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5年1月2日
再烂的时代，也有一群励精图治的人。
李源
《沉没的甲午》陈悦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我们接着上一集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甲午战争，这一场两个甲子之前的国之大难。之所以说它是大难，不仅是因为战场上输得惨，而且是因为后果太严重了。
第一个后果，就是你中国通过三十年的同光中兴、洋务运动，好不容易撑出一个场面。大家一看，你现在也有枪有炮，也有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还高看你一眼。但是甲午战败之后，你马上就被打回原形，大家原来以为你是条龙，现在一看，原来是条虫。西方列强原来以为中国是东亚当之无愧的第一强国，现在一看，第一强国是人家日本。所以自打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可就正式沦为国际丛林当中的二流国家。
那第二个后果呢？就是这一次沉沦，你可再没那么容易爬起来了。为啥？因为没钱了嘛；钱哪儿去了？钱都赔给日本了嘛。你看，马关条约当中规定，中国要赔给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原来是签的两亿两，因为后来三国干涉还辽，日本人又把辽东半岛给吐出来了，所以又加了三千万两。
这两亿三千万两什么概念？你去看第一次鸦片战争赔给英国人，那可是包括鸦片的货款、商人的损失、英国的那些风帆战舰，绕到非洲好望角跑到中国来，那个远程的军费，加起来两千一百万两，只有甲午战争赔款的十分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只赔了一千六百万两，英法两家各八百万两。所以你看，日本人可是狮子大张口。
两亿三千万两那是什么概念啊？中国当时中央政府一年的岁入是八千万两。说白了，中国政府整个停摆，一分钱不花，扎起裤腰带，还日本人还得还三年。当然，你不可能政府停摆，所以你这点钱，这点赔款，都得从牙缝里给人抠出来。
你现在没钱怎么办？你还得借外债。借外债，那连本带利，利上加利，多少钱？前前后后，我们得借上六亿两白银。如果按照当时的国力计算，大概得还上五十年。换句话讲，五十年内，你再也没有可能建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和现代化的国防力量。
我们再来看日本这一头的仗，拿到两亿三千万两，说白了，中国人民至少三年以上，全中国人民交的税，全交给日本政府。那日本政府拿到这笔钱干吗呢？有人说，哎呀，日本人重视教育，都办教育去了。
扯，日本当时也是崛起期，它拿这笔钱当然要发展军事实力。所以你看，甲午战败之后，日本人开始扩充自己的军力，到1905年，就一战成名，打败了欧洲列强之一俄国人，日俄战争一战而胜。
那这笔军费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中国人给补贴的嘛。尤其是日本人当时的海军队伍当中，赫然还有中国北洋舰队里面的船，就是当时的所谓的超级铁甲舰镇远号，不是从刘公岛基地被日本人掳走了吗？对，参加了日俄战争。
这个镇远号后来也真是好惨，后来被大卸八块，还让日本人放在博物馆里给展览，羞辱中国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被中国人花钱给买了回来。
所以你看，日本人拿到这笔钱扩充军力，而中国再也没有能力扩充军力，这一消一长之间，中日两国的实力可就彻底拉开了。
所以你看得病就是这样，一次得病，慢慢康复也就没事了。怕的是什么？回头病。你中国人通过三十年自强不息，好像有点起色，这一次再打趴下，它的后果可不光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还有一个民族心理上的。原来我们走的这条路三十年，三十年卧薪尝胆，原来没有用。
而且中国人那种天朝上国的骄傲，可就被彻底打趴下了。你看，光从领土上的损失，朝鲜，原来我们的藩属国，现在被割让，就是被侵占吧。整个东亚，原来以中国为核心的那个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天朝的朝贡关系体系，算是正式解体了；更何况，台湾还归了人家日本。所以，对当时中国人的心理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那还是回来这个问题，那到底为啥呢？当时的人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在分析怪谁？基本上两层结论。
第一层结论，那就是怪具体的人呗，比如说李鸿章，比如说丁汝昌。再有呢，就是怪所谓的体制，这也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惯性思维，一旦出问题就是怪体制，说你因为政府不好好干，你那个体制太腐败。这样的结论也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你会觉得好苍白。
那怪人，怪谁呀？确实，甲午战争当中有一些那么软骨头。比如说，我们上一集讲的高升号的故事，其实还有一艘运兵船，叫操江号，操江号是一艘老船，建成之后已经二十多年，什么都不行了，机器也破，速度也慢，后来就干脆改成了一艘运兵船。
那这艘运兵船上只有五门炮，所以它跟高升号是几乎同时遇到日本的战舰。日本人就说，我要俘虏你。当时那个舰长就要自杀，后来那个船上的英国管带就说，你不要自杀，我劝劝你，好死不如赖活着。后来一想，也是，所以就被俘虏了。
