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5年3月5日
大清因何从兴衰走向灭亡？
李源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侯宜杰
《国运1909》雪珥
《大清帝国最后十年》李刚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天大的概念，叫清末立宪。虽然说这个概念很大，但是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即使是中学学文科的，学过历史的朋友，也未必对这个概念有多少印象。因为大家对于清末的历史，基本上了解到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就觉得这个国家完了，这个王朝它一定要走向灭亡了。
所以后来什么慈禧回銮之后再搞什么改革，一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大家觉得只不过是这个王朝在苟延残喘，至于过程中你搞什么改革，大家觉得已经不太重要了。所以有一段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谈到晚清立宪的时候，往往用的是楷体字，啥意思？就是高考不考，因为这事不重要。
那即使对清末立宪稍有了解的朋友，通常也是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清政府在拖，因为你宣布立宪，然后居然宣布要预备立宪九年，那你还搞什么宪政改革呢？你明摆着就是跟老百姓耍花样，在拖日子。
第二个概念，就是你是假的，因为到最后晚清立宪搞出来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是一个皇族内阁。你立宪不就是要把权力交给老百姓吗？结果全是你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人，怎么说明你有诚意呢？所以第一个是慢，第二个是假，这是我们对清末立宪的基本印象。
好，那今天罗胖就跟大伙儿一起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岁月，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要说清末立宪，就得回到十年前，就是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城的那个刹那。1900年8月15号，一个大夏天，八国联军开进了北京城。我们都知道，慈禧老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一堆太监宫女就跑了，跑到哪儿？西安。
那转过年去，到了1901年的1月29号，老太后就发了一个诏书，就说我们得改革。老太后在西安就下了一道上谕，说我们国家现在搞成这个鬼样子，得搞改革了吧？但是怎么改，朝廷不知道，也没有定见。怎么改，各地督抚赶紧给我写奏折，都给朝廷出主意、想办法。
要知道这个阶段，其实朝廷的政令是比较乱的，因为八国联军还占着北京呢，老太后在西安。而东南的这片督抚，那些封疆大吏，刚刚搞了一个东南互保，就是跟洋人之间达成默契，说你们跟老太后闹去，我们这儿和平相处。
所以从政令上讲，这个国家其实这个时候处于分裂状态，尤其是老太后现在权力还没抓稳，东南的这些督抚也不知道朝廷到底是啥意思，没准儿就是试探一下你们的态度。所以这个时候，那真是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那东南的这些督抚谁是执牛耳者呢？就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呢？大概是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李鸿章了，两广总督，然后跑到北京跟八国联军的鬼子更纠缠呢，而且李鸿章这个时候已经油尽灯枯，马上就要死了。
那地方上的督抚这个时候最有发言权的是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的底子是跟曾国藩一起搞湘军的时候起的家，所以代表湘军系。
还有一个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的基本的政治立场是代表当时的文人、清流，而且跟慈禧老太后关系很好。所以这俩人之间就对了对眼神，说老太后下了一道上谕，我们该怎么办呢？
刘坤一的态度非常简单，说我这个武人出身，我也没什么文采，这种事得香帅主持——香帅就是指的张之洞。张之洞就给刘坤一回了一封信，说我文笔不好，所以我写不了这份奏折。
你看，这就是中国古代官场交流的一个窍门，有些话又要让对方明确感知到，但又不能直说，那怎么办呢？那就卖个破绽，正话反说。因为你张之洞是清流吧，你又是翰林吧，你还是进士出身，你怎么能写不了这种奏折呢？故意这样说，就是说打死了我都不干。
那你们俩不干，谁干呢？这俩人说，袁世凯干。因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立了功，这个时候又在山东当巡抚，镇压义和团又特别得力，八国联军又很喜欢他，跟老外的交情又不错，你不干谁干呢？袁世凯一抖搂手，说我也不干，这个奏折，国家怎么改革，我也看不清楚。
所以你看，这论改革在起步的时候其实是有阻力的，但是老政治家就是老政治家，所以慈禧就把这事按下了。过了仨月，到了4月21号，她在西安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叫督办政务处。就是我不是说搞改革你们都不信吗？我苦口婆心，你们又觉得我给你下钩，什么钓鱼执法，对吧？我就专门成立一个机构，这是朝廷正大光明的行政，所以取信于封疆大吏。
那这个当时的督办政务处就几乎把当时的重臣一网打尽了，首先是那些军机大臣，然后包括像刘坤一、张之洞，都让他们遥领这个督办政务处的职务，这就正式下决心搞改革。
