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5年11月05日
坚持地做，持续地做，系统地做，用死磕的匠心精神去做，也许恰恰就是创新本身。
李赟铎
《医生的精进》[美] 阿图-葛文德
《医生的修炼》[美] 阿图-葛文德
《文明是副产品》郑也夫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我们最近中国流行一句话，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的一个朋友就批判这句话，说大众创业有那么点道理，你看现在很多创业者多是90后、草根。
可是万众创新，这个提法有点扯吧？普通老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条件、没有资源，他搞什么创新？尤其是对国计民生、科研突破有重大意义的创新，你指望老百姓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我就跟他抬杠，我说我的观点正好跟你相反，大众创业那才叫扯呢，你别说是普通的草根，你就是跨国公司的高管下来创业，成功率其实也很低。但是万众创新这个事它就是事实，这是创新的本来面目。
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正一反。比如说中国最觉得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谁发明的？蔡伦，蔡伦什么人？太监，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也不搞什么彪炳千秋的创新吗？
我们再说一个负面的例子，比如说中国很多炸油条的小贩，他居然就发明了在油条里面搁上洗衣粉，可以让油条炸得又大又蓬松。我相信这个科研成果绝对不可能出自哪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它就是炸油条的自己鼓捣出来的这么一个负面的创新。
这就要说到中国的教育，我们这一代人，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至少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学的时候，觉得创新那就是做难题。做难题这个事情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就是这道数学题我做不出来，我就是做不出来，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哪条道路可以通向那个得到正确答案的彼岸，我也不知道这个道路有多长，我就是在这儿坐困愁城。
所以我们一旦看到那种好学生、尖子生，能把很难的数学题、物理题能够做出来，我们对他除了佩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教育制度把创新这个词在我们脑子里已经变成了一种妖里妖气的东西，这其实也是中国人一贯看待创新的方法。
比如说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是谁啊？诸葛亮。可是你看《三国演义》里面写诸葛亮的创新，都是他老人家夜观天相，然后知道哪天要刮东风。你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以什么样的道路，能够抵达那样的创新的彼岸呢？所以我们除了崇拜，什么招都没有。
所以鲁迅先生在批评《三国演义》的时候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这本书状诸葛多智近妖，就是他描写诸葛亮这个人智慧很多的方式，是把他当一个妖怪在写。所以这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老觉得创新就是一个彼岸，它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摆弄一些乱七八糟的仪器，搞出一些我们普通人完全无法掌握，甚至连理解都理解不了的，那才叫创新。
你看我们听到的科学家的故事，都是什么牛顿，那是一个苹果砸下来的；什么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搞出相对论的时候，同时代的大科学家都听不懂，这种人就是外星人嘛。
但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恰恰想说的是一个相反的道理，就是创新没有那么神奇，它不是那么回事，它真的就可能产生在万众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很可惜，罗胖是一个文科生，很多理工科的高精尖的东西，我别说听不懂，我就是听懂了，可能我也说不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想借用医学上的事来说说这个事。
当然你会说罗胖你又不懂医学，对呀，但是我能看书，我能请教我们的策划人、创作人。你看医学界有一个老爷子，叫裘法祖，这是中国所有外科医生都认可的一个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裘法祖老爷子留下了这么两句话，他说什么人才有资格当医生呢？两句。第一句是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就是你的才能不像神仙那样，你都不能当医生。但是别忘了，他还有第二句话，叫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就是你个人的品质道德不像佛祖那样的慈悲，你都不可以当医生。
当然我觉得这老爷子留下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对于学生的教训，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对的。但是真实生活当中的好医生真的是这样吗？得有神仙一般的才能，得有佛祖一般的道德吗？最近我们就看到了一本书，叫《医生的精进》。
这本书并不推荐大家阅读了，我估计只有专业的从业者，或者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人才会读。但是我翻了这本书之后，尤其是借助于本期的策划人李赟铎先生给我们做的策划之后，我才觉得我对医学的理解有了另外一番境界。
那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他叫葛文德，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著名的外科大夫，葛大夫。这葛大夫的成长经历跟我们中国人不大一样，你听听他那个履历；他年纪轻轻的时候上大学，第一个大学上的是斯坦福大学，美国的西岸，在旧金山那一带。
