倒霉蛋，他一边非常积极，搜集了，按照他的标准，已经看出八千多本，说这都是反动书籍。但是即使如此，他的任下还是错过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字贯》，啥意思呢？这不是什么书，这是一本字典。写这本字典的人是一个老举人，名字叫王锡侯，他中举之后，就是多年去考进士，始终也没考取，自己也没有别的本事混饭吃，那怎么办呢？说编本字典吧，卖书挣点钱，当一个独立撰稿人。
结果呢？编出这本书之后，他家乡有一个仇人，这个人叫王泷南，一看皇上在到处追查这种违禁书籍，就把这本字典给报告了，说这玩意儿是违禁书籍。这个海成一看，说我呀，就算是替皇上尽心尽力地搜集这玩意儿，你看，我那仓库里已经有八千本了，这字典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这王泷南说，怎么没问题？你想，康熙爷刚编了康熙字典，这个叫王锡侯的，居然又要编字典，什么意思？他比康熙爷还英明伟大，怎么没问题？这海成说，你说得也对，这个道理你非扯是扯得通过的，这么着吧，我们把他这个举人的功名给他革了就算了，这事就这么结案。
结果这件事情就被报到了乾隆皇帝那儿，乾隆皇帝当时正在全国找典型呢，一看正好，我跟这个海成也没什么私交，你看你办事已经办得这么有力了，我要是找一个借口把你再给办了，这不就吓唬住天下其他的官员了吗？你看，海成这么用心，还倒了大霉，你们能不更用心吗？于是就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字贯案办成铁案。
那怎么办的呢？就让地方官员先把这本字典呈到北京来，乾隆皇帝就一页一页地翻。终于翻到一页，大家知道，古代对于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讳的，那编字典的人当然就得告诉大家，比如说康熙皇帝叫玄烨，这俩字你不能这么写，要敬缺末笔。比如说乾隆皇帝叫弘历，这俩字你也不能这么写。
那字典的人就得把这个字写出来告诉大家，你得避讳这个字。乾隆皇帝一看，你看，让我逮着了吧？你居然在写避讳的书里不避我的讳，你说这不是不讲理吗？但是没办法，弘历，就是乾隆，找来找去，也只找得出这么点儿缺陷。于是就把这个老举人王锡侯判了一个斩立决，这还是从宽，原来判的是凌迟。这个江西巡抚海成本来以为自己立下了大功，结果判了一个斩监候，又是个死罪。
所以你看，这个制度运行到后来，已经变得非常之荒唐了，普遍性的违法，选择性的执法。那这样的一个疯狂的制度是怎么来的呢？追根溯源，仍然是皇帝感受到了自己的信息困境，他已经不相信这个系统，但是他又不得不依赖这个系统。所以最后最后的办法，他就要吓唬这个系统，所以就办出一个又一个，一个比一个更狗血的狗血大案。
听完了刚才那两段，你可能会觉得，当个皇帝不容易吧，他身处在一个信息困境当中，似乎此题无解。其实哪里是无解呢？这道题的解法不就明摆着搁在桌面上吗？只要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和舆论环境，就可以制约出官僚系统，就可以打通下情上达的通道。作为21世纪的我们，觉得这简直是常识好不好？
其实，在中国古代确实有皇帝就这么干过，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这个人有万般不是，但是有一条是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特别知道民间疾苦，因为他自己就是苦出身，自己特别知道官僚系统是多么的不是东西。所以他当皇上之后，就搞了这么两条规定。
第一条，是老百姓如果看见一个好官受陷害，犯了罪，或者是落职了，要离开这个地方，老百姓允许你们拦轿申冤，大喊什么青天大老爷，你千万不能走啊，你是个好官。如果中央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二话不说，这个官员要官复原职，老百姓的声音我们是要听的，老百姓认可的官员就是我皇帝认可的官员。你看，这是一条规定。
第二条规定呢，就是老百姓如果觉得哪个官员不是东西，可以把他扭送到中央，去告御状，沿途的官员不得阻拦。你看，这是朱元璋搞得这两条规定，想不到吧？对。但是这两条规定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不就是胡扯吗？即使是在朱元璋生前也没有执行得很好，更何况他死了之后，人亡政息。
比朱元璋迟生几百年的乾隆皇帝就特别看不上他这一条，说这个老家伙在这一点上有点犯理想主义的错误，明太祖哪儿都好，就这条不好，因为这就鼓动那些贱民可以挟制官长，那还成何体统，成何规矩呢？我手中的权力那还值钱吗？如果什么事都老百姓说了算，我皇帝是个啥呢，对吧？乾隆皇帝在这方面看得特别清楚。