要知道，这个时候咱们平心而论，在晚清六十多年的时光当中，搞改革机会最大的就算是这一次。平心而论，1901年慈禧太后启动的这一轮改革，可是晚清六十多年历史上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改革。
为啥这样讲？因为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实在是掉到了谷底，而改革这个事就是这样，往往起点越低，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回到当时的历史，我们至少看得出改革有三大成功的条件。
第一，就是上下一心。因为国家已经闹成这个鬼样子，不改还行吗？首先是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民穷财尽。然后是戊戌变法，搞得是上下离心。到了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那整个国家中央的权威已经是扫地以尽。这个时候一艘破船马上就要沉了，不改行吗？
尤其是大家想想，慈禧太后今年可是66岁了，她那个心态也是最后一博了，那真是拼搏精神了。慈禧太后这辈子客不容易了，先是三十多岁守了寡，然后拉扯俩孩子长大，一个是同治皇帝不学好，死了；然后是光绪皇帝，又不听她话。
所以她两次归政给皇帝，然后两次又不得不重新出山，甭管她归政是真是假，但是66岁的一个老太太，她这个时候还要操纵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艘船，那也真是不太情愿了，首先精力上就顾不上了。
她也知道，自己距离生命的终点也不远了，但是没办法，这个国家要不改出个好样子来，她以后到了那个下面，她怎么去见他们爱新觉罗家的列祖列宗呢？你毕竟是这个大家族的儿媳妇、孙媳妇嘛，所以老太后这个时候挺着急的。
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此前晚清的改革，往往都有一些反对派、顽固派，那些清流党。可是这一次这些人可都不见了，哪儿去了呢？都基本死了，有的是八国联军进城的时候自己就自尽了，比如说那个著名的顽固派徐桐。还有一些顽固派要不就是被杀了，要不就被刺死，要不就被流芳，什么刚毅、毓贤、端王载漪这些人，都没了，都被赶出朝堂。
而这个时候所谓的改革派，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像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人，他在东南互保，基本上实力尚存，所以这次改革基本上没有任何阻力派，只要朝廷政令一通达，马上全国就能启动。
那第三个条件，就是洋人还给看着。我们平常谈起辛丑条约，都是说那个四亿两白银，一个中国人陪一两银子那个事。可是你知道吗？辛丑条约当中还有一个条款，就是你清政府得替一些大臣平反昭雪，这个在国际外交史上可能也是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例子，至少我见过的，这是一个孤例。
就是两个国家打仗，打输了你赔款就完了呗，我们条约就写这个。辛丑条约逼迫着清政府要替几个人平反昭雪，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呢？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庚子被难五大臣，就是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和袁昶。
那这几个人的故事以后讲义和团的时候，再给大家交代了，其中这个许景澄是当时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家，是清政府派驻欧洲很多国家的公使，当年李鸿章办北洋舰队的时候买定远舰和镇远舰这两艘中国最大的铁甲舰，就是这个许景澄在德国帮他订的。
那后来为什么把慈禧太后得罪了？因为他作为一个外交家，替洋鬼子说话，慈禧太后说杀了吧，就杀了。
不过他临死的时候还办了一件特别漂亮的事，他有一笔存款存在俄国人的银行，这笔钱不是他的私款，四十万两银子是办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经费。所以许景澄一旦知道朝廷下旨要杀他，他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拿存折把钱取出来，交给妥善的人保管，他怕他死了之后俄国人赖账，所以这是一个品格非常好的人，交完钱之后慷慨赴死。
那不管这五大臣人品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这个时候八国联军要替他们拔份呢？说明八国联军要介入中国的内政。所以经常我们听到一个词，说中国到辛丑条约之后，正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八国联军觉得，你清政府管不了这个国家，我们要替你管，我们不仅要让你惩办祸首，而且还要让你表彰特定的大臣。
所以你看，其实洋人这个时候已经在督促着清政府，你必须要改革，甚至连表彰谁，我们都得替你做做主。
所以你看，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后，跟此前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她是从西安，先是到洛阳，然后坐京广线花车到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下了车，下车之后就跟大臣们抱头痛哭。从此之后，这老太太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再也不是中国那个农村的土大妈了，变成一个一身名牌的跳广场舞的大妈。
她晚年那几年，天天在颐和园里跟一些公使的夫人办个沙龙、搞个Party，跟这些外国的娘们儿混得特别好，一下子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什么意思啊？老太太你以为她愿意跟这些洋人在一起啊？给洋人告诉你们，放心，放心，我改革。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改革是上面有决心，外面有动力，底下没阻碍，你说哪儿找这么好的改革形势啊？所以从1901年到1905年，中国的改革搞的是如火如荼。中央搞大量的官制改革，增加什么商务部、邮传部、外交部，搞各种各样的近现代的立法。