所以船上的几千士兵，就被日本人尽情羞辱，带到陆地上，排成两行，带着游行，说中国人，看看，就这样。一直到甲午战败之后，这批人才被释放回到中国。
再给大家举一个软骨头的例子，就是方伯谦，北洋水师济远舰的管带。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青年才俊，二十岁就考取了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跟后来著名的什么严复、萨镇冰这些人都是同窗。二十八岁回到国内，受到李鸿章接见，一看人才啊，又是海归派，迅速地就给他提拔成了舰长。
这个人平时其实优点挺多的，只要不打仗全是优点，脑子灵活，有战略眼光，口才又好，开军事会议经常第一个发言，跟丁汝昌私交也很好。因为其他的那些管带、舰长，都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都是福建人。这帮人平时说英文、喝咖啡，有点看不起丁汝昌这个安徽土老帽，但是方伯谦不然，跟丁汝昌私交很好。所以你看，他在军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但问题是，这个人一上战场，一听见炮响，腿肚子就发软。丰岛海战就逃过一回，后来大东沟海战又逃，因为他看见邓世昌的致远舰已经沉了，就跑。跑到最后，还把自己的一艘小船，叫广甲号，又给撞沉了。所以这个人后来上岸之后，当然军纪也没饶了他，一刀斩弃。
所以像这样的软骨头确实有，但问题在于，当你遍览关于甲午战争的书，你会发现这并不是普遍现象。如果你认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贪生怕死，那真的是辱没了那些先烈的英灵。
那问题在于，当时和后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声音，非要抹黑海军呢？要知道，在任何现代化的国家，海军不管是哪个政府的，是资产阶级政府、沙皇的政府，后来的政府对于自己国家的海军传统，向来是非常尊重的。据说，苏联海军用的军旗，还是沙皇俄国时候的海军军旗，因为海军是一个不被斩断的传统。就是不管自己国家的海军怎么样，打败仗也好、打胜仗也好，它都会受到后人的尊重。
但只有在中国的北洋舰队，你就发现奇了怪了，从当时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人都以抹黑自己国家的海军为己任，谁骂得声音越高，谁抹黑抹得越黑，谁就越光荣，这个心态好像很难理解。
比如说邓世昌，这是如假包换的民族英雄吧？但是有人就有本事鸡蛋里挑骨头。因为传说邓世昌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仆人去救他，他不上来。他的狗，他在船上养了一条狗，叫太阳，这太阳叼着他的手，也想把他拖上岸，他就把那条狗摁住，然后把那条狗淹死，后来自己跟那条狗一起死了。
这本来是英勇事迹吧？就有人说，这一看就是军纪不严，居然在船上还养狗。这个话怎么说？当时全世界各地的海军养宠物，这都是允许的。你比如说在英国海军的军舰上，就经常会养猫。因为船上带了食物，总不愿意让老鼠吃掉，所以就养猫。有一只猫在海战当中受伤，伊丽莎白二世还给它授过勋章。
比如说日本的军舰上养过黄牛，欧洲其他国家的海军军舰上，甚至有养过长颈鹿的。所以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是海军的惯例。你也就是没在海上待过，你自己一个人漂泊在海上，可能全舰官兵最大的一个乐子，可能就是如果有一个宠物的话，这是调节官兵那种生活情趣的一个必要，它不是一个人玩物丧志。
还有，就是最新鲜的，说这个日本人当年发现，说北洋舰队居然有士兵在炮管上晾衣服。这个事怎么来的？是日本的一个出版物，是东乡平八郎的传记。这个传记可不是东乡平八郎自个儿写的，是一个业余作者写的，也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东乡平八郎说的，说有一艘北洋水师的船，叫平远号，访问日本长崎，他看见了。
但问题在于，后来一查记录，发现那一次访问，平远号压根就没去。但是后来这一则传闻越流越广，有人说是定远，有人说是镇远，有人说是济远。好，不管哪个，我们就说定远号那个炮，那个炮管子有多粗，你想，它是超级铁甲舰，那上面能晾衣服吗？你想想看。
而且离地三米高，谁会冒着生命危险，一定要在炮管子上，三米高，一层多楼，上面去晾自己的衣服呢？一看就是胡扯。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例子，至少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可真就在课堂上跟我们讲，我们一直觉得北洋水师那是腐败透顶的。其实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
再比如说，当时就有人写文章讲，说威海卫的刘公岛基地腐败得要命，上面到处都是烟馆、妓院、赌场，光妓院七十多家。这个有点太耸人听闻了，而且根本就架不住推敲。你现在看存留下来的刘公岛当时的照片，那个建筑物是清晰可见的，有一些小村落，有一些海军用的公用设施，有一些房屋，这些房屋很多是高级军官的住所，等等。哪有那么多房屋去开那么多的妓院，七十多家呀，那得一个多么繁荣的大城市，才能够容得下七十多家妓院。
更何况，要知道北洋水师它不是一个港口里停泊在那儿的舰队，它是要四处巡海的。你比如一到冬天，它就要到南方去避冬；一到夏天，它就要到朝鲜、俄罗斯那一带去巡视海防，包括还要去停泊到旅顺港。