然后就一下子跳到了大西洋的彼岸，跑到牛津大学，这个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学位。但是突然又跳回来，到美国的东岸，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拿到了一个医学博士的学位。你看，这么大的学科跨度，我们中国学者往往是很难想象的。
而且这位葛大夫，27岁如此年轻，就已经当上了克林顿政府的卫生和医疗顾问，这个顾问一直就当到了今天，现在奥巴马政府这个方面的顾问还是他。
而且这位葛大夫特别会写文章，甚至长年在美国那本著名杂志《纽约客》上写专栏。这个专栏好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大富豪叫巴菲特，巴菲特老先生也有一位大富豪合伙人，叫查理·芒格。
这位查理·芒格老人家有一次在《纽约客》上看到葛大夫写的文章大声赞叹，而且马上签了一张两万美金的支票给他寄过去了，赏你的。你看，比我们现在在微博里打赏的那个手面，那可要阔得多，当然人家是大富豪嘛。但是也可见，葛大夫的文章写得有多好。
当然他一生写过很多著作，今天我们带来了两本，一本叫《医生的修炼》，一本叫《医生的精进》。这两本书里面讲到了大量医疗的话题，不过与我们今天的主题无关，我们只是想从中讲几个小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真实世界里的创新。
我们先说第一件事，洗手。我们都知道，医院里洗手为了防止病菌感染，医生也洗，要求病人也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常识。但是要知道，洗手这个问题可是困扰了医学界150年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至今也没有完。
那我们就回到150年前，欧洲维也纳。现在我们中国人看维也纳这个城市，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目的地，有好看的房子，有好听的音乐。但是要知道在19世纪中期，维也纳可是几乎是欧洲的首都，为什么？你从政治格局上看，19世纪的初期，拿破仑不是失败了吗？那拿破仑走了之后，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什么样呢？
这个时候奥匈帝国出现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叫梅特涅，通过他的外交手段，就拼凑出一个叫神圣同盟，来控制住了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秩序。所以奥匈帝国虽然在力量上不行，当时有人送它一个外号，叫布娃娃帝国主义，就是看着很强大，其实是个布娃娃。但是那个阶段它反而是欧洲的核心，那维也纳自然也就是隐隐然的欧洲的首都，文化极其发达。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那个阶段的政治了，我们回到医学。那个时候维也纳有一家医院，叫维也纳总医院。这个医院不是普通的那种收治病人的医院，而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你想想看，这样的医院肯定是医疗效果最好，安全性最有保障的吧？因为医疗设备最齐全，医护人员水平最高嘛。就像我们中国人到北京来看病，肯定是什么协和医院、301医院，因为信得过。
当年的维也纳总医院偏偏出了鬼了，它其他的病房也正常，唯独产科病房，它的病死率奇高，居然达到了10%。当年的欧洲妇女和中国也一样，都知道生孩子是鬼门关，但是如果十个进去，有一个就不能活着出来，这也太吓人了吧？所以当时的维也纳妇女宁愿去一些小诊所生孩子，也不去这家大医院。
而这家维也纳总医院里面最倒霉的大夫叫塞麦尔维斯，他看管的那个产科病房，产妇的病死率在这家医院里又是最高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塞大夫觉得冤，因为其他的产科病房，甚至看管病房的都是助产士，而唯独他的病房是他自己看管，如此尽心，居然病死率最高。
所以他就想，我怎么能把这个原因给查出来，是不是通风设备不正常？是不是我们的接生流程出问题了？所以他把一切都标准化了，甚至接生孩子的动作，他跟其他病房都保持一致，但是这个病死率也没有下得来。
要知道那种病死是很可怕的，一个母亲刚刚生完孩子，马上就高烧不退，呕吐恶心，过几天就死了，这是家庭的伦常惨剧。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了，这就是典型的产褥热，是一种典型的致病的那个细菌的感染所导致的，但是当时人不知道。
虽然我们人类知道微生物的存在是17世纪的事情，就是那个制造显微镜的工匠，叫列文虎克，当时他就发现放大多少倍之后有这些小生物。但是这些小生物和人体致病之间的关系，到19世纪的中期，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
这个塞麦尔维斯这个大夫就到处鬼打墙，死活就找不到原因。但是有一次，他出门了四个月，到其他医院去考察、学习，等回来之后，傻了，为什么？就在他不在医院的这四个月的时候，他的那个病房产妇病死率下降了，说白了，这原因就出在他自个儿身上。
所以他就百思不得其解，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他发现有可能是自己这双手给惹得祸。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维也纳总医院它不是普通的医院，它是一个研究型的医院，所以很多大夫他其实是个学者，而当时的医学搞学问往往都要解剖尸体。所以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什么东西在我解剖尸体的过程当中带进了病房，带到了产妇身上，导致了这种疾病呢？
所以他说那我就试一试，所以就要求自己病房，包括自己，所有的助产士都要洗手，而且是用那种绿溶液进行洗手，说白了就是消毒，他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果然这一招奏效了，他病房里的产妇病死率立即从10%下降到了1%。所以他就觉得，我已经找到病根了，虽然他可能未必知道那是什么微生物，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他可能不知道这些知识，但知道洗手这一招管用。你看，这就是医学的一个特点，即使我不知道原理，但是我知道这一招管用。
所以他在1847年那一年，因为第二年1848年欧洲就爆发大革命，所以这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1847年的时候，他断定了这一条之后，然后就开始在维也纳的医学界来宣传这件事情。那最后他大爆发的时候是在1850年，他在维也纳医师公会的一场演讲当中，就把这个谜底给兜开了，说你们一个个，你们要是不洗手，你们就是罪人。你以为那些产妇怎么死的？就是我们这些医生亲手把她们葬送的。
那这个演讲一出来之后，医学界就大哗，谁都不肯承认，我们医生是什么人？我们悬壶济世，我们治病救人，你现在把这个责任归到我们身上？所以大家就把他轰下台，你光下台不行，维也纳总医院也容不得你，就把他给赶走了。