然后底层开始创办新军，创办新型的企业，创办新型的学校，甚至在上海还搞了一个股市。那几年还是一路大牛市，中国人炒东南亚的橡胶，真的有一点东亚巴黎的那个味道。
据说当时股市，仅仅东南亚的橡胶一次性就筹集了四千万两白银，什么意思？当年清政府中央的岁入才一年八千万两白银，说明新制度的引入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那几年，整个国家确实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
但是到了1905年，整个改革发生了一次大转向，为啥呢？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本身只是国际政治史上的一个事件，跟中国的内政其实没啥关系。但是因为这次战争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落在中国人的眼里，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现在我们看日俄战争，都觉得好屈辱的，两个鬼子打架，跑到你中国土地上，你清政府还只能严守中立，这好丢人的。可是要知道，当事人不是这么看的，当时人觉得日俄战争，日本人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黄种人是可以打败白种人的，武器水平差的是可以战胜武器水平高的，你洋人船坚炮利又怎么样？东亚人种有机会。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能理解当时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是在甲午战争当中被日本人打败，本来我们是东亚老大，怎么被个小日本给打败了呢？就像在有一次考试当中，你本来成绩还不错，怎么能让班上那个长期的差生张二狗给考输了呢？
但是这不要紧，后来你发现班上的学霸张小花有一次考试也没有考过张二狗。那问题就来了，张二狗一定在外面上了什么补习班，所以反而给你带来了信心，只要我把张二狗那个补习班给上了，我也能考得过张小花。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心态。
分析来分析去，终于找到原因了。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当中，只有两个国家没有立宪，一个就是俄国，一个就是中国。而日本人恰恰是学习什么英国、法国、德国，人家是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国家。你看，这样一对比，稍做逻辑推导，很容易当时人就得出一个结论，看来立宪是救国的根本方法，只要国家一立宪，打败白人不是梦。
当时全国上下都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尤其是1905年之后，当时不是把科举给废了吗？又不能考秀才了，又不能考进士了，那想当官怎么办呢？朝廷说必须去留学，留学规定那个学历朝廷就认。所以一大拨有知识的人就开始往国外涌，往哪儿涌最近呢？日本。
尤其日本这个时候也抓住这个经济发展的好时机，给中国搞各种各样的教育产业，专门针对清国留学生办了大量的速成班。所以那个时候回国的留日学生都特别多，他们也在主张日本是立宪君主国，所以厉害，我们也得立宪。
刚开始这个声音就在民间渐渐地，嗡嗡嗡、嗡嗡嗡，开始起来了。老太后听见这个声音是不听的，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什么立宪，这不就是康梁搞的那一套吗？康有为是老太太一辈子的大仇人，弄得我母子反目，恨死这康有为了，所以一概不听。
可是渐渐地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有一些汉人讲出了一句话，这老太后也听见了，这就有点走心。什么话呢？叫立宪这件事情，利于君，也利于民，就是不利于官。
你分析这是有道理的，立宪，老百姓有了政治权利；而君主呢，君主权利在宪法的保障下，他也有了一定的保障，就是中间巧取豪夺、上下其手的官僚阶层，不利于他。其实在封建君主时代，君主最大的敌人可不是老百姓，就是官员，他最不信任的就是这帮人，这帮家伙天天在我兜里偷钱。所以执政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对这种话，她有点听得进去，但这个时候还不足以让她下决心。
真正让她下决心的，是一帮满族亲贵，尤其是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很多皇族年轻人，也天天在讲立宪，老太太心就动了。说既然这玩意儿这么好，要不你们就出国打探打探，搞一个考察团，看看宪政别的国家都在怎么搞，在中国应该怎么搞。于是在1905年的7月，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上了火车，准备到全世界各地考察。
结果就在火车站上，有一个革命党人叫吴樾，扔了一个炸弹，还把人炸伤了。那结果老太太一听这消息，决心马上就下了，为什么？她有她的算计。说这事我在深宫之中，我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既然革命党这么反对，那肯定说明这事对我有利，敌人反对的那我就得拥护嘛，所以这一刻老太太算是彻底下了决心。
所以紧接着又组成了一个五人考察团，立马赴西洋、欧美考察了一圈。回来之后，那带队的什么载泽，当然他也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也是其他人替他写的，这个故事我们以后再讲。递上去，把宪政夸得跟个花儿似的。