那它每年能够停留在威海卫刘公岛基地的时间，大概也就三分之一。如果有七十多家妓院，到处都有赌场，它一年只在这些待三分之一，那怎么能养得活呢？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日本人占领刘公岛之后，对当时的很多人口、房屋、财产，都进行了登记造册，确实有妓女，但是仅仅有那么几个暗娼而已，绝对没有到当时人传说的那个样子。
当然了，关于对北洋水师的各种抹黑，这个材料实在是太多太多。给大家推荐一下陈悦先生写的《沉没的甲午》，里面做了很多辩诬的工作。
当然这里面我们得说，就是所有的这些诬蔑，最集中的一个人是谁？就是我安徽老乡丁汝昌。很多人黑他，那当然从道德上否定他，那就不必说了，当时有一个“拔丁运动”，就是你不是姓丁吗？要把你像钉子一样给拔出来。
朝中的很多御史言官，反正他们就看李鸿章这一系不顺眼，但是他们拿李鸿章也没办法，那是太后老佛爷的红人嘛，对吧？但是我就打你的狗，我打给你的主人看，他们用的是这一招，要搞“拔丁运动”。
那集中在丁汝昌身上的指责就特别多了，比如说，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海军的人，因为他是一个骑兵军官，他是从淮军跟着当年的刘铭传干的，他怎么能够指挥北洋水师呢？这一定是任人唯亲。
那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呢？在组建北洋水师的时候，当时李鸿章就问了一下，也是当年办福州船政学堂的那个沈葆桢，也是一个晚清的名臣。就跟他商量，说让谁来干这个北洋水师的提督的角色？
那沈葆桢就讲，说实际上没有这样合适的人，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所以不如去找那个天资不错，你又信任的人，我们从头开始培养。只要这个人靠谱，那这个官就没什么不能当。你听这个道理对吧？所以当时李鸿章就选择了这个丁汝昌。
为什么选他呢？其实原因很多。第一，当然咱们不得不承认，安徽老乡，淮军旧部，知根知底，这肯定是一个原因。第二，你不要以为丁汝昌就是个骑兵军官，他是后来参加剿捻军的时候，才当了骑兵军官。原来在淮军的时候，他跟着刘铭传部，他就是铭军的——铭军就是刘铭传所部的那个军队的名字——铭军的水师的提督，他干过水师，所以水战对他来讲并不陌生。
而且李鸿章也不完全是因为他是自己的旧部，事实上剿捻结束之后，刘铭传部，更不要说这个丁汝昌，跟李鸿章早就失去联系了，多年不通闻问。一直到哪一年呢？是1877年，这个丁汝昌得了一个差，跑到甘肃要去上任。
但是走到天津的时候，好死不死病了，就耽误下来了，这就拜见了自己的老上级，就是李鸿章。两个人越谈越热闹，越谈越亲近，李鸿章说对，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又信任，又有才干，性格又好。所以就不让他走了，把他留下来，要提拔他为水军，就是当时的北洋水师的提督。
可是这一次提拔，也不是一次到位的。刚开始把他放在一个当时英国造的一种叫蚊子船，让他在蚊子船上去见习。后来在1880年的时候，因为要到英国去接两艘舰，就是邓世昌那票人，超勇、扬威两艘舰，要把它接回国内，让他带着几百个人去，办差办得又特别漂亮。是经过了大量地考核，觉得这个人靠谱。
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用像刘步蟾、邓世昌这些留学过英国回来的人呢？当然不能了。你想，这是一个多么关键的角色？他要连接多方力量，比如说朝廷，比如说李鸿章，比如说那些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明党，就是刘步蟾、邓世昌这些人，那不好管的呀，还有一些洋人的教习，那些英国军官。如果你没有一个好脾气，没有一个长袖善舞的性格，没有行政的专才，实际上这个角色是极难干的，丁汝昌应该说干得还不错。
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御史言官动不动就给朝廷上奏折，要把丁汝昌杀了，以谢天下。写这个奏折的人可不止一个两个，动不动就纠结五六十个御史，给朝廷上奏折。那你觉得好奇怪，前方正在打仗，统兵大将又在用人之机，为什么后面的人动不动喊打喊杀呢？不是给前方出点主意呢？
其实这很好理解，大概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旁观者不干活，他老评价别人，他当然要刷点存在感了。就像今天的微博上，很多键盘侠，动不动喊打喊杀，收复钓鱼岛，就是那帮人，正常的心理。
那第二呢，就是清朝当时的体制，是严重地重文抑武。对于武将来说，不管你立下多大的军功，品级有多高，是不是有红顶子，对不起，见文官你小三级。所以一品的武官给二品的文官当警卫员的事情，在晚清的政坛上，是非常常见的。
在文官看来，这武将就是贱，就是贱货，你一定要想法吓唬他，说喊打喊杀，他们才会为国效命。
但是这些文官说话真的是不负责任，你比如说有一次，他们就说，为什么旅顺战败，被日本人给登陆了，那就是丁汝昌的错。为什么呢？说他“安然晏坐于蓬莱阁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也”。
啥意思呢？说他没管打仗的事，他跑到一个地方，叫蓬莱阁，那个地方有个密室，外面是帘布深垂，他躲在里面。躲里面干吗呢？搞女人，姬妾满前嘛；纵酒呼卢，呼卢就是赌钱；视如无事，根本就不管战场上的事。
你看见没有啊？你就这么胡沁？对，当时的御史有一个特权，叫风闻言事，就是只要大老爷我听见了，我就可以往上写，我不管这是不是事实。这简直就是胡扯。
但是这种胡扯居然就成了当时晚清朝堂上的呈堂证供，光绪皇帝信不信呢？信哪。光绪皇帝不仅一次一次地去折辱丁汝昌，你看到当时那些谕旨，真的不像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给自己的下属武官，尤其是在一线战场上正在征战的武官下的那种书，那经常就是一种人格的折辱。