但是塞麦尔维斯这个大夫，我们现在看记载，这个人的情商是特别特别低，你说服别人，你用一个别人好接受的方式，他不，动不动给别的医生写信，说你不洗手，你不洗手你就是屠夫，你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者，等等。
当然后来他又找了一份工作，是在匈牙利。在匈牙利那家医院，他就天天站在洗手池旁边看着别人，你得洗手，你得洗手。你又不是院长，你凭什么制定这个规定呢？所以他的同事越加就心里腻烦，越加不洗手。
所以塞麦尔维斯这个大夫他推广洗手这件事情十几年，未见功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医学界仍然公认他为流行病学的鼻祖，因为这件事情是由他发现的。
那医学界正式意识到洗手的重要性，其实还要到十几二十年之后，主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这个人现在我们还经常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巴斯德，现在我们喝的那个牛奶，鲜牛奶杀菌用的就叫巴氏杀菌法，就是他发明的，这个人是一个医学界的奇才，微生物和致病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发现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功劳很大的人，是英国医生李斯特，这个人社会地位很高，因为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外科大夫，那这样的人说话大家自然就听得进去。到1847年的时候，李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正式地、严谨地阐述了洗手消毒和病人致病菌感染之间的关系，这才算在医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外科大夫做手术，平时照顾病人，一定要洗手消毒。
你算算看，距离1847年塞麦尔维斯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二十年，才形成这么一点共识。但是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吗？没有，直到今天在医院里，洗手消毒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为啥？因为医院是社会的一部分，在那么小的建筑物里面，医生、病人、护士，那么复杂的互动关系，要把洗手这一件小事坚持到底，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你现在到好医院里去，比如说外科手术室里面，那个杀菌消毒一定是非常严格的，从病人用的那个被单，到医生的帽子、口罩、手术服，包括双手、手术器械，都是严格消毒的。但是一出了手术室呢？进入病房呢？甚至医院的大厅里，那一定是病菌非常集中的一个场所，那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严格规程去洗手，太难了。
为啥？因为病菌这种东西它在我们手的皮肤里的存在，它往往在非常深层，用普通的肥皂根本就洗不掉。如果你经常去医院的话，你会发现有所谓的七步洗手法，我也说不出来，大概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把手表、戒指全部摘掉，然后用那种杀菌肥皂在手上涂满泡沫，一定要涂到手臂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待上十五到三十秒，然后用干净的水冲洗三十秒，然后用那个无菌的毛巾擦干，然后用那个毛巾拧那个水龙头关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你想，这么复杂的流程一般人哪有耐心呢？尤其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能省几步就省几步了。
而且还有一点，有人算过，如果一个大夫或者护士按照这个严格的洗手流程的话，那他几乎啥也不用干了，会占用他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而且还有一点，如果一个大夫按照这么严格的规程去洗手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皮肤受不了，你会得皮炎，这反而会滋生细菌。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执行下去的流程。
直到今天，我们医院里已经有了那种高浓度的酒精凝胶，就是把那种液体状的东西往手上一喷，十几秒钟它就已经凝固了，表面上形成一层膜，而且有很好的杀菌效果，这才让医院里的洗手按照标准流程，达到70%。这是一个很低的比例好不好？所以直到20世纪的时候，大医院里面的病人的细菌感染率一直都降不下来。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在这本书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匹兹堡的一家医院，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病人对细菌的感染率大幅度的降低；甚至有的细菌品种，那个感染率已经到了零。这太神奇了，怎么做到的呢？
要知道，这跟什么医疗设备的升级、重大的理论突破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通过日常的细碎的管理来做到的。那个新上任的院长就说，我们要把医院的感染率降低作为首要目标，大家都说说怎么办？头脑风暴呗，医生说、护士说、病人说，结果鸡一嘴鸭一嘴，就凑出了很多方案，这些方案每一条都平平无奇，谈不上什么重大的创新，但是如果一条一条做到了，它就管用。
比如说那个高浓度的酒精凝胶的挤液器，说数量不够，没关系，买；如果说摆放位置不合理，没关系，调整；说有的护士看见医生不洗手，平时不大好意思提醒，那现在咱们就发扬医风医德，好意思提醒不就完了吗？还有的护士从来不忘记洗手，这样的人一定要竖为典范，给大家传经送宝。
再比如说，各个科室、各个场所洗手的状况，把它考核出来作为指标，纳入医院的总体管理的标准等等，无非就是这些办法。这是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公司到处可以看到的这些办法，居然就让这家医院登上了人类医学史的顶峰，居然把医院的感染率降低到近乎零的程度。那你说，这不是创新，什么还是创新呢？
且慢，我们一般以为，创新都是重大突破，但是在洗手和医学这件事上，你发现什么样的规律？就是在重大的原理上搞清楚之后，我们仍然要花将近150年的时间，把这个创新落实到地，最后它才能变成一样人们可以享受其福祉的创造和创新。有的时候，创新就这么简单；有的时候，创新就这么难。