其中最著名的，当时还有一个旗人，这个人叫端方。端方给老太太讲了一句话，算是彻底为中国的宪政叩开了最高统治者的心扉。这句话是什么呢？老太太有一次跟端方对话，说啥叫宪政啊？端方说，说宪政就是皇上世袭罔替。
别的新潮的名词老太太听不懂，可是世袭罔替这四个字她听得懂啊，因为清朝就有十二个铁帽子王，就叫世袭罔替，就是皇上的江山由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是永永远远地坐下去。你看，日本搞宪政了，人家天皇是万世一系；英国搞宪政了，从威廉一世开始，那个血缘就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英国国王，对吧？所以老太太明白了，要想保持江山不失，红旗不倒，就得搞这个宪政。
所以你看，这个宪政在当时已经是民间的共识、国家利益的共识，甚至也是执政者的共识，大家觉得都该搞。所以老太太后来讲了几句话，说有几项原则你们不能碰，叫君权不可损、服制不可改、辫发不可剃，我那辫子还得留着，典礼不可废，基本上面上这一套你都给我保留，剩下怎么办怎么办，我六十六了，我也管不了太多。
所以你看，整个大清王朝的改革列车到1906年的时候，就开始驶上了宪政改革的轨道。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晚清立宪，那既然是晚清，就是大清王朝已经进入病入膏肓、油尽灯枯的最后阶段。那你有病，旁边就有人喊，我有药啊，对吧？什么药？立宪，搞宪政，搞顶端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上上下下的共识了，小到民间的秀才、留洋的学生，上至朝廷百官，乃至是慈禧老佛爷，都觉得大清想要延命，就得靠这个立宪。
所以从1905年开始，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然后紧接着就成立了一个中央的临时机构，叫宪政编查馆。你看这两个字用的有学问，编，编啥？编宪法，总得有一个成文宪法；查，查什么？查世界各国搞宪政的先进经验。
那查来查去就发现日本那个宪法不错，你看主要有这么三条。第一条，都是东方民族，所以很多东西在民风上、民俗上，就比较容易照搬。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特别服日本，毕竟几年前刚被人打趴下过嘛，对吧？甲午战争嘛。
第三条才是真正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当中，只有日本宪法是完整的、最高强度的保留了君主的权威。因为对日本人来讲，天皇那是万世一系，君权的强大，不是军队的军，是君主的君，在日本宪法当中完整保留。所以对于慈禧老佛爷来讲，她最重要的是保持大清朝的江山永固，让皇帝世袭罔替，所以日本宪法就应该照搬。所以就几乎是抄了一遍日本宪法吧，所以立法的速度也比较快，1906年，一个宪法大纲基本雏形就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说清政府搞这次立宪是比较认真的？因为在颁布这部大纲的同时，也颁布了一个清单，就是我们怎么干，逐年应该办什么事项。大家想，立宪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议会怎么选、选民怎么产生、各种各样的法律的转型怎么办、皇室的地位怎么定、议会开国会的那各种各样的条文、规章等等，这是一个全新的，就是真是要靠总设计师来重新设计到细节的一个政治工程。
所以颁布了这份清单的同时，宣布了一个数，什么数？就是预备立宪的年份，当时宣布是九年。那请问这九年怎么来的呢？也是跟日本人学的，日本当年搞立宪，也是预备立宪九年。
这是1906年的事情，按说是到1915年正式立宪，不过大家都知道，大清王朝是个急性子，1911年就先死了。而比它更先死的是慈禧老佛爷，到1908年11月15号的下午5点钟，老佛爷撒手归西。此前一天，光绪皇帝也死了，当然有人说慈禧害的，这个咱们今天先不去管它。
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时候清政府的核心领导层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那就带来一个问题，对于立宪大业来讲，不是九年预备吗？刚搞了两年，核心领导层就不在了，用四十七年的执政经验替立宪事业保驾护航的慈禧老佛爷不在了，那这件大事还办得下去吗？办大事最忌讳的就是临阵换将，所以我们就得看，紧接着上台的这个人是谁。
表面上当然是皇帝溥仪了，宣统皇帝嘛。但实际上这时候宣统只有三岁，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掌舵人是他的爹，摄政王载沣。其实反过来可以这么理解这一段历史，就是慈禧之所以指定溥仪当皇帝，其实就是为了扶植载沣当摄政王。这个历史因果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小孩懂得什么呢？关键这个时候保大清王朝再继续往前走的真正掌舵人是谁？慈禧临死选的是这个人选。
那载沣当这个人选确实是比较合适，首先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对吧？在帝统上没有问题。那第二呢，他跟慈禧的娘家的关系又非常深厚，为什么？因为他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
其实朝中还有一种力量，就是慈禧原来那些老班底的重臣。那大家都知道，慈禧晚年最信任的重臣就是荣禄，那正好载沣的老婆就是荣禄的亲闺女，瓜尔佳氏。这瓜尔佳氏年轻的时候，当小姑娘的时候在宫里就是非常脾气暴躁的这么一个人，慈禧又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她甚至讲过一句话，说这个小闺女谁都不怕，连我都不怕，但是她还喜欢，所以这又代表了慈禧时代重臣的利益。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载沣上台其实还解了另外一拨人的心头恨，什么人呢？就是海外那帮康梁那些人，就是康有为，保皇党。因为康有为在海外一直说慈禧不是东西，光绪皇帝好皇帝，我们保的是光绪皇帝。现在慈禧死了，光绪死了，光绪的亲弟弟来执政，那请问，你还有什么资格或者说有什么借口来反对这一任政府呢？