甚至有一次，这已经是到了刘公岛已经被包围了，光绪皇帝居然给他下一封什么旨？说这样，你现在算是戴罪之身，你先把你手头活干完，干完之后立行起解，不许渎请。
什么意思？就是原来他们有一次又想杀丁汝昌，已经朝廷要下旨了，整个刘公岛上的海军基地的官兵们一看，这不行啊，唯一了解全军情况的这么一个官员要是被搞走，这仗没法打了，所以全军上下一起为他求情。
朝廷一看，那就算了吧，正在用人，那就回去吧，就先别弄，戴罪立功。现在又来这么一封信，什么意思啊？就是等你事干完，我们就宰你，现在你先干活。干完之后呢，即行起解。什么叫起解？苏三起解嘛，就是戴着这玩意儿就去北京。
然后不许渎请，再要去保他，那是万万不行的。这个渎，就是过分的意思。那你想什么意思啊？就是打仗白打，甭管打赢打输，最后弄来，我还是要羞辱你，甚至要杀了你。
所以到刘公岛战役保卫战的后期，丁汝昌已经是一个必死的心态了。据当时他身边的人讲，敌舰的炮弹往哪儿打，他就往哪儿站，好歹落一个壮烈殉国。但是最后呢，他有的时候被震晕过去，他在黄海海战身上就身负重伤，就带伤指挥战斗。
这个人其实很勇敢，但是后期的勇敢就有点那个找死的意味，只不过没有死成。后来丁汝昌是怎么死的呢？是自己服毒自尽，吞鸦片烟而亡。一听这个词，朝中的御史言官又来劲了，他居然有鸦片烟，他一定是个烟鬼，他平时军纪一定不好。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了，当时军队的医院里面，一定得有鸦片烟，那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麻醉剂。现在也有资料证明，当时他们几个高级军官商量，都要服毒自尽的时候，确实是派人到医院找的鸦片烟。
你看，这么小的一个细节，那些御史言官老爷都要做文章、泼脏水。
那后来丁汝昌死了之后，我们看这叫殉国。但是当时朝廷不这么看，说你死了，死了哪儿行啊？接着抄家。抄完家之后还不解恨，说这个尸体在这儿，怎么着吧，全身上下给穿上黑色的囚衣，然后装殓到棺材里面之后，把棺材又漆成黑色。在棺材上面还要打三道铜锢，给送回老家，让当地的地方官看着，这个棺材不许下葬，不许他入土为安，这是朝廷的罪人。所以丁汝昌的子孙流散到各地，不好意思回家。
这一桩冤案一直到了宣统二年，这已经是清朝完蛋前的最后一年了，这桩冤案才被平反。
那从所有的这些悲剧当中，我们能够读出什么样的意味呢？从丁汝昌这个悲剧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出甲午为什么战败吗？
刚才我们跟大伙聊了丁汝昌的悲剧，你可能又会觉得，看来甲午战败要怪就得怪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那些清流。我们还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它苍白而廉价嘛，用个人的是非善恶是解释不了国家的成败祸福的。
要去观察一个大国的战败，通常而言，我们必须着眼于这个国家的组织方式。为啥？因为你有财富，有资源，跟当时的清朝相比，日本才是穷国和弱国，我们的GDP不知道要比它大多少。但是问题是，你的那些力量，你的那些资源分散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里，你没有办法把它整合和组织起来，变成爆发力和战斗力，投放到战场上去。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情况。日本是从1668年才开始明治维新，其实它的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比中国的洋务运动还要晚。但是它迅速地脱亚入欧，它下了极大的决心，当然跟它底子薄也有关系了，船小好调头嘛。
到了甲午战争期间，它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组织方式的第一步。那什么叫现代化的国家组织方式呢？就是大家都认同于同一个国家和民族，上下一心，能够更有效率地调动资源，投入战场。
就拿甲午战争来说，当时明治天皇在干什么？他不是躲在东京的皇宫里面指挥前线，就跟光绪皇帝干得似的，在紫禁城里面天天看《圣武记》，然后就是下诏旨，催李鸿章出战。
人家天皇是全身披挂，穿着一身的军装，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大统帅，这个责任，国家的战胜战败的责任不是哪个具体的将领的，然后跑到广岛设立大本营。广岛是港口，距离前线最近，他一定要尽快地得到信息。
据说当时天皇所在的那个大本营，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房屋。天皇只有自己的一把椅子，剩下桌子都是公用的，每一个来开会的大臣一人一把椅子，然后天皇还有一个小书橱。完了，没别的。
那你说天皇在哪儿睡觉呢？就在桌子上睡觉，白天开完会，然后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撤，就在那儿，铺个被单就睡觉，弄个屏风一围。当时有他的内侍官说给天皇弄个安乐椅吧，就是坐得稍微舒服一点。天皇说别介，这个根本就不是舒服的时候。
然后又是天寒地冻的岁月，内侍官说给您装个暖炉好不好啊？很冷的。天皇说不介，为啥？因为我们的将士还在天寒地冻当中作战。所以最后勉为其难，天皇接受了一个小手炉，一直坚持到甲午战争结束。
那天皇的皇后在干吗呢？中国的皇后天天跑到颐和园，向太后老佛爷请安，对吧？天皇的皇后召集宫中的女官去制作绷带，给前线的将士寄过去。甚至有记载，天皇的皇后还给受伤的那些伤兵去亲自安装假肢。