刚才我们是想用洗手这个例子来说明，人类医学的很多重大进步和创新，和什么科研大突破、智力大爆发没有什么关系，你一旦追溯到源头，它往往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发现。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做到极致，最后拯救的人命也不少，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医学创新。
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产科，生小孩的那一科，这可能是人类医学当中最古老的一个部门了。那为什么产科这么重要呢？因为人类自从直立行走之后，生小孩就变成所有物种当中最困难的一个。
你想，妇女的产道一直要扩张打开到什么程度？一个婴儿的头部可以通过的程度，那大概是10厘米左右。当然我一个男人无法体会这种痛苦，但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策划人李赟铎先生教给了我一个思想实验，这事想想就可以了，不用真干。
就是一个男人不妨想一想，当自己的下嘴唇不断地向外拉，向外拉，要拉到快要越过头顶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承受的痛苦大概就相当于妇女生孩子的时候那种痛苦。想想真不是人受得罪。
但是仅仅是痛苦也就罢了，最后母子平安也是一桩喜事。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就是医疗还不发达的时候，妇女生孩子往往是过鬼门关，因为还有难产。难产往往是婴儿太大，头部出不来，或者是胎位不正。
正常的胎位是什么呢？就是婴儿的头部先出来，然后是颈部，然后是肩部，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是屁股在外面，叫臀位，当然臀位里面又分很多种了，甚至还有一种古怪的体位，叫膝位，就是婴儿要跪着出来，那你想想看，怎么生得出来？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很多狗血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那个接生婆，过去叫稳婆，她们会问这个家里人，现在难产了，你们是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你听着好像是一道选择题，但是你只要往深一想，那是多残酷的事情？
过去欧洲的产科大夫他发明了一种叫碎颅钳，就是当面对这个选择，要保大人和保孩子的时候，一般有人性的肯定是先保大人，孩子将来还能再生，虽然也是个活物。那大夫就会把这种碎颅钳伸到产道里面，把那个新生儿的头部活活地给捏碎，然后再把碎片给取出来，来保大人的平安。
举个例子来说吧，19世纪的早期，英国王室就遭遇的这么一幕惨剧，当时英国国王叫乔治四世，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夏洛特公主，这本来应该是王位的继承人，但是后来夏洛特公主就是因为难产而死。她生孩子生了四天四夜，因为胎儿太大，四公斤，八斤重，实在是生不出来。后来胎儿出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六个小时之后，夏洛特公主也死了。
那这件事情对英国当时上上下下的刺激都非常大，以至于社会舆论就疯狂地谴责这个接生的大夫，大夫最后自己不得不开枪自杀。那这件事情也影响了英国后来的王位继承顺序了，乔治四世没有继承人了，只好把王位交给了他的弟弟威廉四世。威廉四世死了之后，又交给了他的侄女，这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为什么19世纪英国最鼎盛的时候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这么来的，其实本来应该叫夏洛特时代，对吧？
那其实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夏洛特公主她贵为公主，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四天，那承受的是什么？是地狱般的折磨和痛苦。她贵为公主尚且如此，那平民老百姓还用说吗？那个时候妇女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
那这个现状后来是怎么改变呢？其实仅仅是因为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工具的发明，这就是产钳。产钳什么样子呢？现在到医院妇产科都能见得到，就是一个大号的那个蛋糕夹子，当然现在已经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型号、大小，但是样子就跟那个蛋糕钳差不多。它的作用就是伸进产道，固定婴儿的头部，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婴儿抠出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发明。
那它的发明者是谁呢？是17世纪的一个大夫，叫钱伯伦，他们家族就发现接生孩子用这个挺好使。但是他干了一件挺缺德的事情，就是整个家族严密地保守这个秘密，作为他的独门绝技。当时的很多富家大户发现，这个钱伯伦大夫接生确实成功率很高，大家都花重金去请他。
他来的时候往往是一辆马车，然后下车的时候抬下几个雕花的大箱子，这就是他们家制作的那些产钳。然后抬到产房之后说，你们家人都出去，不能看我的独门绝技，甚至产妇他也要用一个床单给盖上，然后自己蹲在底下操作，不让任何人看到。这个产钳的秘密，钱伯伦家族居然保存了好多代，直到19世纪，产钳的秘密才被发现，然后才风行开来，我们现在医院里用的还是这个东西。
直到18世纪的时候，产钳的秘密才被泄露出来，到19世纪的时候，它才被大规模地推广运用。而直到今天，你在很多大医院的产房里去看，你表面上看到的好像是光怪陆离的机器、瓶瓶罐罐的药水，而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于产妇的生命安全来讲，它的意义也许都不如一把产钳来得重要。在过去几百年里，产钳救了无数妇女的命。而产钳是什么呢？有啥高科技含量呢？不过是一把大号的蛋糕夹子，它对一个产科大夫的意义，跟一把趁手的工具对于一个木匠的意义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到这儿，借助洗手和产钳这两个例子，我们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有用的、真实的创新和进步，和高科技也许没有啥关系。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讨论接着往前推一步，我们对于医生的认识往往是有误解的，我们过去总是把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放在一起去讨论，你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反正你们玩得我们不懂就是了。