所以从帝统，从后统，就是慈禧这一系，再加上慈禧的重臣这一系，再加上海外的反对派的重要力量保皇党，载沣这个人选是当时整个政治格局当中大家的最大公约数，几乎是除了孙中山革命党这一派，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人选。
那载沣支不支持立宪呢？太支持了，他儿子溥仪继位的第二天，他就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说九年预备立宪就按照这个时间表往下走，我是支持立宪的，大家放心。你看这个宣誓就特别重要，虽然这个大政方针是慈禧老佛爷定的，但是她死了，继任者如果心里不情不愿，他就把这个事不吱声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跳出来强调这件事情，说明在立宪这个问题上，他跟慈禧老佛爷之间是有共识的。
要在当时的政局当中看，从慈禧到载沣，其实意味着大清王朝政权的一次特别重要的转换，什么转换？就是从儿媳妇转到正根的子孙的手里。因为慈禧太后她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执掌国家政权将近半个世纪，朝野上下也没办法，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权宜之计。
当时的很多重臣就说嘛，牝鸡司晨，非国家之福。就是一个母鸡在家里负责打鸣，这是不对的，所以慈禧太后的执政多少有点合法性上有一点点疑问。但是现在不是了，回到爱新觉罗家族直系的、正根的男性继承人手里了。
所以你看，溥仪的年号叫宣统，宣统啥意思？我们很多人都理解为宣布天下大一统，明显这个理解是错的，哪有一个末代皇帝宣布天下大一统的呢？要说这个年号，那也应该搁在王朝的初起时间。所以宣统的真正意思是啥？说回到宣宗的那个统序，宣宗是谁？道光皇帝。大家都知道，慈禧是咸丰的媳妇，而且还是小老婆，所以这后来搞了几十年搞得一塌糊涂，这一篇翻过去了。
咱们起名号叫宣统这个年号，它不意味着对慈禧的否定，但是它暗含了一层意思，我们接着从道光皇帝那个统序再往下走，因为载沣和溥仪这一支，跟咸丰这一支本来就没关系，仅仅是兄弟俩，要论老祖宗，得论到道光皇帝那儿。这段听不懂没关系，自己回去查晚清皇帝的那个统序表。
总而言之，它确实有一种改弦更张，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有这么一个气度在内。那么从头再来，爱新觉罗家族的直系子孙，一帮80后，因为这一年载沣是25岁，他是1883年出生的，一帮80后，是血气方刚上台，要有所展布，要实现自己这一代人的政治抱负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时候讲我支持立宪，此话可信。
那他支持立宪有什么资本呢？除了前面我们讲的他各种根正苗红，他还有一条，就是把军权抓在了手里。咱们说的这个载沣其实出过国，他不是个土鳖，他留洋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八国联军都是因为中国人把德国公使科林德给打死了，所以后来签完辛丑条约之后，那就中国得派一个皇族的代表到人家德国去道歉。
那德国人就指定了载沣，因为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你得派一个亲王过来，所以载沣就去了。去了之后表现非常好，各种接待、出入，非常朴素，非常得国家之大体，然后跟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两个人还搞得惺惺相惜。
包括跟德皇在交流的时候，清代的亲贵跟德国皇帝好几次交流，德国皇帝都传授一个心法，说搞宪政没关系，搞民主没关系，关键军队得抓在皇室的手里。所以这个经验传授过来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载沣上任之后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宣布袁世凯回家。
当时那个理由也很有趣，说你腿不好，叫足疾未愈，开缺回家。这个在古代政治当中，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宣布一个所有人都知道非常荒唐的理由，其实是折射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其实不怪袁世凯，就是我非得让他走，是什么原因你们自个儿理解。
当时康有为在海外老说，这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所以他跟光绪皇帝有仇，所以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上任之后，就把他给干掉了。那干掉，杀死个袁世凯不就跟捏死个臭虫似的？为什么要用足疾未愈，开缺回家，啥意思？就是告诉天下人，袁世凯没有啥错，是我找他茬，找了一个很荒唐的理由让他闪开，为啥？他挡我道了，他掌握着军权，德国皇帝告诉我们，军权应该掌握在皇族手里。
所以他有俩弟弟，一个叫载洵，是后来中国海军重要的一个重建者，他就掌握了海军的军事实力。那还有一个弟弟呢，叫载涛，就掌握了陆军。所以这兄弟仨，一个海军、一个陆军，一个大元帅，算是把军权拢到了皇族的手里。
那这非常重要，因为有了枪杆子，才能给很激烈的改革保驾护航，这个立宪改革就不怕你翻江倒海。所以这是1908年年底的时候，到了1909年的开春，载沣就算是开足马力，走上了立宪改革的大路。
他的决心大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所有的事我都可以不管，只有立宪的事必须第一时间报给我，而且马上就办。而且立宪改革不是要改不改的问题，是慢了都不行。