事实上，在他执政期间，他也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张宏杰先生写的《饥饿的盛世》，我们以前的节目也推荐过，其中就讲了一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这一年，他第二次南巡，南巡完了，在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御轿刚刚走到江苏和山东的交界地，突然就有两个老百姓拦轿告御状。大家想一想，那个年代的老百姓要告御状，那肯定是活不下去了嘛，冤情太大了。
怎么回事呢？这两个老百姓是河南省夏邑县的人，那一年夏邑县遭了灾，但是当地的官员讳灾不报，不赈灾，导致灾情恶化，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派来这俩代表去拦轿告御状。
但是这个状子提上来之后，乾隆皇帝算的可不是这个账，为啥？因为就在前几天，他在江苏境内去接见了一个已经退休的官员，就是前任的江苏布政使，这个人叫彭家屏。本来皇上就特别看不上这彭家屏，你看，彭家屏接见的时候，就跟他讲了夏邑县这个灾情，讳灾不报的事情。
你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我的御轿刚走出几天，又遇到老百姓拦轿告御状，又说这个事情。事实上，皇帝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几天之后，在山东境内又有俩老百姓拦轿告御状，说的又是这个夏邑县的事情。
如果你是乾隆，你会怎么想？一定是这个彭家屏官场内斗，想搞倒河南的那些官员，从知县一直到巡抚，对吧？所以不仅自己在我这儿下药，而且还鼓动或者是买通一些老百姓到我这儿告御状，你以为我瞎啊？我不聪明啊？对吧？乾隆皇帝心里跟门儿清似的。
但是他心里也有一点不落准，说这个事到底真的假的？所以派了自己的一个侍卫，这个人叫观音保，化装成商人，就跑了一趟河南夏邑县，去看看这事是真是假。
等观音保回来的时候，面见皇帝汇报，说老百姓好惨啊，真的是百年不遇的大灾，当地的官员是丧尽天良，讳灾不报啊。老百姓惨到什么程度？卖儿卖女，两个小孩才卖480文，我给你买了俩回来。480文什么价格？在当时就是两只烤鸭的钱，老百姓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你看，这个信息一报上来，乾隆皇帝可就为难了。为难在哪儿呢？一方面，官员讳灾不报，失职，这样的官员不处理，朝廷的纲纪何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处理了官员，这不就造成了老百姓拦御轿告状，监督官僚系统，他们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吗？我原来嘲笑朱元璋，说他政治上太理想化，那朱元璋不就变成了我吗？那到底怎么处理呢？
你看，乾隆就是聪明，他想出了一套处理的方法，你看看他这个过程。
第一步，先把河南的官员处理了，这事跟你们举报没关系，是我发现的，你们失职，先解职听勘，甚至有的已经给你处理了，发配到哪儿哪儿哪儿。但是在临行之前，你们先给我办一件事，这拦轿告状的四个老百姓，对不起，你们先给我追查，是不是背后有指使啊？是不是家里还有什么逆案啊？你们去给我查。
这哪有查不出事的？所以当地的那些已经被告发的那些河南官员就玩命地查这几个老百姓，都要攥出屎来。后来果然把这个屎给攥出来了，在其中的一家人家当中，搜出了一份檄文，这檄文是当年吴三桂反清的时候写的檄文。这是上百年之前的事好不好？但是在你家里查到了，这就是你造反的证据啊。
结果这个人，原来仅仅是拦御轿告状，现在就办成了一个造反的逆案。甚至原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彭家屏，就是那个退休的官员，也抄他的家去查，看能不能查出什么。果然查出来一点什么《明史》这样的著作，你看看，心怀前朝，图谋不轨，又把他办成了一个逆案。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河南的官员当然有错，但是因为办了逆案，所以有功，就官复原职吧。至于拦轿告状的那两个刁民，你不是拦轿告状不告状，是因为你们想造反，所以就杀了吧。那个彭家屏，对吧，你家里藏着禁书，那怎么办呢？我也救不了你啊，就赐令自尽吧。所以这个案子就了了。
你看，这个案子的处理手法典型的反映了乾隆的一个心态，就是整个这个国家，老百姓是儿子，官员是爹，我是爷爷。那么爹要是欺负儿子，那怎么办呢？这不应该啊。但是儿子你不能反抗，你得懂我爷爷，我发现我儿子欺负你儿子，我来办你爹，这事只有我有权力。你反抗，这就叫大逆不道。为什么？今天你能反抗你爹，明天你就能反抗你爷爷，这个道理说得跟绕口令似的，想必你也能听得懂，所以乾隆这个账打得是非常的精明。