但是医生和他们都不一样，你看，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他面对的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那个东西是确定的，虽然我眼下搞不清楚，但是一点一点地可以往前拱，为对方是确定的。而医生面对的对象是什么？是人，以及人身上的病，这两个玩意儿都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普通人对于病这个东西总有一些误解，觉得病也是一个客观现象，不，病是人和环境互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产物。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刚才我们讲到难产，难产是怎么来的？其他动物怎么没有难产，只有人类有？因为我们要直立行走。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的智力发达，所以头部就变得越来越大。
你想，头部变得非常大和重之后，我们再爬行还行吗？我们的运动平衡就保持不了，头部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东西，你根本就抬不起头来，所以你只有站起来，让头部的作用力向下，我们才能保持运动平衡。
而人类头部变得越来越大之后，你会发现他生不出来了，产道已经通不过了，所以怎么办？我们只能在婴儿的头部还没有长成之前，以一个胚胎的方式就把人类生出来。你看那个小牛、小马，生下来几个小时乱跑乱蹦、吃草，没问题。
人类的婴儿不行，两岁之前基本上走都有问题；六岁之前基本上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就因为我们要演化出这么一个庞大的大脑，所以人类的身体特征、疾病特征、文化特征，跟其他物种就截然不同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反应链条。如果你对这个反应链条感兴趣的话，强烈推荐一本书，郑也夫老师的新作《文明是副产品》。
那这本书就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人类刚开始奔着某个目的发明了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漫长的演化，这个东西达成的效果真是亲妈都不认识。我们刚开始没奔着这个目的，但是它居然就出现了，所以文明是副产品嘛，我们借着这本书的话也可以讲，疾病也是副产品。
你看，如果你知道一点进化论，知道什么是自然选择的话，就知道这背后有多残忍。你看，如果我们当年的老祖母，就是在演化过程当中那个多少多少代之前的人类的先祖，如果她身体健康的话，就要把胎儿养到足月，那这种人就会被难产折磨而死，她的基因是传不下来的。
基因传下来的老祖母呢，当年正好是有病，什么病？早产嘛，对吧？她把胎儿还没有养到那么大的时候就已经生下来了。恰恰是有病的老祖母成为我们的老祖母，她的基因传下来了。所以今天来看，什么是病呢？是难产是病，还是早产是病呢？这事说不清楚。
其实我想用这个事来佐证，就是疾病并不是一个客观实在，它是人类和环境复杂互动的一个产物。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一个高明的大夫他眼里绝不仅仅有疾病这一个敌人，他眼里还有另外一个对手，那就是由病人、环境、医院、大夫共同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系统。
什么叫治病？你以为针对疾病本身才叫治病？不是，针对这个系统进行优化，也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且没准儿效果会更好。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还是在产科病房里的事，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纽约的医生就发现，经过一百年的折腾，怎么产科病房里的新生儿的致死率一点都没有下降呢？1850年死多少，1950年还是死多少，这一百年医学不是白进步了吗？这是医学的耻辱，但是眼下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由隔壁的一个麻醉科的大夫解决的，不是产科大夫，而且还是一个女大夫，这个人叫阿普加。阿普加大夫1933年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但是入错行了，她学得是外科。当时人的观念，觉得一个女医生干外科是没有前途的，后来就劝她改行，干了麻醉科，她是美国第二个拿到麻醉科执照的女大夫。但是她就不服这口气，我学的是外科。
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这个阿普加大夫医德非常好。你比如说，她在当实习外科大夫的时候，有一次帮助别的医生做手术，后来那个病人就死了，她就一直怀疑，说这是不是因为在手术过程中我夹住了那个病人非常重要的一根血管导致的呢？一旦想到这儿，马上抽出手术刀就冲进了停尸房搞解剖。
后来发现，果然如自己的猜想那样，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及时地汇报给了医院，说我错了，责任在我。你看，这种人眼里只有真相，没有荣辱，她不仅需要医德，还需要勇气。
还有一件事情，这阿普加大夫虽然一辈子没当上外科大夫，但是一生当中她不管走到哪儿，身上总是带两样东西，第一就是手术刀，第二就是用于急救的那个插管。她心里想，万一遇上哪个路人倒地需要急救，我冲上去，我还能当一把临时外科大夫。后来果然，因为她带了这两样东西，一辈子在路上就救活了十几个人，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那阿普加大夫真是狗拿耗子多操闲心，因为她是麻醉科的，但是她老觉得产科病房有点不对头，为什么？很多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脸色也不对头，好像也没有呼吸，心跳也不对头，很多大夫就觉得这孩子根本就救不活，算了，当死婴给处理吧，就不救了。
她觉得有的时候应该能救回来，于是因为她是个女大夫，又不是人家科室的，但是她发明了一个东西，叫阿普加评分表，现在如果生过孩子的女同志，如果你用心的话，你在现在的产科病房里还能看到这个东西，叫阿普加评分表。
这个东西简单到什么程度？它就讲了五个指标，大概就是比如说心跳、肤色、肢体能不能动、会不会啼哭，大概就是五个指标，然后每个指标如果情况非常良好，两分，加起来一共十分。
所有的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进行一次评分，如果低于四分，说明这个孩子不太健康；如果是十分，那就非常健康，满意，五分钟之后再进行一次评估。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阿普加评分表，居然就把美国新生儿的病死率给彻底降下来了。