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陕甘总督叫升允，这个人是晚清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吏，非常能干，包括现在的什么西北大学的前身，就是这个升允在任的时候办的。在工商业改革、学制改革各方面，那都是一个改革派。可是这个人对于立宪总有点想不通，说这搞得太快了点，我们能不能慢一点？搞这么快不行，你们要再搞这么快我辞职。
载沣说走开走开，辞职，滚。所有的顽固派，哪怕你只是希望慢一点，都给我闪人，就这么大的决心。而且要求1909年年内，所有省份都必须成立谘议局，谘议局其实就是当时的地方上的议会，翻译不叫议会而已。当然也不是民众选举，是各种士绅、官员共同推举，搞出了这么一个类似议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各省在1909年之前都必须办，年底之前，所有地方督抚但凡在这个问题上不配合的，那载沣就一通一通地下诏书去申斥、痛骂。
所以到了1909年年底的时候，除了新疆，因为新疆刚刚开始设省，所以比较慢一些，剩下所有的省份都设立了谘议局。在载沣看来，谘议局的成立仅仅是立宪的一个必要步骤，可是他忘了，一旦这帮人聚在了一起，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和全新的机构之后，等于就从瓶子里放出了一个魔鬼，载沣发现他再也收不回去了。
为啥？因为这帮谘议局的议员，是传统的政治结构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身份，叫近代化的职业政治家；或者你换一个词也行，近代化的职业政客，他们非官非民，既不是士绅，又不是官员，他们唯一的权利和本位，就是隔空做出各种各样的政治表达。
一方面他作为地方谘议局，去制约督抚。但是他要想做更好的政治表达怎么办呢？只好向中央喊话。可是向中央能喊什么呢？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可喊，就是九年时间是不是太长啊？还有那么多年，我都七老八十了，未必等得到啊，能不能搞快一点啊？
你看，这就是职业政客他做政治表达的一个天然的本能，你把我罗胖扔到那个年月当谘议局的议员，我可能想出来的政治表达也就是这个。搞立宪改革是全国上下一致认为的政治正确，那九年时间太拖了吧，搞快一点，三年好不好？
三年这个口号一出来之后，全国谘议局的议员都在响应。所以十九个省就搞了一个大串联，说我们向中央请愿，这个摄政王载沣是愿意搞立宪的，那周边肯定有顽固派，我们一定要去清君侧，当然不是用军事实力，而是用我们的请愿，用我们的诚意，用我们代表的民意向他去请愿。
所以1910年的时候，有55个谘议局的议员，被选出来的代表，在一个天津谘议局的代表叫孙洪伊的带领下，就去到了北京。这帮人一到北京，就在琉璃厂住下来了，然后搞了一个会馆，开办了一个正式的机构，就坐在北京和中央政府死磕。
你看这个中央政府，现在这个局面也很为难，推动立宪改革是载沣一上任之后就大张旗鼓、铁板钉钉讲的一个政治前进的方向。原来如果在慈禧老佛爷手里，你民间人士去请愿，有通道的，到都察院去递奏疏，都察院的老爷们看看，这个话好不好，愿不愿意递，然后再替你去代递，有防火墙。
可是载沣这么一来，上来就拼命推进立宪改革，谁敢拦着？所以这封请愿书马上就直达了最高层。那载沣心里话说，这把火是我点的，现在大家改革的热情这么高涨，咱得好好接待。所以派出了大量的高官，跟请愿团好好谈。
但是大家想，这种事能谈得拢的？因为一方面是干事的，一方面是一边起哄的，起哄的人当然是等不得，而干事的人心里知道，这事急不得。所以在各国的现代政治历史上，你什么时候看过最高统治当局和这种民意汹汹的请愿，能够瞬间达成和解的呢？通常都会越闹越大。
但是载沣这时候没这么想，他只是觉得心里有点小委屈，本来我已经是激进派了，我跟那个升允比起来，我算很激进了，怎么在你面前，我成了一个保守派呢？好像是我故意在拖，有这么一点点小委屈。但是最后还是好言好散，说这么着，我给你们一个结论，九年这日子咱们定下来，咱就按照这个步骤走，咱们不能改，就这么散了吧。
因为你是民嘛，他是摄政王，按照当时的那个政治气氛，就这么处理了。这帮人回到琉璃厂之后，给各省发电报，说这个摄政王不干。那各省说，您别走，您别走，他不就是嫌我们请愿人少吗？你们五十五个人，人少，得了，我们给他来一个人多的。
所以很迅速地在两三个月时间当中，就筹集了一封联名信，那多少个人署名呢？五十五万人，给你翻一万倍，好不好啊？所以第二封信又递上去了，而且这次可不仅仅是谘议局的这些人，谘议局哪凑得出五十五万人呢？所以各地的士绅，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有海外的商人，有大量的捐款进来了，所以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请愿了，这已经是一次相当有规模的政治运动了。
所以第二次请愿，大家又来了，来了这次咱们不去都察院了，直接跑到摄政王王府的门口请愿。那刚开始当然是派军机大臣跟他们谈了，谈来谈去还是谈不拢。
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对话场景，当时皇族有一个人叫载泽，算是比较有威望的一个人，跟这些请愿代表对话。载泽说，你们着急我理解，但是国家要有体制，说白了，这事得一件一件办，得有个办事的规矩。
那请愿代表怎么说呢？是，你那儿有体制，可是这个国家根本是民心，如果民心散了，民心要是反了，这个不好听的话，你那个体制还能尚存吗？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前面讲的，这就是旁观者和具体办事者，这两者之间天然的这种对立冲突，所以就谈不拢嘛。
最后摄政王就把脸往下一抹，有点不高兴了，说还是这么定，就是九年，不许改，而且你们不许请愿了。那这封诏书这个口气就有点不客气了，你们不许再请愿了。
那请问，这样的社会的普遍的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你说不许就不许？你摄政王又天天喊着立宪改革，那大家接着来。
所以很快，这是六月份的事情，九月到十月，第三次请愿又开始卷土重来。这一次声势更大，孙洪伊，还是那个人，捧着各地的那个联名信，这次可是有血书，甚至有很多人写血书里面还为明志向，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剁下来，给夹到这个血书里送到请愿团手里，你们接着去到摄政王王府门口去包围他，去向载沣去陈情。