我们再来看国内的那些精英在干什么。中国的国内经营天天就在骂李鸿章。而日本的精英呢，是毁家纾难，大量地给国家捐款。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叫福泽谕吉。现在那个日元一万日元，这是面额最大的那一张，上面那个头像就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一方面写文章，说甲午战争就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我们代表文明，清朝代表野蛮，揍他丫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把家产变卖，捐出了一万日元。你可别觉得一万日元少，当时的日元可不是现在的日元，当时一分钱的日元，就是你要吃一个牛肉火锅吧，只需要五分钱，所以一万日元那个购买力是吓人的。全国各地的士绅都在给国家捐款，瞬间就筹集了两百多万元。
而战争的经费方面，这个地方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误解，很多人都说，我们清朝那么广袤的国土，那么深的战略纵深，对吧？前线打败了不要紧，跟他搞持久战，拖死丫的。日本人国小，国家也穷，它的财政很快就会崩溃。
那你才搞错了，日本虽然国小，但是它为这场战争做了多久的准备啊。在战前就发了一亿多日元的战争的国债，然后民间又踊跃去购买国债。
而中国这一边呢，那就差得太远了，对吧？首先国家根本就没有一个公债系统，也没有人去购买国债，所以只好找洋人去借债。当时想筹集一千万两白银的战争经费，只好找英格兰银行去借。
刚开始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就是那个英国人居中，已经把合同谈得差不多了，结果快到打仗的时候，英国人翻脸不借了。所以只好找汇丰银行借了这笔钱，利息极高，据说是七分利。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战场上对垒的双方，在中国这边，它仅仅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而在日本这一方，则是上上下下都被动员起来的一个现代化国家，它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认同。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887年的时候，当时中国从德国买了两艘超级铁甲舰，就是定远和镇远，中国人有钱嘛。那日本人眼红啊，天皇说这玩意儿我也想要，对吧？没钱。
没钱怎么办？天皇说这么的吧，我不吃饭了，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把宫里的所有的用度的钱全部捐出来。皇后说，那我也不戴首饰了，把头上的那些乱七八糟都摘下来捐给国家。那民间一看，天皇夫妇都这样，我们也捐吧。瞬间就筹集了一百万日元。
当时有一些传说，一些少女说，怎么能给国家多捐一点钱呢？怎么着吧，到妓院，把自己第一次给卖了吧。你看日本少女一直有这个传统，为钱是很拼的。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到了1891年的时候，这是甲午战争前三年。当时俄国的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尼古拉二世，跑到日本去访问。要知道，日本崛起之后，其实一直跟俄国就不对付，因为都是在远东有利益的两个大国嘛，民间其实互相已经仇视了，但是国家还得装得挺好，当伪君子。
等尼古拉二世到日本访问，游玩到一个叫琵琶湖的地方，当时一个愣头青，一个日本警察，叫三藏，举着日本刀就冲上去，就给了皇太子一家伙，负了一点轻伤。那这个时候日本天皇就吓坏了，虽然日俄之间将来必有一战，但眼下不是时机啊，俄国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西方列强中的大国，日本还在一个上升期。所以天皇这个时候，伪君子嘛，就做出各种各样示好的表示，各种对不住。
那全国上下一看天皇这么做，所以大家都去配合，做伪君子，其实对俄国人心里是恨得牙痒痒的。然后呢，比如各地的庙宇、僧侣，都在祈福，俄国皇太子早日康复，大量的慰问电扑向俄国驻日本的大使馆。
还有一个日本的奇葩女性，27岁，据说还是一个孕妇，当时居然就自杀了，向俄国人谢罪，说我们日本人对不住你，我死吧。你看这种情况都能出现，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使是在国家当伪君子的时候，他都能以一个整齐的面目来对待一个外敌。
而这方面，中国则差得太多太多。在甲午战争期间，包括在东北，很多当地的士绅一看，又有打来的了，所以又来一个胳膊粗壮的，来行吧，我们给你捐钱捐粮，这样的事情也史不绝书。所以民间的动员能力，两国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再来看军队，日本是从1872年开始，就立了一个征兵法。你不要看仅仅是一个法律，实际上它意味着所有的国家的军队，就对国家负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可是你反过来再看我们大清朝的部队，虽然全国好像有一百万国家的常备军，但是真正上过战场，有战斗力的，统扯算下来，也不过五万多人，就是当时李鸿章的淮军。这些部队它是国家的军队吗？算，但是其实又不是。其实本质上讲，它是李鸿章的私家部队。为啥？因为所有的粮饷都是李鸿章七拼八凑给它弄起来的。