通过乾隆皇帝处理这个案子的手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权利和信息之间那种纠结的关系。对于权力来讲，他面对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相反的冲动的。第一个冲动，是试图击穿层层的权力设置，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这个冲动总是有的。
那么第二个冲动呢，是设置层层的信息障碍，以确保自己权力的存在。你看，这听着有点虚，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任何官僚系统当中的任何一层的权力，最在乎的就是越级汇报。如果我的下属可以不通过我，就跟我的长官之间形成信息联通，那我这一级的权力就跟没有一样啊，对吧？你们俩都聊得热乎了，要我干吗呀？
所以说在军队系统当中，最在乎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叫越级汇报。有一个退伍的老军人就曾经我讲，当年他刚入伍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还向组织上表忠心呢，在操场上遇到连长，连长，我跟你汇报个事。连长当时就把脸拉下来了，把他揪到排长那儿，说这就是你带的兵，就这么不懂规矩，当时就关了禁闭。为啥？越级汇报嘛，你跟连长直接汇报自己班里的情况，那班长、排长，这个兵还怎么带啊？所以必须要设计信息的屏障，而不是信息的更顺畅的沟通，这是军队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必须要有权力的神秘感。你看在军队，军官和士兵之间，什么澡堂、饭堂、厕所，这些牵扯到人类的生理活动的这些场合，往往是要分开的。你想想看，如果士兵和军官在一起洗澡，一起吃饭，一起拉屎撒尿，这还有什么神秘性可言啊？你不就是那样一个人吗？跟我也没什么区别啊。一到战场上，当需要权力和权威的时候，丧失了这种神秘性的时候，那权力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权力和信息往往是一个同构的关系。
所以再回到我们今天节目想讲的那个主题，如果一个传统企业，想向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转进，那其实它渴求的是什么？是信息沟通的那种顺畅和效率。但是与此同时，如果这个效率真给了你，你做了相应的组织变革，做了相应的信息通道的重新设计的时候，你会陡然发现，你原来握有的那个权力没有了。
就像我们公司的CEO脱不花妹妹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我们这个公司什么时候，我们作为长老，作为公司的领导人，已经需要通过一些中层干部给我们汇报情况，我们才能够了解底层情况的时候，我们这个公司就已经老了。
所以我们现在罗辑思维这个公司，我们怎么运行啊？就是所有的员工没有层级，甚至没有部门，你们相互之间就是通过项目而整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当Leader，都可以当其他项目的成员，是通过各种临时性的组织，形成一种近乎于失控的组织类型。在这种情况下，你像罗胖本人，在我们的组织内部，实际上是没有权力的，我仅仅是作为一个资源，被各种各样的项目去调用，我其实是各个项目的参与者，而不是那个领导人。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失控。什么叫失控？失控就是用中心权力的丧失，去获取整个组织的更大活力和信息的更通常的流动。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传统的企业家都在那儿喊，我们要勇敢地向互联网时代转型。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转型就意味着组织的变化，那就是你原来的组织样态可能会变成一个平台，一个基础设施，要容忍那些更有活力的个人或者说小组织，在你这个平台上跳舞，他们自己去做出符合他们自己意愿的决定，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先做决定，这样你就会拥有信息传递的高效率。而与此同时，原来平台的拥有者就会变得没有相应的权力。
所以说，互联网转型不是一次控制下的结果，它往往是一个选择的结果。什么样的选择？就是一方面是信息高速流通带来的高效率；而另外一方面，是原有权力的丧失。当这样两个东西放在你面前的时候，请问，转型者们，你们会怎么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