甚至这个游行队伍走到半道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两个学生当时正在北京赶考，考试，不是科举，是后来的这种科考。这两个学生一个姓赵，一个姓牛，在半道上拦住请愿的队伍，说我们也有一封请愿书，你们给带去。
等请愿代表手下了这两封请愿书之后，这两个人甚至掏出刀来，当街就要自裁，什么意思？以死明志，我用我的鲜血写在请愿书上，让摄政王载沣看一看，我们为了救国连命都不要了，立宪的事我看你还敢拖。所以当时民情激愤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当然第三次请愿之后，载沣还是觉得，这是国家大事，怎么能由着你们这种民意汹汹来决定它的步骤和节奏呢？他很难屈从。但是按照同时代的一个法国学者叫勒庞，他写的一本书叫《乌合之众》里面的说法，就是民众他没有理性的，他只有感情的思考，他完全不能做理论上的推导，他只能接受一堆拼凑起来的概念。所以一个煽动者、一个演说者，他只要表达感情就可以了，然后给民众拼凑一堆概念，很快就能煽动民众，这是一个特点。
而这个时候，这帮代表民众的请愿者，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退路，所以双方就僵持在这儿。那最后是什么因素最终打破了这个僵局呢？就是突然地方上的那些督抚也开始写请愿书，给摄政王说，我们是不是赶紧搞责任内阁？说白了，赶紧搞立宪。
这样一来，摄政王就觉得没有办法了，除了我们皇族这帮中央掌舵的人，所有人都觉得立宪应该提前。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说好吧，原来九年，听你们的，三年。
这个决定做完了之后，摄政王其实心里一块大石头就放下来了，你们群情汹汹搞了快一年了，不就这点事吗？三年，咱就三年。干完了之后他觉得，终于又达成了一个全国上下的共识，我们终于又开始标着膀子一起往前走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大喜事。
所以学校放假三天，所有的商号门口挂上黄龙旗庆祝，甚至是北京的戏园子都减价三天，大庆祝，他觉得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起点，我们向前走吧。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没人买账，各地觉得三年，这个目标达成了，那我们作为政治表达，是不是提点更快的？能不能明年啊？
哎呀，这个摄政王真觉得是冤枉得要死。所以这一次立宪改革就被这种行动一波一波地向前推，当它退步到三年的时候，像什么吉林，包括江西这样的地方，经常的万人大集会，说能不能明年就立宪？
当然了，大家算算这日子，这已经是1910年了。到了1911年的5月，又在催迫之下，不得已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但是这个时候距离辛亥革命，也就是五个月时间了，很快大清的江山就垮了。
垮了之后，其实很少有人回头来复盘，为什么这样一次明明上下一心，顺应民意，顺应潮流，顺应所有的理论推导，必然是治疗大清王朝病入膏肓的良药的这个立宪，它没有搞下去？而且最高统治者拿出了最大的决心、最大的诚意，甚至抚顺民情，把九年立宪搞到了三年立宪，甚至是一年就搞出了责任内阁。但是这服药吃下去，居然没用，为啥？
大清王朝在1911年的解体，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味的历史谜题之一，我们通常说熟悉的解释都是从革命党、辛亥革命这个角度看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站在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摄政王载沣，清代当时的统治者角度看这个问题，就觉得好奇怪。
虽然大清王朝有病，但是在过去十年的改革过程当中，它是逐渐在好转，不是病入膏肓了，中央财政收入稳步提高，国际地位稳步在恢复，社会民生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发展。我虽然是个病人，可是我遵医嘱在吃药啊，你们说立宪这味药能够治我的病，我认认真真在吃啊。你们说加大剂量，我就加大剂量，我有强烈的求生意愿，我非常配合治疗，可是怎么就突然死掉了呢？
如果我们回顾刚才我们讲的所有事实，你会发现载沣有两对矛盾，他根本解决不了。第一对矛盾是快和慢，当整个国家的政治机体当中突然出现了一堆职业的，做政治表达的政客的时候，也就是这帮谘议局的议员的时候，你会发现统治者根本处理不了这样的声音。
因为整个国家根本就没有相应的经验，这帮人一出现，他们就是一个激进的群众运动的代表者，他们的唯一政治诉求，就是更快、更激进、更强烈的政治诉求。因为在群众运动当中没有理性可言，谁的声量更大，谁的主张更激进，他就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更高的政治声望。所以这班车越推越快，直到它脱轨，然后车毁人亡为止。
所以你看，三权分立这个事好说，可是当三权分立的三权都没有相应的成熟的政治智慧的时候，他们就不是那种良性的互相制约，而是变成恶性的政治纷争。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当时地方谘议局成立之后，在两个省份就出现了谘议局全体辞职的情况，不玩了。为啥事呢？其实是小事。比如说广西，当时广西的巡抚叫张鸣岐，这也是晚清的一个重要的著名的官僚。
当时广西的谘议局就说，我们把鸦片废了吧，这个东西太害人了。从政治主张上说，错了吗？没错。可是对于巡抚大人来讲，全省的财政，我至少要让这个省份转起来吧？官员的俸禄工资我要发得下去吧？正在办的厂矿、学校这件事情能运转吧？如果马上把鸦片一禁，我广西是个穷省，我马上政府的财政就断绝来源，这事不行。