那你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怎么可能呢？这当然可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能明白，原来让你去跑步，让你去走路，是不是很困难？累。但是现在很多人用了微信运动之后，大家就有那个精气神去跑步，为什么？因为你在跟朋友圈的人比这个步数，很多人专门就为这事还把手机绑到狗身上，让狗帮他给跑，就为那个步数。
有了阿普加评分表之后，就相当于大夫有了这么个微信运动，因为你手里出生的婴儿他好不好，能不能救得活，现在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指标来衡量。那整个纽约，甚至全世界的新生儿的状况都有一个数据指标来衡量，所以各个大夫都想办法要救活那些新生儿，原来不救的现在就开始救。
所以阿普加评分表之后，在短短几年内，有几百项针对新生儿的那个医疗改进就开始发生，后来就降下来了。所以你还真别不信这个邪，简简单单的一个评分表一直用到了今天，而在新生儿病死率下降这件事情上，它是功不可没，甚至是功劳最大的一项创新。所以你看，针对系统的优化，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还是《医生的精进》里面提到的。对于战场上的军医来讲，把伤员的死亡率降下来，这是他们的核心使命。但是这件事情好难的，只有医疗技术有实质性的突破的时候，这个数字才能大比例的下降。
比如说美国人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大概伤员死亡率40%。后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好了，到30%。为啥？因为大量的外科手术发明，而且青霉素在战场上开始使用。后来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这个数字继续下降，到25%了，为啥？因为青霉素广泛使用。
但是自此之后，这个数字就再也降不下来了，因为医疗在这方面的技术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说白了，一个美国大兵要上战场受了伤，四分之一的机会你就得死在那儿。
但是到2005年的时候，就是美国人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这个数字居然神奇地下降了，而且是在医疗技术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的时候下降了。为啥？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原因，系统被优化了。
我们简单给大家讲两个原因。第一，美国人搞出了一种叫进展性创伤生命维持的系统，你听着这个名字很高大上，我跟你说白了吧，其实就是把伤员的救治变成了一个流水线作业。
你看，所有的医生在他进医学院的时候，老师一般都告诉他两条。第一，你要治一个病人，你就彻底对他负责，把他治好；第二，永远不要相信其他的医生。确实，很多医生都有这样的强迫症。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叫王英涛，他原来是一个牙科大夫，他就有强烈的强迫症。比如说经常睡到半夜就会想，今天白天那个病人，那个牙那个地方要再磨一下就完美了。于是深更半夜抄起电话就给护士打，明天你把那个病人再给我叫过来，我再给他磨一下。护士一般撂下电话就说，王大夫又犯病了，才不理他呢，那个磨磨磨有什么要紧？
你看，虽然医德很好，但是这就是医生的特征，做事一定要做到底。可是如果你把这种医德放到战场上，这是要坏事的。你想，一场战斗打下来，进来20个伤员，你说我发扬医德，我逮住第一个拼命治，五六个小时，你是把这个人彻底治好了，剩下19个人全部变成尸体。
所以把伤员送上流水线作业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前线的医院，就是第一线的医院只做最基本的处理，就是确保他活就可以了，不要他恢复。然后医生写上条，我已经处理到哪一步了，伤口也不缝合，甚至病人还在深度麻醉的状态，就往下一级医院去转，由下面的医院接着做下面的事情；然后接着再往上面转，就把伤员当做流水线上的一块肉送来送去。这好像有点不符合医生的工作习惯，但是有效，果然这就把战场上的那个伤员死亡率给降下来了。
还有第二条，就是美国人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重视战场上的大数据。给大家也是举点例子吧，比如说美国人当时要求士兵都戴那个护目镜，这样确保眼伤很少。但是因为这个护目镜大家都很不喜欢，觉得那个款式太土气。
后来就是因为在战场上发现了士兵的这样一个心态，什么方式？大数据统计，发现了，然后迅速地反馈给装备部门，装备部门赶紧送到战场上一款非常时髦、好看，非常酷的护目镜，大家都愿意戴了。果然，这个眼伤的比例就降下来了。
再举一个例子，伊拉克战场上很多美国伤兵死亡，不是因为被什么高精尖的武器给打着了，往往是被当地游击队那个土制的炸弹给伤着了。那这种炸弹其实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它有一个特点特别讨厌，就是弹片非常多，把人打得跟筛子似的，每一个创口其实都不致命，看起来也不起眼，但是架不住多，一多流血就多，往往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后来大数据就捕捉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反映给装备部门。装备部门就赶紧在战场上的急救药箱里多装了一个东西，就是止血绷带，这个东西很普通，只不过多加了一些凝血的药剂而已。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一项创新，真的就把这种因伤致死的情况给大幅度地降下来了。
美国人在2005年就已经特别重视战场的大数据，战地的一线医院，你想人手多紧，还专门要拨出三个医生，专门记录数据，每一个伤员至少要记录75项数据，这就有帮助后面的装备部门来优化他们的医疗策略。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从系统着手的例子，也救活无数的人。
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已经讲了两个因素。第一，持续地优化；第二，系统地优化。但是别忘了，医疗永远是人的事，人在这里面还能做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该说说医学当中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了，那在此之前，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医学它到底是不是典型的科学呢？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医学当中至少临床医学这部分不是典型的科学，也就是治病它不是科学，而是技术。