比如说淮军是怎么起的家？就是李鸿章跑到自己安徽合肥的老家，然后在当地征募的那些父子、兄弟，那些人变成了军队。那请问军饷怎么来呢？主要是朝廷给一些名额，就是你可以卖官鬻爵，卖多少个红顶子，筹一笔钱。然后呢，在地方上设一些关卡，征一些商税，是怎么七拼八凑形成的军饷。
那对于底层的这些士兵和军官来讲，是，都是皇上的军队。但问题是，皇上不给我发军饷啊，替我们筹响的是李中堂李大人，所以他的效忠对象，自然就是李鸿章。其实北洋舰队也是一样，它都是李鸿章想办法，最后组建的这一支军队。
所以你看，为什么甲午战争当中，西方有一句很著名的评论，叫李鸿章是以一人当一国。整个这场战斗，就是李鸿章私人的战斗。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朝中那些以翁同龢为代表的那些清流，拼命地要攻击李鸿章，为啥？因为这场仗就是你打的。
虽然打胜了，光绪皇帝有面子，翁同龢也有面子。但打输了，其实也没多大坏处，至少可以把一个政敌李鸿章给他扳掉。
而且整个的战争过程当中，淮军的作战系统体现出了一种严重的前现代化的色彩。比如说后勤，任何现代化的战争，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以国家信用和整个财富担保的后勤部队，你打个屁啊？
可是你知道甲午战争期间，后勤是谁办的吗？是当时天津海关道的一个道台，也是轮船招商局的督办，这个人叫盛宣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一个人物。那怎么整个国家打仗，后勤部部长轮到一个海关的官员来干呢？就是因为盛宣怀跟李鸿章私交好，比较能干，善于理财，他能搞到钱嘛。所以这个担子，就有理没理地落在了盛宣怀的头上。
可是盛宣怀也没办法呀，因为黄海海战之前，我们的运兵船，那些补给船，已经反复被日军击沉。所以他只能想办法绕到渤海绕过去，就是走浅水。走浅水，那些大的轮船就不能用，要雇民船。
可是一雇民船，就牵扯到要用银子，淮军有没钱。所以反复谈判、筹饷，这就耽误了时机。为什么叶志超狂奔三百里要回到国内？没粮食啊。而粮食在哪儿呢？盛宣怀只能用民船给卸在营口，从营口又一点一点地往战场上运，那自然就耽误了时机嘛。
所以你看，这么烂的后勤系统，这么前现代化的国家系统，你说这个仗能打赢吗？
在整个甲午战争的过程当中，李鸿章是遭到指责最多的人。那指责主要是两条了，第一条说他畏敌如虎。那确实，李鸿章知道，打不了、打不过，为什么还要打呢？为国家民族留一点种子，有啥不好呢？这一段公案，我们先搁下不表。
那第二个指责呢，就是说他任用私人。确实，李鸿章确实任用私人。你看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不就是你淮军旧部，不就是你安徽老乡吗？
还有，像淮军的那些高级指挥官，一旦开军事会议，那跟安徽合肥的同乡会是差不多的，什么张树声、刘铭传、卫汝贵、聂士成、叶志超，这些人都是合肥老乡，丁汝昌反倒还要远一点，是安徽庐江人，但那也是老乡。
这些御史言官、清流指责李鸿章的时候，也特别会找那个要害。因为在皇权时代，一旦指责一个大臣结党营私，通常这个概念一旦在皇帝心中种下了根，那你这个大臣也就算活到头了。
那李鸿章任用私人，这是事实，明摆着的。这说明李鸿章道德败坏吗？你还真就不能这么轻易地下结论。为啥？因为如果他不任用私人，他根本就玩不转。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甲午战争主要是三个战场，海战是一个，辽东半岛是一个，然后山东半岛是一个。那日本的第二方面军从辽东半岛撤出，从山东半岛这个尖尖上，就是容城湾登陆。那战略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包抄威海卫，要在刘公岛基地，把北洋水师给吃掉。
那这个时候山东的地方长官是谁呢？叫李秉衡。这个李秉衡可大有来头，他原来其实也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手下。但是因为有一次办一个盗窃案，办得不是很漂亮，被人给参了一本，就丢官落职。估计李鸿章也是不太看得上这个人，就没有替他说话。李鸿章平时挺护犊子的，这次就没护他，所以也难免就心里种下一些芥蒂。
然后他就投奔了李鸿章当时一个隐隐然的政敌，也是晚清的一个重臣，张之洞。张之洞这个人虽然也算改革派，但是他在当时的官场的分立当中，他算是清流派，跟李鸿章这个浊流，那肯定是双峰并制。后来他就在张之洞的幕府，渐渐地又混起来了，慢慢地被保举到了山东巡抚的位子上。
要知道在晚清的时候，直隶总督基本上能管的，大概就是今天河北这一片地方，他管不到山东。这个山东巡抚这个职位很奇怪，因为他上面没有总督，基本上就是他说了算，直隶总督管不到。
那李鸿章说，我指挥这场战斗，可是现在战场挪到山东地面，所以他就只能不断地向朝廷打报告。说现在日本鬼子要登陆山东了，下一步的战略方向非常明显，威海卫危在旦夕，不停地说。但是说又有什么用呢？山东的现管，不是县官，现管是李秉衡，李秉衡就是要看你李鸿章的笑话。
而且从另外一方面讲，李秉衡作为山东的地方官，他守土有责。但是山东多大一片地面啊？他只要守住了像济南、登州这些地方，那就算守住了。至于威海卫，那只是山东的一个小尖尖，那个地方丢掉，关我什么屁事？尤其那个地方，北洋水师的驻地，那你李鸿章负责。
所以李秉衡基本的战略设想，就是你日本人不是去打威海，对，我就在这边设个防，你不要过来就好。
把个李鸿章急得要死，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李秉衡不是你的人，李秉衡前一任的那个山东巡抚叫福润，这是个旗人。这个人跟李鸿章私交不错，所以李鸿章基本上还能管得到山东的事。现在你管不到了，一边就给朝廷上报告，朝廷也指挥不了李秉衡，因为李秉衡作为地方官守土有责，他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弄好就行了。