所以张鸣岐就跟谘议局的议员商量，说咱们能不能宽限五个月，就给我五个月，我来想办法开源。那谘议局的人说那不行，我们就是代表民意的，你继续卖鸦片，你叫什么好政府啊？然后就闹。闹到最后，谘议局说全体辞职，不玩了。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南京，当时的两江总督叫张人骏，他按照国家的规定把全年全省的预算报给了谘议局。那谘议局的意愿说，我们是一着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几千年来中国民众都没有监督政府预算的权利，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拥有了权利，马上就要实行，所以把预算大删大减。
结果张人骏拿到一看说，这玩意儿我没法干，预算只剩这么点，全省的官员俸禄还要发，那么多事业要发展，这玩意儿我干不了。但是我也不愿意跟你谘议局起冲突，怎么办？我把这封预算报到中央，你摄政王载沣你看怎么办。
那谘议局这边就火了，什么？你还敢向中央报，这分明是抵抗谘议局的决议。得了吧，我们不玩了，全体辞职，这其实就是个要挟嘛。
所以你看，当时好像表现出来的是快和慢、保守和激进之间的矛盾，其实根子在哪儿？就是中国人没玩过这个游戏，不知道怎么妥协。作为旁观者和干事的人之间，他有一个天然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不会化解。
如果站在摄政王载沣的角度来看，两边都正确，一个代表实践正确，因为官员要干事；一方面代表叫政治正确，因为这是国家前进的方向，所以你说，载沣他的屁股能坐在哪一边呢？这个矛盾他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我们再往深看，还能看到第二对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清末立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集权过程，给逆转过来，把已经强大到极点的皇权给限制住，把已经集中上来的权力再分解下去。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一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在理性的状况下完成一次自杀，权力的自杀，这何其之难？而且这当中，你不觉得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矛盾吗？
1909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国际政治观察家伊藤博文，日本的前任首相。他在中国转了一圈之后说了一番话，这就是给清国的立宪在泼冷水，当时所有的国际的列强都在旁边鼓掌，立宪好，跟我们学。只有日本人泼冷水，要知道，这可不是日本人给使坏，确实日本人打败了清国人，而且在消化此前从中国拿到的很多利益，他这个时候恰恰是说了一番对中国好的话，是一番负责任的话。
什么话呢？就是中国太大，中国的权力太集中，如果这样不负责任地，急速地把权力分解下去，很可能这个国家要解体。1909年的时候，伊藤博文就讲，大概这个时间就是三年。当然伊藤博文没有看到这三年，因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三个月，他就在哈尔滨被刺杀了，但是这段话一语成谶，成为伊藤博文留给中国问题的政治遗言，但是不幸而言中了。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清末立宪最终宣告破产是1911年的5月8号。你听听，这日子距离10月10号的辛亥革命已经只有五个月时间了。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清政府是在民意的催促之下，慌慌张张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这是立宪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是名单一宣布，全国舆论就炸了锅了，大家觉得太没有诚意了，为啥？因为十三个内阁阁员当中，包括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十个部的部长，大家一看，十三个人居然有九个是满族人，只有四个是汉人，九个满族人当中，居然有七个是皇族。大家说，立宪立宪，不就是分权吗？搞到最后，原来权力还集中在你们满族人手里，甚至还集中在你们爱新觉罗家族的手里，说明你啥也不信，整个立宪就是一个大骗局。
那这张名单就导致甚至很多坚定的立宪派，像梁启超这样的人都炸了锅，他们开始想，是不是革命也是这个国家的出路呢？所以五个月之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整个国家政治解体。
那这说明了什么？其实我们时隔一百多年之后，再去平心静气地看这张皇族内阁的名单，其实就折射了刚才我们讲的伊藤博文说的那个两难。一方面要干事，干事就得靠靠得住的人，对吧？所以载沣摄政王当时让自己的皇族当中的改革派聚集在这个内阁当中，来推进立宪改革，有错吗？
要知道，这张名单里面虽然有皇族，有满族人，可都是清一色的改革派，没有一个保守派和顽固派。但是你想拥有这样的推进改革的力量，你反倒就变成了一个不愿意去分权的铁证如山。请问，这个局你可怎么破呢？
其实现在我们看过很多历史评论，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就是所有后发现代型国家在搞政治现代化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天然的难题。一方面要干事，得集权；一方面，政治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分权，怎么样用集权的力量去推动分权？
那面对这个问题，人类的智慧其实至今没有完满的答案。那我们要想获得一些借鉴、一些启发，怎么办呢？请听下一集，我们去看看世界宪政搞得最早，搞得最好的英国，他们的宪政是怎么样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