你看，我们平时总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一起说，科技、科技，中国有个科技部。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模式，所谓的科学是先提出一个假设，大胆假设，然后再回到现实中小心求证。为什么科学家都得有实验室？实验室帮助科学家的地方，就是把那些干扰性的因素排除在外，以帮助科学家来验证自己的设想，所以科学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思维过程。
而技术是什么呢？技术是设定一个目标，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只要能达成目标，什么手段都可以招呼。我干成了，但是我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干成的，反过来再来总结理论。所以技术是一个从现实到理论的思维过程，这两个正好是反的。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再来看医学，你看，医学就是典型的技术，当病人在那儿躺着，马上奄奄一息，你还要翻杂志，说我找一个什么理论依据。没那事儿，什么招好使，什么招就赶紧上，像我们前面讲的什么洗手、产钳这种东西，都是急中生智的产物，它往往没有什么深厚的理论上的道理。这就看得出，人在医学当中的重要性了，人调动自己的一切想象力、能动性、积极性，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思路。
你看，人类20世纪医学的主流思潮是啥？是所谓的循证医学。那啥叫循证医学呢？这概念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最接近于科学思维的医学思维。但是所有讲循证医学的大夫最后都会给你添上两句尾巴，第一句叫要尊重大夫的临床经验，第二句叫要尊重病人的个体价值和意愿。你看，这不又把医学从科学那儿拖到了技术的范畴吗？
我在这儿没有任何对医生群体不敬的意思，但是医生群体确实不是典型的科学家群体，他没有时间整天搞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天天面对的是具体的马上就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所以他是一种典型的，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工种，和其他的技术工种区别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这不是对医生不敬，这恰恰是对医生最高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在医生这个工种里面，理论是否正确，有的时候就没有有效性来得重要。一个人是不是聪明，就不如一个人是否敬业，是否有匠心，是不是肯死磕来得重要。
我们继续回到《医生的精进》这本书里面，它就举了大量的例子，我们简单给大家举一些。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囊肿性纤维化，这病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原理我也不清楚，但是它有一个结果，就是人的很多分泌物变得非常的粘稠，而且没有办法排出体外。请注意，这种病可不是一种能治好的病，因为它是遗传病，你只要生下来带这个基因，这个病一辈子都会跟着你。
那你说这个病能治吗？没法治，到现在医学拿它束手无策。但你说是不是马上得死呢？不会，为啥？因为粘稠的分泌物往往会堵塞肺部，引发那种呼吸衰竭而死。你只要把这个分泌物排出来，你不就可以不死吗？所以只要天天排这个分泌物，假设这个人的寿命和没得这个病的人其实差不多。
在美国，治疗这种病最拿手的一个大夫叫沃里克，在这沃大夫手里，有人已经活到了67岁，而且过去十年没有一个病人死亡，这也算是一个奇迹。那沃大夫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三招。
第一招，他发明了一种咳嗽的方法，就是要求病人把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再深深地弯下腰去，然后再猛然站起来，奋力把胸腔里的分泌物咳出体外，每天数次。
那第二招呢，就是捶背。在胸前里面画了十四个地方，每天找人捶，捶前胸、捶后背。那你说我没有人帮我捶后背怎么办呢？沃大夫给你发明了一种坎肩，背心，你穿上之后那个感觉，就像在一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开车，颠来颠去，捶来捶去，每天两次。
那第三招呢，就是严格执行。他要求病人每一天，一生当中每一天都坚持，这样咳嗽和这样捶背，有点像罗胖每天早晨坚持6点半发60秒语音那个意思，就是一种死磕精神。
那最后，为什么这有效呢？沃大夫讲得好。说你如果不按我这个方法治，你每天得病的概率是0.5%。但是如果按我这个方式治，这个概率就下降，下降到0.05%。你不要看只有这么一点差距，每天积累，到年底的时候，一年积累下来，你用我的方法，你的存活概率是83%；但是不用这个方法呢，你的存活概率只有16%。
所以你看，在长时间段里面进行死磕，这种医疗方法它就是一种简单的技术，但是确实只有沃里克这种严格的大夫，才能把这种疗法坚持到底。
再比如说，有一种常见病叫疝气，得了之后非常痛苦，疼。但是这种病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有的人腹腔壁比较好，内脏发生了移位，所以疼。治这个病其实也很简单，在外科手术里面，这算入门级的，上了手术台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可以解决战斗。
但是这种外科手术也有10%到15%的失败率，那失败了怎么办呢？无非就是再挨一刀，对于成熟的外科医生来说，做这种手术就跟补锅差不多。但是葛文德大夫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就发现了一家医院，神了，它居然把疝气手术做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你看，首先失败率几乎没有，低于1%。而且它做手术那个快，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战斗，而且它的医疗费用还是其他医院的一半左右。那它怎么做得到呢？其实谜底翻开底牌一看，简单得不得了。
这家医院除了疝气手术，别的什么病都不治，它一共就十二个大夫，整天就是疝气、疝气、疝气，一年平摊下来，一个人要做到600例到800例疝气手术。那熟能生巧，一件事情反复做、长期做，他当然就做成了个中高手。你其他医院的外科大夫，你什么病都治，那你一辈子遇到的这个病例可能都不如人家一年遇到的多。