后来这场斗争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就是当云贵的援兵，是从云南、贵州来的援兵，来到山东的时候，李秉衡说，在我这儿待着，不要去救他。所以最后北洋水师被摁死在威海卫基地，实际上就是李秉衡见死不救的结果。当然，救也未必救得出来，但是这总比见死不救要好得多吧。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时大清国的海军可不光是北洋舰队，其实还有南洋水师。南洋水师的最高指挥官是南洋大臣张之洞。那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就跟张之洞商量，说这边一旦打起来，能不能派个船支援一下？张之洞说好呀好呀，但是直到甲午战争打完，也没见他派过一艘船。
那李鸿章真正能指得上的是谁呢？还有一个广东水师。为什么能指得上广东水师，这么远？因为当时的两广总督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所以广东水师派了广甲、广乙、广丙三艘船，到北洋舰队来助战。当然广甲和广乙很迅速就毁掉了，最后就剩了一艘广丙。
那到了丁汝昌自杀之后，牛昶昞带领着残部投降日本人。这个牛昶昞就跟日本军队商量，说你看啊，你们是跟北洋舰队打仗，那现在广东水师有一艘船在这儿，你看这个广丙，你看着人畜无害的样子，从来没有害过大日本皇军，是不是就把他们给放回去算了？你们要觉得不解恨，把它的炮给卸下来，但是船呢，但是还给两广总督，让他们跟总督大人有个交代。
你看这套道理，在牛昶昞或者中国这些官员看来，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因为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你们跟李中堂打架，关人家李瀚章什么事情呢？但是这套道理落在日本人的耳朵里，就觉得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我们跟大清国打仗，你们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是我们的敌人，我分你什么南洋、北洋、广东水师啊？所以日本人就把这件事情在军中传为笑谈。
但是这个120年前的笑谈，我们今天分析起来，也真的是饶有趣味，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前面讲的一个道理，就是中国当时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那请问，什么叫现代化的国家？一般我们都认为，四个现代化嘛，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国家了。可不是，要知道，通过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人家大清国也有了铁路、轮船、火车、电报，这些都有了。但问题是，你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为现代化，它指的是人和人之间一种全新的协作组织方式。
那什么是现代化国家？给大家推荐两个定义。第一个呢，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来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想象中认同一个共同体，这就叫现代化的国家。虽然是想象的，好像很虚，但是落实到它的地缘政治上，就一点都不虚，很多国家的形成过程，都需要这种想象逐渐凝结的过程。
你比如说，世界文学作品史上有两部著名的童话，《安徒生童话》就是安徒生一个人写的，他是个自媒体，这个仅仅是文学作品。可是另外一部童话作品，就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就是德国的《格林童话》。
格林是一对兄弟，当时在整个德语区搜集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然后改写，然后印刷，然后传播到德语区的各地。正是伴随着这部童话作品的传播，很多德语区的人渐渐凝结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在德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格林兄弟就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那你像中国，它是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呢？看着像，比如说书同文、车同轨，自打秦始皇那个时代，就已经干完了。但问题是，直到晚清，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你都不能说，我们完成了想象共同体的搭建。想象是有，可是共同体没有。
当时中国上上下下的人，都认同于是一个朝廷，是一个皇帝，是一任统治者。他并没有觉得，我们是这个共同体当中的统一的一分子。
在甲午战争当中，你还能看到这样的事例。日本人在东北侵占了很多地方，当地老百姓反正也习惯了，谁胳膊粗，谁力气大，谁打服了别人，我们就给他交皇粮国税。当地的一些士绅甚至跑去，箪食瓢浆，以迎日本人。所以你看，这就是前现代化国家，在国家认同没有建立时候的一个正常表现。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真不能说你怎么不爱国，你没有民族气节。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草民嘛，谁力气大，来统治我们，我们交税就是了，对吧？这个就是前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特征。