所以你会说，他确实做得好，他也确实解决问题，但是你不觉得这很Low吗？这样的大夫跟那个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装配一个ipad，他有啥区别？这就没有技术含量啊。对呀，那医学到底要的是啥呢？是治愈的效果，还是你所期望的那个智力含量呢？
又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怎么当一个好大夫？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再扩展一下，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三招。第一，持续地做；第二，系统地做；第三，死磕地做，这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
那今天我们想讲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想破除一下关于创新这个概念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智力崇拜，总是觉得创新就是做难题，必须具备极高的智慧含量。这题得难到什么程度？就是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束手无策，而这个时候出来一个人，他一拍脑袋，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道路，把题给解了，这样的人才算是牛人。
就像2015年，屠呦呦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很多人就批评她说，那算什么本事？在那么多味草药里慢慢淘，淘出了一个青蒿素，那是偶然嘛，是侥幸嘛，你看她后来就没有发表过什么有质量的科学论文，说明这个人的科研能力一般，她得诺贝尔奖就是侥幸。
说这样话的人，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个苦差事。我们这期节目的策划人李赟铎先生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些生物学博士，非常苦逼的一群人。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我这辈子能不能从这个学校毕业，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好比我手里拿着一把钥匙，而我面前有几万把锁。如果这个钥匙正好在前几把锁就捅开，我现在就毕业了；如果一直到几万把锁的时候我才能捅开，也许我这辈子都毕不了业，我就搞不出什么科研成果。
确实，很多生物学博士他天天在干吗？你看着穿着白大褂，好像很高大上，其实天天就是刷试管、配试剂，培养细胞、记录实验数据，错了再重来一遍，然后没准儿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个科研成果。那这种科研，我们现在给它一个名字，叫劳动密集型科研，跟富士康的工人真的是区别不大。但是你能说他们搞出来的成果，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吗？什么是创新？这本身就是创新。
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扩大一下，你看，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届得主是伦琴，他的重要发现就是发现了那个X光。可是怎么发现的呢？你能说什么是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吗？不是，他就是细心，在实验过程中发现，有一种管子它可以发出那种光，具有很高的穿透性。
他就很好奇，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拿这个东西拍一拍，那个东西拍一拍，发现这个射线都可以穿越它的内部，甚至把他老婆的手放进去也拍一拍，看见了骨头。后来就凭这张照片和这个发现，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界第一个大奖。
但是直到他得奖的时候，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射线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X射线，那个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你说，这难道不是重大的科学发现吗？
在这儿，我们特别想用这期节目来纠正一下大家对于创新的看法。坚持地做，持续地做，系统地做，用死磕的匠心精神去做，这恰恰就是创新本身。就像我们罗辑思维，今年我想干一件事情，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搞一次跨年演讲。
我就跟很多朋友讲，我说我这个跨年演讲就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坚持，我至少做它二十年，每年的12月31号晚上8点半开讲，一直讲到第二年的凌晨的0点半，讲四个小时。我也许讲得东西并不精彩，但是重要的是我一直坚持这样做，而且市场上没有类似的产品。我这番话说完之后，所有的朋友都觉得，这个事肯定能干成。
我自己也预期，也许第一年买票都很困难，但是做到第三年，买票的问题就会解决。做到第五年、第八年，没准儿那个电视转播权都会值一点钱。如果我真的坚持了二十年，它就一定是中国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地标，甚至是一个奇迹。
你从2015年看我，我也许只是一个傻呵呵的坚持者。如果我真做了二十年，做到了2035年的时候你再来看我，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创新者。
关于创新，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其实人类就是一窝老鼠，往一个迷宫里一散，每一个老鼠都在夺路狂奔。那这有三种老鼠，有的老鼠糊里糊涂，人往哪儿走，自己往哪儿走，这种人跟创新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有其他两种老鼠，有一种特别聪明，他就是知道这个迷宫能怎么走出去，然后总能走对，这种老鼠太少太少，像人类也只是像牛顿、爱因斯坦这种级别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他才能做得到。
但是在科研这条道路上，还有一种老鼠，他就是个笨老鼠，甚至是个缺心眼的老鼠，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能过得去，它怎么就能变成一个死胡同呢？于是他就拼命地拿头撞，拿头撞，没准儿哪一天他就真的撞出一条道路来。
什么是创新？创新既会眷顾那些聪明的老鼠，但是创新也会眷顾我们这些笨老鼠。