那第二个定义呢，是我们罗辑思维节目反复在节目里引述的一句话，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讲的，从身份到契约。因为在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其实都有这样的现象。
在现代化国家出现之前，人和人都是用小共同体来协作的，说白了就是身份关系。跟中国的，说淮军的将领都认李鸿章，对吧？那个李秉衡认张之洞，是一样的。在欧洲，他也是我作为一个骑士，我认我的领主，我的领主认他的国王，然后附庸的附庸，不是他的附庸。
其实马克思也讲过一句类似的话，叫越往前追溯历史，人类就越从属于某一个小共同体。
可是现代化国家来了，这种基于身份的认同，就要破碎掉。那什么东西重新黏结人和人呢？梅因教授讲得好，从身份到契约，大家是按照一种契约关系，重新组织起来。
你比如说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人当然搞得非常爱国，很多各地还要组织民团，说我们也要上战场，不能光是天皇的军队打，我们也跟中国人干去。天皇坚决支持，说你们有钱，有钱是吧？有钱捐钱，部队没有你的事，因为我们是按契约整合起来的一个国家，大家应该有分工，让专业的军队去干专业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我们前面讲到了，在甲午战争期间，其实你会发现，大家还是认同的是身份。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靠血缘，比如说李鸿章和李瀚章；地缘，比如说淮军的安徽老乡关系。你看，这就是一种基于身份的认同，而不是基于契约的协作。
当时朝廷也经常讲一些漂亮话，说什么朝廷行政一秉大公，可是这个“公”字是挂出来让人看的，不是让你信的。所有人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叫受恩于公堂，但拜恩于私事。好像我升官了，我受赏了，这是朝廷公文的结果；但我心里清楚，一定是拜某大人之赐，我一定是因为某大人和我之间的身份关系，我才能拿到这个恩，所以我一定要到私事去拜他。
你看，其实直到我们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出来中国社会留下这种影子。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会计还在乐于为自己的老板做假账。
那为啥呢？老板也振振有辞啊，说这个小孩我从18岁就开始带她，我待她不薄啊，甚至男朋友都是我帮她找的，那帮我担点责任，他一直是跟着我的马仔小弟，帮我做个假账，有什么了不起呢？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可是在西方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这种事情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会计，他不仅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他还要对自己的职业尊严负责，他还是整个社会契约的一分子。他凭什么对你老板有这种身份上的依附关系呢？你让他做假账，将来他要坐牢的，他凭什么帮你做这个事情呢？
你比如说中国前几年奶粉出了那个三聚氰胺的事件，那事后，我当时还是个记者，我就去采访一个西方也做同类行业的一个企业家。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凭什么卖到中国，你就能保证你们的奶粉里面没有三聚氰氨啊？
他就很纳闷，说我怎么能做得到呢？我说你怎么做不到？你让质检员把你们放过去，让人往里放不就完了吗？
他说不可能的嘛，我虽然名义上是他的老板，但我们是个契约关系。他们为了这点工资，犯坐牢的罪，他犯不上嘛，我又没有任何能力去指挥他，去干犯法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这些事情发生，不可思议。
那说到这儿呢，关于甲午战争这个话题，我们花了两集的时间，也就算跟大家告一段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作为120年之后的后人，我们到底应该汲取一些什么教训呢？是记住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那点仇恨？那是有些人的事情。
在罗辑思维这个节目里，我们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汲取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我们人和人之间还在用身份关系认同，我们还在讲谁是谁的人，谁是王处长的人，谁是李司长的人，谁是赵总的人。那我们这个国家就还充满了那种温情脉脉的身份关系，我们这个国家就还不是用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冷冰冰的契约关系整合起来的。那我们这个国家，就还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